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日知录集释》第 13/46 部分）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末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佑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瑀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勇，以为爪牙，军中之政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吴，靖康寇难，长驱百舍，直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征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杨氏曰】天下本无百年不敝之法，而贵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学深虑论略尽之矣。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及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佑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后改为辽。太祖将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原注】赫连勃勃称帝，诸将劝先取关中。勃勃曰，吾大业草创，士众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诸将用命关中，末可图也。我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待兴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
宋元佑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报。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杨氏曰】昌黎客兵土兵之策，可于此得之。【陈鸿博曰】今塞外大宁、开平、兴和、东胜旧地，皆吾牧厂之区，与诸部多犬牙相错。热河八沟营郑家庄，虽分列副都统总管驻防，而由河屯营以西开平旧卫，其街陌遗迹尚存。兴和见有屯田客户，独石口外则有红城、归化城为东胜旧地。彼处率土泉深厚，水草丰美，宜于屯牧。使于开平故地，设屯牧使一人，总领其事，复分设口外四路满汉同知隶之，画疆分驻，联为应援。见今内务府上三旗及会稽司诸衙门闲散之丁，约数万有余。汉军披甲外，闲散者亦有二万余人。此等与其使聚食京师，贫窘无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岁拨发三万人，复募边民愿往者，各给以种粮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择其中骁捷者教练为兵，耕牧之余，复习骑射击刺之法，名为屯军。使世守其业。五年以后，始差收耕牧之税，即以供给屯军飨劳之需。复以其余力，缮完墙堡，修整戎器，笫使人自为守，经费所出，取之屯牧有余。
宦官
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着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原注】实录，宣德元年七月，以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授小内使书。四年十月，命行在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实录言山为人寡学急利而昧大体，上薄之。其致仕归，恩礼一无所及。则其授小内使书亦贱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为起居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原注】英庙升遐，典玺局局丞王纶以老事东宫，希图柄用。而翰林侍读学士钱溥以尝奉命教内书馆，纶受学焉。遂内外交错，以谋入阁。已而败露，得罪。纶造溥家，执弟于礼，坐溥上坐，饮至晡而去。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暬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原注】玄宗始置内侍省监二员，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为之。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远色为本。【唐氏曰】凡阉人导君以酒色，导君以荒游，导君以侈御，导君以恶见正人。权臣因之，上隐无不闻，下巧无不达，国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进之门，邪曲进，贤正沮矣。金入则死罪生，求拂则有功死，刑不中、罚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刚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无可加，诫训无所益，虽神圣盖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儿蓄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挟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灭宗社而后已。然绝之甚易也，请着为典，曰，凡阉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后世人臣有言立阉人之职司及使视戎事者，杀无赦！凡阉人传命于朝，见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传命于堂，见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日官于道，见而下马，过而上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斩，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小臣不言者黜！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原注】宋濂大明日历序言，后妃居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给事扫除之役。其家法之严，五也。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原注】实录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内官杨宝，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内官韦乔同御史察勘两京及天下库藏出纳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末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借口子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杨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刘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余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亲见逆珰之祸，而卒以奄人监军，可叹哉！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址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乂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址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址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址，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址。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预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暦之兆矣。事寝不行。
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牛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怨归朝廷，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而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作，灾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钧笔也。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此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之豫而储之广也。传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论曰，夫以暬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原注】金时近侍非宦竖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见斜卯爱实传。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办文书，都着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列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璟疏言，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宫，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原注】天启元年四月，御史张捷疏言，请令中官受考察于礼部，定为五年一举，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晶，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珰，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诒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恪，严内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着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恭候圣明裁夺。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白宫
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彷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刘吉等之辞。【唐氏曰】不重奄人，则无自宫以幸进者。此除恶务本之道也。至奄人祸烈，而后禁之，则无及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实录，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卯，严自宫之禁，犯者皆发充军。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末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白宫其幼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珰满朝，金玉塞涂，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末育，殆由于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刘韐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称尺。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赵氏曰】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污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原注】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阎氏曰】江都之田一万七千余顷，额征银五万余两。高邮田二万五千余顷，额征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九千余顷，额征银四万四千余两。非泰州之田仅高邮三分之一，赋重于高邮三倍也，盖泰州大地，而高邮小地也。又如兴化田二万四千余顷，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二千余顷，额征银二万余两。非宝应仅兴化十分之一，赋重十倍也，盖宝应大地而兴化小地也。小地则一亩为一亩，而赋轻。大地则数亩折一亩，而赋重。赋役全书内皆未经注明也。钱粮款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原注】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沈氏曰】宋食货志，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原注】宦者传。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原注】属真定。威县【原注】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原注】属真定。地。清河、【原注】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原注】属东昌。地。郓城、【原注】属兖州。范县【原注】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原注】属兖州。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原注】属开封。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原注】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凡三十七州。
后魏田制
【汝成案】周礼闾师，任工以饬材事。今作余材。考魏书同，恐误脱。又贡其材，周礼作贡其物。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原注】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杨侍郎曰】劝民开垦，务使野无旷土。第或山深箐密，或系砂卤，开辟既艰，旱涝赋缺，故民鲜尽力。窃思若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硗瘠难垦之地，俱准照斥卤轻则起科，则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广收。民人承垦，即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系沃土，则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陕省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偿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万余两，共收过粮约十余万石。此已试之成效，以为此法。凡西北近边之地，如直隶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宁武，甘肃之宁夏、西宁等府，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丰溢，一经开垦，即为膏腴。若令概照陕省之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民之力能耕种者，必无不愿。惟领银交粮之时，不得勒掯需索，则民情踊跃矣。【曹给事曰】开垦原以利民，然所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勘夺，预报亩数，以邀急功之名。逮知不足，即责之见在熟田，以符所报之数。一曰以荒作熟。河蠕坍涨不常，山麓难资灌溉，州县不复履勘，悉入报垦之数。赤资乏食之民，止贪目下官给牛种，官与草舍，以糊旦夕，而不顾其地之不可得而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岁，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矣。故凡经报过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内有向系还粮熟田，混报开垦者，即行举首除额，免其处分。至新垦田，应行升科之日，亦必亲勘。果系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与升科。如其硗确瘠薄，不能成熟即与开除免赋。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据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等，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原注】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原注】宋淳佑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犹有七斗以上者，今与民田通均，而犹三斗七升。是此旨当日未尽奉行也。【王上舍曰】粮曷以浮名也？苏州府见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见额一百二十万石。然在宋时，苏州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赋，苏州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之赋额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于是有为变通之说者，或曰明时虽曰重额，而漕运赠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重粮田纳银一两，准米四石。输布一匹，准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知。今则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钱有奇，而加耗犹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复有浮数不赀，或致一亩之租不能办一亩之税，此加耗之害非浅也。浮粮难豁，耗赠不可减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开征，今则于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其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丰歉未定，遂以监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编户，苟非操券于债家，入衣于质库，其将何以应之！此早征之患至深也。浮粮难豁，催科不可缓乎？或又曰，征输减一分，则小民受一分之惠。试以苏松田计，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一斗。科则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七升。科则二斗以内者，每一石请减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议减之列。如是则于国计无亏，而三百年之痼疾有起色矣。全豁难议，递减独不可行平？夫是三说者，皆变通之得其道者也。但减耗缓征可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可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计，莫若以苏松浮粮摊之天下轻额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二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苏州府额征地丁银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从管理户部事务怡亲王等奏请也。时苏州府条折兵饷徭里，人丁匠班、随漕经费等项，岁征银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两零，松江府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两零，苏州府正耗漕白等项岁征米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银，苏州府一百二十九万五于余两，松江府六十七万四千余两。苏州府地丁银项，每至次年奏销之期，民欠必至三十余万，松江府必至十五六万。计苏州田地、山荡、滩溇等，共九万九千九百余顷，松江共四万零八百余顷。是月，户部议覆光禄寺卿杭奕禄奏请。敕下江南督抚，于苏松二府州县，凡有田之人，于思免额征钱粮数内，十分中减免佃户三分。查二府恩免额征系条折银两，租田之人交纳皆系米石，所减三分应以米算。照条折米一斗折银一钱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额征银一钱，则于此一钱银之内纳租人名下减免米三升，以此为准。圣恩蠲免二府额征四十五万两，业户得沾三十一万五千两之恩，佃户亦分沾十三万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议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