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经学通论》第 11/15 部分）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经，今故，略引其说辨之，宋郑樵曰，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晋，ヮ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说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则或异，无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如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之奠，曾子曰于东方，子游曰于西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同师而异说如此，况复传子君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文义不能无乖异也，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者，如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案二说皆非是，前已引陈寿祺说之，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制，王制为商制，况三礼之书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时，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有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如春秋之末执羔雁，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案此孔子时经不具之证，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高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酬断简，诸儒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说以霍山为南岳，案此说甚是，以太尉为尧官，案此见纬书，礼无明文，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见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陕处内为三公，案此公羊说，古制当是如此，乃无一国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为六官，案此见曲礼，郑以为殷制，当时信共为古鲁而无疑，后世以其传久远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案焦循陈澧辨之以明。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瞽宗。案太学即辟，而胶庠成均瞽宗，又其异名，五学本同一处，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明郝敬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佥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异宜，可以通变，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肤浅，岂可妄讥古人。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庙制祭礼分尊卑，辨庶，亦不可妄议。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与鱼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视尊卑，为位于外所以别嫌疑，熬则小节可变通，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则因阳侯事已废矣，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礼，与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礼，人死含珠玉以海盗，圹中藏瓮С筲衡等器，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案此小事可变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韩氏赵氏，惟官惟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室，有寝，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条兴条废，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庙，无父子兄弟分立之礼，庙在居室之左，何患无地可居，天子诸侯亦有祧迁。何独士庶不可兴废。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案古重宗法，故严庶，重本源，故分别丧服，不嫌烦琐，天子选士观德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案此犹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古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辑，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案郑无以礼记为孔子所作之语，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殷夏异世，逃遁其说，盖郑以记为经，既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来所以卒贸耳，锡瑞案郑樵郝敬，皆勇于疑经者，郑犹以为讹异，郝乃直攻经传，足见明人之悍而不学，又甚于宋，兹遂条辨之，以释后儒之疑。
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
古之宫室，不与今同也，古之衣服饮食，不与今同也，惟其不与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礼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格不相入，考古礼者，宜先于古之宫室衣服饮食等类，考其大略，乃有从入之处，古宫室皆南向，外为大门，门侧左右皆有堂室，谓之塾，内为寝门，中为庭，再上为阶，有东阶即阼阶，西阶，升堂为东西堂，有东西荣，即檐，有东西序，即墙，有两楹，即柱，有栋，有楣，上为户牖间，其后为室，两旁为东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过路屋，无壁，东房后有北堂，宫室之左为庙，有闱门相通，庙制与宫室略同，观李如圭仪礼释宫，江永释宫注，张惠言仪礼图，得大略矣，古祭服用丝，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连上下无裳，似今之长衫，惟方领对襟，缘以缋，或青或素为异，用细白布为之，丧服用布则粗，又各以轻重分精粗，观任大椿弁服释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则有稻梁，黍稷稻梁为四簋，常食有羹葱洎醯酱脯羞，饮有酒有浆，齐则用糟，醴亦有糟，荐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姜桂锻治者为，细М脯加盐酒为醢，皆生物，酒新酿冷饮，豕鱼腊为三鼎，加羊与肠胃为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肠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与肤豕肉，鲜鱼鲜腊为九鼎，加乡熏尧牛羊豕肉，为十二鼎，笾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为肩臂共六，长胁代胁短胁共六，正脊挺横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体，髀近窍贱不升，乡饮燕射，则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蝉，范即蜂，氏醢，蚁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饮食无专书，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张惠言仪礼图，如阮元说画地以习之，不患古礼不明，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余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亻巽，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徵之，于经解一篇徵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国基教可知也，至此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谓，据此则孔子说六经毕，已特举礼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谓也以后，则是记者广明安上治民之义，非复孔子之言也，案记者之文亦极精，能发明礼经十七篇之义，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据汉书作先，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礼言之，朝觐聘问，承上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言之，丧祭之礼，承上以奉宗庙则敬言之，乡饮酒之礼，承上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礼，承上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礼经十七篇外，乡饮以饮该射，昏姻以昏统冠，观此乃知圣人制礼，非故为是繁文缛节，实所以禁乱止邪，谓礼犹坊，与坊记之义相通，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大戴礼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食，况于生而存乎，故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乡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其说与经解正合，丧祭朝聘乡饮昏礼，亦不出十七篇外，观此诸篇，乃知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若必荡弃礼法，溃决是防，正所谓壤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与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可不儆惧乎。
论大戴礼记
郑君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郑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礼合周礼仪礼，至今称为三礼，而大戴礼渐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录，已佚其四十七篇，卢辨亦仅存八卷，四库提要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投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经室集，王实斋大戴礼记解诂序曰，南城王君实斋聘珍，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经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有惩于近日诸儒，妄据他书径改经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据约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又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曰，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畔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欢，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锡瑞案大戴礼记合十三经为十四经，见于史绳祖学斋占毕是宋时常立学，以注者为北周卢辨，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近人注此书者，乃有孔广森王聘珍二家，阮文达皆以用力勤为功钜许之，序王聘珍书，以为孔约所未及，共称许又在孔书之上，而皇清经解有孔书而无王书，或王书之出差后，续经解亦未收，或王书之传未欤，凡考据之书，后出者胜，王书之胜孔书宜也，大戴书与三礼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义，故略言之。
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
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余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雠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雠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余言，书二万五千余言，诗三万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余言，合十六万余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余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木}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余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
《春秋》
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鲁易见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镇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周礼虽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预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义曰，今案周礼竟无凡例，是孔颖达已疑其说，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强为傅会耳，正义又曰，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孔说，则杜预以前，如贾逵服虔诸儒说左氏者，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盖谓邱明既作传，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盖翻前人成案，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周衰史乱，多违周公之旧，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旧不改，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专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陆淳春秋纂例，杜预之说曰，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曰，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案陆淳所引后一条，即左氏所谓礼经，杜预所谓常例，陆诘明快，不知杜预何以解之，袒杜预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与陆氏第二条说同。
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
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朱子称仲舒为醇儒，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史记儒林列传曰，言春秋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宏亦颇受焉，锡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胡毋书不传，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国朝儒臣复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讹缺不可读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冠，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敞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不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人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春秋拨乱反正，道在别嫌明微，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礼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乱臣贼子，不知春秋之礼，足以禁未然之乱臣贼子，自汉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诛意，如无将，而引经义以断狱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礼，别嫌疑，明是非，而明经义以拨乱者也，若宋孙复尊王发微，狭隘酷烈，至谓春秋有贬无褒，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岂知春秋者乎，董子尝作春作决事，弟子吕步舒等以春秋颛断于外，而其言礼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学，当时见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尝见之施行也，然则世但知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济其酷，致后人为公羊诟病，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学不行，后人并疑其书而不信，试观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辞险语否，何必惊为非常异义乎。
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
何氏文谥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三乎九旨，尤为闳大，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说亦无大异，而三科之义，已见董子之书，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这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于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锡瑞案存三统尤为世所骇怪，不知此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以董子书推之，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则有继周而王者，当封殷周为二王后，改号夏禹为帝，春秋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统，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于是尚书不传舜乃称王，解者不得其说，周礼先后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证明，盖古义之湮晦久矣，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公羊传虽无明文，董子与胡毋生同时，其著书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学者试取董书三代改制质文篇，深思而熟读之，乃知春秋损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纤悉具备，诚非空言义理者所能解也。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与董子书略同，皆以三世为孔子之三世，据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书，张三世之义，虽比存三统异外内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张三世之义，而春秋书法详略远近，皆不得其解矣，张三世有二说，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为所见之世，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颜氏分张二公而使两属，何劭公以为任意，二说小异，而以三世为孔子三世则同，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隐元羊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锡瑞案春秋有攘夷之义，有不攘夷之义，以攘夷为春秋义者，但见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孙侨如等会吴于钟离，传有曷为殊会吴外吴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闻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是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界程度，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化，引而内之，恐其侵扰，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被发左衽之惧，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国，而特笔褒予之，然则以春秋为攘夷，圣人非无此意，特是升平主义，而非太平主义，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以渐至平天下，进化有先后，书法有详略，其理本极平常，且春秋时夷狄，非真夷狄也，吴，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师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鲜虞是姬姓，皆非异种异族，特以某先未与会盟，中国摈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进退之义，公羊庄十三年传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韩文公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夷狄之称，初无一定，宣十二年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是进退无常，可见春秋立辞之变，定四年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入楚，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是进退甚速，可见春秋立义之精，皆以今之所谓文明野蛮，为褒贬予夺之义，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也。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义，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误以素王属孔子，杜预左传集解序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也，正义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封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太史子余欢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邱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锡瑞案据杜孔之说，则，春秋素王，非独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贾逵亦言之，至杜预始疑非通论，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谓非通论，试以孔疏解素为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预序云，会成五羲，垂法将来，其与素王立法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惟六论之自号素王，颇有可疑，郑君语质，不加别白，不必以辞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释文于左传序素王字云，至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然则素王之王，古读为王天下之王，并不解为王号之王，孔子非自称素王，即此可证，若邱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邱明尊孔子，称弟子可矣，何必称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说所自出，盖左传家窃取公羊素王之说，张大肫明以配孔子，乃造为此言耳，汉人又多言春秋为汉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后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邱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据此则春秋为汉制法，说出纬书，何氏解诂于哀十四年云，木绝火王，制作道备，血书端门，明引春秋纬演孔图，史晨韩敕诸碑，亦多引之，东平王苍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汉制法，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孔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仲任发明春秋义甚畅，而史公董子书，未有春秋为汉制法之说，故后人不信，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阳所见，何拘阂之甚乎，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后人议何氏解诂，不应引演孔图之文，试观左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明云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据孔疏足见汉时见气，不引谶纬不足以尊经，而左氏家擅增传文，公羊冢但存其说于注，而未敢增传，相提并论，可氏之罪，不比贾逵等犹可末灭乎。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