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59/66 部分）

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论语》：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臣按：万世经武之要，不出乎圣人此二语。子曰：“不以教民战，是谓弃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谨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圣人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革不击，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战如所，行如战，有功如幸。《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祸莫大于轻敌。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管子》曰：攻坚者瑕，攻瑕则瑕者坚。《庄子》曰：圣人以必不必，故多功；众以不必必，故无功。
《扬子》曰：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
《淮南子》曰：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动如一体。五指之更弹不若拳手之一恎，万人之更进不如一人之独至。
臣按：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以后采兵书。
《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缓不过三舍（此以明礼），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争义不争利（此以明义），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终知始（此以明智）。
臣按：此所谓礼、仁、信、义、勇、智之六德也，盖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教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从命为上上赏，犯命为上上戮。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
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舍谨兵甲，行谨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以上《司马法》）
臣按：此皆《司马法》中之要语也，宋人集兵书为七以教习武者，此其一也。七书之中，惟此得古盛时之遗意，何者？以其不专尚权谋也。此书乃齐威王时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之说于其中，然今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意者今世所传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者乃穰苴所说，而所谓古者司马之法则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说耳。太史公谓其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不能竟其义，意其谓全书也。今其全书不可复见，而三篇之中，其要语者仅仅若此，故摘而出之著于篇。
《三略》曰：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柔能制强。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廉此四者而制其宜。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
臣按：汉光武引此语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而此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强”，盖有阙文也，况此下文继之以柔、强、弱，四者与汉诏同，其间阙“刚弱能制”四字无疑也，宜如汉诏补之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斯二语也，非但以之自况，亦当用此以备敌也。
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
臣按：尊礼重禄则士之报礼重，盖用人而重之以禄，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事君之义当然也。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劝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
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
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
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闲，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仙相讪，是谓乱源。（以上《上略》）
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
无使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以上《中略》）臣按：此所谓仁者，盖慈顺而无执守之谓，非孔孟之所谓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
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臣按：此等言语，皆非战国以后人所能道，汉光武尝引此语为诏以报臧宫，继之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若光武者，可谓善读书矣。读书而能用之，斯为善读，不然徒资口耳而无实用，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废一善则一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圣人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后汉书》注谓此即张良于下邳圯所见老人出一编书者也，今虽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时已引其言以为诏，即以《黄石公记》为言，其非魏晋以后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义而不用阴谋秘计，《上略》所引古语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无所引，盖上、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语意，而《下略》则已自为言也欤？且其言曰《三略》为衰世作，意谓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时世衰而战争起，诚能择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独可以用之于兵，推而广之，则兵亦可以繇是而不用，而归于德化之世矣。
以上经武之要（上）
卷一四二
▲经武之要（下）
《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臣按：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此一语凡为将者尤所当知者也。
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六韬》者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其辞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决非太公语也。晁说之谓其为兵家权谋之书，陈埴谓为后世依托，得之矣。惟叶适谓：“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豫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而不可测，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征，《庄子》亦有之，其作此书者取庄言而附益之耳。”适谓岂《庄子》不知其非伪，岂其然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谓顺天时而制征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部曲，队伍曲折）、制（金鼓、旌旗节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经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岳飞曰：“用兵之术，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戴溪曰：“《孙子》之书十三篇，其说备矣，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然后世之人苟达《孙子》权谋之用，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
臣按：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亦有国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是亦为将之一助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臣按：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谓之庙算。
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孙武生战国时，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故欲速战，恐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中国与外夷战、朝廷与盗贼战，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用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
苏辙曰：“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既为之正又为之奇，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则虽承平无事之时，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皆所当然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盖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节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无不前死。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说，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德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其为妓则一也，听者取其音可也，其为人姑勿论。
《尉缭子》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盖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熙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主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穴｝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盖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赵屠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娄敬曰：“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晁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宜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䴙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䴙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