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朱子语类》第 72/110 部分）

周礼中多有说事之纲目者。如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司马职，「乃陈车徒，如战之陈」，其陈法亦不可见矣。
「周都丰镐，则王畿之内当有西北之戎。如此，则稍、甸、县、都，如之何可为也？」曰：「周礼一书，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尔。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
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盖古人立法无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职，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则便无后世巫蛊之事矣。
五峰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当交通外朝之说，他亦是惩后世之弊。要之，仪礼中亦分明自载此礼。至若所谓「女祝、掌凡内祷、祠、禬、禳之事」，使后世有此官，则巫蛊之事安从有哉！
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论近世诸儒说
于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于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稿，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儒用录云：「但说官属。不悉以类聚，错综互见。事必相关处，却多含糊。或者又谓有互相检制之意，此尤不然。」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于司寇；儒用录云：「大行人司仪掌宾客之事，当属春官，而乃领于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于司徒，乃掌于司马：儒用录云：「怀方氏辨正封疆之事，当属地官，而乃领于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儒用录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马主兵，有威怀诸侯之义故也。」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儒用录作「正」。其疆域之定制，至于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于司空，而今亡矣。」又云：「陈徐周礼制度，讲三公宰相处甚详，然皆是自秦汉以下说起。云汉承秦旧，置三公之官。若仍秦旧，何不只仿秦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马司徒司空者，何故？盖他不知前汉诸儒未见孔壁古文尚书有周官一篇，说太师太傅太却为三公尔。孔安国古文尚书藏之秘府，诸儒专门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晋间，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汉初亦只仍秦旧，置丞相御史太尉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为大司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于复古，但以卫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于骠骑大将军之上，加大司马以宠异之，如加阶官『冠军』之号尔，其职无以异于大将军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见是时大司马已典兵，兼名号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后汉仍旧改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备员。后来三公之职遂废，而侍中中书尚书之权独重，以至今日。」儒用略。
君举说井田，道是周礼王制孟子三处说皆通。他说千里不平直量四边，又突出圆算，则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说出亦自好看，今考来乃不然。周礼郑氏自于匠人注内说得极仔细。前面正说处却未见，却于后面僻处说。先儒这般极仔细。君举于周礼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个新样好话谩人。本文自说「百里之国」，「五十里之国」。
周礼有井田之制，有沟洫之制。井田是四数，沟洫是十数。今永嘉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解分作两项，却是。
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礼乃有五等，决不合，永嘉必欲合之。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则是每个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陈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为合加地、赏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诳之甚！
先生以礼钥授直卿，令诵一遍毕。先生曰：「他论封国，将孟子说在前，而后又引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说，非是。」直卿问：「孟子所论五等之地，是如何与周礼不合？」曰：「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但又说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说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国添了许多地，便着移了许多人家社稷，恐无此理。这只是夏商以来，渐渐相吞并，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柰他何，就见在封他。且如当初许多国，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说样，他是各人占得这些子地，先王从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后来相吞并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说：『周公之封于鲁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这也不是。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他那旧时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与那大国杂居，也于理势不顺。据左传所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齐是恁地阔。诗『复周公之宇』，鲁是恁地阔。这个也是势着恁地。陈君举却说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维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径言，则只百二十五里。某说，若恁地，则男国不过似一耆长，如何建国！职方氏说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类，极分明。这一千里，纵横是四个五百里，便是破开可以封四个伯。他那算得国数极定，更无可疑。君举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余地只存留在那里。某说，不知存留作甚么？恁地，则一千里只将三十来同封了四伯，那七十来同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则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势未定，且大概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论至此，蹙眉曰：「这个也且大概恁地说，不知当时仔细是如何。」义刚问：「孟子想不见周礼？」曰：「孟子是不见周礼。」直卿曰：「观子产责晋之辞，则也恐不解封得恁地大。」曰：「子产是应急之说。他一时急后，且恁地放鵰，云，何故侵小？这非是至论。」直卿曰：「府、史、胥、徒，则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许多？」曰：「尝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谓府、史、胥、徒太多。这个当时却都是兼官，其实府、史、胥、徒无许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动诞不得，法可谓甚严。」曰：「周公当时做得法大段齐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买卖；他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极是齐整，但不知周公此书行得几时耳。」
天官
天官之职，是总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许多事？且冢宰内自王之饮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头万绪，若不是大其心者区处应副，事到面前，便且区处不下。况于先事措置，思患预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记得此，复忘彼。佛氏只合下将那心顿在无用处，纔动步便疏脱。所以吾儒贵穷理致知，便须事事物物理会「舜明于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见皆有其则。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许多事到面前，如何柰得他！须襟怀大底人，始得。又云：「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
「周之天官，统六卿之职，亦是其大纲。至其它卿，则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职，至于阍寺、宫嫔、酰酱、鱼盐之属，无不领之。」道夫问：「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于君身，故使之领否？」曰：「然。」
周礼天官兼嫔御宦官饮食之人，皆总之。则其于饮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岂复有后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问：「宫伯、宫正所率之属五百人皆入宫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卫在外，不是入宫，皆公卿王族之子弟为之，不是兵卒。」宫伯、宫正。
地官
问：「司徒职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详。」曰：「也须是教他有饭吃，有衣着，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闾胥书其孝弟姻恤，属民读法之类，皆是。」淳录云：「民无住处，无物吃，亦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后教可行也。」
直卿谓：「司徒所谓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为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岁时读法之类。」
周礼中说教民处，止及于畿内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知如何。岂应如此？
或问周礼：「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郑注云：「日南，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太北，远日也；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处太西，远日也。」曰：「『景夕多风，景朝多阴』，此二句，郑注不可晓，疑说倒了。看来景夕者，景晚也，谓日未中而景已中；盖立表近南，则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后景长也。景朝者，谓日已过午而景犹未中；盖立表近北，则取日远，午前长而午后短也。」问多风多阴之说。曰：「今近东之地，自是多风。如海边诸郡风极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东风，夏必南风，不如此间之无定。盖土地旷阔，无高山之限，故风各以方某旧在漳泉验之，早间则风已生，到午而盛，午后则风力渐微，至晚则更无一点风色，未尝少差。盖风随阳气生，日方升则阳气生，至午则阳气盛，午后则阳气微，故风亦随而盛衰。如西北边多阴，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阳气到彼处衰谢。盖日到彼方午，则彼已甚晚，不久则落，故西边不甚见日。古语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见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语云：『巫峡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东。』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观之，天地亦不甚阔。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风阴观之，可以验矣。」用之问：「天竺国去处又却极阔？」曰：「以昆仑山言之，天竺直昆仑之正南，所以土地阔，而其所生亦多异人。水经云，昆仑取嵩高五万里，看来不会如此远。盖中国至于阗二万里，于阗去昆仑，无缘更有三万里。文昌杂录记于阗遣使来贡献，使者自言其国之西千三百余里即昆仑山。今中国在昆仑之东南，而天竺诸国在其正南。水经又云，黄河自昆仑东北流入中国，如此，则昆仑当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国后，方见其东北流尔。佛经所说阿耨山，即昆仑也，云山顶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为四大水，入中国者为黄河，入东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类。大抵地之形如馒头，其捻尖处则昆仑也。」问：「佛家『天地四洲』之说，果有之否？」曰：「佛经有之。中国为南潬部洲，天竺诸国皆在南潬部内；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亦如邹衍所说『赤县』之类。四洲统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几所，而娑婆世界独居其中，其形正圆，故所生人物亦独圆，正象其地形，盖得天地之中其它世界则形皆偏侧尖缺，而环处娑婆世界之外，缘不得天地之正气，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说便是『盖天』之说。横渠亦主盖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时，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气和，其它世界则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气不和，只他此说，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经历诸世界了，然后入地，则一日之中，须历照四处，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处，即已曛矣；若更照其它三处，经多少时节！如此，则夜须极长。何故今中国昼夜有均停时，而冬夏漏刻长短，相去亦不甚远？其说于是不通矣。」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识土圭，郑康成解亦误。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长一尺五寸，以玉为之。夏至后立表，视表影长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长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长则表影短，晷短则表影长。冬至后，表影长一丈三尺余。今之地中，与古已不同。汉时阳城是地之中，本朝岳台是地之中，岳台在浚仪，属开封府。已自差许多。」问：「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天运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问：「历所以数差，古今岂无人考得精者？」曰：「便是无人考得棈细而不易，所以数差。若考得精密，有个定数，永不会差。伊川说康节历不会差。」或问：「康节何以不造历？」曰：「他安肯为此？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愈密而愈差。」因以两手量桌边云：「且如这许多阔，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阔，便有差。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今之历法于这四界内分作八界，于这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则一，而古今历法疏密不同故尔。看来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来凑合天之运行，所以当年合得不差，明后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运定，只是旋将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则添些，过则减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历，当时最谓精密，只一二年后便差。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造历，便合并天运所差之度都算在里。几年后差几分，几年后差几度，将这差数都算做正数，直推到尽头，如此庶几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个大统正，只管说天之运行有差，造历以求合乎天，而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此说极是，不知当初因甚不曾算在里。但尧舜以来历，至汉都丧失了，不可考。缘如今是这大总纪不正，所以都无是处。季通算得康节历。康节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历家所用只是万分历，万分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万分？只是今之历家又说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历比以前历，他只是做得个头势大，敷衍得阔，其实差数只一般。正如百贯钱修一料药，与十文修一料药，其不能治病一也。」
「周礼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万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东西相去各三万里。」问：「何谓『四游』？」曰：「谓地之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非谓天地中间相去止三万里也。春游过东三万里，夏游过南三万里，秋游过西三万里，冬游过北三万里。今历家算数如此，以土圭测之，皆合。」僩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虚器浮其中，四边定四若器浮过东三寸，以一寸折万里，则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差过东方三万里，则远去西方三万里矣。南北亦然。然则冬夏昼夜之长短，非日晷出没之所为，乃地之游转四方而然尔。」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测得如此？恐无此理。」曰：「虽不可知，然历家推算，其数皆合，恐有此理。」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横于地下，日中则景蔽于圭，此乃地中为然，如浚仪是也。今又不知浚仪果为地中否？」问：「何故以八尺为表？」曰：「此须用勾股法算之，南北无定中，必以日中为中，北极则万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长而夜短。骨里干国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铁勒，则又北矣。极北之地，人甚少。所传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龙蛇交杂，不可去。女真起处有鸭绿江。传云，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并鸭绿是也。若以浚仪与颍川为中，则今之襄汉淮西等处为近中。」
尝见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则差一寸，到得极星却无差。其初亦自晓不得，后来仔细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极东处，日午以前须短，日午以后须长；极西处，日午以前须长，日午以后须短，所以有差。故周礼以为：「日北则景长，多寒；日南则景短，多暑；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此最分晓。极星却到处视之以为南北之中了，所以无差。如凉伞然，中心却小，四檐却阔，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将周礼来检看，方见得决然是如此。
今谓周官非圣人之书。至如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这个一如碁盘相似，枰布定后，碁子方有放处。因论保五法。
二十五家为闾。闾，吕也，如身之有脊吕骨。盖闾长之居当中，而二十四家列于两旁，如身之脊吕骨当中，而肋骨分布两旁也。
问六德「智、圣」。曰：「智，是知得事理；圣，便高似智，盖无所不通明底意思。」
「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此乡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则兵数宜甚多；然只是拥卫王室，如今禁卫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则「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然后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则可谓甚少。然有征行，则发此都鄙之兵，悉调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调。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贡、助之法亦异。大率乡遂以十为数，是长连排去；井田以九为数，是一个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以下小司徒。
周制乡遂用贡法，故十夫治沟，长底是十，方底是百，长底是千，方底是万。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沟共井。乡遂则以五为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如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都鄙则以四为数，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三头。乡遂所以必为沟洫而不为井者，以欲起兵数故也。五比、五邻、五伍之后，变五为四闾、四里、四两者，用四，则成百之数；复用五，则自此奇零不整齐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说，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说，受田则用沟洫，起赋敛则依井。下条闻同。
问：「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乡遂所以不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数，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乡遂以五起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故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近郊之民，王之内地也。共辇之事，职无虚月。追胥之比，无时无之。其受[厘八土]为民者，固与畿外之民异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于迩民也。远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沟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其受[厘八土]为氓者，固与内地之民异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于遐民也。园[厘八土]二十而一，若轻于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扰，扰则不能以宁居，是故二十而税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于远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贾之资利，不可以轻，轻则必至于忘本，是故二十而五。系近郊、远郊劳逸所系。
天子六乡，故有六军；诸侯三乡，故有三军。所谓「五家为比」，比即伍也；「五比为闾」，闾即两也；「四闾为族」，族即卒也，则是夫人为兵矣。至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出兵车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为公田，只是八夫甸，则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于乡遂也？便是难晓。以某观之，乡遂之民以卫王畿，凡有征讨，止用丘甸之民。又，学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见于乡遂，乡遂之外不闻教养之制，亦可疑也。
问：「都鄙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审乡遂车赋则如何？」曰：「乡遂亦有车，但不可见其制。六乡一家出一人，排门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赋轻，在外者役轻而赋重。六军只是六乡之众，六遂不与。六遂亦有军，但不可见其数。侯国三军，亦只是三郊之众，三遂不与。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蔡季通说，车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用牛载糗粮戈甲衣装，见七书。如鲁颂『公徒三万』，亦具其说矣。」
问：「郑氏『旁加一里』之说是否？」曰：「如此方得数相合，亦不见所凭据处，今且大概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问：「古以百步为亩，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当今四十一亩。」
问：「司马法车乘士徒之数，与周礼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见于郑氏注。七书中司马法又不是，此林勋本政书错说，以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礼乃常数，司马法乃调发时数，是否？」曰：「不通处，如何硬要通？不须恁思量，枉费心力。」
先生与曹兄论井田，曰：「当时须别有个道理。天下安得有个王畿千里之地，将郑康成图来安顿于上！今看古人地制，如丰镐皆在山谷之间，洛邑伊阙之地，亦多是小溪涧，不知如何措置。」
丰镐去洛邑三百里，长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长处，非若今世之为图画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类此，不可执画方之图以定之。
古者百亩之地，收皆亩一锺，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较之，为米一石五斗尔。」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岁受田，六十者归田。其后想亦不能无弊，故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唐制，每岁十月一日，应受田者皆集于县令廷中，而升降之。若县令非才，则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乡大夫。
问：「周礼『德行道艺』。德、行、艺三者，犹有可指名者。『道』字当如何解？」曰：「旧尝思之，未甚晓。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且如『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于礼乐之理，则须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之谓。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艺是有艺，道则知得那德、行、艺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贤者，道艺是能者。』盖晓得许多事物之理，所以属能。」
「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者，卿大夫既献贤能之书，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则内史掌之，以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诸侯，王坐，使内史读策命之。非特命诸侯，亦欲在廷询其可否。且如后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辞免了。」问：「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遗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汉常用策，缘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
问：「党正：『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不齿。』若据如此，虽说『乡党莫如齿』，到得爵尊后，又不复序齿。」曰：「古人贵贵长长，并行而不悖。他虽说不序，亦不相压。自别设一位，如今之挂位然。」焘录云：「犹而今别设桌也。」党正。
古制微细处，今不可晓，但观其大概。如「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郑康成作一说，郑司农又作一说，凭何者为是？以下载师。
问：「商贾是官司令民为之？抑民自为之邪？」曰：「民自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载师所谓『贾田』者，是也。」
问：「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禄。如管子『士乡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为士，则无农矣，故乡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谓『士田』者，是也。」
「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此即是田税。然远近轻重不等者，盖近处如六乡，排门皆兵，其役多，故税轻；远处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赋一兵，其役少，故税重。所谓「十二」者，是并杂税皆无过此数也。都鄙税亦只纳在采邑。
安卿问：「『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近处役重，远处役轻。且如六乡，自是家家为兵。至如稍、县、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则是都鄙却成九一。但郑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赋之类，皆云是计口出泉，如此又近于太重。」曰：「便是难晓，这个今且理会得大概。若要尽依他行时，也难。似而今时节去封建井田，尚煞争。淳录云：「因论封建井田，曰：『大概是如此，今只看个大意。若要行时，须别立法制，使简易明白。取于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于乏，而下不至于苦，则可矣。今世取封建井田，大段远。』」恰如某病后要思量白日上升，如何得！今且医得无事时，已是好了。如浙间除了和买丁钱，重处减些，使一家但纳百十钱，只依而今税赋放教宽，无大故害民处。淳录云：「如漳之盐钱罢了。」如此时，便是小太平了。前辈云，本朝税轻于什一，也只是向时可恁地说，今何啻数倍！缘上面自要许多用，而今县中若省解些月桩，看州府不来打骂么？某在漳州解发银子，折了星两；运司来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个『可付一笑』字，听他们自去理会。似恁时节，却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复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录云：「见畅潜道录。想是他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属，论得来也是太过，但也是行不得。淳录云：「柳子厚说得世变也是。但他只见得后来不好处，不见得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汉当初要封建，后来便恁地狼狈。若如主父偃之说，『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录云：「若论主父偃后底封建，则皆是王族贵骄之子，不足以君国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国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个亲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个未必便不好，但子孙决不能皆贤。若有一个在那里无稽时，不成教百姓论罢了一个国君！若只坐视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区处？淳录云：「封建以大体言之，却是圣人公共为民底意思，是为正理。以利害计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犹做得好在。第二世继而立者，个个定是不晓事，则害民之事靡所不为。百姓被苦来诉国君，因而罢了，也不是；不与他理会，亦不是。未论别处如何，只这一处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个钱塘县尉，封他作静江国王，郁林国王，淳录作「桂国之君」。他定是不肯去，淳录作：「他定以荒僻不乐于行。」宁肯作钱塘县尉。唐时理会一番袭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录作：「一时功臣皆乐于在京，而不肯行。」符秦也曾如此来，人皆是恋京师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淳录作：「符坚封功臣于数国，不肯去，迫之使去。」这个决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概论之，圣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则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论得也忒烦，前后都不相照。淳录作：「子由论封建，引证又都不着。」想是子由老后昏眩，说得恁地。某尝作说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终了。若东坡时，便不如此。他每每两牢笼说。他若是主这一边说时，那一边害处都藏着不敢说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说后，说得更无理会。」因曰：「苏氏之学，喜于纵恣疏荡。东坡尝作某州学记，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学校尚有古意。其间言舜远矣，不可及矣，但有子产尚可称。他便是敢恁地说，千古万古后，你如何知得无一个人似舜！」淳录作数条。
载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又云：「凡民无职者出夫布。」前重后轻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后方是待庶民。宅不毛，为其为亭台也；田不耕，为其为池沼也。凡民无职事者，此是大夫家所养浮泛之人也。
「师氏『居虎门，司王朝』。虎门，路寝门也。正义谓路寝庭朝，库门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门外。」文蔚问：「路寝庭朝，库门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寝庭在门之里，议政事则在此朝。库门外，是国有大事，询及众庶，则在此处，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之类，各有高下。胡明仲尝云，近世朝礼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师氏。
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阙一。就中乐之教尤亲切。夔教冑子只用乐，大司徒之职也是用乐。盖是教人朝夕从事于此，拘束得心长在这上面。盖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换了他一副当情性。以下保氏。
周礼「六书」，制字固有从形者。然为义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说义理得！龟山有辩荆公字说三十余字。荆公字说，其说多矣；止辩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顶门上下一转语，而随其后屑屑与之辩。使其说转，则吾之说不行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货之不售者」，或买，或赊，或贷。贷者以国服为息，此能几何？而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何也？泉府。
问：「遂，何以上地特加莱五十亩？」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晓。乡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见于遂耳。大抵乡吏专主教，遂吏专主耕。」以下遂人。
问：「乡遂为沟洫，用贡法；都鄙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别？」曰：「古制不明，亦不晓古人是如何。遂人沟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数制之，『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令贡赋，便是用贡法。」
子约疑井田之法，一乡一遂为一万有余夫，多沟洫川浍，而匠人一同为九万夫，川浍沟洫反少者；此以地有远近，故治有详略也。乡遂近王都，人众稠密，家家胜兵，不如此则不足以尽地利而养民；且又纵横为沟洫川浍，所以寓设险之意，而限车马之冲突也，故治近为甚详。若乡遂之外，则民少而地多，欲尽开治，则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晋郄克帅诸国伐齐，齐来盟，晋人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尽东其亩。」齐人曰：「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云云，晋谋遂塞。盖乡遂之亩，如中间是田，两边是沟，向东直去，而前复有横亩向南，沟复南流。一东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险阻多，而非车马之利也。晋欲使齐尽东其亩，欲为侵伐之利耳，而齐觉之。若尽东其亩，则无纵横相衔，但一直向东，戎马可以长驱而来矣。次日又曰：「昨夜说匠人九夫之制，无许多沟洫，其实不然。适间检看许多沟洫川浍，与乡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约看不子细耳。」
田制须先正沟洫，方定。
「稍」者，稍稍之义，言逐旋给与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廪禄皆然，犹今官中给俸米。稍人。
乡遂虽用贡法，然「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亦未尝拘也。司稼。
春官
周礼载用赤璋、白璧等敛，此岂长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观季孙斯死用玉，而孔子历阶言其不可，则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典瑞。
黄问：「周礼祀天神、地示、人鬼之乐，何以无商音？」曰：「五音无一，则不成乐。非是无商音，只是无商调。先儒谓商调是杀声，鬼神畏商调。」以下大司乐。
周礼不言祭地，止于大司乐一处言之。旧见陈君举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问大司乐祭地祇之事。
因说及梦，曰：「圣人无所不用其敬，虽至小没紧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后世儒者方说得如此阔大，没收杀。如周礼，梦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紧要？然圣人亦将做一件事。某平生每梦见故旧亲戚，次日若不接其书信及见之，则必有人说及。看来惟此等是正梦，其它皆非正。」占梦。
夏官
路门外有鼓，谓之路鼓，王崩则击此鼓，用以宣传四肺石，其形若肺，击之有声；冤民许击此石，如今登闻鼓。唐人亦有肺石。太仆。
秋官
人谓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许多刑，如何是不言刑！
问：「周礼五服之贡，限以定名，不问其地之有无，与禹贡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概是近处贡重底物事，远处贡轻底物事，恰如禹贡所谓『纳铚、纳秸』之类。」大行人。
冬官
车所以揉木，又以围计者，盖是用生成圆木揉而为之，故坚耐，堪驰骋。轮人。
问：「侯国亦仿乡遂都鄙之制否？」曰：「郑氏说，侯国用都鄙法。然观『鲁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亦是如此。」义刚录作：「当亦是乡遂」。匠人注。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七
礼四
小戴礼
总论
问：「看礼记语孟，孰先？」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后，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节出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
问读礼记。曰：「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着处。」
「读礼记，须先读仪礼。尝欲编礼记附于仪礼，但须着和注写。」德辅云：「如曲礼檀弓之类，如何附？」曰：「此类自编作一处。」又云：「祖宗时有三礼科学究，是也。虽不晓义理，却尚自记得。自荆公废了学究科，后来人都不知有仪礼。」又云：「荆公废仪礼而取礼记，舍本而取末也。」德辅。
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它皆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庄严，所谓『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礼卑』。人之智识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学之格物、致知，是智崇处；正心、修身，是礼卑处。」
礼记只是解仪礼，如丧服小记便是解丧服传，推之每篇皆然。惟大传是总解。
许顺之说，人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说得到这里！想必是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方子录云：「以是知礼记亦出于孔门之徒无疑。顺之此言极是。」
问：「礼记正义载五养老、七养老之礼。」曰：「汉儒说制度有不合者，多推从殷礼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如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
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文蔚录云：「问二礼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义刚录云：「康成也可谓大儒。」
王肃议礼，必反郑玄。
礼记有王肃注，煞好。又，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肃。又，郑玄说觉见好。礼书，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底似胜陆底。后世礼乐全不足录。但诸儒议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于此。毕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试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书刘子翼传。江西有士人方庭坚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赐。夔孙同。
或曰：「经文不可轻改。」曰：「改经文，固启学者不敬之心。然旧有一人，专攻郑康成解礼记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时术之』，亦不改，只作蚕蛾子，云，如蚕种之生，循环不息，是何义也！且如大学云：『举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义理！」
方马二解，合当参考，尽有说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如「君赐衣服，服以拜赐」。绝句是。「以辟之命，铭为烝彝鼎」，旧点「以辟之」为一句，极无义。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铭彝鼎，最是。又如陆农师点「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学」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圣人作」作一句，「为礼以教人」。学记「大学之教也」作一句，「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乃言底可绩三载」，皆当如此。「不在此位也」，吕与叔作「岂不在此位也」？是。后看家语乃无「不」字，当从之。
礼记荀庄有韵处多。龚实之云，尝官于泉，一日问陈宜中云：「古诗有平仄否？」陈云：「无平仄。」龚云：「有。」辨之久不决，遂共往决之于李汉老。陈问：「古诗有平仄否？」李云：「无平仄，只是有音韵。」龚大然之。谓之无有，皆不是，谓之音韵乃是。
曲礼
曲礼必须别有一书协韵，如弟子职之类。如今篇首「若思」，「定辞」，「民哉」；兹。及「上堂声必扬」，「入户视必下」，户。皆是韵。今上下二篇却是后人补凑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处，文意都不接。内则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
问：「曲礼首三句是从源头说来，此三句固是一篇纲领。要之，『俨若思，安定辞』，又以『毋不敬』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两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节目，只是一个容貌言语，便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这里只是不曾说『正颜色』。要之，颜色容貌亦不争多，只是颜色有个诚与伪。」简录云：「箕子『九畴』，其要只在『五事』。」
问：「艾轩解『俨若思』，训『思』字作助语，然否？」曰：「训『思』字作助语，尚庶几；至以『辞』字亦为助语，则全非也。他们大率偏枯，把心都在边角上用。」辉。
「贤者狎而敬之」，狎是狎熟、狎爱。如「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既爱之而又敬之也。「畏而爱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畏」，畏中有爱也。「很毋求胜」，很亦是两家事。注云：「斗阋也。」如与人争斗，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胜在我也。「分毋求多」，分物毋多自与，欲其平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本大戴礼之文。上言事亲，因假说此乃成人之仪，非所以事亲也。记曲礼者撮其言，反带「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郑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谬！他也是解书多后，更不暇仔细。此亦犹「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家语答问甚详；子思取入中庸，而删削不及，反衍「子曰」两字。
问：「『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吕与叔谓上二句学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犹致也。取于人者，我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则来学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则往教者也。此说如何？」曰：「道理亦大纲是如此，只是说得不甚分晓。据某所见，都只就教者身上说。取于人者，是人来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转语：取于人者，便是『有朋自远方来』，『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为人师』，『我求童蒙』。」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以「诚庄」对「威严」，则莅官当以威严为本。然恐其太严，又当以宽济之。
问：「『七十老而传』，则嫡子、嫡孙主祭。如此，则庙中神主都用改换作嫡子嫡孙名奉祀。然父母犹在，于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难行，也且得躬亲耳。」又问：「嫡孙主祭，则便须祧六世、七世庙主。自嫡孙言之，则当祧。若叔祖尚在，则乃是祧其高曾祖，于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又问：「先生旧时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后来废之，何故？」曰：「觉得忒煞过当，和禘、袷都包在里面了。恐太僭，遂废之。」
问：「『年长以倍，则父事之』，这也是同类则可？」曰：「他也是说得年辈当如此。」又问：「如此，则不必问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隐微难见。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问：「如此，则不必问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师他，则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较尊敬他。」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古人室在东南隅开门，东北隅为窔，西北隅为屋漏，西南为奥。人纔进，便先见东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后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尸用无父母者为之，故曰：「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
「父召无诺，唯而起。」唯速于诺。
问：「礼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说，被人解得都无理会了。据某所见，此二句承上面『馂余不祭』说。盖谓馂余之物，虽父不可将去祭子，夫不可将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腥，则非馂余矣，虽熟之以荐先祖可也。赐食，则或为馂余，但可正席先尝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虽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为一说，横渠又自为一说。看来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馂余」起文。谓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举其轻者言，则他可知矣。
「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说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馂余又将去祭神。虽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盖不敢以鬼神之余复以祭也。祭，非「饮食必有祭」之「祭」。
凡有一物必有一个则，如「羹之有菜者用梜。」
问「君言不宿于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于家也。那数句是说数项事。」
凡御车，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将军之车，将自居中，所谓「鼓下」。大将自击此鼓，为三军听他节制。虽王亲征，亦自击鼓。
居丧，初无不得读书之文。「古人居丧不受业」者，业，谓簨虡上一片板；不受业，谓不敢作乐耳。古人礼乐不离身，惟居丧然后废乐，故曰：「丧复常，读乐章。」周礼有司业者，谓司乐也。
檀弓上
檀弓恐是子游门人作，其间多推尊子游。人杰录云：「多说子游之知礼。」
子思不使子上丧其出母。以仪礼考之，出妻之子为父后者，自是为出母无服。或人之问，子思自可引此正条答之，何故却自费辞？恐是古者出母本自无服，逮德下衰，时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无所失道」，即谓礼也。「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是圣人固用古礼，亦有随时之义，时如伯鱼之丧出母是也。子思自谓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礼而已。然则仪礼出妻之子为母齐衰杖期，必是后世沿情而制者。虽疑如此，然终未可如此断定。
孔子令伯鱼丧出母，而子上不丧者，盖犹子继祖，与祖为体；出母既得罪于祖，则不得入祖庙，不丧出母，礼也。孔子时人丧之，故亦令伯鱼子思丧之；子上时人不丧之，故子上守法，亦不丧之。其实子上是正礼，孔子却是变礼也。故曰：「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
问子上不丧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问：「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如何？」曰：「既期则当除矣，而犹哭，是以夫子非之。」又问「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曰：「以文意观之，道隆者，古人为出母无服，迨德下衰，有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听伯鱼丧出母，随时之义也。若子思之意，则以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为，亦从古者无服之义耳。」
问「不丧出母」。曰：「子思所答，与丧礼都不相应，不知何故。据其问意，则以孔子尝令子思丧之，却不令子上丧之，故疑而问之也。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于庙。盖伯鱼死，其妻再嫁于卫。子思答以道之污隆，则以孔子之时可以随俗；而今据正礼，则为伋妻者则为白母，不为伋妻者，是不为白母尔。礼，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只合以此答之。」
问「稽颡而后拜，拜而后稽颡」。曰：「两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颡』，先以两手伏地如常，然后引手向前扣地。『稽颡而后拜』，开两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顿首，亦是引首少扣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
「稽颡而后拜」，谓先以头至地，而后下手，此丧拜也。若「拜而后稽颡」，则今人常用之拜也。
「稽颡而后拜」，稽颡者，首触地也。「拜」字从两手下。
申生不辨骊姬，看来亦未是。若辨而后走，恐其它公子或可免于难。
脱骖于旧馆人之丧，「恶其涕之无从也」。今且如此说，万一无骖可脱时，又如何？
施问：「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及至梦奠两楹之间，则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谦，由后似太」曰：「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恐未必得其真也。」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裘，似今之袄子；裼衣，似今背子；袭衣，似今凉衫公服。袭裘者，冒之不使外见；裼裘者，袒其半而以襌衣衬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缁衣、素衣、黄衣，即裼衣，襌衣也。欲其相称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所谓「以伯仲」者，盖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两字，犹今人不敢斥尊者呼为几丈之类。今日偶看仪礼疏中却云，既冠之时，即是权以此三字加之，实未尝称也，到五十方才称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礼记看，见其疏中正是如前说。盖当时疏是两人做，孔颖达贾公彦。故不相照管。
「死谥，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无谥，以其号为谥，如尧舜禹之类。看来尧舜禹为谥，也无意义。「尧」字从三土，如土之尧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谓「颜如舜华」；「禹」者，兽迹，今篆文「禹」字如兽之迹。若死而以此为谥号，也无意义。况虞舜侧微时，已云「有鳏在下曰虞舜」，则不得为死而后加之谥号矣。看来尧舜禹只是名，非号也。
「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这恰似难晓。往往是外甥在舅家，见得●与姨夫相为服。其本来无服。故异之。
黄文问：「从母之夫，舅之妻，皆无服，何也？」曰：「先王制礼：父族四，故由父而上，为从曾祖服缌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于舅，故从母之夫，舅之妻，皆不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时，似乎杂乱无纪。仔细看，则皆有义存焉。」又言：「吕与叔集中一妇人墓志，言凡遇功、缌之丧，皆蔬食终其身。此可为法。」又言：「生布加碾治者为功。」
姊妹呼兄弟之子为侄，兄弟相呼其子为从子。礼云：「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以为己之子与为兄之子其丧服一也。为己之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为「犹子」，非是。
侄对姑而言。今人于伯叔父前，皆以为「犹子」。盖礼记者，主丧服言。如夫子谓「回也视予犹父」。若以侄谓之「犹子」，则亦可以师为「犹父」矣！汉人谓之「从子」，却得其正，盖叔伯皆从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