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日知录之馀》第 3/4 部分）

《旧唐书李德裕传》：“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馀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馀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无别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武宗纪》：“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磐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输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後，象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工，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甲，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耕而食，待织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调擦，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是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不尽，流衍转资。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妖二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浮游不业之徒己逾十万，废丹臒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
《通鉴武宗会昌五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王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几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上表称贺，寻又诏东都只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
《旧唐书》：“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县，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仕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鉴》：“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夏六月，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撰，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髪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刀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速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耶？所役之工，岂值东门之劳耶？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乐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所度僧亦为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市已息，而州县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诏沸寺己废于显德中，不得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天子惊骇，遂下诏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情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天禧二年三月，诏不许创修寺观院宫，州县常行觉察，如造一间以上，许人陈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县不切觉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节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请创造寺观，开置戒坛。如违，御史弹奏。”是岁，又诏诸处，不系名额寺院，多聚奸盗，骚扰村乡，况有条贯，不许存留，并令毁拆其舍宇，三十间以上并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诏谕真人折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
十月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棕皆後人伪撰，宜悉毁。”从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成宗元贞元年正月，诏道家复行《金箓》，《科范》。
改佛为道
宋徽宗大观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阶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诏改佛号大觉金仙，棕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老学庵笔记》：“政和初，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宫观为之，後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华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二万一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禁铸佛写经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王子，诏曰：”佛教者在於清静，存乎利益。今两京城内，寺字相望，凡欲归依，足申礼敬。下人浅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荡，颇成蠢弊，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押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诸身，道则不远。溺于积习，实藉申明。自今以後，禁坊市不得辄更以镌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诵读者，勤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
禁与僧尼往还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往还。
禁僧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四月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诏曰：‘比邱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资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後听行，违者加罪。’”
《旧唐书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范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颇峻。”
《全唐诗话》：“贾岛为僧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後出寺。岛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诏曰：“释迎设教，出自外方；汉主中年。渐于东土。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故三皇作义，五帝乘时，未开方便之门，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愚人寡识，屡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风尤甚，因缘讲说，眩惑州闾，溪壑无厌，惟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宵，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县，不能捉搦，并官吏辄与往还，各量事科贬。”
《辽史》：圣宗开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炼指。
《金史王修传》：“知大兴府事。时僧徒多游贵戚门，修恶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请，修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
李荐《浮屠论》：“浮屠初入中国，英睿之君、忠义之臣欲除其弊，终有不能。何哉？销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于佛，惟治其徒。曰：‘吾将使汝不出户，治其佛之说而躬行之。’礼部著以为令，刑部防以为法，”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并僧道寺观，禁女子不得为尼。时上以释、道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
十七年闰十月癸亥，礼部尚书赵琩言：“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从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须发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日瑜伽；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憎、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翻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醮者，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伽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多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七月丙戍朔，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子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
二十五年，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于天下僧寺，时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造周知之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师，治之重罪。容隐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仍毋得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道里费，毋索取于民间，民亦毋得辄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以验其实，不同者获送有司。憎道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正统六年《实录》云：“旧例，僧有妻者，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钞五十锭，无钞殴死勿论。”愿还俗者听。亦不许收民儿童为憎，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三年径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詅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诏从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试。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师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县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小民之愿为僧者，令披剃给度牒。”不听，上谕礼部臣曰：“国家之名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赋，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礼部移文中外，凡民于弟憧奴自削发冒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十五年闰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以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以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乃命礼部榜示天下，惮守清规，违者必诛。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後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径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後，诸经习熟，然後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还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许出家。若寺观住持不检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礼部榜谕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卒酉，上罢朝，御右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溁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经皆不给。”
二年七月戊子，罢僧童四百五十一人为民。时僧童陈达高等，请给度牒，考试皆不通梵典。行在礼部请惩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发归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礼部奏：“永乐十六年人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卜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乱收。俟五年後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请给度牒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从之。
七年三月王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上谓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以创造寺院为名，群界佛象，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达英以寺为京都大刹，又缺住持，请命高僧领其众。上谓礼部曰：“此僧为自营计，勿听。”
八年三月戊寅，湖广荆州府荆门州判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安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好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绝奸弊。”从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广东按察使佥事赵礼言：“各处寺观多因田粮浩大，与民一体当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县光孝寺，该粮三千馀石，每当春秋耕敛，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岂无污染，败坏风俗？乞依钦定额数设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给田亩，听其自种自食，馀田均拨有丁无田之人耕种纳粮。”上命行在礼部依所言行之。
正统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监太监洪宝保，请度家人为僧，许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溁等奏：“洪武间，天下僧、道给过度牒者，令僧录司、道录司造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对册，其父兄、贯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迨今年久，前令寝废，有亡没遗留度牒未经销缴为他人有者，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有盗卖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伪莫辨，乞自今以後，给度牒者仍造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从之。
五年正月辛未，给僧童一万人度碟。进士张谏有希求请给数千百众庵至京师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义门外，监察御史林廷举等奏付法司，坐当杖充边卫军，从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门，谓礼部尚书胡溁等曰：‘旧制，僧道之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请，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方得申送。近闻多不通本教，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贯籍，一概冒请。尔礼部即行文，请诸司待三年後，凡有应给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该管有司，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经并诸品科范，番僧审通坛场十个，方许申送札部复试，中式然後具奏请给。敢仍前滥保，事发，其经由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言。”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言：“近年以来，释教盛行，聋替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日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令长发，敕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沴气自息，”
《元史张珪传》言：“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静绝俗，洗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生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惮奉词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二十以上不许为僧
《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已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僧地没官
《实录》：正统十二年二月庚戌，弥陀寺僧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近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输税。然臣空寂之徒，乞赐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
僧尼之滥
《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永安三年，尔朱兆人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人寺淫秽，自此後颇获讥诮。京师语云：‘汝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女婿。’”
《辍耕录》引唐郑熊《番禹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杂识》：“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问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谢，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掸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狠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馀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南唐後主普度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数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诣行在礼部，请给度牒。礼部言：“太宗皇帝时，命尼姑皆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还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妇女出家之禁。
造寺写经并无功德
《洛阳伽蓝记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邱同阅，一比邱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过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觉寺昙漠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上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昙漠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明于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迭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邱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礼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他人之财物，既得他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脑。’亦付司，仍与昙漠最同入黑门，有一比邱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在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後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凝亦人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往，京邑比邱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太祖皇帝御制《龙兴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
罗整庵钦顺《困知记续录》：“梁武帝问达摩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又宗杲《答曾侍郎书》有云：‘今时学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错了也。却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为空过时光，不如看几卷经，念几声佛，佛前多礼几拜，忏悔平生所作罪过，要免阎家老子手中铁棒，此是愚人所为。’呜呼，自佛法入中国，所谓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经种种糜费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为者，靡不争先为之。导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贪，则其说亦无缘而入也。奈何世之谄佛以求福利者，其贪心惑志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虽以吾儒正色昌言恳切详尽，一切闻如不闻。彼盖以吾儒未谙佛教，所言无足信也。达摩在西域，称二十八祖人中国，则为禅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为禅林之冠，所以保护佛法者，皆无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决矣。乃至如上所云种种造作以为无益者，前往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谓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佛，以为有益而为之，是贪也；不知其无益而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虽活佛在世，亦不能为之解说。乃欲谄事土佛、木佛，以侥幸于万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胜述，孰意佛书中乃有此等本分说话。人心天理，诚有不可得而泯灭者矣。”
“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诚亦异端，然其为道主，于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祷、禁祷、经咒、符宗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为其教之所从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诚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专其职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导迎二气之和，其义精矣。去古既远，精意浸失，而淫邪妖诞之说起。所谓经咒、符宗，大抵皆秦汉问方士所为，其泯灭而不传者，计亦多矣，而终莫之能绝也，今之所传，分明远祖张道陵，近宗林灵素辈。虽其为用不出乎祈攘、爕祷，然既已失其精意，则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道之害尔，望其消灾而致福，不以远乎！盖老氏之善成其私，固圣门所不取；道陵辈之涛张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为也。欲攻老氏者，须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则吾之说为有据，而彼虽架黠，亦无所措其辞矣。”
《通典》；贞观八年，大宗谓长孙无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对曰：“佛法本贵清静，以遏浮竞。昔释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释惠琳非无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颜延之曰：‘三台之位，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今陛下纵欲崇信佛道，亦不须道人，且别参议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张通古传》；“僧法主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憎。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阎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召法宝谓曰：‘汝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栗，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那？’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书颜延之传》：“时沙门释惠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尝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馀之人居之？’上变色。”
许僧道畜妻
《五台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尝欲去之，而卒不能去，盖人心陷溺日久，虽贤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顺其所欲则从之也轻，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佛氏娶妻日那输佗，生于摩侯罗，出家十二年，归与妻子复完聚。今其徒皆鳏居而无妻，岂二氏之教哉！虽无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则男女之欲岂其性与人殊哉！为今之计，管剃不必禁也，听其娶妻生于，而与齐民结婚姻之好。寺观不必毁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为社学、社仓。即以其人皆为我用，久将自嫌其簪剃之丑，而亦不便于寺观之居也。岂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从俗猎较之意乎？又习仪多于寺观，邱文庄已尝非之，而祈祷必以僧、道，厉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场、佛事哉。余谓祷雨当陈词哀恳，令诸生歌《云汉》之章，厉祭则圣祖御制之文，固已仁至而义尽矣。又何必假彼不洁之人，亵鬼神如百戏矣。”
道士隶宗正寺
《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润色梵书
《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释教，置院于太平兴国寺，後改为传法院，车驾亦尝临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灾、施获等，取所献梵书翻译焉。息天灾等并赐紫袍、师号，又命文臣润色其文。是岁息天灾等献所译经文一卷，诏人藏刻板流行。自是尽取禁中梵夹仰之翻译，每诞节即献经焉。息天灾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禄寺鸿肿卿以卒。自是译经之盛，後世无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谓为译经使官一员；以学士晁向、李维同二员。丁谓罢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凤阳县志》：“洪武元年，各处城隍皆有监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且有制词，盖其时皇祖尚未有定见。三年，乃正把典，诏天下城隍神主只你某府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切革去。未几，又令各处城隍庙内屏去闲杂神道。城隍神旧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习为之一变。惜乎今之有司多不达此，往往妄为衣冠之象，甚者又为夫人以配之。习俗之难移，愚夫之难晓，遂使皇祖明训托之空言，可罪民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著经曰：主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一日凡千万生人死。穷亿万世，无有问断，名为无问。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曰：我国有阿阇世王，杀父主篡其位，法当人所谓狱无问者。若能求事佛，後生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无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为楛，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问戆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微小肯，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积久，曰我罪如是，富贵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我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环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疏，擎于万福，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可为者。晋，伯主也，一铜鞮宫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人凡至十万人。後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数，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人农籍，其馀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悉恣新其公署传舍。今天子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只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後世不得复加也。’赵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节，断其脉络，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笺于丞相云：涛坏人居，不一銲锢，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少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生见圣人，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功者。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画疑在。半夜酒馀，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东闽、两越宦游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後，不知几千百人矣。
卷四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万户。
汉高帝五年九月，徙诸侯于关中。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初，娄敬使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屈、昭，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帝曰：“善。”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馀口。
景帝元年正月，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说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帝从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实之。
大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此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杰也。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後，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四年夏，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十万。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行，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崔寔《政论》曰：“古有移人通财，以赡烝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广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民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仲长统《昌言》曰：“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其後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贵。曹公征关中，得以为资。
魏文帝改长安、谯、许昌、亳、洛阳为五都，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後又增其复。
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居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汉、南丰县以居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预为征南将军。初，伐吴军至江陵，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萧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二十三年，迁汉川流民于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计万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後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章宗时，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经营国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归，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国史律令
《战国策》：“楚相柏举之战，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
《东观汉记》：“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
《唐书》：“韦述居史职，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载，收两京，议罪，流渝州死。广德二年，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通鉴》：“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为左司谏。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
《彭汝砺传》：“为监察御史裹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广聪明也。’卒不奉诏。”
御容
《旧唐书》：“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庙。’从之。”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封太山图》。
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备法驾。
宋邵博《闻见录》：“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有唐二帝苎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後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禁也。’事遂寝。”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时，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擒不屈，请为黄冠。时神霄宫废，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将毁其像。宏中为起紫微殿，迁像事之。”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凡诸帝庙号，为避唐朝讳，皆易其文，议者非之。”
《宋史》：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
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後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
《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种树
脯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
《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
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栽桑枣
《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