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文心雕龙义证--》第 12/65 部分）

《世说文学》篇：「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字，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注：「《晋阳秋》曰：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续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云，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即所谓「情韵不匮」也。
《注订》：「此节称十家为英杰，仲宣以下为赋首者，概见轩轾之分也。惟太冲、安仁虽后于延寿，实接踵扬马，彦和立意，盖遵时取论，用着沿革而已。至以雅赡论孟坚，宏富论平子，为简当之至，其余系语，各依其份，亦不易之言也。」
以上为第三段，论先秦两汉以至魏晋辞赋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一〕，故词必巧丽〔二〕。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三〕，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四〕，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五〕。此立赋之大体也〔六〕。
〔一〕「登高」承上文「登高能赋」而言。「情观」之「观」，唐写本作「睹」。
〔二〕《典论论文》：「诗赋欲丽。」
皇甫谧《三都赋序》：「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定势》篇：「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
《文体明辨序说》「赋」类：「情形于辞，则丽而可观；辞合于理，则则而可法。使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是已。此赋之本义也。」
「义」就是内容，「义必明雅」就是说内容必须鲜明雅正。换言之，作赋时，首先要明确这篇赋的思想感情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而且在赋里表现的内容应当是鲜明正确的，不应当由淫邪的事物所引起。这是就「写志」来说的。「物以情观，则词必巧丽」，是就「体物」来说的。赋在描写外物的时候，不是平板地进行描写。赋家观察外物，是通过情感来进行观察的，因此他所用的文词，必然具有感情色采，而表现得精巧华丽。
〔三〕《文选》左思《蜀都赋》：「符采彪炳，晖丽灼烁。」刘逵注：「符采，玉之横文也。」「符采」，盖指玉之纹理光采，借指作品的感情色彩和文采。「相胜」，谓相称。
《艺概赋概》：「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
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
则』与『雅』无异旨也。」
又：「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
〔四〕「组织」，丝麻之属，分析经纬，纵横交贯，以编织成幅，曰组织。「品」指品列，亦可解作品分。
《札记》：「『组织之品朱紫』二句，本司马相如语意。《西京杂记》（卷二）载相如之词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若赋家之心，控引天地，总揽人物，错综古今，此得之于内，不可得而言传。」
「着」字，唐写本、《御览》作「差」。《缀补》：「
差犹别也。」说亦可通。
〔五〕《校证》：「『杂』原作『新』，据唐写本、《御览》改。」
《校注》：「按作『杂』是。《淮南子本经》篇高注：『杂，糅也。』《广雅释诂一》：『糅，杂也。』此云杂，下云糅，文本相对为谊；若作新，则不伦矣。」「本」，《御览》、《玉海》、《喻林》八八引作「仪」。《国语周语下》：「仪之于民。」韦注：「仪，准也。」谓准则，法度，义亦可通。
按相如之论与彦和之文，论赋之藻采同而取义有别。彦和意谓：辞赋之体，必先具明雅之义，感物之情，有本有质，而后以巧丽之辞附之。而相如之言则谓赋内贵乎网罗宏富，其外则以经纬纂组、宫商谐协为极则。惟以事类之宏富与词句之整饬为主，而未涉及赋之本质。在刘勰看来，「雅义」是根本，丽词是末节。无论词藻如何华丽，都不应埋没赋之本质。这所谓「本质」，即是要有「风轨」，要起劝戒作用。
〔六〕「大体」，指对某体文章的规格要求，或者对某体的风格要求。
《文体明辨序说》「赋」类：「然则学古者奈何？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其赋古也，则于古有怀；其赋今也，则于今有感；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则于物有况。以乐而赋，则读者跃然而喜；以怨而赋，则读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赋，则令人欲按剑而起；以哀而赋，则令人欲掩袂而泣。动荡乎天机，感发乎人心，而兼出于六义，然后得赋之正体，合赋之本义。」这里是强调赋之本质，但在刘勰看来，要使「雅义」在作品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完美艺术形式，这犹如一幅织锦，一幅图画，材料质地虽好，如无朱紫玄黄等颜色的调配，终究不能算是艺术品。
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一〕，愈惑体要〔二〕，遂使繁华损枝〔三〕，膏腴害骨〔四〕，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五〕，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六〕。
〔一〕黄注：「桓谭《新论》：余素好文，见子云善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按此见《道赋》篇。
《西京杂记》卷二：「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
〔二〕「体要」，谓大体与纲要。荀悦《汉纪后序》：「于是乃作考旧，通达体要，以述汉纪。」在《文心雕龙》里，「体要」有时也作「大体」或「大要」，都是一个意思。在这篇里，「体要」就是指的「大体」。
〔三〕《补注》：「《战国策秦策》：『木实繁者披其枝。』」
〔四〕《风骨》篇：「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五〕《奏启》篇：「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袁宏《三国名臣序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是「风轨」犹风范。
皇甫谧《三都赋序》：「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
《论衡谴告》篇：「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
〔六〕《法言吾子》篇：「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西汉学童必习秦书八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的两体，纤巧难工。以喻作赋绘景状物，与雕刻虫书、篆写刻符相似，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雾縠」，言锦绣，以比文章之浮华而无实用者。
以上是说那些舍本逐末的人，蔑视而遗弃本质。他们虽然读了上千篇的赋，对于作赋的要领（包括风格要求）越来越弄不清楚。这样铺陈辞采的结果，好象大量的花朵压损了花枝；大量的肥油反而有害于骨体。在风范品德方面没有什么可贵之处，对于劝戒也没有帮助。这样的赋就成了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价值了。
范注：「李调元《赋话》云：『邺中小赋，古意尚存。齐梁人为之，琢句愈秀，结字愈新，而去古亦愈远。沈休文《桐赋》喧密叶于凤晨，宿高枝于鸾暮，即古变为律之渐矣。』齐梁文人，竞尚藻艳，淫辞害义，观戒莫闻。」
第四段讲作赋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就是《序志》篇所谓「敷理以举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一〕。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二〕。抑滞必扬，言旷无隘〔三〕。风归丽则〔四〕，辞翦荑稗〔五〕。
〔一〕「分歧异派」，唐写本作「异流分派」。
纪评：「此分歧异派，非指赋与诗分，乃指京殿一段、草区一段言之，而其说仍侧注小赋一边。」
《斟诠》谓「异流分派」，「言赋为六义之附庸，其体裁导源于诗，而屈偏写志，宋宗铺采，同源而异流，荀则兼综咏物说理，陆贾则主博辨骋辞，一致而分派；后之词人，顺流而作，或为京殿苑猎之长篇巨制，或为草区禽族之小型短品，采姿翻新，未可一概论也。」
〔二〕《后汉书文苑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这里讲「蔚似雕画」是专对赋而言，和「非雕非蔚」的观点稍有区别。
《艺概赋概》：「戴安道画《南都赋》，范宣叹为有益。知画中有赋，即可知赋中宜有画矣。」《斟诠》：「论其描写景物，图模形貌，文采郁茂，有似雕刻绘画之美。」
〔三〕《校证》：「『抑』原作『』，据唐写本改。『旷』原作『庸』，唐写本作『旷』。孙人和曰：『陆士衡《文赋》云：言旷者无隘。此彦和所本。』……今据改。」按《文赋》原文为「言穷者无隘，论达者为旷」。
《校注》：「赋主于铺张扬厉，故曰：『抑滞必扬，言旷无隘。』」《斟诠》：谓作赋「言语放旷，文思自可通畅无阻」。
〔四〕《法言吾子》篇：「诗人之赋丽以则。」
〔五〕「荑」原作「美」。《札记》：「美当作荑。《孟子告子上》：『不如荑稗。』荑与蕛通。」按唐写本作稊。「稊」，草名，似稗，亦作蕛。《尔雅》郭注：「蕛似稗，布地生秽草。」
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词人之赋，……辞极丽而过淫伤已。诗人所赋，固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二十五篇之《骚》，莫非发乎情者，……所以其辞也丽，其理也则。……汉兴，赋家专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为丽已异乎《风》《骚》之丽，而则之与淫遂判矣。……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则庶不失古赋之本义云。」
梁章巨《退庵论文》（《文学津梁》本）：「王惕甫有《读赋卮言》一卷，自导源至总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谓上下源流，考镜得失，略仿东莞《雕龙》之例，盖近人之善言赋，无有过于是书者。」
颂赞第九
范注：「赞应作赞，说见《征圣》篇。」《释名释言语》：「
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又《释典艺》：「称颂成功谓之颂。」又：「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札记》：「以今考之，诵其本谊（义），『颂』为借字，而形容颂美，又缘字后起之谊也。……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至于后世，二义俱行。」
《校释》：「《说文》曰：『诵，讽也。』『颂，貌也。』诵之与颂，其义迥别。康成注《诗》《礼》，皆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为颂，古无以刺过之诗为颂者。是以彦和论颂，谓『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惟诵之为用，止于讽诵，故其为体，得兼美刺。家父之诵，诵之刺也，吉甫则美诵矣，其显证也。然诵、颂二名，声近通用，经典多有。后人多闻颂为诗篇之异体，鲜知诵亦乐章之别称，遂习而不察也。」
《左庵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下）》（刘申叔遗说，罗常培笔述，《国文月刊》一卷十期）：「赞之一体，三代时本与颂殊途，至东汉以后，界囿渐泯。考其起源，实不相谋。赞之训诂：（一）明也；（二）助也。本义惟此而已。文之主赞明者，当推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为最古；乃知赞者，盖将一书之旨为之融会贯通以明之者也。及班孟坚作《汉书》，于志、表、纪、传之后，缀以『赞曰』云云，皆就其前之所纪，贯串首尾，加以论断，亦与此旨弗悖。由是以推，东汉以前，赞与颂之为二体甚明。即就形式言，颂必有韵，而赞则可有韵亦可无韵也（《汉书》之赞皆无韵）。
「逮及后世，以赞为赞美之义，遂与古训相乖。不知《汉书》纪、传所载，非尽贤哲，而孟坚篇必有赞，岂皆有褒无贬，有美无刺乎？（如吴王濞传亦有赞）盖总举一篇大意，助本文而明之耳。正以见其不失古义也。
「至范蔚宗《后汉书》，乃以孟坚之传为论（无韵），而以叙传中述某某第几为赞（四言有韵）。《文选》因名之为述赞，别立一类。夫以《汉书》本文祇称为述者，而《后汉书》易名之曰赞。即此可以明两汉与六朝区分文体之不同之点矣。
「东汉，郑康成有《尚书赞》，叙《尚书》之源流；文亦散行，有类于后世之序。而汉碑中多有四言韵文而称为序者，又实即后世之所谓赞体。且古常以序赞并称，故知赞之与序实源出一途。至如后之以赞颂相近，盖就变体以言，非其本也。然自东汉以后，颂与赞已不甚分别矣。彦和于赞之本源，考之犹有未精，因附益之于此。」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一〕。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二〕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三〕。自商已下〔四〕，文理允备〔五〕。
〔一〕范注：「四始见《宗经》篇。郑玄《周颂谱》：『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
《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正义又云：「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于此也。」
〔二〕《玉海》卷六十引：「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下注：「朱文公曰：颂、容古字通。」
《左庵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上）》（《国文月刊》，一卷九期）：「郑康成以容为包容之义，故《诗谱》云：『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周颂谱》）与《诗序》不合。今案《说文》：『颂，貌也。』则仍当从《诗序》形容之义。」
《周礼太师》郑注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孙诒让云：「颂、诵、容并声近义通。」
《文镜秘府论六义》：「六曰颂。王曰：『颂者，赞也，赞叹其功，谓之颂也。』」
〔三〕梅注：「咸墨，帝喾臣。帝命咸作《九韶》、《六列》、《
六英》。」《左庵文论》：「彦和以咸墨（当依唐写本作咸黑）之颂为最古，今考《庄子》谓，黄帝张乐洞庭，有焱氏作颂（见《天运》篇）。当又在前。又，《古诗纪》引有黄帝时之《衮龙颂》，谓见《
史记乐书》。案《史记》无此文，第见于晋王嘉《拾遗记》，真伪尚不可定。」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帝喾命咸黑（《玉海》一○三引《吕氏春秋》作咸墨。）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毕沅校云：「《招》、《列》、《英》至此始见，故诱于此下注，则上乃衍文明矣。」范注：「按《困学纪闻》四：『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然则《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修而用之。』『
墨』，唐写本作黑；『韶』，唐写本作招。是。」《校注》：「按作『咸黑』是。咸黑事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古乐志》亦云：『
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御览》卷五七三引）」又：「按作『招』与《吕氏春秋古乐》篇合，……当据改。」
〔四〕《校注》：「『商』下唐写本有『颂』字。按有『颂』字，语意始明。《御览》、《唐类函》引，亦并有之。」按《唐类函》作「自《商颂》以下，文理克备。」《玉海》卷六十引作「自商以下」。其实《商颂》亦宋人歌其先祖之诗，非殷商时之作。
《考异》：「此言自商以下之文理允备，非专指颂而言，故下文列举风、雅、颂各体也。唐写本『颂』字衍。」
〔五〕《商颂谱》：「问：周太师何由得《商颂》？曰：周用六代之乐，故有之。」正义：「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乐，而得无其诗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灭亡故也。」王应麟《辞学指南》「颂」类：「《诗》有六义，六曰颂。《庄子》曰：『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猋氏为颂。』《文心雕龙》曰：『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商周及鲁皆有颂，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诏策》：「
建安之末，文理代兴。」《奏启》：「魏代名臣，文理迭兴。」「文理」，谓文辞条理。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一〕，风正四方谓之雅〔二〕，雅容告神谓之颂〔三〕。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四〕，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五〕。
〔一〕《论语颜渊》：「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风吹草倒，旧用以比喻教化的普及。《晋书潘尼传》《释奠颂》：「学犹莳苗，化若偃草。」《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二〕《诗大序》正义：「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风正四方」，意谓以风匡正四方。
〔三〕《校证》：「『雅容告神谓之颂』，原作『容告神明谓之颂』，今从唐写本、《御览》改。」《斟诠》：「彦和开宗明义云：『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又曰：『雅容告神谓之颂。』此据《诗大序》立说，与《释名》所谓『颂，容也，序说其成功之形容也』及『称颂成功谓之颂』如出一辙。」又：「案《渊鉴类函》一九九引『雅容』作『雍容』。」「雅容告神」，谓以雍雅之仪容昭告神明。
〔四〕《校证》：「原无『故』字，据唐写本、《御览》补。又《
御览》『兼』作『资』。」《校注》：「《御览》、《唐类函》引，亦有两『故』字，与唐写本合。」《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变」，指的是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郑玄《
诗谱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在《国风》中，《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但《豳风》有描写西周初期周公东征的事；《大雅》中《民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为变雅，但其中也有赞扬美政的。马瑞辰以为正变以政教得失而分，而不以时间为界。
〔五〕《玉海》卷六十引，此二句下注云：「《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左庵文论》：「颂之本源盖出于《诗》。六义四始，颂并厕焉。《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斯其涵义，第一重美。彦和云：『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是风雅可有美刺，颂则有美无刺也。其次重形容。《说文》：『颂，貌也。』（即形容之容字，『容』本为包容之义，与形容之义无涉。）古代诗歌皆可入乐。乐者，兼备歌舞；故形容盛德，必舞与声相应以方物之也。又次重告于神明。颂之最古者，推《商颂》五篇，其词率皆祭祀祖宗所用。即《周颂》三十余篇，非祭祀天神地祇，即为祭宗庙之文。是知告于神明乃颂之正宗也。逮及《鲁颂》，多美僖公，不皆祭神之词，是颂体之渐变。两汉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为告神之乐章矣。」
曹学佺批：「颂亦本于风雅，故挚虞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
总以上，纪评曰：「此颂之本始。」
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一〕，斯乃宗庙之正歌〔二〕，非燕飨之常咏也〔三〕。《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四〕；哲人之颂，规式存焉〔五〕。
〔一〕《训故》：「《诗》传：成王赐鲁天子之礼乐，以祀周公，故有《鲁颂》。《诗商颂玄鸟》，祭祀宗庙之乐，而曰『天命玄鸟』，又曰『奄有九有』，是追叙商王之所由生，以及有天下之初也。」按此二句梅本、黄本俱作「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此据唐写本及《御览》改。
黄注：「《诗序》：《商颂那》，祀成汤也；《烈祖》，祝中宗也；《玄鸟》，祀高宗也；《长发》，大禘也；《殷武》，祝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庙之乐。」范注：「郑玄《鲁颂谱》：『
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
此据《礼记明堂位》文）；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又《商颂谱》：『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郑说本《鲁语》）。孔子录诗之时，唯得此五篇而已。』」
《鲁颂谱》正义：「《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是成王命鲁之郊天也。……由命鲁得郊天，用天子礼，同于王者之后，故孔子亦录取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也。王者之后而有颂者，正谓宋有《商颂》，解《鲁颂》所以得与《商颂》同称颂之意也。」「鲁以公旦次编」意谓鲁以成王赏赐天子礼乐以祀周公，故其颂《駉》、《有駜》等四篇，得紧次编列于《周颂》之后。
〔二〕唐写本「正歌」作「政哥」。《左庵文论》：「此语义殊未备，因告于神明，括有郊祀天地社稷宗庙而言；非仅限于宗庙也。」
〔三〕《校注》：「『燕飨』，唐写本作『飨燕』……按元本、弘治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并作『飨燕』，与唐写本合。」
《校证》：「《御览》、《玉海》『常』作『恒』。」按《玉海》六十于「非飨燕之恒咏也」句下注云：「《商颂》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鲁颂》咏僖公功德，纔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
〔四〕唐写本「制」作「制」。《国语周语上》：「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颂，《时迈》之诗也。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守告祭之乐歌也。」《左庵文论》：「《国语》引《时迈》，谓为周文公之颂（《周语上》）。彦和之言，盖本于此。」
范注：「《毛诗序》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正义》曰：『宣十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
〔五〕此二句意谓圣哲所作之颂，存有颂体之规模法式。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一〕；晋舆之称原田〔二〕，鲁民之刺裘s〔三〕，直言不咏〔四〕，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颂〔五〕，斯则野颂之变体〔六〕，浸被乎人事矣〔七〕。
〔一〕《校注》：「按《诗大雅抑》：『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国语周语上》：「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二〕《训故》：「《春秋左传》：晋侯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按此见僖公二十八年。杜注：「高平曰原，喻晋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也。」「每每」，同膴膴，肥美貌。
〔三〕梅注：「《吕氏春秋》曰：『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x，投之无戾。x而麛裘，投之无邮。』」「鹥」，人名也。「麛」，鹿子也，其皮以为裘，加裼衣以朝君。「投」，弃也。「
戾」、「邮」，皆罪也。按此见《乐成》篇。唐写本「s」作「x」。《斟诠》：「x，《释名》训蔽膝；s，《诗小雅》毛传训容刀。字本有别，惟《集韵》谓『s』为『x』之或字。」
〔四〕「直言不咏」，唐本作「直不言咏」。《考异》：「直言与下句短辞相偶，唐写本笔倒，误。」
〔五〕《训故》：「此子顺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字。」
范注：「《孔丛子陈士义》篇：子顺曰：先君初相鲁，鲁人谤诵曰：『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麛裘，投之无邮。』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诵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并谓为颂」原作「并谍为诵」。《校释》：「『
谍』疑『谓』误。『诵』应从唐写本作『颂』。」
〔六〕《校证》：「『颂』原作『诵』，据唐写本改。」
〔七〕唐写本「乎」作「于」，应据改。
总以上，纪评：「此颂之渐变。」《左庵文论》：「『
夫民各有心』至『浸被乎人事矣』。此节彦和羼诵于颂，实为失考。案《说文》：『诵，讽也。』与颂义别。如所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舆人之诵，及《孔丛子》载鲁人谤诵孔子之词（见《陈士义》篇），并皆百姓之歌谣；乃讽诵之诵，而非风、雅、颂之颂。」
《斟诠》直解为「是则民间口头之协韵之诵语，乃颂之变体，而颂体由原本告祭宗庙之舞乐，亦渐进加诸人事矣。」
《校释》：「舍人此篇，辨章颂之源流，乃举『原田』『裘s』，皆谓之颂。考原田、裘s，本属诵体，故美刺可用。若果是颂，则斯体之讹，不自后代矣。惟今本此文『为颂』、『野颂』皆作『诵』字，与唐写本异。疑后人据《左传》《吕览》改舍人之文。细绎此段文章，舍人原本固是『颂』字，岂当时传写《左传》《吕览》有作『颂』者，舍人因据以入文，又于诵、颂通用之故，有所未照？是以文意不免小疵。然『末代讹体』之论，实为不刊之言，因为辨正之如此。」
及三闾《橘颂》〔一〕，情采芬芳〔二〕，比类寓意〔三〕，又覃及细物矣〔四〕。
〔一〕梅注：「三闾，即屈原，掌王族昭、屈、景三姓，故曰三闾。」何焯批云：「《橘颂》乃赋也。」
黄注：「《离骚》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着《九章》，内一篇曰《橘颂》。」
范注：「《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橘颂》即《橘诵》，亦即《橘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
〔二〕《校证》：「唐写本『情采』作『辞采』。」斯波六郎：「
作『辞采』者是。此句专谓形式。」
〔三〕《楚辞集注》：「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内意皆放此。」《校证》：「《御览》『寓意』作『属兴』。」屈原用橘来自比，如「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四〕此句唐写本作「乃覃及乎细物矣」。范注：「覃，延也。」《楚辞通释》：「按李衡言『江陵有千头木奴』，则楚之宜橘旧矣。原偶植之，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
《左庵文论》：「『及三闾《橘颂》』至『又覃及细物矣』。此节推论颂体之渐变。颂之本源，用于容告神明；降及战国，称美物类者，亦可称为颂。议其正变，则《汉书礼乐志》之《郊祀歌》及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皆以祭神为主，与《商颂》、《周颂》相同，实为颂之正宗。至于屈平《九章》之《橘颂》，美及细物，乃颂之变体矣。汉魏之际，此类最多。如《菊花颂》等篇，与三代之颂殊途，然亦颂之一体。盖虽非述德告神，而与『美』之旨弗悖焉。三代之时，赋颂二体，皆诗之附庸；自兹而后，蔚为大国。汉魏之四言诗虽与颂相近，而于文体中称颂不称为诗；其区分盖皆起于三代后也。」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一〕；汉之惠景〔二〕，亦有述容〔三〕；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四〕。
〔一〕唐写本「于」作「乎」。《玉海》卷六十引此文，注云：「
见《史记》。」黄注：「《史记》：秦始皇者名政，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札记》：「《史记》载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文凡六篇，独不载邹峄山刻石文。案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而三韵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范注引严可均《全秦文》曰：「案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琊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又：「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论衡须颂》篇：「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
《左庵文论》：「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诗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
〔二〕《玉海》卷六十引本文于本句下注云：「李思《孝景帝颂》十五篇。」
〔三〕范注：「《汉书艺文志》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案彦和之意，以孝惠短祚，景帝崇黄老，不喜文学；然《郊祀志》（
按应为《礼乐志》）尚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故云亦有述容也。」《安世乐》、《昭德舞》，是惠帝景帝继述高祖的音乐而成的乐舞，所以称「述容」。《斟诠》：「『亦有述容』云者，正指此颂乐之舞容而言。」
〔四〕《汉书淮南王安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总以上，纪评：「此颂体之初成。」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一〕，孟坚之序戴侯〔二〕，武仲之美显宗〔三〕，史岑之述熹后〔四〕，或拟《清庙》〔五〕，或范《駉》《那》〔六〕，虽浅深不同〔七〕，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八〕。
〔一〕《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见《汉书》。」《文章流别论》：「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
黄注：「《赵充国传》：充国字翁孙，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按《赵充国颂》见《汉书赵充国传》、《文选》卷四十七。
《左庵文论》：「扬雄《赵充国颂》将充国一生战功皆括于内，最为切题。盖作颂以根据事实为主，不宜流于浮泛。如其人功德行事有足称述，则为之作颂，应将其实在之美德或事实之源委确切写出之；若徒作空泛之语，美则美矣，而于形容之义何关乎？」
〔二〕《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窦融。」黄注：「《后汉书》：窦融，字周公，光武八年，与大军会高平，封安丰侯，卒谥戴。《文章流别》有班固《安丰戴侯颂》。」文今佚。
《文章流别论》：「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
〔三〕武仲，傅毅字。《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傅毅作《
显宗颂》十篇。显宗，东汉明帝庙号。」
《训故》：「《后汉书》：傅毅与班固贾逵典校秘书，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按此见《傅毅传》。
《札记》：「武仲之美显宗并有上颂表，见《文选责躬诗》注，而文皆佚。」范注：「文佚。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两条。」《文章流别论》：「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
〔四〕《校证》：「『熹』，……唐写本作『燕』，即『熹』形误。」《玉海》卷六十于此句下注云：「《流别集》及《集林》载史岑《和熹邓后颂》并序。」
《训故》：「《后汉书》：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注云：岑一字孝山，着《出师颂》。《后汉书》：平望侯刘毅以和熹邓太后有德教，请令史官着《长乐宫圣德颂》。《文章流别》有《和熹邓皇后颂》并序。」
黄注：「《文选》注：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显。《文章志》七志并载岑《出师颂》，而《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计莽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史岑，明帝时己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字孝山者，当和熹。书典散亡，未详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
《札记》：「此史岑，字孝山，在和帝时，与王莽时谒者史岑字子孝者为二人，见《文选出师颂》注。《和熹颂》今亦佚。」
《左庵文论》：「傅毅《明帝颂》，史岑《和熹颂》，俱见《全后汉文》。」
《文选出师颂》李善注：「史岑有二：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李周翰注：「此颂盖后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之颂。」和熹邓后，东汉和帝的皇后。和帝死后，子殇帝立，邓后临朝。殇帝死，安帝立，后仍临朝。后死后，安帝始亲政。和熹是邓后谥号。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即熹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宜令史官着《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帝从之。」
〔五〕范注：「《周颂清庙》一章，章八句。……无韵。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周颂》篇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故《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
《清庙》，《周颂》之首篇。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六〕范注：「《鲁颂駉》四章，章八句。」「《商颂那》一章，二十二句。」
「《駉》」，《鲁颂》之首篇，序谓「颂僖公也」。「
《那》」，《商颂》之首篇，序谓「祀成汤也」。《文体明辨序说》：「若商之《那》，周之《清庙》诸什，皆以告神，乃颂之正体也。至于《鲁颂駉》、《閟》等篇，则用以颂僖公，而颂之体变矣。后世所作，皆变体也。其词或用散文，或用韵语。」
傅毅的颂摹仿《清庙》，扬雄的颂当是摹仿《那》，从赞美汉宣帝联系到赞美赵充国。
〔七〕《校证》：「唐写本、王惟俭本、《御览》『浅深』作『深浅』。」《校注》：「『浅深』，唐写本作『深浅』，《御览》引同。按元本、弘治本、活字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崇文本并作『深浅』，未倒。」
〔八〕《斟诠》直解为「褒美功德，显扬仪容，同为一代之典礼文章，无二致也」。按本篇上文谓「颂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一〕，岂不褒过而谬体哉〔二〕！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三〕，何弄文而失质乎〔四〕！
〔一〕《校证》：「『西征』原作『西逝』，梅、冯疑『逝』作『
巡』，黄本改『巡』。唐写本作『西征』，今据改。傅毅有《西征颂》，见《御览》三五一引。」
《校释》：「『西巡』原作『西逝』，朱校改。按傅毅有《西征颂》，当作『征』。」
《玉海》卷六十引「西征」作「西逝」，又于「变为序引」下注云：「班固、傅毅《窦将车北征颂》，又班固《东巡南巡颂》。」黄注：「《后汉书》：窦宪迁大将军，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所著诗、赋、诔、颂诸作，凡二十八篇。固所著赋、铭、诔、颂诸作，凡四十一篇。」
《札记》：「班有《窦将军北征颂》、《东巡颂》、《
南巡颂》，傅有《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班之《北征颂》在《古文苑》。」《斟诠》：「序、引，皆文体名。《论说》篇云：『
序者次事，引者胤辞。』」
〔二〕唐写本「过」作「通」，误。《左庵文论》：「『西巡』或作『西逝』，误。《艺文类聚》引有傅毅《西巡》、《北巡》、《东巡》诸颂。《后汉书》有班固之勒石《燕然山铭》（见《窦宪传》），即《北征颂》也（按《古文苑》十二、《艺文类聚》九十六均引有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此二篇之作法相同；序文较长而有韵；颂仅数语；事实皆叙于序中。（《北征颂》用「兮」调仅寥寥五句而已，而序中叙窦宪之事实甚详。《西巡颂》序文与《典引》相近，颂亦甚短。）故彦和以为非颂之正体。然后世亦颇不乏祖述之者，陆士龙、鲍明远皆有此体，是序长颂短之篇，于六朝时亦正多也。」「
褒过」，褒美过实。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以下简称「周注」）：「《
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先写车骑将军窦宪才干德行，次写他统率将士北征，再写他的破敌制胜，再写他的功迹。刘勰认为颂的体例在于歌颂功德，不宜铺叙事实，变为序引，褒美过分而不合于体例。」
〔三〕《玉海》引于本句下注云：「见本传。」冯舒校云：「『《
上林》』疑作『《东巡》』。」斯波六郎：「《玉烛宝典》三有马融《上林颂》之残句。」《校注》：「按舍人此评，本《文章流别论》。既沿用仲治之语，想必得见季长之文。《玉烛宝典》三引马融《上林颂》曰：『鹑●如烟。』是季长此颂，隋世尚存，故杜氏得征引之也。何能因其颂文久佚，而遽疑作《东巡》耶！」《训故》：「广成，苑名。」
「马融」，东汉前期经学家、文学家。有集九卷，已亡佚。张溥辑《汉魏六朝原三名家集》中有《马季长集》一卷。严可均辑《全后汉文》辑其文为一卷。
《后汉书马融传》：「（融）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云云。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札记》：「《广成颂》见《后汉书》本传。《上林》无可考，黄注谓《上林》疑作《东巡》。案《全后汉文》十八有《东巡颂》佚文，其体颇与《广成》相类。」
《左庵文论》：「『广成』之下，疑脱二字，或当作『
体拟《上林》』。观下文云『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则此或谓《广成颂》摹拟《上林》，非体之正也。颂文见《后汉书》融本传。前有序文，与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林》《羽猎》无殊；又，句不限于四言，三言与五言杂出，直为赋体。案彦和以为赋、颂本为二体，不能相谋；故《广成》之类，实非其正。然东汉之时，赋、颂不甚区分；如马融《长笛赋》称为『颂曰』，是直与《长笛颂》相同，亦足征二体之混淆矣。」范注：「郝懿行曰：『案黄注《上林》疑作《
东巡》，从《马融传》也。然挚虞《文章流别》作《广成》《上林》，是必旧有其篇，不见于本传而后亡之耳。』案《艺文类聚》引《典论》逸文，亦称融撰《上林颂》，是融确有此文矣。」
《校证》：「《汉志诗赋略》荀赋类有李思《孝景皇帝颂》。《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作《藉田颂》，此并赋、颂通称之证。何、吴并云：『《北征》《广成》，虽标颂名，其实赋也。《汉书王褒传》亦谓《洞箫》为颂，并沿《橘颂》之名。何以致讥？』」
《校释》：「马融《广成》名颂而实赋者。何焯云：『
古人赋颂，通为一名。马融《广成》所言者田猎，然何尝不题曰颂？扬之《羽猎》亦有「遂作颂曰」之文。』按融作《长笛赋》，序曰：『追摹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云。』子渊《洞箫赋》，《汉书》谓之颂。《
汉志》赋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盖不仅赋、颂可通为一名，实亦成于敷布，又皆为不歌而诵之体也。《上林》旧校疑作《东巡》，据《融传》，无《上林》也。然挚虞《文章流别》亦谓：『《
广成》《上林》，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则似果有《上林颂》者。《艺文类聚》一百引《典论》曰：『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撰《上林颂》以讽。』今检《广成颂序》，有『虽尚颇有蝗虫』之言，又似《上林》即《广成》。旧文阙佚，疑不能明，姑记于此，以俟详考。」
王金凌：「此颂有一段序文，旨在劝搜狩以兴武。中段从『是以大汉之初基也』至『胥而来同』，叙述搜狩的过程，铺张扬厉，纯为汉赋笔调。刘勰称雅，是就此颂命意纯正而言；讥其似赋，则就中段而言。」
〔四〕本书《议对》篇：「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王金凌：「颂须要文，但不是华侈、巧丽的文。而《广成颂》中段却全为赋体，流于巧丽，所以刘勰称其弄文失质。」
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一〕，并致美于序〔二〕，而简约乎篇〔三〕。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四〕；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五〕。
〔一〕《玉海》卷六十引于本句下注云：「瑗《南阳文学颂》，蔡邕《京兆樊惠渠颂》，并见《艺文类聚》，《后汉郡国志》引蔡邕作《樊陵颂》。」
《训故》：「《后汉书》：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历官议郎。京兆尹樊德云开渠利民，蔡作《樊惠渠颂》。」
按瑗为崔骃之子。《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
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札记》：「案《南阳文学颂》见《全后汉文》四十五，盖《南阳文学官志》之颂也。」
蔡邕《京兆樊惠渠颂》序云：「阳陵县东，……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而泾水长流。……京兆尹樊君讳陵，字德云，……遂……树柱累石，委薪积土，基跂工坚，……清流浸润，……曩之卤田，化为甘壤，……农民熙怡，悦豫且康。……谓之樊惠渠云尔。」
《左庵文论》：「崔瑗《南阳文学颂》，蔡邕《樊惠渠颂》，并见《全文》。彦和以此二篇别为一节，与班、傅之《北征》《西巡》分别言之者，缘彼二篇序亦有韵，此二篇序无韵，颂亦较长，惟序文终较颂为长耳。推舍人之意，以为颂之正文既以叙事为主，序文仍叙事，则有迭床架屋之弊。故序不宜『致美』，而以《赵充国颂》等篇为正也。」
〔二〕「致美」，表达赞美之意，如《京兆樊惠渠颂》序首述农田水利之重要，并谓京兆尹樊陵命伍琼开掘樊惠渠，使卤地化为良田，受到人民歌颂。王应麟《辞学指南》「颂」类：「《宋书》曰：鲍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颂诗有序，亦不可略也。」
〔三〕「而简约乎篇」以上，纪评：「此后世通行之格。」
〔四〕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札记》：「案仲治论颂，多为彦和所取，然于颂之源流变体，有所未尽。」《斟诠》：「唯其如此，故彦和于叙及其『杂以风雅』之语后，而有『不辨旨趣』之讥也。」又：「彦和此节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之品藻，虽颇精核，但……以为其语过于空洞，并未说明颂与风雅之旨趣究竟有何不同，使读者难于了解其指归所在，故于『至云杂以风雅』句后，即紧接此断案曰：『而不辨旨趣。』则其所谓『不辨』云者，自指挚虞之评语但言其然而未申述其所以然而言。若作『变』，则系转为扬傅二家之颂有所辩护，无论于语气辞意，俱嫌脱节，故以改从唐写本为胜。」唐写本「变」作「辨」，按作「辨」字是。
〔五〕《吕氏春秋别类》篇：「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则锩，坚且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
《注订》：「牣则亏坚，坚则失牣，黄自黄，白自白，不可混杂。坚不可以为牣，牣不可以为坚也。犹赋即赋，颂即颂，颂之变近于赋者，则非赋非颂，体乱则名不正矣。名不正则失义为多，故彦和之述颂，盖欲正其名也矣。」
及魏晋杂颂〔一〕，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二〕；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三〕；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四〕
〔一〕《校证》：「『杂』原作『辨』，据唐写本改。」范注：「
辨，唐写本作『杂』，是。」《斟诠》：「『杂颂』隐指下文『陈思所缀』，『陆机积篇』为说。」
〔二〕《玉海》卷六十引作「以《皇太子》为标」，下注云：「《
皇子生颂》见《初学记》，《皇太子颂》见《类聚》。」
《札记》：「文见《全三国文》卷十七。」范注引陈思王《皇太子生颂》，谓见《艺文类聚》四十五。按「缀」谓缀文，连缀辞句以成文也。「标」指标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