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日知录》第 11/29 部分）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读此诏书，然後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後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後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後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後，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後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日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後谓之治。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後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泅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後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日决、日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後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後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卷十三○周未风俗《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後，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褐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後，惟恐国人之不善，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著之于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两汉风俗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後，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後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後，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日咸、日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宋世风俗《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拭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後，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机谋，而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日‘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清议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霍，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阕後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好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後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名教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後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後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後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沦，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人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上，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祭、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允。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琢郡之贤，常颁羊酒。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馀，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後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氵荧，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于》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後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後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矣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钅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人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央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亻必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ヂ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後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亻必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流品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竞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後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张敷传》：“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时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人辞，文帝令以後め载沙门。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其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说》：“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书。羊侃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阉人所坐。‘“自万历季年，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吴语，郑綮之歇後，薛昭纬之《烷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後而念老成，播迁之馀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後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数人，後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
○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人尧舜之道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乡原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君》、《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
《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
○俭约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于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馀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後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历未。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驺从百馀，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大臣《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无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贪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有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馀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後，士大夫皆知饰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于文定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鸣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梦琐言》：“後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後陶，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上赎铜。敕旨：”李商招愆，惧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抵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祸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诀杖，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Г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贵廉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人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鸣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赎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後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禁锢奸臣子孙唐太宗诏禁锢字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武後令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至德中，两京平，大赦，惟禄山支党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钅共子孙不原。宋高宗即位，诏蔡京、童贯、王黼、朱π、李彦、梁师成、谭稹皆误国害民之人，子孙更不收叙，而章子孙亦不得仕于朝。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未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人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