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颜元集》第 3/14 部分）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它说话便皆有病。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着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元佑、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高明之体哉！故予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也。
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问：「此与杨氏于未发前体验者，异同何如？」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观此及前节，则宋儒之不为禅者鲜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愚谓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乱孔、孟之似耳。
某旧见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奇妙，只在日用间着实用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原来朱子亦曾学禅，宜其濯洗不净者，自贻伊戚矣！延平谓之曰，「汝悬空理会许多，而前却理会不得。」理会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无理会，以今观之，日用间还欠理会。盖二先生之所谓「面前事」，较释氏之悬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见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干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贯之，其外无余；缕析毫差，其分则殊。体用浑全，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前资禀劲特二段已极推崇，此祭文中写状，尤极酣浓不遗余力，延平虽贤，恐未能当之。昔吾寄书于友人任熙宇，因其长刀笔事，内有「萧、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语，任答书云：「凡誉人失实，即是自己离道。仆之驽下，轻诬以萧、曹，即道兄须臾之离道。」予当时读至此，悚然若魂飞，惊愧无地，自谓与任老相交，得力于此书者不浅也。朱子何其见游、杨诸公之明而推其师之侈也！抑笃服之切，不觉其过情欤？乃于静坐之说，亦明不以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好。」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岂可混哉！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鉅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胡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外，其它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屙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余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余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余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著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余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搉，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着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人心者惟有书。则宜追求其一切养德之具，而亟亟与同人讲习之，以经书为左证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于书，其余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时患在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为万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适丁文墨浩繁之时，而不能删削其烦乱，反从而训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学者，孔子也，而顾未得孔子之心，未尽合孔子学教之法。吾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为曾、孟，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为殷、周，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迭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迭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屙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着，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着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着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着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熏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惶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许多圣贤张惶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
存学编卷四
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闲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学之，岂不可惜！然愚于此二段，深幸存学之不获罪于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或云「敬当不得小学」，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尝训其子曰：「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昏怠。出入趋步，务要凝重，不可僄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看杂书，恐分精力。早晚频自检点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佚放，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先生为学得力处，备见训子一书，故详录之。充此气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门学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实学者自辨之。
问：「小学载乐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孟子曰：「我知言。」盖言者，心声也，故一言而觇其终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见者。如人问小学载乐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书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载之何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则平日讲学，亦不过使人知之而已，亦不过使人谓我知之而已。
因论小学曰：「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佳。先生辈何为只作余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亦自足以养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