（本文为《毛诗正义》第 70/74 部分）

[疏]“《酌》九句”。○正义曰：《酌》诗者，告成《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告於庙。作者睹其乐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经无酌字，序又说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民，故名篇为《酌》。毛以为，述武王取纣之事，即是《武》乐所象。郑以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经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乐，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庙。《有瞽》“始作乐而合乎太祖”，此亦当告太祖也。《大司乐》“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则诸庙之中，皆用此乐，或亦遍告群庙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来，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残去暴，育养天下，故诗人为篇立名，谓之为《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经无所当也。郑以经陈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义，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经有“遵养时晦”，毛谓武王取纣，郑为文王养纣，此言以养天下，则是爱养万民，非养纣身。虽养字为同，非经养也。酌，《左传》作“汋”，古今字耳。○笺“周公”至“而已”。○正义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明堂位》文。虽六年已作，归政成王乃后祭於庙而奏之，初成之时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谓在居摄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诰》为摄政七年之事，而经称周公戒成王云：“肇称殷礼，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礼》。礼既如此，乐亦宜然，故知《大武》之乐，归政成王始祭庙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铄，美。遵，率。养，取。晦，昧也。笺云：纯，大。熙，兴。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师，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养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恶，是周道大兴，而天下归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於音乌。注同，铄，舒灼反。
[疏]“於铄王师”。○毛以为，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师也，率此师以取是闇昧之君。谓诛纣以定天下。由既诛纣，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谓致今时之太平也。又本用师取昧之事，所以为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强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为，则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叹美之，实维尔王之事，信得用师之道，以此故作为《大武》，以象其事。郑以为，《大武》象武王伐纣，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师众也，乃率殷之叛国，养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恶，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兴矣。由有至美之德，诚义足以感人，是以大贤士来而助之。贤士既来，我文王宠而受之。来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竞於我王之造。言其皆来造王，王则宠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续，言其传相致达，续来不绝。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乐，故叹美之。实维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师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传“铄美”至“晦昧”。○正义曰：“铄，美”，《释诂》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训为循，是遵得为率。武王於纣，养而取之，故以养为取。宣十二年《左传》引此云：“遵养时晦”，耆昧也。故转晦为昧，言取是暗昧，则谓武王取纣，不得与郑同也。又缉熙之训，皆为光明。介字，毛皆为大，则此亦宜然。王肃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众也，率以取是昧。谓诛纣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笺“纯大”至“助之”。○正义曰：“纯，大。熙，兴”，皆《释诂》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师之道，於此未宜叹其大大，故依常训，以介为助。以武王之业因於文王，养纣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说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为美文王之师。养者，承事之辞，故云“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养之至老，故云“养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恶”。《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之至德。”孔子叹美文王，谓之至德，是周道以养纣之故，遂得大兴也。《孟子》说“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而归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父归之也。天下父归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归往之也。文武之士并归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众来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襄四年《左传》文。
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龙，和也。蹻蹻，武貌。造，为也。笺云：龙，宠也。来助我者，我宠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争来造王，王则用之。有嗣，传相致。○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郑七报反，诣也。传，直专反。
[疏]传“龙和”至“造为”。○正义曰：龙之为和，其训未闻。《鲁颂》称“蹻蹻虎臣”，故为武貌。“造，为”，《释言》文。王肃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传意或然。天人之和，谓天助人从，和同与周也。○笺“龙宠”至“相致”。○正义曰：上言大介为大来助周，则我龙受之。龙此大介，宠字以龙为声，故龙为宠也。来即宠受，人皆羡之，故蹻蹻之士争来造王，而王又用之，则其馀嗣续而至。《儒行》说交友之道，久相待，远相致，故以“有嗣”为“传相致”也。从大介至有嗣，节之为三等，言从周之士有先后而至也。
实维尔公允师。公，事也。笺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举兵克胜者，实维女之事信，得用师之道。
[疏]笺“允信”至“之道”。○正义曰：“允，信”，《释诂》文。上说行文王之事，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事，所以举兵克胜，谓伐纣胜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类也，祃也，皆师祭也。○祃，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为注。
[疏]“《桓》九句”。○正义曰：《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谓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於上帝，为祃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序又说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讲武之时，军师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经虽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则谓军众尽武。《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是有威武之义。桓字虽出於经，而与经小异，故特解之。经之所陈，武王伐纣之后，民安年丰，克定王业，代殷为王，皆由讲武类祃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类祃，故序达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讲武是军众初出，在国治兵也。类则於内祭天，祃则在於所征之地。自内而出，为事之次也。○笺“类也”至“师祭”。○正义曰：《释天》云：“是类是祃，师祭也。”《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祃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谓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则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则苍帝灵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记》文不指言周，不得斥言苍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总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别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称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谓之五德之帝。但类於上帝，谓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无特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谓之类者，《尚书》欧阳说以事类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师》云：“类造上帝。”注云：“造犹即也。为兆以类礼即祭上帝也。”类礼依郊祀而为之者，言依郊祀为之，是用欧阳事类之说为义也。言为兆以祭上帝，则是随兵所向，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异於欧阳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师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当以后稷也。祃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师》云：“凡四时之大田猎祭表貉，则为位。”注云：“貉，师祭也。於立表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又《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讲武治兵，故有兵祭，习兵之礼，故貉祭祷气势之十百而多获。”由此二注言之，则祃祭造兵为军法者，为表以祭之。祃，《周礼》作“貉”，“貉”又或为“貊”字，古今之异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获百倍。
绥万邦，娄丰年。笺云：绥，安也。娄，亟也。诛无道，安天下，则亟有丰熟之年，阴阳和也。○娄，力住反。亟，欺冀反，数也。下同。
[疏]“绥万邦”。○毛以为，武王诛纣之后，安此万邦，使无兵寇之害，数有丰年，无饥馑之忧。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为善不解倦者以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则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为善不倦，故为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残贼，能安定其家。谓成就先王之业，遂为天下之主。乃叹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见於天。殷纣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郑唯下二句为异。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纣为天下之君，但由为恶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馀同。○笺“绥安”至“阳和”。○正义曰：“绥，安”，《释诂》文。又云：“亟、屡，疾也。”同训为疾，是屡得为亟也。经言万国，笺言天下，天下即万国也。《尧典》云：“协和万邦。”哀七年《左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则唐、虞、夏禹之时，乃有此万国耳。《王制》之注以殷之与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国，无万国矣。此言万国者，因下有万国，遂举其大数。此文广言天下之大，不斥诸侯之身，国数自可随时变易，其地犹是万国之境，故得举万言之。此安天下，有丰年，谓伐纣即然。僖十九年《左传》云：“昔周饥，克殷而年丰。”是伐纣之后，即有丰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士，事也。笺云：天命为善不解倦者，以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则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当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业，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
[疏]笺“天命”至“天下”。○正义曰：以“天命匪解”为下文总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谓天下众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当於天意也。以当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谓既能诛纣，又四方尽定，由是万国得安，阴阳得和。此言结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业，遂有天下。先王虽有其业，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纣，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以间之。间，代也。笺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纣为天下之君，但由为恶，天以武王代之。○於音乌。注同，间，间厕之间。注同。
[疏]传“间，代”。○正义曰：《释诂》文。毛传未有以于为曰，皇多为美，此义必不与郑同也。王肃云：“於乎周道，乃昭见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传意或然。○笺“于曰”至“代之”。○正义曰：“于，曰。皇，君”，《释诂》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恶与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纣，即是明之事。言武王当天意以代，纣所以叹美之。
《桓》一章，九句。
《赉》，大封於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赉，来代反，与也，徐又音来。
[疏]“《赉》六句”。○正义曰：《赉》诗者，大封於庙之乐歌也。谓武王既伐纣，於庙中大封有功之臣以为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经无“赉”字，序又说其名篇之意。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赉》。经之所陈，皆是武王陈文王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庙，谓文王庙也。《乐记》说武王克殷之事云：“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下文则云：“虎奔之士，脱剑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庙为明堂制。”是大封诸侯在文王之庙也。○笺“大封”至“有功者”。○正义曰：以言大封，则所封者广。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应得然。且宣十二年《左传》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颂，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引此文以为武王之颂，故知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封为诸侯。《乐记》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蓟、祝、陈，下车而封杞、宋”，又言“将率之士使为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传》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文尚书·武成篇》说“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庙，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赉于四海，而万民悦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庙，《乐记》未至庙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统》曰：“古者明君必赐爵禄於太庙，示不敢专也。”然则武王未及下车，虽有命封之，必至庙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谧云：“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庙。将率之士皆封，诸侯国四百人，兄弟之国十五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如谧之言，此大封是伐纣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勤，劳。应，当。绎，陈也。笺云：敷，犹徧也。文王既劳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业，我当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劳心，能陈绎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谓安天下也。○敷音孚。绎音亦。徧音遍。下篇同。
[疏]“文王既勤止”。○正义曰：武王既封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庙，因以文王之道戒敕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劳於政事止，以勤劳於事，故有此天下之业。我当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劳心之事，皆陈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维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劳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诸臣受封者，亦当陈而思行之。言己陈行文王之道，敕诸臣，亦使陈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传“勤，劳。应，当。绎，陈”。○正义曰：皆《释诂》文。○笺“敷犹”至“天下”。○正义曰：敷训为布，是广及之义，故云“犹徧也”。文王既劳心於政事者，《尚书》所谓“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劳心，以有天下之业。我当受之，谓受其位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已及物之辞，谓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时周之命，於绎思。笺云：劳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诸臣受封者，陈绎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业敕劝之。○於，郑如字，王音乌。王，于况反，又如字。下篇同。
[疏]笺“劳心”至“劝之”。○正义曰：言是者，上之劳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劳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诗为大封而作，故知“於绎思”是敕诸臣受封，使陈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为大法，故以文王之功业敕劝之。於亦叹辞也。
《赉》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般，乐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乐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为序文。
[疏]“《般》七句”。○正义曰：《般》诗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飨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经称“乔岳”、“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经无“般”字，序又说其名篇之意。般，乐也，为天下所美乐。定本“般乐”二字为郑注，未知孰是。岳实有五，而称四者，天子巡守，远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礼。於中岳无事，故序不言焉。四渎者，五岳之匹，故《周礼》岳渎连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渎。以河是四渎之一，故举以为言。《汉书·沟洫志》曰：“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於四渎，而河为宗。”然则河为四渎之长。巡守四渎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经无海而序言海者，海是众川所归，经虽不说，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高山，四岳也。堕山，山之嶞堕小者也。翕，合也。笺云：皇，君。乔，高。犹，图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则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祭者合为一。○於音乌。注同。嶞，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狭而长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堕”。乔岳，上音桥，下音岳。翕，许及反。
[疏]“於皇时周”。○毛以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处，则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与高而为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图者，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灵，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郑唯以皇为君、褒为众为异。馀同。○传“高山”至“翕合”。○正义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对高山为小，故知山之小者堕堕然，言其狭长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训为美。主肃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无违，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传意或然。“翕，合”，《释诂》文。○笺“皇君”至“为一”。○正义曰：“皇，君。乔，高”，《释诂》文。“犹，图”，《释言》文。以於己是叹美之辞，故以皇为君。君是周邦，谓为天子也。巡守所至，则登其高山而祭之，谓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尧典》及《王制》说巡守之礼，皆言望秩于山川。《尧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则知“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皆谓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乔岳与上句高山犹是一事，但巡守之礼，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说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与四岳同祭，故又言乔岳，令与小山为类，见其同祭之耳。“允犹”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图耳。而并云川者，山之与川，共为一图，言望秩山川，则亦案图耳。但河分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犹”之下，使之不蒙“允犹”。自河以外，其馀众川，明皆案图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图”。信者，谓审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独河言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河，祭者合之为一，故云翕也。《禹贡》“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岯。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是大陆之北敷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与播义同，故彼注云：“播，犹散也。同，合也。下尾合为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则因大陆分而为九，至下又合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汉书·地理志》“巨鹿郡有巨鹿县，大陆泽在其北”。《禹贡》注云：“在巨鹿。”《郑志》答张逸云：“巨鹿，今名广河泽。”然则河从广河之北分为九也。《禹贡》兖州，“九河既道”，孔安国注云“河水分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郑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无岸，故能分为九，以衰其势。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骇、大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今河间弓高以东，至平原鬲盘，往往有其遗处焉。”郑言九河之名，《释水》文也。李巡曰：“徒骇者，禹疏九河以徒众起，故曰徒骇。大史者，禹大使徒众通水道，故曰大史。马颊者，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处状如覆釜。胡苏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简者，水深而简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钩盘者，河水曲如钩，屈折如盘，故曰钩盘。鬲津者，河水狭小，可隔为津，故曰鬲津。”孙炎曰：“徒骇者，禹疏九河，功难，众惧不成，故曰徒骇。太史者，大使徒众，故依名云。胡苏者，水流多散胡苏然。简者，水通易也。钩盘者，水曲如钩，盘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狭，可隔以为津而横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沟洫志》称，成帝时，博士许商以为“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不离此域”。如商此言，上举三河之名，下以县充之，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馀六者，商所不言，盖於时以不能详知其处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则徒骇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则《尔雅》之文从北而说也。太史、马颊、覆釜文在胡苏之上，则三者在成平之南、东光之北也。简、絜、钩盘文在胡苏之下，则三者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也。郑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遗处”，是其不审之辞也。郭璞云：“徒骇今在成平县，东光有胡苏亭，鬲、盘今皆为县，属平原渤海。东光、成平、河间、弓高以东，往往有其遗处焉。”璞言盘今为县，以为盘县，其馀亦不审也。虽古之河迹难得而详，要於《禹贡》之时，皆在兖州之界。於汉之世，则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郑志》赵商谓“河在兖州之北已分为九河，分而复合，於大陆之北又分为九”。故问之曰：“《禹贡》导河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然则大陆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时复得合为一，然后从大陆已北复播为九也？答曰：“兖州以济河为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复合为一，乃在下头。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观子所云，似徒见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当知古，是郑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汉乃冀州域耳。言复合为一，乃在下头，正以经云“同为逆河，入于海”，明并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头”耳。亦不知所并之处，故不斥言之。齐桓公塞为一者，不知所出何书。其并为一，未知并从何者。
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裒，聚也。笺云：裒，众。对，配也。徧天之下众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於绎思”，《毛诗》无此句，《齐》、《鲁》、《韩诗》有之。今《毛诗》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疏]传“裒，聚”。○正义曰：《释诂》文。○笺“裒聚”至“而王”。○正义曰：《释诂》云：“裒、众，多也。”俱训为多，是裒得为众。《释诂》云：“妃、合、会，对。”是对得为配。言徧天之下，则无有不祭，故以为众山川之神皆配祭之。正言配者，山川大小相从配之，祭无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纣，后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归功於神，见受命之前己能敬神，及今巡守犹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绎思”三字，误也。
《般》一章，七句。
卷二十二十之一
卷二十二十之一
◎训传第二十九
鲁颂谱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则大庭氏亦居兹乎？○正义曰：昭十七年《左传》云：“郯子曰：‘少皞挚之立也。’”定四年《左传》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汉书·地理志》云：“周兴，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应劭云：“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然则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则名鲁也。昭十八年，“宋、卫、陈、郑灾”。《左传》称“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经、传之文虽不言大庭居鲁，而此库系大庭言之，故为疑辞云：“则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预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於其处作库，高显，故登以望气。”然则大庭之居在於鲁城内，於其处作库，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归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鲁。○正义曰：《洛诰》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时事，其经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注云：“谓将封伯禽也。”又《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是周公归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记·鲁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鲁。”然则周公於武王之时已受鲁封，但身不之鲁，使伯禽就国。至归政之后，成王乃大启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鲁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据后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贡》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义曰：《禹贡》“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艺，大野既潴”。徐州是鲁之界，故知之。
自后政衰，国事多废。十九世至僖公，当周惠王、襄王时，而遵伯禽之法，养四种之马，牧於坰野。○正义曰：鲁自伯禽之后，有武公，鲁人追立其庙，以为世室。又有孝公，为樊伸山甫所荐，虽复贤於诸公，不为时所歌颂，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总云“政衰事废”。明僖公兴之，故致颂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为炀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晞弑幽公而立，是为魏公。卒，子厉公擢立。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卒，子真公濞立。卒，弟敖立，是为武公。卒，子戏立，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杀懿公，而立伯御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乃立懿公弟称，是为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卒，子息姑摄行君事，是为隐公。十一年冬，公子翚杀隐公，立其弟允为君，是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为庄公。三十二年卒，立子开，为闵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为僖公。”从周公数之，故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襄王二十五年薨，是当周惠王、襄王时也。○尊贤禄士，修泮宫，崇礼教。○正义曰：《有駜》俞僖公用臣必先致禄食。《振鹭》言絜白之士群集君朝，是尊贤禄士也。《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是修泮宫崇崇教也。舒瑗云：鲁不合作颂，故每篇言“颂”，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修泮宫，土功之事。《春秋》经不书者，泮宫止国学也，修谓旧有其宫，修行其教学之法，功费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书也。
僖十六年冬，会诸侯于淮上，谋东略，公遂伐淮夷。○正义曰：《春秋》僖十六年经书“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等於淮”。《左氏传》曰：“会于淮，谋鄫，且东略。如传之意，以言此会主为谋鄫，且东行略地。今郑言“谋东略”，则郑意言此会非直谋鄫，且谋东略。以为二俱谋之。僖九年《左传》“宰孔云：‘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为此会。’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是谓征伐为略也。此言谋东略者，谓东征伐而略地也。淮会既有此谋，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宫》之篇所说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经、传僖公无伐淮夷之事，故郑推校早晚，以为淮会之谋东略，即是谋伐淮夷。既谋即伐，故称遂也。案《左传》僖十六年，冬，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使师取项，公为齐所止，十七年方始得还。传云：“书曰‘公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然则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还之后，乃兴师伐之。诗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则是受成於学，然后出师，非因会而遂行也。淮会谋东略者，与诸侯共谋。诗称伐淮夷者，专美鲁侯。盖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鲁，於时霸者使鲁独征之，故诗专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举必书，所以经、传无伐淮夷文者，当是史文脱漏，故经、传皆阙。僖二十年，新作南门，又修姜嫄之庙。至於复鲁旧制，未遍而薨。○正义曰：“二十年新作南门”，《春秋经》也。《閟宫》云：“閟宫有侐，实实枚枚。”又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庙也。序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马门庙，鲁之旧事，是至於复鲁旧制也。伯禽之后，国事多废，则所废者非徒马及门庙而已，故云“未遍而薨”，所以死后追颂。若然，“新作南门”，《左传》云：“书，不时也。”而以为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门，意在修复古制，但不从启塞之时，是於礼为小失。《春秋》贬纤介之恶，故取以为讥。论其复旧之情，实为美事。作南门、修庙，其事相类，故郑言修庙，因说作门，赞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颂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庙，《春秋》不书者，鲁国旧有此庙，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书也。
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於周，而作其颂。○正义曰：既言“未遍而薨”，乃云“请周作颂”，则此颂之作，在僖公薨后。知者，以大夫无故不得出境，上请天子追颂君德，虽则群臣发意，其行当请於君。若在僖公之时，不应听臣请，王自颂己德，明是僖公薨后也。文六年行父始见於经，十八年史克名见於传，则克於文公之时为史官矣。然则此诗之作，当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请周而不见於经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书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群臣之心，请王作颂，虽复告君乃行，不称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书也。《駉颂》序云：“史克作是颂。”广言作颂，不指《駉》篇，则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宫》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庙耳。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之等，自谓《鲁颂》是奚斯作之，谬矣。故王肃云：“当文公时，鲁贤臣季孙行父请于周，而令史克作颂四篇以祀。”是肃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时，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为此次者，以《駉》言务农重穀，为政之本，又善於任贤，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则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宫、服淮夷也。文武既备，明神降福，则能克剪放命，复其疆宇，故终以《閟宫》。四篇皆颂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犹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寝”，皆为《春秋》所讥，则是行不纯善。而得作颂者，《春秋》所讥，皆人事小失，非有损於国家。僖以鲁之先君国事多废，远遵伯禽之法，能复周公之宇，安宁鲁国，作为贤君。缘王者不陈其诗，故臣子请而作颂，亦犹他国作诗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乐颂声。虽复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为鲁人所颂，则伯禽之德，自然堪为颂矣。所以无伯禽颂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鲁，於时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颂之作，事归天子，列国未有变风，鲁人不当作颂。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正义曰：此《春秋》经也。《閟宫》笺与此俱引此文者，以彼传云“书不恭也”，杜预云：“简慢宗庙，使至倾颓，故书以见臣子不恭。”然则宗庙毁坏者，讥其不恭，明脩造缮治者，於事为善，申说僖公之复旧制，作新庙，为可颂之事，故引大室坏而反以证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为世室，谓伯禽之庙。服、杜皆以为太庙之室。郑无所说，盖与《左氏》义同也。
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於王者之后。○正义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是成王命鲁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犹三望，是鲁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郑以三望为河、海、岱，是鲁之境内山川也。祭其境内山川，则自是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礼者，以《春秋》郊、望连文，故因说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礼运》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后得郊天。由命鲁得郊天，用天子礼，同于王者之后，故孔子亦录其诗之颂，同於王者之后也。王者之后而有颂者，正谓宋有《商颂》，解《鲁颂》所以得与《商颂》同称颂之意也。
问者曰：“列国作诗，未有请於周者。行父请之，何也？”曰：“周尊鲁，巡守述职，不陈其诗。至於臣颂君功，乐周室之闻，是以行父请焉。”○正义曰：变风之序皆不言请周，此独言请，故问而释之。《王制》说巡守之礼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之风俗。”然则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观其善恶，以为黜陟。今周尊鲁，若王者巡守述职，不陈其诗，虽鲁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谱》云：“巡守述职，不陈其诗，示无贬黜，客之义。”然则不陈鲁诗，亦示无贬黜鲁之义也。巡守陈诗，观民风俗，善则赏之，恶则贬之。既示无贬黜，不采其诗，虽有善诗，不得复采，故王道既衰，变风皆作，而鲁独无之。以无鲁风，故知巡守述职，不陈其诗。鲁之臣子，缘周室尊鲁，不陈其诗，是不欲使鲁有恶。既不欲其恶，当喜闻其善，至於臣颂君功，亦乐使周室闻之，是以行父请焉。鲁人请周，不作风而作颂者，以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是咏歌之善称。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后颂声作焉。今鲁诗称“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复有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称，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状，故称颂也。以作颂非常，故特请天子。以鲁是周公之后，僖公又实贤君，故特许之。不然，亦不得转借其名而作颂也。○周之不陈其诗者，为忧耳。其有大罪，侯伯监之，行人书之，亦示觉焉。○正义曰：又解不陈其诗，所以为劝诫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监察之，行人之官书记之，亦足示觉知之焉。虽则不陈其诗，亦足以为黜陟也。《商谱》云：“示无贬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觉焉”，互相补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恶，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恶，故言有大罪耳。其实小善小恶亦监之、书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别名。僖元年《左传》曰：“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是州内诸侯有善恶者，侯伯当监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诸国有善恶，行人当书之。
《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穀，牧于坰野，鲁人尊之，於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季孙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鲁史也。○駉，古荧反，《说文》作“骁”，又作“駫”，同。牧，徐音目。坰，苦荧反，徐又苦营反，或苦琼反，远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颂”。○正义曰：作《駉》诗者，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鲁之始封贤君，其法可传於后。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节俭，以足其用情，又宽恕以爱於民，务勤农业，贵重田穀，牧其马於坰远之野，使不害民田，其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后，鲁国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孙氏名行父者，请於周，言鲁为天子所优，不陈其诗，不得作风，今僖公身有盛德，请为作颂。既为天子所许，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诗之颂，以颂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贤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总以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圣人，身不之鲁，鲁国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系之於伯禽，以见贤能慕贤之意也。俭者，约於养身，为费寡少，故能畜聚货财，以足诸用。宽者，缓於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罚，以爱下民。此虽僖公本性，亦遵伯禽为然也。务农，谓止舍劳役，尽力耕耘。重穀，谓爱惜禾黍，不妄损费。其事是一，但所从言之异耳。由其务农，故牧於坰远之野，使避民居与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说诸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终说牧马之事也。俭以足用，宽以爱民，说僖公之德，与务农重穀为首引耳，於经无所当也。僖公之爱民务农，遵伯禽之法，非独牧马而已。以马畜之贱，尚思使之善，则其於人事，无所不思明矣。“鲁人尊之”以下，以诸侯而作颂诗为非常，故说其作颂之意，虽复主序此篇，其义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请，史克所作也。此言鲁人尊之，谓既薨之后，尊重之也。○笺“季孙”至“鲁史”。○正义曰：行父是季友之孙，故以季孙为氏，死谥曰文子。《左传》、《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传》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知史克，鲁史也。此虽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僖公使牧於坰野，马皆肥健，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见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马齐力尚强，故云“伾伾”，见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马，田猎齐足尚疾，故云“驿驿”，见其善走也。卒章言驽马，主给杂使，贵其肥壮，故云“袪袪”，见其强健也。马有异种，名色又多，故每章各举四色以充之。宗庙齐豪，则马当纯色，首章说良马而有异毛者，容朝车所乘故也。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駉駉，良马腹幹肥张也。坰，远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笺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与良田也。《周礼》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牧之坰野则駉駉然。骊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纯黑曰骊，黄骍曰黄。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彭彭，有力有容也。笺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饮食得其时，则自肥健耳。○驈，户橘反，阮孝绪于密反，顾野王馀橘反，郭音述。骊，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说文》、《字林》云：“深黑色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间也。”《苍颉篇》云：“两股间也。”骍，息营反，赤黄曰骍。下文同。《字林》火营反。种，章勇反。驽音奴。饮食，上音荫，下音嗣，又并如字。
思无疆，思马斯臧。笺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无有竟己，乃至於思马斯善，多其所及广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疏]“駉駉”至“斯臧”。○正义曰：僖公养四种之马，又能远避良田，鲁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张者，所牧养之良马也。所以得肥张者，由其牧之在於坰远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饮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马也？乃有白跨之驈马，有黄白之皇马，有纯黑之骊马，有黄骍之黄马。此等用之以驾朝祀之车，则彭彭然有壮力，有仪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无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广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马”字作“牡马”。○传“駉駉”至“曰坰”。○正义曰：腹，谓马肚。幹，谓马胁。宣十五年《左传》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谓鞭马肚也。庄元年《公羊传》曰：“拉公幹而杀之。”谓折公胁也。肥张者，充而张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说四种之马，故言駉駉良马，腹幹肥张。明首章为良马，二章为戎马也。坰者，阔广之义，故为远。《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此传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为通称，因即据野为说，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与此经牧马字同而事异，若言郊外牧，嫌与牧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远近之异名。孙炎曰：“邑，国都也。设百里之国，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则百里之国，国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异其名，则坰为边畔，去国最远，故引之以证坰为远也。彼据小国言之，郊为远。郊、牧、野、林、坰，自郊外为差，则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处。笺称牧於坰野，又言牧任远郊，便是郊、牧、坰、野共为一处。与《尔雅》异者，自国都以外，郊为大限，言牧在远郊，谓所牧之处在远郊之外，正谓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礼》六遂在远郊之外。《遂人职》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总称野也。牧於坰野，自谓放牧在坰，非远近之名，虽字与《尔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孙炎言“百里之国，十里为郊”，则郊之远近，计境之广狭以为差也。《聘礼》云：“宾及郊。”注云：“郊，远郊。”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差之，远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郑之所约也。以《聘礼》下云“宾至于近郊”，故知宾及郊者，为远郊也。《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远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尔雅》从邑之外止有五，明当每皆百里，故知远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於时周都王城，而谓成周为东郊，则成周在其郊也。於汉王城为河南，成周为洛阳，相去不容百里，则所言郊者，谓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是郑以河南洛阳约近郊之里数也。《周礼》杜子春注云：“五十里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是儒者相传为然。昭二年“叔弓如晋”，《左传》曰：“晋侯使郊劳。”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当别有依约，与郑异也。《书传》云：“百里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国，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诸侯之国，其郊与周异也。○笺“必牧”至“之地”。○正义曰：解牧马必在坰野之意。以国内居民多，近都之地贵，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与良田故也。以序云“务农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义也。引《周礼》者，《地官·载师》文。彼注郑司农云：“官田者，以备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也。赏田者，赏赐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谓：“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农者，以《载师》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陈者为制贡赋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则自公家所田，无赋税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为税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农以牛田为牧家所受，则非复放牧之田。而引证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远郊之外，因近其牧处而绐之田，故引此为证牧马之处，当远於国也。彼虽天子之法，明诸侯亦当然，则牧在远地，避民良田，乃是礼法当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礼，故特美之。○传“牧之”至“力有容也”。○正义曰：上言“駉駉牡马，在坰之野”，是马之肥，及言其牧处。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传辨之云：“牧之坰野，则駉駉然。”《释畜》云：“骊马白跨，驈。”孙炎曰：“骊，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间也。”然则跨者，所跨据之处，谓髀间白也。《释畜》又云：“黄白，皇。”舍人曰：“黄白色杂名皇也。”其骊与黄，则《尔雅》无文。《月令》孟冬云：“驾铁骊，象时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故知“纯黑曰骊”。《尔雅》“黄白，皇”，谓黄而色白者，名之为皇，则黄而赤色者直名为黄明矣。故知“黄骍曰黄”。骍者，赤色，谓黄而杂色者也。诸侯六闲，马四种，《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国六闲，传唯变邦国以为诸侯耳。以四章所论马色既别，皆言以车，明其每章各有一种，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经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无可以为别异，故就此以车异文而引之也。闲，谓马之所在有限卫之处。《校人》之注以为二百一十六匹为一厩，每厩为一闲。诸侯有四种，其三种别为一闲，驽一种而分为三闲也。传既言马有四种，又辨四种之异，故云“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彼《校人》上文辩六马之属，种、戎、齐、道、田、驽，本无良马之名。郑於彼注以为诸侯四种，无种、戎，而有齐、道、田、驽。此传有良、戎，而无齐、道。与彼异者，彼上文说六马之属，下言天子六种，邦国四种，家二种，自上降杀以两，明当渐有其等差，其义必如郑说。今传言良马，非彼六马之名，则戎马非彼之义。戎马自以时事名之，盖谓齐马为良马，道马为戎马也。何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诸侯之国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谓朝祀所乘为良马，征伐所乘为戎马，非《周礼》之种、戎也。彼郑注以次差之，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当六马。而诸侯路车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车虽有异，马皆四种，则知其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传准所用，别为立名，谓之良、戎，不言齐、道。案鲁以同姓勋亲，有金路以下，则当金路、象路共驾良马，戎路驾戎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其馀诸侯无金路者，事穷则同，盖亦准其时事分乘四种。大夫本无路车，亦有二种之马，明以时事乘之，不必要驾路车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为之右。”然则戎、田相类，何知不象路驾戎马，戎路驾田马，而必知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驾良马，戎路驾戎马者，以兵戎国之大事，当驾善马，不得与田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无饰，故卑於象路。戎马以其尚强，故戎马先於齐马。以此知诸侯戎路亦不得与田路同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马不得驾之。《冬官》“辀人为辀，国马之辀，深四尺有七寸；田马之辀，深四尺”。注云：“国马，谓种马、戎马、齐马、道马，高八尺；兵车、乘车，衡高八尺七寸；田马七尺。”则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马之高，当与齐道同，不与田马等，故知戎路不得驾田马也。戎路必驾戎马，则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驾良马明矣。《校人》又云：“凡颁良马而养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马，五路之马。”彼以五路之马皆称为良，此传独以齐马为良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谓之良，不与《周礼》同也。朝祀所乘，虽取其力，亦须仪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备五御之威仪也。○笺“臧善”至“广博”。○正义曰：“臧，善”，《释诂》文。疆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无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众多，乃至於思马斯善。以马是贱物，举微以见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广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