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读四书大全说》第 5/21 部分）

此等处，中庸原要说合，见得“知之”、“成功”之一。故于圣人分上，说“天地之化育”，“天地之道”，“维天之命”，“天地之所以为大”；于君子分上，说“圣人之道，峻极于天”，说“诚者自成，所以成物”，说“建诸天地而不悖”，乃至动察静存之功，驯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无非此理。圣则合天矣，贤则合圣矣。合圣，而于天又岂远哉？诸儒徒区区于生安、学利、困勉之分，而不知尽性即以至命之合，大失本旨。
二
或问于第二十章说诚之处，推天人之本合，而其后，人遂有不诚以异乎天者，其害在人欲；至此章言至诚尽性，而以“无人欲之私”为之脉络。此朱子吃紧示人语，转折分明，首尾具足，更不囫囵盖覆。其不取程子“穷理便是至命”之说，亦争此耳。
盖诚者性之撰也，性者诚之所丽也。性无不诚，仁义礼知，皆载忠信。非但言诚而即性。性有仁义礼知。诚以行乎性之德，非性之无他可名而但以诚也。性实有其典礼，诚虚应以为会通。性备乎善，诚依乎性。诚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者天用之体也，诚之所干也。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分诚与性为二，而相因言之。天用之体，不闲于圣人之与夫妇。无诚以为之干，则忮害杂仁，贪昧杂义，而甚者夺之。因我所固有之大用诚，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体性，充实无杂，则人欲不得以乘之，忮害等无所假托则不杂。而诚无不干乎性，性无不通乎诚矣。
抑朱子以尽心为尽其妙用，尽性为尽其全体，以体言性，与愚说同。而尽其虚灵知觉之妙用者，岂即诚乎？于此则更有辨。
孟子以知言，此以行言。则“知性”与“尽性”对，而于“知”与“尽”分知行；“尽心”与“至诚”对，而于“心”与“诚”分知行。问者有所未察，故以“尽心”“尽性”为疑，朱子则已别白之矣。“尽心”者，尽其虚灵知觉之妙用，所谓“明善”也。“至诚”者，极至其笃实充满之大用，所谓“诚身”也。“存心养性”者，诚之之事也。“尽性”者，事天之效也。
君子学繇教入，自明而诚，则以“尽心”为始事。圣人德与天合，自诚而明，则略“尽心”而但从“诚身”始。圣人无欲，不待“尽心”以拣乎理欲之界。贤人遏欲以存理者也，而遏欲必始于晰欲，故务“尽心”；存理必资乎察理，故务“知性”。孟子为思诚言其义，与下言人道诸章义通，不可引作此章之证。
三
章句云“此自诚而明之事”，则尽人物之性，赞化育，参天地，皆以极明之用也。“知无不明”，固明也。“处无不当”，则是诚以成物，而亦为明之效者，明之所至，诚用皆达也。
尽人物之性，明只是教，而不可谓性；则“自明诚谓之教”，乃以言“自诚明”者明后之功用。既诚以生明而明复立诚，其非竟言贤人之学可知已。若贤人则须于人物之性，求知之明，求处之当，于己之性，察而繇之，其不能即谓之教，审矣。
以此知“自明诚”“明”字，亦以成德言，而无工夫。“自诚明”者亦有其“自明诚”也。直至“明则诚矣”“明”字，方为贤人之学而有力。不然，则此“自诚明”之事，何以不自明止？必处之当故。而朱子所云“教化开通处得其理”，又岂非教之谓乎？
大抵此等处须要活看。如下章言“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固非“自诚明”之事，而抑何以先诚而后明耶？自明诚者，亦自诚而复明。
四
说此“至诚”必是有德有位，陈氏之肤见也。本文云“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字自在性上说，不在人物上说。一人亦人也，千万人亦人也；用物之宏亦物也，用物之寡亦物也。岂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尽人物之性耶？
此与作礼乐不同。彼以行于天下言，则须位。此就其所知、所处之人物言，则不须位。陈氏死认朱子“黎民于变时雍，鸟兽鱼鳖咸若”之语，便煞著尧、舜说。不知朱子本文一“如”字，是活语，极其至处，则时雍咸若而皆非分外。然抑岂必时雍咸若而后能尽人物之性，以几于赞化参天也哉？
第二十三章
一
“曲”云者，如山一曲、水一曲之曲，非一方一隅之谓也。从纵上说，不从方上说。斯道之流行者不息，而曲者据得现前一段田地，亦其全体流行之一截也。
总缘此指诚而言，固不可以仁义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诚”，此等天资，与乍见孺子入井而恻隐之今人，自不一格。彼特一念之善，发于不知不觉之际，恍惚灵动，而非有无妄之可据。其于未见孺子之前，孺子见已之余，犹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曲”，则大概皆循义理而行，特不能于痛痒关心之处，亲切警惺，如固有之。唯此一“曲”，则实有之而无妄，苟能所择皆善，则所信益弘，而无有不诚，遂俾形、著、明、动、变、化之效，无不捷得，足以知非乍见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几也。程、朱之言，特借以显“曲”为全体尽露之一节，而以扩充尽“致”字之义，非谓四端之即为“曲”也。
小注“既是四端，安得谓之曲”一问，问者先不晓了。朱子亦但就其问处答，故不可据为典要。若朱子“须于事上论，不当于人上论”之说，斯为近之。曲者，独于一事上灌注得者诚亲切。其实此诚，元是万行共载的。则养繇基之于射，亦是诚之全体见于一曲，其事小则其所诚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为过。但所云“用志不分”，则属乎好学力行而非诚耳。
诚者，周流乎万事万物，而一有则全真无二者也。一念之诚，一事之诚，即全体之诚；直至尽性合天，更无增加。与见孺子入井之心，有端而无仁之大用者不同。非犹夫四端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
抑四端如人之有四体，手自手而足自足。诚如人之有心，无定在而无在非其定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该全体，致之即充，而不待于取譬以旁通。则或问“悉有众善”之说，亦从此而生，特未为之靠定“诚”字，不免有所窒碍，如四端之说者。盖恻隐与羞恶殊心，余二亦尔。故可目言之为四，并列之为端。诚则同归而行乎殊涂，一致而被乎千虑，虽其一曲，亦无有可分派而并立也。唯察乎“曲”之为“曲”，则众说纷纭，不辨而自定矣。
二
黄氏“物格知至之后，致曲与固执并行”之说，甚为有功于圣学；似与龟山学、问、思、辨、笃行之说，相为异同。
乃所谓笃行者，元有二义。一事之已行者，专力以造其极，此以执为笃也。众事之待行者，推广而皆尽其理，此以致为笃也。故曰“行之弗笃弗措”，与上言“弗知”、“弗能”、“弗得”不同。行但期于笃，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为止境也。“致曲”二字，收拾尽“诚之者”一大段工夫。学、问、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审、慎、明，则曲无以致。一曲能诚，则既不患其执之不固，而唯是致之宜弘也。至于能致，则其执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于学、问、思、辨之深，亦可见矣。则黄氏之说以著夫择善以后之功而析为二；二者皆笃行事。龟山之旨，则以包乎固执之前而统其成也；又在读者之善通尔。
三
在己为“形”，被物为“著”，己之感物曰“动”，物之应感曰“变”。六“则”字皆为急辞，而“形则著、动则变”二层，尤是一串事。如瞽瞍允若，“化”也，非但“变”也；瞽瞍底豫，则“变”也。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动”也，瞍因自豫悦而忘其顽者“变”也。起念为“动”，其几在动之者，而彼未能自主。成念为“变”，变其未动以前之心，而得善于己矣。
四
“形”兼言、行、动而言。“著”则人闻其言而知其为善言，见其行与动而知其为善行善动。“明”则言为法，行为则，动为道，与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与“明则诚矣”“明”字大异，而与“自诚明”“明”字亦无甚分。
所谓“光辉”者，教之行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之道大明于己之谓光，君子之道及于天下后世之谓辉。光如日月轮郭里的赤光白光，辉则其芒耀之自天而下属于地中闲的晖焰。“明”字与“光辉”字自别。茹者之谓明，吐者之谓光。此言及物之光辉而云明者，言物之所资以为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辉，令目与镜得之以为明，故“明则动”分己与物处，虽是一大界限，而亦以“则”字急承之。
五
章句所谓“诚能动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获上、顺亲、信友而言。实则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于教也。此言“明则动”者，包括甚大，兼行之所感与教之所启而统言之。曰“著”、曰“明”，则有制礼、作乐、详刑、勅政之事矣。若无位之君子，则有道足兴，闻风而起，皆其动物之效。愚所举瞽瞍底豫，亦聊指一端，以发字义尔。
第二十四章
一
或问所云“术数推验之烦”，正以破至诚之不以祥妖、蓍龟为知。其云“意想测度之私”，正以破至诚之不缘四体之动而知。子贡知二君之死亡，而夫子以为“不幸”，以其为测度也。
小注所载朱子语录，是门人记成文字时下语不精通。其云“但人不能见”者，就理之形见而言，已撇开妖祥、蓍龟、四体等项上面说。彼亦皆是此理，而此理则非常人之所见，其所见必繇象数也。至其云“蓍龟所告之吉凶，非至诚人不能见”，此又就俗情中借一引证。所谓“至诚人”者，亦就其术中之笃信者言之耳，故加“人”字以别之。人者微词也。云峰不知此意，乃认定在象数上知吉凶，则甚矣其愚也。
祯祥、妖孽之必有，蓍龟、四体之先见，此是鬼神之诚。鬼神体物而不可遗，无心于知，而昭察兆见者不诬，故人得凭之以前知，斯鬼神之明也。唯“诚则明”，鬼神之诚不可掩者也，是以不待至诚，而人得因以前知。
天地闲只是理与气，气载理而理以秩叙乎气。理无形，气则有象，象则有数。此理或紊，则象不正而数不均，大而显著，细而微动。非至诚之实有其理，则据其显者以为征，迎其微者以为兆，象数之学所自兴也。
至诚者理诚乎己，则“惠迪吉”，迪乎我而即吉也；“从逆凶”，逆乎我而即凶也。如会做文字人看人试闱文字，当于其心则知其售，不当于其心则知其不售，却与精于卜筮者一例取准。所以书云“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则固已先天而天不违矣。
鬼神之为妖为祥，在蓍龟而见，在四体而动者，非有意想也，至诚之道也。在天之至诚。人之用此以知鬼神之所知者，则推测之小道也。“至诚如神”，与鬼神同以至诚之道而前知之。而善为术数、精于测度者，则藉鬼神之诚明以知之，是神自效也，非彼之能如神也。如董五经知程子之至，却云“声息甚大”，其所藉者声息也，非声息则彼且惘然矣。
俗有本命元辰来告之说，亦是藉当体之鬼神。而程子所云“知不如不知之愈”，直以吾身之诚有不足，故藉乎神以为明，而非其明也。藉乎神，则己与神为二。令其知者一，因而知者又一，此二之说也。与神为二，则神固诚而己不诚。己既不诚，乃以笃信夫神之区区者为诚，其亦微矣。
乃其大端之别，则至诚所知者，国家之兴亡也，善不善之祸福也。若今日晴，明日雨，程先生之来不来，此亦何烦屑屑然而知之哉？圣人所以须前知者，亦只为调燮补救，思患预防，与夫规恢法制，俟后圣而不惑耳；一切尖尖酸酸底人事家计，则直无心情到上面去。
又如“亡秦者胡”，“点捡作天子”，既无可如何区处，亦不劳知得。如夫子说子路不得其死，亦须是警戒他，教涵养其行行之气。不成只似张憬藏一流，判断生死以炫其术？但国家之兴亡，夫人之祸福，徒以一端之理断之，则失者亦众。如孔子言卫灵公之不丧，即非季康子之所知。康子之言，非无理也。
乃必如孔子，于善恶得失，如冷暖之喻于体，亦如王者之自操赏罚，酌量皆平，则轻重长短缓急宜称，在理上分得分数清切。而气之受成于理，为顺为逆，为舒为促，为有可变救，为无可变救，直似明医人又曾自疗过己身此病来，及看人此病，断不浪忧浪喜，而所以施之药石者，一无妄投，苟尝试焉，而未有不能生之者也。
其在他人，则或以数测而反知之，以理度而反失之。唯其理之未实而不达乎神之所以诚也。以数测者，非其人之能知也，因其一念之笃信而神凭之也。鬼神之体乎诚而不可掩，其道可以前知也。以理知者，无待于鬼神，而与鬼神同其吉凶也。至诚之能体夫诚，而“诚则明”，其道可以前知也。其道同，故“至诚如神”；神可以知者，无不知矣。云峰无此境界，故信不能及，而谓必繇妖祥卜筮，亦其宜矣。
二
章句云“无一毫私伪尽己则无私，以实则无伪。留于心目之闲”一句，是透彻重围语。私者私意也，伪者袭义也。
以己之私意论顺逆，顺于己之私者则以为顺，逆于己之私者则以为逆。如子路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则亦不知为宰之足以贼子羔也。
以口耳所得，袭义而取之，则所谓顺者必有其不顺，所谓逆者未必其果逆。如徒闻“丧欲速贫，死欲速朽”，非实得于己而见其必然，则速贫而无以仰事俯育，速朽而作不孝之俑矣。
义理本自广大，容不得私；本自精微，非伪所及。而祸福兴亡，一受成于广大精微之天道，则必其广大无私、精微不伪者，然后可与鬼神合其吉凶而不爽。若此者，岂但如小注所云“能见蓍龟吉凶之至诚人”乎？故章句、或问而外，朱门诸子所记师言，过口成酸，读者当知节取。
第二十五章
一
此章本文，良自清顺，而诸儒之言，故为纷纠，徒俾歧路亡羊。总以此等区处，一字不审，则入迷津。如第一句，章句下个“物”字，第二句下个“人”字，止为道理须是如此说，不容于诚则遗夫物而以道委之物。实则两“自”字，却是一般，皆指当人身上说。故或问复取程子“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之说，以为之归。
繇章句言，则该乎物而论其本然。繇程子之言，则归乎当人之身而论其能然。两说岂不自相矛盾？须知章句于此下一“物”字，是尽著道体说，教圆满，而所取程子之说，则以距游、杨“无待”之言误以“自”为“自然”之自，而大谬于归其事于人之旨也。故章句又云“诚以心言”。曰“心”，则非在天之成万物者可知矣。
乃此所云心，又与或问解第二节以实理、实心分者不同。或问所云实心者，人之以实心行道者也。章句所云心者，谓天予人以诚而人得之以为心也。
此“心”字与“性”字大略相近。然不可言性，而但可言心，则以性为天所命之体，心为天所授之用。仁义礼知，性也，有成体而莫之流行者也。诚，心也，无定体而行其性者也。心统性，故诚贯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尽诚。性与生俱，而心繇性发。故诚必托乎仁义礼知以著其用，而仁义礼知静处以待诚而行。是以胡、史诸儒竟以诚为性者，不如章句之言心也。
乃所谓心，则亦自人固有之心备万物于我者而言之。其与或问所云“实心”，固大别也。知此，则程子之以能然言者，一章句之说为本然者也。
抑所谓以心言、以理言者，为“诚者”“而道”四字释耳，非以释夫“自成”“自道”也。若本文之旨，则“诚”与“道”皆以其固然之体言之，又皆兼人物而言之。“自成”“自道”，则皆当然而务致其功之词，而略物以归之当人之身。若曰：天所命物以诚而我得之以为心者，乃我之所以成其德也；天所命我以性而人率之为道者，乃我之所必自行焉而后得为道也。以诚自成，而后天道之诚不虚；自道夫道，而后率性之道不离。诚丽乎物以见功，物得夫诚以为干。万物皆备之诚心，乃万物大成之终始。诚不至而物不备于我，物不备则无物矣。
故君子知人心固有其诚，而非自成之，则于物无以为之终始而无物；则吾诚之之功，所以凝其诚而行乎道，其所为“自成”“自道”者，一皆天道之诚、率性之道之所见功。是其以体天而复性者，诚可贵也。而又非恃天之畀我以诚，显我以道，遂可因任而自得之为贵。则所贵者，必在己之“自成”而“自道”也，惟君子之能诚之也。诚之，则有其诚矣。有其诚，则非但“成己”，而亦以成物矣。从此以下，理事双显。
以此，诚也者，原足以成己，而无不足于成物，则诚之而底于成，其必成物审矣。成己者，仁之体也。成物者，知之用也。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而能成己焉，则是仁之体立也；能成物焉，则是知之用行也。仁、知咸得，则是复其性之德也。统乎一诚，而己、物胥成焉，则同此一道，而外内固合焉，道本无不宜也。性乎诚而仁、知尽焉，准诸道而合外内焉，斯以时措之而宜也。君子诚之之功，其能有诚也如此。
是其自成者即诚也，人而天者也；自道者即道也，身而性焉。惟天道不息之妙，必因人道而成能，故人事自尽之极，合诸天道而不贰。此繇教入道者所以明则诚焉，而成功一也。此章大旨，不过如此。以是考诸儒之失得，庶不差矣。
二
此章之大迷，在数字互混上。朱子为分析之以启其迷，乃后来诸儒又执所析以成迷，此训诂之学所以愈繁而愈离也。
“自成”“自”字，与“己”字不同。己，对物之词，专乎吾身之事而言也。自，则摄物归己之谓也。朱子恐人以“自成”为专成夫己，将有如双峰之误者，故于章句兼物为言。乃迷者执此，而以为物之成也，固有天成之，而不因乎人者矣，遂举“自成”而一属之天理之自然，则又暗中游、杨“无待”之妄而不觉。
乃本文之旨，则谓天道之诚，此无待。我可以自成其心而始可有夫物也。此有待。故“诚”之为言，兼乎物之理，而“自成”则专乎己之功。诚者，己之所成，物之所成；而成之者，己固自我成之，物亦自我成之也。
又言“诚”而更言“道”，前云“诚者天之道”，此双峰之所繇迷也。不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心性固非有二，而性为体，心为用，心涵性，性丽心，故朱子以心言诚，以理言道，章句已云“性即理也”。则道为性所赅存之体，诚为心所流行之用。赅用存故可云费，流行故可云无息。诸儒不察，乃以性言诚，则双峰既不知朱子异中之异，而诸儒抑不知朱子同中之异也。
又章中四“物”字，前二“物”字兼己与物而言，兼物与事而言，则或下逮于草木禽兽者有之。然君子之诚之也，自以处人接事为本务。如小注所云“视不明、听不聪，则不闻是物、不见是物，而同于无物”，不闻不见者，同于己之无耳无目也；不闻是物、不见是物者，同于己之未视是物、未听是物也。然要必为己所当有事者，而其终始之条理，乃不可略。若飞鸟之啼我侧，流萤之过我前，即不明不聪，而亦何有于大害哉？“诚者物之终始”，不择于我之能有是物与否而皆固然，则可下洎于鸟兽草木而为言；若夫“不诚无物”，固已舍草木鸟兽而专言人事矣。
顾此“无物”字，则犹兼己而言，而不如下“成物”“物”字之与“己”为对设之词。盖“无物”之物，大要作“事”字解，或问言之极详；特不可以“事”字易之，则如杨氏无君之非不忠，墨氏无父之非不孝也。言筌之易堕，有倚则偏，故北溪引季氏跛倚以祭，虽为切当，而末云“与不祭何异”，语终有疵，不如云“与无鬼神何异”或云“与无祭主何异”之为当也。
又“物之终始”一“终”字，与下“无物”一“无”字，相去天渊。无者无始也，并无终也。始者固有始也，而终者亦有终也。程子以彻头彻尾言终始，则如有头有尾，共成一鱼，有始有终，共成一物。其可以头为有，尾为无乎？
小注中“向于有”、“向于无”之云，乃偏自天之所以赋物者而言，而不该乎人之所受于天之诚。须知“诚者天之道”，大段以在人之天为言，而在天之天，则人所无事，而特不可谓其非以诚为道耳。
乃“向于无”一“无”字，止当“死”字看，与本文“无”字不同。即在天而言，如生一赵姓者为始，赵姓者之死为终，其生之也向于有，其死之也向于无。若夫诚所不至而无此物，则如天下原无此赵姓之人，既已不生，何得有死？况于在人之天而兼乎理与事矣，则始者事之初也，终者事之成也，尤非始有而终无也。若以生死而言，则必全而生之，全而归之，而后为诚之终。若泛然之人，气尽神离而死也，则其不诚固已久矣，而又何得谓之终哉？
故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是知终者成之词，与大学“事有终始”之终相近，而不可以澌灭殆尽为言。且死者亦既有死矣，异于无之谓矣。无者非所得有也，非其终之谓也。杨氏无君而可谓君之终，墨氏无父而可谓父之死乎？
以此知程子彻首彻尾之义为不可易。朱子推广之曰“自始至终，皆实理之所为”，言尤明切。乃又曰“至焉之终始，即其物之终始”，则又以闲断处为终，则亦或问之疵，不可不拣其毫厘之谬者也。
又章句释“性之德也”，云“是皆吾性之固有”，以理言而不以功效言。乃上云“仁者体之存”，则必有存其体者矣；“知者用之发”，则必有发其用者矣。则小注所云“尽己而无一毫之私伪”，“因物成就，各得其当”，“克己复礼”，“知周万物”，而或问抑云“子思之言主于行”，固皆就君子之功效而立说。“性之德也”二句，顺顶上文，更无转折，不得以仁知非成己成物者已成之德，则亦不得以“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为自然之理矣。
故愚于此，以理事双说，该尽此七句之义，而“性”字之释，则既可与性道之性一例，亦可以“尧、舜性之也”之性为拟。犹夫“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即为“不思不勉”之至诚，亦即“致曲有诚”之至诚也。
中庸每恁浑沦说，极令学者误堕一边。唯朱子为能双取之，方足显君子合圣，圣合天，事必称理，道凝于德之妙。下此如谭、顾诸儒，则株守破裂，文且不达，而于理何当哉？至于史伯璇、许东阳之以自成为自然而成，饶双峰之以合外内而仁知者为诚，云峰之以性之德为未发之中，则如卜人之射覆，恍惚亿测，归于妄而已。
第二十六章
一
天之所以为天者不可见，繇其博厚、高明、悠久而生物不测也，则可以知其诚之不贰。至诚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唯圣知之。繇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见于所征者，则可以知其诚之不息。此自用而察识其体。中庸确然有以知之，而曰“故至诚无息”，“故”字须涵泳始见。
章句以其非大义所关而略之。饶、胡智不足以知此，乃云“承上章而言”。上章末已云“故时措之宜也”，连用两“故”字，岂成文理？朱子业已分章矣，犹如此葛藤，何也？
二
所谓征者，即二十二章尽人物之性之事，亦即二十七章发育峻极、礼仪威仪之事，亦即三十一章见而敬、言而信、行而说之事。悠远、博厚、高明，即以状彼之德被于人物者，无大小久暂而无不然也；则至诚之一言一动一行，皆其悠远之征。文王之时，周道未成，而德之纯也，已与天同其不已。北溪“唯尧、舜为能然”之说，是以年寿论悠久也，其亦末矣。
三
一二者数也，壹贰者非数也。壹，专壹也。贰，闲贰也。游氏得一之说，不特意犯异端，而字义亦失。老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其所谓一者，生二生三之一，即道失而后有德、德失而后有仁义之旨。“玄之又玄”、“冲而不盈”者曰一。有德，则与道为二矣。有仁义，则终二而不一矣。得一者，无二之谓。必无仁无义，而后其一不失也。维摩经所言“不二法门”者，亦即此旨。是岂非邪说之宗耶？
若中庸之言“不贰”也，则“元亨利贞”，“时乘六龙”而“大明终始”，固无所不诚，而岂但二哉？二亦不贰，三亦不贰，即千万无算而亦不贰也。彼言一粒粟中藏世界，而此言“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岂相涉哉？
且诚之不至而有贰焉者，以不诚闲乎诚也。若夫天，则其化无穷，而无有不诚之时，无有不诚之处，化育生杀，日新无已，而莫有止息焉；为元、为亨、为利、为贞，德无不有，行无不健，而元亦不贰，亨、利、贞亦无弗不贰。岂孤建一元，而遂无亨、利、贞以与为对待之谓乎？故至诚之合天也，仁亦不贰，义亦不贰，三百三千，森然无闲，而洗心于密。又岂如老氏所云“得一以为天下贞”哉？得一则必不可为天下贞。如得南则不正乎东，得仁则不正乎义。故曰：“所恶于执一者，为其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若其云“可一言而尽”者，则与第二十章所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例，不斥言诚，而姑为引而不发之词；非谓一言可尽，而二言即不可尽也。犹夫子之言“一以贯之”，而不容斥指其所贯之一。曾子以“忠恕”答门人，则犹章句之实一以诚也。圣人于此等处，非不欲显，而修辞立诚，不能予人以易知而煞为之说，以致铢絫之戾于理。繇忠恕者，曾子之所得于一，而圣人非执忠恕以为一。天地之道，可以在人之诚配，而天地则无不诚，而不可以诚言也。云“诚者天之道”，以在人之天言耳。
乃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测”者，惟其一言可尽之道；“为物不贰”者，即在至诚之所谓诚。至诚之所以必征为博厚、高明、悠久者，惟其得乎天地一言可尽之道，以诚至而无息。一言而尽，配以圣人之至诚；为物不贰，配以圣人之无息。非谓一言之居要而无待于二，审矣。
无息也，不贰也，不已也，其义一也。章句云“诚故不息”，明以“不息”代“不贰”。蔡节斋为引伸之，尤极分晓。陈氏不察，乃混不贰与诚为一，而以一与不贰作对，则甚矣其惑也！
天地之不贰，惟其终古而无一息之闲。若其无妄之流行，并育并行，川流而万殊者，何尝有一之可得？诸儒不察，乃以主一不杂之说，强入而为之证，岂天地之化，以行日则不复行月，方生柳则不复生桃也哉？
至诚者，以其表里皆实言也。无息者，以其初终不闲言也。表里皆实者，抑以初终无闲，故曰“至诚无息”，而不曰至诚则不息。“可一言而尽”者，天载之藏无妄也。“其为物不贰”者，天行之健不息也。藏诸用而无妄者，显诸仁而抑不息，故曰道可一言而尽而为物不息。道以干物，物以行道，道者化之实，物者化之用。不曰道不杂二而生物不测也。道者本也，物者体也，化也。道统天，体位天，而化行天也。呜呼！言圣、言天，其亦难为辞矣，而更益之妄乎？
第二十七章
一
如修祖庙、陈宗器、设裳衣、荐时食，以至旅酬、燕毛等，则“礼仪”、“威仪”之著为道者也。如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明之而治国如示诸掌者，则圣人之道所以“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者，亦可见矣。关雎、麟趾之精意，发育、峻极者也，故下以“高明”、“广大”言之。得此以为之统宗，而周官之法度以行，则“礼仪”、“威仪”之备其“精微”而合乎“中庸”也。自圣人以其无私无欲者尽其性而尽人物之性，则“发育万物”之道建矣。尽人物之性，而赞化育、参天地，则“峻极于天”之道建矣。中庸一力见得圣人有功于天地万物，故发端即说位育。如何可云“不成要使他发育”？故知小注朱子之所云，必其门人之误记之也。
况其所云“充塞”者，亦必有以充之塞之，而岂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道之固然者天也，其可云天充塞天地耶？即使云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此亦不待言而自然，言之为赘矣。
章首说个“大哉圣人之道”，则是圣人所修之道，如何胡乱说理说气？易云“圣人以茂对时育万物”，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须是实有此气象，实有此功能。而其所以然者，则亦其无私无欲，尽高明广大之性，以尽人物之性者也。乃圣人修之为道，亦必使天下之可共繇，则所谓精一执中，所谓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者，皆道之可以诏夫后之君子者也。
中庸说人道章，更不从天论起，义例甚明。于此更著「圣人”二字，尤为显切。德性者，天道也。亦在人之天道。德性之尊者，圣人之道也。“尊德性”者，君子之功也。双峰用小注之意，而益引人入棘，删之为宜。
二
章句以存心、致知分两截，此是千了万当语。双峰以力行生入，史伯璇业知其非，而其自为说，又于致知中割一半作力行，此正所谓骑两头马者。总缘他于本文未得清切，故尔胶轕。
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之事，则亦有行矣；应接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故饶、史之说，亦得以立也。
乃此章句所云致知者，则与力行大段分界限者也。本文云“尽精微”，尽者析之极也，非行之极也。于察之则见其精微，于行之则亦显著矣。“道中庸”者，以之为道路而不迷于所往也。如人取道以有所适，其取道也在欲行之日，而不在方行之日也。“知新”之为知，固已。“崇”之为言，尚也，以“礼”为尚，知所择也。使以为力行之事，则岂礼本卑而君子增高之乎？是本文之旨，固未及乎力行，审矣。
乃其所以不及力行者，则以此章言圣人之道之大，而君子学之之事，则本以言学，而未及功用。“其次致曲”一章，自君子德之成而言之，故不述至诚之道以发端，而但从成德发论，乃因以推其行之诚、著、明，而效之动、变、化。此章以君子修德而言，故须上引圣道之大，以著其功之所自准，而其后但以凝道为要归，而更不言行道。凝也者，道之有于心也。行也者，道之措于事也。有于心而后措于事，故行在凝之后。待第二十九章言本身、征民，而后言行。则方其修德，固以凝为期，而未尝期于行也。
且君子之所凝者，“至道”也，圣人之大道也，发育峻极、礼仪威仪之道也。于以修夫“至德”，而凝其育物极天之道，则静而存之于不言、不动、不赏、不怒之中，于私于欲，能不行焉，而非所措诸躬行者也，固不可谓之行也。于以修夫礼仪威仪之道，而凝之以待行焉，则行之有时矣，生今不能反古也；行之有位矣，贱不能自专也。唯其道之凝而品节之具在己也，居上而际乎有道，则以其所凝者行之；居下而际乎无道，则不能行而固凝焉。说夏而学殷、周，夫子固已凝之，而不信弗从，固未之行也。
要此以圣道之大者为言，而优优之大用，又必德位相资而后可行者。故于“精微”尽之，“中庸”道之，“新”知之，“礼”崇之，使斯道体验于己，而皆有其条理，则居上可以行，而为下则虽不行而固已凝矣。此子与颜渊论治，所以可损益四代之礼乐，而非以为倍，亦凝也而非行也。至于孔子作春秋，而行天子之事，则固在从心不逾矩之余，变化达天，而非君子修德凝道之所至。是以中庸言圣，必推其合天，言君子则但推其合圣，亦自然不可齐之分数也。
盖此章所谓道，与第十三章、十五章言“君子之道”者不同。此圣人尽性参天、创制显庸之大用，必时位相配，而后足以行。非犹夫子臣弟友，随地自尽之道，无日无地而可不行，则必以力行为亟也。知此，则饶、史之论，不足以存。而“道中庸”者，但颜子之拳拳服膺而即然，非必如大舜之用中于民；“崇礼”者，孔子之学三代而即然，非必周公之成德也。
三
“温故”者，乃寻绎其旧之所得，而以为非“道问学”之事，乃“尊德性”之功，此极不易理会。乃言旧所得，则行焉而有得于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岂非性之见功乎？章句以“时习”证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似此境界，岂不是尊德性事？
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若性无此知能，则应如梦，不相接续。故曰“唯狂克念作圣”。念不忘也，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抑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此天之所与我者”。心官能思，所以思而即得，得之则为“故”矣。此固天之所与我者，而岂非性之成能乎？
以德之成性者言之，则凡触于事，兴于物，开通于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实，以日生其性者也。“继之者善”，而成之为性者，与形始之性也；成以为性，而存存以为道义之门者，形而有之性也。今人皆不能知此性。性以为德，而德即其性，“故”之为德性也明矣；奉而勿失，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斯其为存心而非致知也，亦明矣。
第二十八章
一
“考文”，只是辨其点画形似，若汉狱史以“止句”为“苛”，马援所论将军印篆错谬，宋人陕、失冉切，从夹。陕侯夹切，从夹。二州印文相乱之类，须与考定。然此又以建国之初，定一代之文者为言。如博古图所绘商器款识文字，尽与周异，质文之别，居然可见，皆周公于商之旧文所损益者多矣。或问引秦以小篆、隶书为法证此，极当。洪武正韵有御定“群”“昹”等字，亦其遗意。若文已颁而或乱之，则虽非天子，亦得而纠正之也。
朱子语录谓“如‘大’徒盖切字唤作‘大’一驾切字”及东阳所云“名其字之声”者皆误。五方声音之不正，如闽、粤人呼“花”为敷巴切，“红”为房容切，北人呼“师”为商知切，“贼”为旬为切，虽圣人而在天子之位，亦无如之何也。二
朱子语录分有位无德而不敢作礼乐为不自用，有德无位而不敢作礼乐为不自专，孔子不从夏、商为不反古，文义极顺。章句云“孔子不得位，则从周而已”，语有疵。在孔子之必从周者，以时也。孔子即大用于当时，亦不得擅改周制。必若周公居鼎革之际，方得成其制作之功。然无位而擅为斟酌损益，亦是自专。若能说夏礼，便纯用夏礼，既学殷礼，便纯用殷礼，方是反古。“非天子”一节，以见贱之不可自专，“今天下”一节，以见生今之不可反古。下章言“上焉者”、“下焉者”，正从此分去。
第二十九章
章句云：“鬼神者，造化之迹也。”造化者天地之用，故黄洵饶“与天地同用”之言，甚为分晓。乃细玩章句，于“造化”下加一“迹”字，则又自造化之已然者而言之，而非但用与体之别。云“考”、云“质”、云“俟”，无殊其云“本”、云“征”、云“建”，则考之、质之、俟之者，皆君子也。质如“质成”之质，是君子尝以此道质正于鬼神矣。
天地之所以为道者，直无形迹。故君子之道：托体高明，便不悖于天之撰；流行不息，便不悖于天之序；立体博厚，便不悖于地之撰；安土各正，便不悖于地之理。然而天地之所见于人者，又止屈伸往来、阴阳动静之化，则已非天地之本体。故可云“小德川流”，而不分此德曰仁、曰义、曰礼、曰知；可云“大德敦化”，而不可曰诚；则亦无所取正而质，而特可曰“建”。
若鬼神，则可以诚言之矣，以其屈伸往来，尽其实而必信也，斯亦可以仁义礼智言之矣。其生者仁，其止者义，其充满者礼，其昭明者知也。故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固以法阴阳之化，而亦可通鬼神于求之声、求之气之闲矣。
质以其所赞乎造化者为礼、为度、为文，非抑鬼神之所伸而扬鬼神之所屈。质以其对越乎灵爽者，则以礼、以度、以文，而有事乎鬼神，伸者可迎其来，屈者可绍其往。君子之以其三重之道质之于鬼神，以证其得失，盖无异于三王之有其成宪而可考。其质之而无疑也，乃以毅然行其三重；而即或损造化之有余，益造化之不足，亦无忧其心迹之差，盖不异于庶民之有好恶而可征。
中庸此语，原非虚设，果有其可质之理，果有其质之之事。非但如小注所云“龟从、筮从”，取诸不可必之影响。而北溪之言曰“鬼神天理之至”，语尤颟顸。天理之至者，天地是也，建之而不悖者也，岂鬼神哉？
第三十章
章句“此言圣人之德”一句，专就“譬如天地”四句说。双峰乃云“此章言孔子之德”，大为不审。
或问言“上律”、“下袭”之迹，夏时、周易云云，皆言道也，非言德也；又推之于古圣王迎日推策云云，亦言道也，非言德也。下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亦言天地之道也，非言天地之德也。天覆地载，日月之明，四时之行，只是天道。其所以能括此道而统之，分为道而各纪之，则章句所谓“所以不害不悖”，“所以并育并行”者，乃德也。于尧、舜曰道，于文、武曰法，言道言法，则皆非德也。述其道，明其法，则亦仲尼之道也。
故“祖述”、“宪章”、“上律”、“下袭”者，道也；其为斟酌帝王律天袭地之统纪，以咸宜而不息者，德也。其统之也，则如无不覆载之咸备无缺，四时之具以成岁，日月之昱乎昼夜，仲尼敦化之德也。其纪之也，则如天所覆、地所载之品汇各成，四时之各正其序，日月之各行其陆，仲尼川流之德也。
凡此一章，皆以见天道、圣道，其大也一本于德，与二十七章意略相同。彼言君子之所以凝圣道者在修德，以圣人之道原繇圣德而凝；此言圣人之能合天道也唯其德，以天之所以为大者，原依天德而成。
中庸三支，皆始乎道，而极乎德。“中庸其至矣乎”以下八章，言道也；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则以见行道明道者唯圣德也。“道不远人”以下，皆言道也；至“哀公问政”一章，始推知、仁、勇为行道之德，而一本于诚，于以见自子臣弟友，五达道。以至天人制作，九经。其修之者唯德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言道也；天地、圣人、君子之道。至二十七章而后言君子之凝此著、明、变、化，成己成物之至道，本于尊性道学之德；至此而后言圣人之备此尽人物、参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道，本于川流、敦化之德。德至而道乃以至，德大而道乃以大也。
故末章一归重于德，而始推德之自入，以明致中和而以位以育之本，终赞德之所极，以著静存动察、尽性至命之功。全篇大义，以德为基，以诚为纽，其旨备矣。明乎此，则许、史诸儒强以知、仁、勇立柱，及强以费隐、小大为第三支作骨脉者，徒增葛藤，曾何当耶？
第一支知、仁、勇之义，至第二支而始显；第二十章。第二支诚之为义，至第三支而始详。乃其言德也：以知、仁、勇为性之德，所以修率性之道，而为教之本；以诚为心之德，则以尽天命之性，而以为道之依。纪乎教，是以有其万殊，而知、仁、勇则所以应事酬物，而川流不遗。统夫道，是以有其一本，而诚者则不贰以生不测，而敦化不息。此又小德、大德，合知、仁、勇于一诚，而以一诚行乎三达德者也。
以天地言之，则其“大明终始”者知也，“品物流形”者仁也，“时乘六龙”者勇也。其无妄以为大宗者，则所谓“一言可尽”而在人为诚者也。自其化而言，则见功于人物者，诚为天之道。自其敦化而言之，则立载于无声无臭者，诚固为天地之德。然在道而可名言之曰“诚”，在德则不可斥言诚而但曰“大”，则诚为心德，而天固无心也。乃天地之德，虽不可名之曰“诚”，而仲尼配天之德，则可曰“所以行之者一”，而亦可曰“诚”，故下又以“唯天下至诚”为言。合离之际，微矣哉！
第三十一章
“聪明睿知”，以至诚之本体言。“诚则明矣”，明非但知之谓也。或问兼安行言之，为尽其义。如大学之言“明德”，该尽缉熙敬止、恂栗威仪、具众理、应万事者，统以一明；与“致知”之知，偏全迥别。耳无所蔽其闻之谓聪，目无所蔽其见之谓明，思无所蔽其觉之谓睿，心无所蔽其知之谓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则以之知，不待困学；以之行，不待勉强也。
若下四德，则因事而用：仁以容其所待容之众，义以执其所必执之宜，礼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知以别其所当别之是非。其云“文理密察”，原以晰事之知言，自与“睿知”之知不同。“睿知”之知，乃静中见理，感则能通，其辨在昭昏，而不在是非也。
小注所载朱子之说，显与或问相悖。至所云“破作四片”，“破作八片”，蒙头塞耳，全无端绪，必其门人之传讹，非朱子之言也。第三十二章
一
章句云“夫岂有所倚著于物”，一“物”字，定何所指，小注中自有两说：其云“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则是物者，与己对者也；其云“不靠心力去思勉”，则是物者，事也。两说似乎难通。乃孟子曰“物交物”，则外物与己耳目之力而皆谓之物，盖形器以下之统称也。
本文三句之中，理事异致，各有其倚，则各有其不倚。所云“倚”者，统词也。凡其所倚，即谓之物。则章句所云物者，亦统词也。
以“经纶天下之大经”言之，则其所不倚者，不倚于外物，而非不倚于心力之谓。所以然者，人伦之事，以人相与为伦而道立焉，则不特尽之于己，而必有以动乎物也。尽乎己者，己之可恃也。动乎物者，疑非己之可恃也：自非天下之至诚，则倚父之慈而亲始可顺，倚君之仁而上以易获。其修之于己者既然，则以立天下之教，亦但可为处顺者之所可率繇，而处变则已异致。唯夫天下之至诚，“肫肫其仁”，极至而无不可通，则虽如舜之父、文王之君，而我所以事之者，一无不可与天下共见而共繇之，初不倚君父之易顺易获而相得以章也。乃若心力之必尽，则如舜，如文，其为怨慕，为竭力，为小心，为服事，则固同于困勉者之笃行，非不思不勉而无待于心力。此以知：以物为外物而云“不繇人”者，为“大经”言也。
至于“立天下之大本”，则初无所因于人，即欲倚之而固不得。特其“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之卓然，有以存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斯至诚之“渊渊其渊”者，涵天下万事万物之节于静深之地，不但学问之事无所藉于耳目，而警觉之几亦无所资于省察。理以不妄而存，而非择理以固执；欲以从心而不逾，而非执理以拒欲。未有所喜乐，而天下之待喜待乐者受益焉；未有所怒哀，而天下之待怒待哀者听裁焉。要皆藏密以立道义之门，而择执之心力不与焉。此“不靠心力”之说，为“大本”言也。
若夫“知天地之化育”，则至诚之“浩浩其天”者：其心之正，即天地之心；其气之顺，即万物之气；于其所必化而知其化，于其所必育而知其育；不但非恃心力以推测，而亦不如介然通天地之情、介然知万物之感者，倚天地之所著见、万物之所往来者以为知之之迳。此如仁恕之分：恕有推有譬，而即倚于情；仁之欲立欲达，无所倚于感也。知化之事，其为用最密，而所摄最大，则其有倚、无倚之分，为际尤微。此朱子所云“自知得饱，何用靠他物去”。此“物”字之义，又即以天地制化育之理、万物受化育之迹而言也，则不但不以对己之物为物，并不但以在己之耳目心力为言矣。
经纶，有迹者也；立本，有主者也；知化，则无闲如字者也。其见功愈微，则其所倚者愈微，而其所谓物者益愈细。乃在立本之所谓物，以性为主，而以形为客；知化之所谓物，则凝于我之诚为主，而诚之察于天地万物与我相为动者为客。则在立本而言物者，专于己之中；在知化而言物者，通于己之外：此又以翕辟而分表里也。
勉斋“不思不勉”之说，亦止可为立本言，而不能通于经纶、知化，合朱子所言而后尽其旨。均云“倚”，均云“物”，同中之异不明，欲以一语煞尽之，鲜不泥矣。
二
既云“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又云“其渊其天，非特如之而已”，则似至诚之德非至圣所能比拟。潜室、双峰苦执此语，强为分析，如梦中争梦，析空立界，徒费口舌。
乃朱子又谓“外人观其表，但见其如天如渊；至诚所以为德，自家里面真是其天其渊”，虽小异前说，终是捕风捉影。上章云“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系之“时出之”上，则固自其足出未出者言之。章句固曰“五者之德充积于中”，则亦自家里面之独喻者，而非外人之所能见，可知已。
东阳迷谬执泥，乃谓“圣人见得圣人真是天、真是渊，众人见其如天如渊”，似此戏论，尤为可恶。楞严经言比丘入定，邻僧窥之，唯见水而不见人。如此，方是圣人见圣人真是天渊之的实证据，不然则亦如之而已尔。圣德既不易知，而又撮弄字影，横生亿计，其妄更无瘳矣！
如实思之，言“如”、言“其”，果有别耶？前章所云“如天”、“如渊”之天渊，兼德与形体而言。天者青霄之谓也，渊者深泽之谓也，指天渊之形体以拟其德之相肖也。此云“其渊”、“其天”之天渊，则以德言耳。化育之广大即谓之天，有本之静深即谓之渊，非指青霄深泽而为言也。前章云“溥博”，即此“其天”者也；云“渊泉”，即此“其渊”者也。此所云“渊渊”，即“如渊”之谓也；“浩浩”，即“如天”之谓也。是词有一顺一逆之别，而文义一也。
非“聪明圣知达天德者”，但不知其经纶、立本、知化之统于诚以敦化；而经纶之笃厚、立本之静深、知化之广大，即不谓尽人知之，而亦弗待于至圣。凡有血气者之尊亲，亦但于其见而敬之、言而信之、行而说之。至于足以有临、足以容、执、敬、别之德，充积在中，溥博渊泉，与天渊合撰者，自非至圣之自知，亦孰能知之？
朱子煞认三“其”字，其说本于游氏。游氏之言，多所支离，或借迳佛、老以侈高明，朱子固尝屡辟之矣。至此，复喜其新奇而曲从之，则已浸淫于释氏。而不知释氏所谓理事一相，地、水、火、风皆从如来藏中随影出现，正“自家里面真是天渊”之旨。若圣人之教，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渊自渊也，至诚自至诚也，岂能于如渊如天之上，更有其渊其天、当体无别之一境哉？
三
广平以上章为至圣之德，此为至诚之道，语本有病，必得朱子“诚即所以为德”一语以挽救之，而后说亦可通。使其不然，则“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可不谓之德而谓之道乎？经纶、立本、知化，道之大者也。乃唯天下至诚为能之，则非备三者之乃为至诚，而至诚之能为三者。故曰“诚即所以为德”，德大以敦化而道乃大也。
上章因圣而推其藏，故五德必显，然至于言及“时出”，则亦道矣。盖言圣则已属道，有临而容、执、敬、别，皆道也。故推其“足以”者有川流之德，以原本其道之咸具于德也。
此章之言道者，唯大经、大本、化育，则道也；所以经纶之、立之、知之者，固德也。肫肫、渊渊、浩浩之无倚者，皆以状其德矣。盖言诚则已属德，仁也、渊也、天也，皆其德也。故推其所为显见于天下者，而莫非道之大也。
以此言之，则广平道、德之分，亦无当于大义，而可以不立矣。是以朱子虽取其说，而必曰“非二”以救正之。乃朱子之自为释也，则固曰“承上章而言‘大德敦化’”，又已明其言德而非言道矣。
然其所为存游氏之论者，则以末一节，或执郑康成之说，将疑夫至诚、至圣之为两人；故必分别大经、大本、化育之为道，而聪明睿知、仁义礼知之为德，固有不妄、达以一诚者之为大德；有其大德而圣德乃全，有其圣德而至诚之所以能体夫大道之蕴奥可得而知，诚则明，明而后诚无不至也。故朱子曰“此非二物”，又云“此不是两人事”，其以言至圣之躬体而自喻之，固已明矣。
然朱子于此，则已多费转折，而启后人之疑。是其为疵，不在存游氏瓜分道、德之说，而在轻用康成“唯圣知圣”之肤解。康成之于礼，其得当者不少，而语及道、德之际，则岂彼所能知者哉？因仍文句，而曰“唯圣知圣”，则其训诂之事毕矣。朱子轻用其说，而又曲为斡旋之，则胡不直以经纶、立本、知化为圣人之化，而以至诚之不待有倚而自肫肫、渊渊、浩浩者为敦化之德之为安乎？
惟无倚之仁、无倚之渊、无倚之天，肫肫、渊渊而浩浩，故根本盛大而出不穷，而大德之所显所藏，极为深厚，自非躬备小德者不足以知之。唯其有之，乃能知之。因有其敦化者，而后川流不息；既极乎川流之盛，自有以喻其化之所自敦矣。如此，则岂不晓了串彻，有以尽夫中庸之条贯而不爽。
夫章句之支节，何居乎又存康成之言以为疑府，而复假广平之说以理乱丝耶？郑说汰，则游说亦可不留矣。至有吮康成之余沈，如新安所云“知尧、舜唯孔子”者，则适足以供一哂而已。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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