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杭氏学》（5/9）-清-杭辛斋

（本文为《周易杭氏学》第 5/9 部分）

吉凶悔吝生乎动，而欲动未动之前，则为几。《系传》曰“知几其神”，又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乾?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文言》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屯?六三》曰“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豫?六三》“介于石不终日”，《系传》曰“见几而作，宁用终日”。盖乾九三为人爻之始，动静所生，吉凶著焉。理欲之界，人禽判焉。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即此几也。周子所谓“诚无为，几善恶”，亦此几也。复之初九“不远复，毋祗悔”，孔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故几者，《易》道精微之所在。尧舜之心传，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几者，动之微，即此道心之微也。君子知几，即在“不远复”之“反复其道”。故《文言》又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圣人丁宁告诫之意，亦可谓深切而著明矣。“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洗心退藏于密”。
至
《乾，彖传》曰“大哉乾元”，《坤?彖传》曰“至哉坤元”。大无限量，而至有际极。大也，至也，圣人赞《易》开始之第一字也。即此一字，已将乾坤全体之精神分量，概括无遗。并将乾坤两卦之方式作用，分析明自。挈全《易》之纲领，泄造化之神秘。《系传》曰：“《易》其至矣乎！”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大者何，由小以至大也。非至无由显其大，非大无以极其至，故至亦有大义。家人、丰、涣，皆云“王假”。假，大也，至也，皆坤之义也。《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履通谦，谦履相错为临遁，故《临?六四》曰“至临”。《坤?六四》“括囊”，括，亦至也。而《临?彖》“至于八月有凶”，谓临至遁也。由此至彼，必上有所承，故必须承乎乾元，始得止于至善，而为坤元，为至哉坤元，为至道，为至德。为至当不易，失其所承，则为失道，为迷。《复?上六》“迷复凶”，《传》曰“至于十年不克征”，故得道则曰“朋至(解)”，失道则曰“寇至(需)”，“朋至”则“得其友(损)”，“寇至”则“伤之”者至矣(益)。履和而至(履通谦，则阴阳和)，则非坚冰至，则积善必有余庆。《系传》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顺之至也。”顺与厚，皆坤德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顺天而时行。”赞坤元无余蕴矣。故《易》者，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变，天下之至神。皆“至哉坤元”之至，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道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又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此《易》道也。经之言“道”者四：《复?彖》曰“反复其道”，《小畜?初九》曰“复自道”，《履?九四》曰“履道坦坦”，《随?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皆在《上经》，已将道字发挥净尽，故《下经》不复赘言，以俟后人之触类旁通而己。《传》之言“道”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变化往来，生生不已。以阳易阴，以阴易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反复，一阴则反其道，一阳则复其道。故《复?彖》曰“反复其道”，而《乾?九三?传》亦日“反复道也”。盖阳以统阴，失其统则亢，亢则宜复。阴以承阳，失其承则迷，迷则宜反。反而不复，有阴而无阳，失道也。复而不反，有阳而无阴，亦失道也。“终日乾乾”之反复，已复而欲其反也。“七日来复”之反复，已反而欲其复也。反而不复，则其道穷。复而不反，则其道困。穷而知变，困而知通，通变随时，损益得中，圣人之道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而《易》之道尽矣。
《传》称“得中道”五(《离?六三》，《既济?六二》，《夬?九二》，《蛊?九二》，《解?九二》)，“未失道”二(《睽?九二》，《观?六三》)，“其道穷”四(《比?彖》，《蹇?彖》，《坤?上六》，《节?上六》)，“失道”三(《坎?初六》、《上六》，《渐?九三》)。由阳而阴，小人之道也，否也。由阴而阳，君子之道也，泰也。
命
有天地而后万物生焉。万物生于天地间者，莫不有命。盖当其未生之前，本无是物也。乃忽而受气成形，以有是物，形成于地，气受于天，果孰使之然者？是则所谓命也。圣人设卦观象，以明万物之理，即以卦爻之变化往来，以示各有定命之所在。所谓设辞以明之也。《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可见命之所自来。即由乾道之变化，乾非坤无以变也，乾变坤化而乾道斯成。亦如男子必得妇生子，而始有父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分于道之谓命。经之称“命”者六卦，《否?九四》“有命无咎”，《讼?九四》“复即命”，《革?九四》“改命吉”，《师?九二》“王三锡命”，上六“大君有命”，《泰?上六》“自邑告命”，《旅?六五》“终以誉命”，《传》则曰“受命”，曰“顺命”，曰“舍命”，曰“改命”，曰“申命”，曰“致命”，曰“凝命”。《易》之言命，略具于是矣。
盖卦之变化，以正性命者，惟二五。乾二之坤五，其例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故鼎曰“正位凝命”。命分于道，则道有变化，命亦有变通。受命者，得于天也。凝命者，全其体也。顺命者，顺其正也。舍命者，察其几也。申命者，行其事也。致命者，遂其志也。改命者，革其故也。《诗》日：“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亦在学《易》以后乎？
理
《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孔子系《易》于“理”字约分二义。《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此理字与和字相针对。和之义为合，理之义为分。分理之理，即治玉之理也。盖物质之坚致，而仍有条理可分者，无过于玉。坚则固，致则密。既固且密，则最不易分者，亦无过于玉。故以理为治玉之名，又广其义为处分万事。万物之名，《易》道广大，必分而析之，分而又分，析而又析，而后其精微者乃可得而见。亦如今之治化学者，于一物之体质，必分而析之，至于分无可分，析无可析，而所得者，即为此物之原质矣。故邵子之加一倍法，亦即分析法之还原者也。物理数理，皆有迹象可求，分而理之尚易。至理于义，则精微之至矣。其下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理字则为名词，而非动词，即指性分中所有之理。故郑康成注《乐记》曰“理犹性也”，朱子注《中庸》曰“性即理也”，竟以理与性，相为转注。然详加研究，则终有未安。未可以大儒之说，遂附和之，而以为确当也。盖性固有理，不能谓理即性，性即理。犹物各有理，不能谓物为理，谓理为物也。先儒此种训诂，贻误后学最多。是在学者之自有领悟，愈讲解而纠缠愈甚矣。《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与《乾?传》“利贞者，性情也”，呼吸相通。苟于此领悟而有得焉，于明理之学，思过半矣。
性
分于道之谓命，分于命之谓性。心生为性，有生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性命恒相联属。故《易》言命而不言性。孔子赞《易》，则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性之本源，可谓明白晓畅矣。后之言性者，约分三类：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各明一义。性善之说，于立教为宜，故后世多宗之。其实曰善曰恶，已为性之所见端，未可谓之性也。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殊未可厚非。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亦此意也。宋儒因回护孟子之说，于是创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分别善恶。谓生而善者，义理之性。习而恶者，气质之性。益支离而不可通矣。
情
情者，性之动也。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性与情亦恒相联属。《易》言欲而不言情。孔子赞《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白虎通》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论衡》曰：“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皆性情并举。性贞于诚，而情则有诚有伪。《系辞》曰“设卦以尽情伪”，又曰“爻彖以情言”，又曰“吉凶以情迁。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观旁通而情可见矣。
教
教以立人，道以立己，己立立人。故《易》之为书，无非道也，无非教也。卦之言教者三：坎“习教事”，临“教思无穷”，观“观民设教”，而要以“蒙养”为立教之始。孔子更广其义于渐，曰“居贤德善俗”。于蛊曰“振民育德”。于无妄曰“茂对时育万物”。于是今世谓之文明教育之事业，而《易》无不备举矣。而其博大精深之教义，则尚非今世物质文明之教育家，耳目思想所能及。当于卦爻内详论之，兹未遑悉举也。
用
《易》者，用世之书也。故以有立教，亦以用立教，亦即以中立教。有贵乎能用，有而不能用，则与无等耳。然非无不能明有之用，非用无以尽有之功，非中无以尽用之妙，故曰“有”，曰“用”，曰“中”。此《易》之界说也。必明此界说，而后《易》可得而言。《易》六十四卦，无一非用，而以乾坤用九用六发其凡。用六而曰以大终，则六亦九之用，故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竟《易》之全功。《乾?九二》“庸言”“庸行”，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而曰“庸”者，庸者用也，明用之非中不立也。
以
以，用也。孔子传《易》，以明大用，于六十四卦之《象传》明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十四卦皆此以一字挈其纲，即“五十以学《易》”之以，亦即“以《易》传教”本旨之所在也。盖《彖传》者，释内外两卦之用也。《象传》则取两卦之中，合上下之义而贯串之。两卦之中者何？即三四两爻，所谓中爻所谓人爻者是也。故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而二四三五同功，三四于六爻为人位，“立人之道”立于此。孔子之六十四“以”字，亦发明于此。明乎此，则庶乎可尽《易》之用。虽吉凶有命，而悔吝可免矣。故《易》于乾之九三九四两爻，特著曰“无咎”。
之
之者，《易》之用也。爻有变动，故曰之。“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有所之而吉凶见焉。之字作屮。屮者一生三也。《易》者，一阴一阳。动有所之，而用生焉，则二生三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而当，则得道。之而不当，则失道。《无妄?传》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何之则道穷，是以君子慎其所之。
孚
旧说“孚，信也”。坎为信。凡卦言“有孚”，皆指坎，似是而实非也。孚果指坎，何以中孚无坎象？孚固有信之一义，然信字不足以尽孚也。孚从爪，从子，象鸟以爪抱子。鸟子为卵，爪子以象抱卵，有化育之意。中孚卦象，实以巽五兑十，乃五十五数之中，于五行为土。土主化物，故曰中孚。其曰“有孚”者，“有”谓大有。火天大有，离也。孚，则指坎。坎离居南北之位，合乾坤之中，维中能孚，故曰“有孚”。有则大，孚则化，“有孚”者，即《中庸》所谓“大德敦化”也。凡《易》之道，一阴一阳，必阳孚于阴，而阴孚于阳，而后阴阳和，而成化育之功。人品有君子小人，泰、否，君子小人之相消长者也。遁曰“君子吉，小人否”，观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必君子能孚小人，则小人亦能化为君子。所谓“有孚颙若”，下观而化，则先否后喜，天下受福矣。若不能用观，则成大壮。义非不正，理非不直也。而刚以反动，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羝羊触藩，天下被其祸矣。乾元用九，必有孚而始致其用。故孚有信义，有化义，有容义，又有合义，有感义。所谓精义入神之用，以孚字尽之矣。非统全《易》而详察之，又乌知其妙哉！
以上单辞，略举一隅，可见经传字无虚设。或一字而含数义，或数卦合用一字，无不脉络贯通。潜心体玩，均有线索可寻。此外有字以类从，因意义相同，而互见于各卦而相贯串者，可谓之类辞，如则法律一类也，克伐征一类也，速疾遇一类也，需繻须濡一类也，怠缓徐慢裕一类也。凡同乎此者，皆以义相类者也。如弟娣娣涕一类也，頄仇九一类也，轮纶一类也。凡同乎此者，皆以形声相类者也。相类之字，于卦爻之变通意义，皆有关系，均可互相印证者也。其单辞之外，更又缀属一字，或二字，或三四五字，以成一名辞，或成一句者，可谓之类句。如由颐、由豫；甘节、甘临；频复、频巽；艮其腓、咸其腓；困于酒食、需于酒食；我心不快、其心不快；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旅人，先笑而后号咷之类，亦无不互相联贯。如密云不雨、帝乙归妹、用拯马壮吉、不富于其邻，完全相同之一句，或二句，分见于两卦或三卦者，则更为显而易见。具详于焦理堂氏之《易通释》，兹不赘述也(《易通释》偏于旁通之正立言。有未可尽通化学者，以意逆之，勿以其辞云意也可。)。
举单辞、对辞、类辞、类句，经传之概略，已可见矣。而正言断辞，尚有数例，更举如左。
称号
号者，名也。称其名使与实相称，亦当名辨物之意也。孟长卿曰：“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五也。”
以上五者，皆经之特称。孔子赞《易》，更广其义。
曰“先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
曰“后”。泰，“后以裁成辅相之道”。
经称爵号，王之下有三：
曰“公”。大有，“公用享于天子”。解上六，“公用射隼”。益六三，“告公用圭”。六四，“告公从”。鼎九四，“覆公餗”。
曰“侯”。屯，“利建侯”。豫，“利建侯”。晋，“康侯”。
曰“子”。明夷，“箕子之明夷”。鼎，“得妾以其子”。
言公、候、子而不及伯、男。或曰：“此殷制也。文王演《易》于纣之世，故从殷制。”
正名之称有六：
曰“大人”。一人为大。孟子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言》“与天地合其德”一节，孔子赞大人也至矣。
曰“君子”。乾为君，震为子。乾震为无妄，君子者。无妄之称
曰“小人”。天大，地大，人亦大。与天地参，故大。违反天地之道，则曰小人。
曰“恶人”。睽“见恶人”，人而见恶于人，曰恶人。于象，离为恶人。
曰“寇”。寇者悖逆之词。于象，坎为寇。
曰“匪人”。匪同非。“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失人道，故曰“匪人”。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孔子赞《易》，更广其义。
曰“圣人”，曰“贤人”，曰“盗”，亦曰“暴客”，日“吉人”，曰“躁人”，曰“诬善之人”。
名当而辞可断矣。爻有等，故曰“物”。辨物当名，名不等也。正言，言不等也。故断辞亦不等。凶至吉为七等：凶，厉，悔，吝，无咎，无不利，吉。
凶不若厉，厉不若悔，悔不若吝，吝不若无咎，无咎不若无不利，无不利不若吉。
学易笔谈序
海宁先生之于《易》，得异人传授，又博极诸家传注，故能竟委穷源，而独见其大。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故能探赜索隐，钩贯于新旧之学，而独得其通。昔尝闻之先生曰：《易》始于包牺氏，备于神农、黄帝，大明于文王、周公、孔子。汉人去古未远，其卦气、飞伏、阴阳、消息，皆有所授受，非能自创。孔子赞《易》，专重人道，以明立教之旨。故三陈九德，以人合天，而筮法仅略言及之。朱子乃谓“《易》为圣人教人卜筮之书”，岂知方耶？然河、洛为《易》象所取则，汉学只诋为伪造，朱子独取以冠经首，是其卓识，亦有不可及者。又曰：“道家祖黄老，渊源悉出于《易》。”其七返九还，六归八居，度数与卦象悉合无论矣。所异者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而《华严》之乘数，《金刚》之相数，一八、三六、百零八之数，及“七日来复”、“十三见凶之数”，亦无不得。仅以素所闻于先生者，弁诸简端，并志其缘起如此云。
学易笔谈述旨
《易》道至大，《易》理至遂；辛斋之愚，何敢妄谈？顾念吾师忍死狴犴，克期以待，密传心法，冀绵绝学，又曷敢自弃？丙辰出狱，爰搜集古今说《易》之书，惟日孳孳，寝馈舟车，未尝或辍。丁巳以后，国会蒙尘。播越岭峤，议席多暇，两院同人，合组研几学社于广州之迥龙社。谬推都讲，计日分程，商兑讲习。虽兵戈扰攘，而课约罔闲。讲义纂辑，得书若干，名曰《易楔》。而晨昏余晷，切磋问难，随时笔录者，又积稿盈尺。同人艰于传写，乃谋刊印。厘为四卷，名曰《笔谈》，盖纪实焉。己未庚申，由粤而沪。同志之友，闻声毕集。风雨一庐，不废讨论。以续前稿，又得四卷，另为《二集》。借阅传钞，恐多遗失。适前印之书，久已告罄。同人请合两《集》与《易楔》、《易数偶得》、《读易杂记》诸稿，均以聚珍板印行。始于壬戌八月，至十月抄，《笔谈》八卷工竣。爰纪颠末，并述旨如左。
一、承学之士，不废笔札，谈论所及，择要缀录，聊以备忘。除《初集》第一卷，于临印时略有增减，以明源流外，余悉随时编订，并无先后次序。
二、讲《易》与诂经不同。诂经当有家法，有体例，义不容杂。而讲《易》则以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但以经文为之证明。故凡与象数有涉，足与《易》道相发明者，博采旁搜，不限时地，更无所谓门户派别也。
三、《易》本法象于天地。乾易坤简，易知易能，虽见仁见智，各随学识之深浅而异，要无不可知之理。自象义不明，学者无所适从，几视《易》为绝学，而不敢问津。致《易》简之理，日即湮晦。本编有鉴于斯，立说皆取浅显明白，务期尽人能解，不敢以艰深文浅陋也。
四、孔子赞《易》，身逢乱世，行危言逊。有因时忌不能显言者，不得不以微言大义，隐寓于象数之中，与春秋同一例也。后人不察，悉以文字求之，孔子忧天悯人之苦心湮没尽矣。历代学者，如邵康节，如刘青田、黄姚江，均抱此隐痛而未敢昌言者也。鼎革以后，世虽乱而言可无讳。发历圣之心传，弥前贤之遗憾，维世道而存绝学，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良机。剥极必复，时乎不再，幸我同人勿自暴弃以负天心也。
五、卦因数衍，数缘象起，象由心生。《易》准天地，广大悉备。虽人事递演，世变日繁，要不能出乎此象数之外。故洲殊种别，文字语言，万有不齐，维数足以齐之。宗教俗尚，各有不同，惟数足以同之。两千年来，数学失传。宋后言《易》者，往往以邵子先天数为《易》数。数理繁啧，固非短扎所能尽。然于旧说之显然挑牴牾者，不能不援据象数以为商榷，非敢故翻成案也。
六、占筮固《易》之一端，而圣人修《易》以明道，实非尽为占筮。孔子赞《易》，绍述文周，以人合天，兢兢寡过，岂导人于趋吉避凶哉！朱子以占筮为《易》之本义，未免偏见。而《大衍》揲蓍之法，自唐以后，于挂一再扐两端，立说互歧。往诸数理，并多遗憾。未敢盲从，以误后人。
七、至诚之道，虽可前知，惟道本一贯，学无躐等。必正心修身，能尽人之道以合天，斯天人契合，感而遂通，百世可知。初无二理。若一知半解，妄谈祸福，自欺欺人，实学《易》之大戒。兢兢自箴者，窃愿以此勉人。
八、尽性至命，乃易学之极功。孔子之圣，犹韦编三绝，但云寡过，罕言性命。后生末学，更宜践履笃实，下学上达。同学讲习，窃本斯旨。《初集》刊布，朋自远来，往往以只言象数，不谈身心性命相责。但愚尚以象数之未能尽明为憾。果象数通解，则身心性命之理，胥在其中，更无待言说为也。
九、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凡有形可指者皆器。道本于心，未可以言尽焉。故八卦因重，羲农法天以垂象；两编《十翼》，周孔立言以明道。然未可遽执卦象经传以为道也。譬诸升高必以梯，而梯非高。求饱必以饭，而饭非饱。宋后讲《易》，开口言性理，言道统，是犹指梯而称高，看饭而说饱也。今之谈道者，无宋人之学，而立说更高出宋人。自误误人，更不待言。愿学者共明斯旨，各求实学，返诸身心。勿好高鹜远，循前车之覆辙焉。
十、洁净精微之学，非潜修静养，未能深造。劳人草草，敢言心得？惟汇积年涉猎所得，聊供同学参考之便。深望海内鸿硕，时加匡正。幸得学与年进，尚拟续，以供采择。
十一、世道陵夷，圣学中绝。人欲横流，罔知纪极。谨愿之士，苦身心之无所寄托，蒿目时艰，恒怀消极。或附托西教，或皈向佛门。而仙灵神鬼，导引修养，及飞鸾显化之坛宇，遂遍于域中。影附风从，是丹非素。不知我国固有之学，贯澈天人，足以安身立命。保世滋大，概群藉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易经》。存人道，挽世运，千钧一发，绝续在兹。弘道救世，责无旁贷。惟我同人，自奋勉焉。
上古之《易》
上古之世，无所谓《易》也。但后世之《易》，实本于伏羲，故《周官》掌太卜者有“三《易》之称。因周以《易》名，遂追谥《连山》、《归藏》皆谓之《易》。余所谓上古之《易》者，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
溯自伏羲一画开天，其时虽文字未兴，而结绳为治，已有等秩伦纪之可观。《系传》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条理井然，而观法于地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已能将地之所有，分析观察，颇如近世科学家，区地文地质学为二类。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以佃以渔，虽未脱游牧之风，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况八卦成列，有形，有象，有声，实已备具文字之作用。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益之以变化，固已肆应而不穷矣。此伏羲之《易》，所以为我中国文化之初祖也。
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且规模宏远，政教并行。又尝百草以御疾灾，民无夭折，创制显庸，泽及万世。然其时文字未兴，所赖以为政治之具者，实维伏羲所遗传之卦象。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是名《连山》。相传以重艮为首，经卦皆八，重卦皆六十四者也。故神农为炎帝，亦号列山氏。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盖至是文明日进，制器尚象，人事日繁。而旧有之八卦，不足以应用。于是广卦象为六画，而文字以生。益以天干地支，而阴阳五行之用愈精。吹律定声，民气以和。而礼乐以兴，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治历明时，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绝地天通，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易》之为用，益无乎不备。故黄帝之《易》曰《归藏》，以坤乾为首者也。尧舜继黄帝之后，于变时雍，垂衣裳而天下平。今读《系辞下传》之二章，上古进化之历史，与三《易》之源流，可概见矣。此上古之《易》也。
中古之《易》
夏易《连山》，盖继述神农氏者也。商易《归藏》，盖继述黄帝氏者也。周曰《周易》，或曰“祖述尧舜”。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虽指《周易》，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然帝降而王，德不如古。神禹受命，开家天下之局。汤武革命，《易》揖让而征诛，均不能无惭德焉。故三代之《易》，皆可谓之中古，所谓“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上视羲皇，已不无今昔之感矣。
三代之政纲本于《易》
制度文物，皆出于《易》。故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易》在三代，不啻为政治之书。夏宗《连山》，其礼乐政刑胥以《连山》为则。殷宗《归藏》，其礼乐政刑胥以《归藏》为则。故纪历有人统地统天统之殊。而尚忠尚质尚文，亦各有所专重。盖变通损益以蕲合于时宜，而成一代之制。必统系分明，而后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今夏殷之制不可悉睹，而《周礼》一书，虽经窜改，而周家之典章文物，犹可得其梗概，足与《周易》相印证。自秦汉以降，目《易》为卜筮之书，政失其纲也久矣。
学术之派别出于《易》
我国学术，约可分为三派：曰儒，曰道，曰墨。其余诸子百家，名类虽多，要无不可以此三派归纳之。道家宗老氏，而实导源于黄帝，故相传曰“黄老”。墨家出于禹，而实滥觞于神农。《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并耕之说，亦墨之别派也。儒家集大成于孔子，《论语》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则孔子固自承为继续文王者也。故儒家之学出于《周易》，道家之学出于《归藏》，墨家之学出于《连山》，各有所本。自汉而后，虽罢斥百家，独崇儒道，而道与墨之学，亦实有不可磨灭之精神。历代之治，舍其名而用其实者，不可枚举。至于今日，儒术亦扫地尽矣。而老氏墨氏之学，则因与欧西之哲学，及其他科学之相契合者颇多，崇尚新学之士，渐有取而研究之者。礼失求野，循末反本，则吾文明初祖之羲《易》，或尚有大明之一日乎？
孔子之《易》
《易》者，明道之书也。五帝之治天下也以道，三王以德，五霸以功。世运自帝降而王，王降乎而霸，道之不明也久矣。孔子生当衰周，五霸之功已杳，浸浸乎由功而降而尚力。至惟力是尚，弱肉强食，人道或几乎悉矣。故孔子赞《易》以存道，又以道之未可骤几焉，乃取中爻以明功，陈九卦以崇德。循序而进，由功而德，其庶几乎与道近矣。
两汉易学之渊源
孔子传《易》于商瞿。商瞿字子木，其行事不见于《论语》，盖孔子晚年之弟子也。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对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凡六传，而周灭于秦。秦焚书，而《易》以卜筮独免。汉兴，田何以齐之公族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伏生。王同子中授淄川杨何，丁宽授同郡田砀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兰陵孟喜，琅邪梁丘贺，是为三家之《易》，皆立于学官置博士。
施雠授张禹，及琅邪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子崇平。鲁伯授琅邪邴丹、伏曼容。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瞿牧，及焦延寿。延寿授京房。
梁丘贺传子临，临授五鹿充宗。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
东莱费直，治《易》长于卜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传琅邪王璜子中。同时沛高相治《易》，与费略同，亦无章句，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高氏费氏之学，皆未立于学官。
汉代易学，以施、孟、梁丘三家为盛。京氏专言灾异，高氏亦与京略同。至东汉传施学者，有刘昆，及子轶。传孟学者有握丹鲑，阳鸿任安。传梁丘学者，有范升、杨政、张兴、及子鲂，皆不甚显。至汉季独费《易》盛行，若马融、郑玄、荀爽、陆绩、刘表、宋衷诸人，皆习费氏古文《易》。孟学独一虞翻，施梁之学无闻矣。
晋唐间之易学
魏晋以后，王弼之《易》，盛行江左。弼为刘表之甥，表固治费《易》者。弼之说《易》，不尽宗费，屏弃象数，专以玄理演绎，自谓得意忘象。又分《系》、《彖》、《象》诸《传》于经文之下。学者以其清隽新颖，且简便而易学也，靡然宗之。由是施雠(chóu)、梁丘诸家之《易》尽亡。费氏之古本，亦为所淆乱，而尽失其本来面目矣。然弼年二十有四即死，《系辞》、《说卦》三篇，均不及注，后人以韩康伯注续之。永嘉之乱，中原板荡，经籍散失。李唐统一，掇拾烬余，虽六经本文幸而未阙，而两汉以来各家之师说传注，已十亡其七八矣。孔颖达疏《易》，复崇王而黜郑。太学肄业，一以王注为本，古《易》遂不可复见。赖李鼎祚《集注》，掇拾残阙，搜集汉注至三十余家。窥管一斑，全豹之形，似尚可约略而得。后之言汉学者，莫不循是蹊径，以为登峰造极之基。至满清中叶，王(念孙)、惠(栋)、张(惠言)、焦(循)诸家，皆精研汉学。单辞只义，不惜殚毕生之全力以赴之。郑氏虞氏之《易》，始差堪董理。而施雠、梁丘之学说，终不获复见于世也。惜哉！
宋人之易学
宋人讲《易》，自司马温公以至程子，大抵皆不出王弼范围。周子《通书》，发明太极图，为理学之宗，与易学尚无其关涉也。自邵康节创为先天之说，取《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安排八卦，谓之先天卦。以“帝出乎震”之方位为后天卦。又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先天八卦之数。更反刘牧九图十书之说，以五十五数者为河图，四十五数者为洛书，为八卦之所自出。于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立说与汉人完全不同，不啻在易学中另辟一新世界。然当其时，并未盛行。如温公、程子，皆与邵为老友，且极推重其为人，称为“内圣外王，孔孟没后之一人”，而未尝取其说以讲《易》。其反对如欧阳文忠诸人，更无论矣。至朱子撰《周易本义》，取河图、洛书与先天、大、小、方、圆各图，弁诸卷首。又另著《易学启蒙》以阐明之，而后邵子之先天学与《易经》相联缀。历宋元明清，皆立诸学官，定为不刊之程式。后之学者，几疑此诸图为《易经》所固有矣。虽汉学家抨击非难，不遗余力，而以其理数出自天然，推算又确有征验，终非讨生活于故纸堆中者，空言所能排斥也。故宋之易学，能有所发挥，独树一帜与汉学相对峙者，自当首推邵氏。
朱子《本义》，颇能矫王弼以来空谈玄理之弊，而注意于象数，故取用邵子之说颇多。顾未能会通全《易》，博采两汉诸家之说，以明圣人立象之意。又泥于门户之见，不敢畅所欲言，而以圣人以卜筮教人一言，为立说之本义。此何异以璇玑玉衡为定南北方向之用，不亦隘乎？
两宋《易》家之著录者颇多，以当时镌版业已发明，流传较易。今《四库》所存，及刊入《通志堂经解》，与《惜阴》、《聚珍》诸丛书者，尚有六十余种。而纳兰氏又汇辑诸儒语录别集，暨佚书之单辞剩义，为《大易萃言》八十卷，可谓极宋学之大观已。
元明之易学
元明两代之言《易》学者，无甚发明。著录者大抵盘旋于程朱脚下为多。元之熊与可、胡一桂、熊良辅、王申之、董真卿，明之黄道周、乔中和，皆其杰出者也。然皆有所依傍，不能成一家之言。黄道周之《易象正》、《三易洞玑》，虽以天象历数阐明易理，而艰深奥衍，流传不广。惟来知德氏崛起川中，以二十九年之功，成《来氏集注》一书，风行大江以南，三百年来未绝。虽其错综之说，颇贻人口实。然取象说理，浅显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恒罕譬曲喻以明之。视故作艰深以文其浅陋者，自胜一筹。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
胜朝之易学
有清一代，经学之盛，远过宋明。其治易学专家，如刁氏包、李氏光地、胡氏、胡氏渭、任氏启运、惠氏奇、惠氏栋、万氏年淳、姚氏、张氏、彭氏，皆能独抒己见，各有心得。而顾亭林、毛大可、钱辛楣、王引之、江慎修、段懋堂、王兰泉诸氏，虽不专治《易》，其音韵训诂考据，于吾《易》亦多所发明。至若焦氏循之《通释》、纪氏大奎之《易问》与《观易外编》，一则宗汉学，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无一辞一字不相贯通；一则讲宋学而能阐发性理，与六十四卦之爻象变通化合，尤为历来讲《易》家之所未有。端木国瑚后起，更冶汉宋于一炉，一一以经传互证，无一辞一字之虚设。视焦纪二氏为更上一层，允足以殿全军而为胜清一代易学之结束矣。
历代《易》注之存废
两汉之《易》注，永嘉而后，已无完书。虽经历朝好古之士，探讨搜辑，然皆东鳞西爪。除《李氏集注》外，其能集合成书者，不可概见。济南马氏，旁搜博采，更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与《说文》、《尔雅》、《文选》、《水经》诸注，傍及《内经》、《道藏》之所称引者，悉为编次，共得《易部》之逸书八十余种。承学之士，亦可略得其梗概矣。魏晋以降，其完全无缺者，推王弼注为最古。今与孔颖达之《正义》，陆德明之《音训》并传，与《程传》、《朱义》，皆历代官书所刊布，士林所奉为金科玉律者也。其余唐宋诸家之《易》注，世罕单行。赖《津逮》、《汲古》、《旷照》、《汉魏》诸丛书刊布，而以后之聚刻丛书者，必以《易》为甲部之冠。孤本秘录之藉此仅存者，为不少矣。纳兰氏之《通志堂经解》，辑刊《易》注至四十余种，尤为各丛书之所未有。而胜朝《经解》正、续两编，选录当时之《易》注，亦皆卓然可传之书也。综计清《四库全书》，《易部》所藏，都一百五十二种。其存目著录而无书者，约三倍其所藏之数。辛斋自学《易》以后，历年购求，所得已有四百六十三种。计《四库》所藏之一百五十二种购求未得者，尚有二十九种。《四库》存目所录已购得者，有七十八种。《四库》编录于道家及术数类者，如《皇极》、《洞林》、《三易洞玑》等计三十余种，余皆为丛书及家刻单行之本，而写本及辛斋所手抄者亦六十余种，为日本人所著述者三种。嗣在广东上海苏杭扬州，陆续又得一百五十余种。前后都六百数十种。以视历代《经籍志》，及陈东塾《朱竹垞》所著录者，曾不逮十之三四。然以现世所有者而论，则所遗已无几矣。
日本之易学
日本文学，皆我国所津逮。故我国已佚之书，而日本尚保存者甚夥。黎氏《古逸丛书》所刊，未能尽焉。光绪甲午以后，我国新进，厌弃古学。而竺旧之士，又墨守糟粕，不能发挥精义，与新理相调和，而资利用。致精义入神之学，日就澌灭。清季以国立大学，求一完全经师而不可得，致羲经竟任缺席。鼎革以后，竟公然废弃经学，而隶于文科之下，亦可谓臻晦盲否塞之极运矣。而日本既厌饫于物质文明之利，更反而求诸精神。虽举国喧嚣于功利竞争之途，而学术之研究，尚不忘初祖。仍有多数之学子，从事于《易经》。东京有易学会，有易学演讲所，有《易学讲义》之月刊。其占筮亦尚用古法。我国二千年来失传之揲蓍法，经学巨子所未能决其用者，彼中随处可购得揲蓍之器也。惟蓍不产于日本，则以竹代之。礼失求野，不仅维系易学之一助也。辛斋会购其《易学讲义》，其取象悉宗汉学，大抵取资于《李氏集解》者为多。有所谓影象意象者，则为彼所扩而充之者也。有《易学新讲义》，为我国北宋人之著述。《四库》有其书，外间已乏刊本，亦为日本所印行。而近出之《高岛易断》，于明治维新以后五十年间，内政外交诸大事，均有占验论断，亦可觇彼国之所尚矣。
美国图书馆所藏之《易》
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四十万金镑，专为购买中国书籍之用。除前清殿版各书，为清政府所馈送外，其余所采购之汉文书籍，亦有数千种之多。皆为日本人所贩运，直接购自中国者无几也。友人江亢虎君，现为其汉文部之管理员。丁巳夏间回国，邂逅于沪上。云彼中所藏《易部》，亦几有四百种。因嘱其将目录钞寄，以较辛斋所藏者未知如何。然彼以异国之图书馆，而其所藏，视本国《四库》所有，至两倍有半，殊足令人生无穷之感也。
汉宋学派异同
自来言《易》者，不出乎汉宋二派。各有专长，亦皆有所蔽。
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晰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且尊家法，恪守师承，各守范围，不敢移易尺寸。严正精确，良足为说经之模范。然其蔽在墨守故训，取糟粕而遗其精华。且《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网罗百家，犹恐未尽；乃株守一先生说，沾沾自喜，隘陋之诮，云胡可免？
宋学正心诚意，重知行之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亦未始非义经形而上学之极功。但承王弼扫象之遗风，只就经传之原文，以己意为揣测。其不可通者，不惮变更句读，移易经文，断言为错简脱误。此则非汉学家所敢出者也。
元明以来，两派对峙，门户攻击之陋习，虽贤者亦或不免。甚者以意气相争尚，视同异为是非。不但汉学与宋学相争讼也。同汉学焉，尊郑者则黜虞，是孟者则非荀。同宋学焉，而有洛蜀之辩驳，朱陆之异同。其下者更或依巨儒之末光，蒙道学之假面，为弋名干禄之具者，尤不足道矣。
坊本《易经》之谬
国学沦亡，书局尽废。承学之士，求一善本之经书，已不可得。近日坊间石印之《易经》，其谬误尤甚。校对之疏略，姑置不论。序文则《程传》也，目录之标题则《本义》也。目录之卷帙则《程传》也，首列河图、洛书，及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各图，亦《本义》也。而上、下《经》与《系传》之篇第，则又皆《程传》也，其注则又皆《本义》也。可谓极参伍错综而莫明其妙者矣。观其封面所署，则又曰“监本《易经》”。推求其故，则谬误相仍，已非一日。盖明刻永乐之监本，固程子之《传》与朱子《本义》并列者。而篇第章句，悉依《程传》，而以《本义》之注，录于《程传》之后。清刻《易经》传义音训亦犹是也。后以考试功令，专重朱义。坊贾射利，为节减篇幅计，以去《传》留《义》，而篇帙则仍未之改。明嘉靖间苏州学官成某，复即是本而刊布之，成此非驴非马之怪象，公然流布。读者既不求甚解，而所谓教育部教育厅教育会者，皆熟视无睹，不加纠正。呜呼！易世而后，将不知经书之为何物矣！
讲《易》家之锢蔽
历来讲《易》家，无论其为汉学，为宋学，而有一宗牢不可破之锢蔽：即将“经学”二字横梗于胸中是也。埋其庞然自大之身于故纸堆中，而目高于顶，不但对于世界之新知识、新思想，深闭锢拒；而于固有之名物象数气运推步之原本于《易》者，亦皆视为小道，而不屑措意。凡经传所未明言，注疏所未阐发者，悉目为妄谈，为异端。排斥攻击，不遗余力。而不知《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上自天地之运行，下及百姓所日用，无不弥纶范围于其中。孔子赞《易》已明白言之，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书之所未言者，固当求之于意。意有所未得者，当求之于象。象有所未尽者，当变通之以尽其利。而《易》之道始应用而不穷。今乃尽反孔子之言，曰“吾言义不言利”，曰“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目光之盘旋，不出于书外一寸。此《易》道之所以终古长夜也夫！
今后世界之《易》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黄帝尧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盖民之情，恒厌故而喜新。厌则倦，倦则精神懈弛，而百事皆堕坏于无形。此蛊之象也，故君子以振民育德而变化之。蛊成随，则元亨而天下治。随元亨利贞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今之时何时乎？五洲交通，天空往来，百矿并兴，地宝尽发。所谓万物皆相见，其重明继照之时欤！离火之功用，遍于坤舆，极则为灾。或致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之占，果能神而化之，变通尽利，则将由物质之文明，而进于精神之文明。是明出地上，火地为晋，受兹介福之时矣。《易》道于此，必有大明之一日。吾辈丁兹世运绝续之交，守先待后，责无旁贷，亟宜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庶五千年神秘之钥可得而开。兴神物以前民用，必非尼父欺人之语也。
新名词足与经义相发明
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民物之孳乳无穷，而象数之递演而递进，递进而递繁，无有止境。故在黄帝之时演《易》，伏羲之八卦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干支。文王演《易》，干支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彖》、《爻》。孔子赞《易》，则《彖》、《爻》又不足以尽世变物情，乃益之以系辞《十翼》。今距孔子之世又三千年矣！世界大通，事物之纷纭繁变，十百倍蓰千万于古昔。而所用之文字，乃不能随世事递演递进以应所需。且小学中绝，音移义晦，经典固有之字，因废置已久，不复为人所识者，十殆四五。故说《易》者，往往于《易》之一字一义，累千万言之解释，而仍不能明。然必待小学既明而说《易》，又如临渴掘井，不能济目前之用，且不能令多数之学子尽通小学焉。则虽说亦如无说，而《易》仍不能明。则不如假世界通用之名词以代之，以补文字之阙憾，而阅者亦《易》于了解也。岂非《易》之一助乎？如《易》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翕与辟之义，以旧文字释之，则翕为聚也合也，辟为开也。一开一合，字义虽尽，而于《易》言辟会之妙用，仍未著也。若假新名词以解之，则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以释辟翕，则深切著明，而阅者亦可不待烦言而解矣。不仅名词已也，新思想与新学说，足与吾《易》相发明者甚多。而经学家见之，必又曰穿凿附会，诬蔑圣经，则吾其奈之何哉！
俗义诂经之流弊
今日所用之字，犹数千年前之字也。然形式虽未改，而精神则非复数千年之旧。音与义，类皆变易。任举一字而衡论之，若此者盖比比焉。其仅音变而义未变者，如“下、无”等字，于诂经尚无出入。其训义变易者，虽古音尚存，于经义已不可通矣。如君臣二字，古训但为主从之别。降及汉魏，犹为普通尊人卑己之谦辞，未尝专属诸朝廷也。自宋以后，则专以君为尊无二上之天子，臣为庶司百职之官僚，而君字遂神圣不可侵犯矣。官字之古训，亦仅为专任职司之名，并未含有尊崇高贵之意。人之耳目口鼻舌曰五官，言其各专所用，不能彼此互代也。故手足则曰肢而不称官，其义甚明。自汉后天子曰县官，曰官家，而官之义遂混。后世官之权位浸大浸崇，而官字渐成尊崇高贵之称。今之俗尚，凡物美者，辙加一官字以为标帜，其去官字之本义，不可以道里(理)计矣。于是龙飞九五，遂为帝王之祥；惟辟作威，亦附卦爻之义。兢兢乎僭越之虞，凛凛乎生杀之柄。如《周易折中》者，《易》竟为专制帝王之护符矣。非以今义释经阶之厉哉！
大宝曰位
《下系》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意义本相联贯，而文字亦紧相衔接。乃中间插一“位”字，便为上下辞意之梗。宋儒遂改“何以守位曰人”之“人”字为“仁”，以回护“位”字，而与下“聚人”一句又不相贯。于是吕氏本又改从古本作“人”，而曲为之说，亦终不可通。其实误不在“人”字而在“位”字。“人”字不当改“仁”字，而“位”字当改作“仁”字。盖“仁”字与“位”字形式相近，以致传讹。古训相传，“所宝惟仁”，未有以位为宝者也。况以位为天下之公器耶？则不必宝；以位为一人之私有耶？则不能宝。晋文之答秦使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讵作《易》之圣人，见出重耳下哉！(按：此说初创，同人善其新颖，怂恿存录。嗣阅张之锐氏《易学阐微》，立说相同，更以自信。但数年以来，研穷数理名象，觉此“位”字“人”字皆文所应有，实不当轻议更改。此次重印，原拟将此条削去。惟前书既已传布，不能追改，特存之而附注原委，以志吾过。并令阅者得更进一层之研究，未始不足为“筌蹄”之一助焉。)
元字之精义
《象传》曰：“大哉乾元！乃统天。”此“元”字，即“元亨利贞”之元。旧注“元始也”，《本义》“元大也”，何休公羊注曰“变一而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邵子亦曰“元者气之始”合观诸家之说，于“元”字之精义，尚有未尽。辛斋以为举“元亨利贞”并言之，为乾之四德。而“元”之一字，不但可包举“利亨贞”三字，并可举全《易》而一气贯注，故曰“大哉乾元乃统天”。超乎无始，以立乎天地之先者也。《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元字乃天之元焉。《坤?象》“至哉坤元”，乃地之元也。《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则人之元也。善之长，即仁义礼智之仁。仁从二从人，元亦从二从人，故仁为人之元。所谓天经地义，简言之即天良也。盖物各有元，大而天地，小而飞潜动植各物，均莫不具有此元。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顾元之为元，无声无臭，无形质可见，而其功用所著，亦几非言语笔墨所能摩写而形容之。然元不可见，而仁可见。仁不可见，而仁之寓于事物者可见。古人造字，其精义往往互相钩贯。而即物定名，亦无不各寓其意。如果实核中之质体，名之曰仁，已可见矣。而元亦即可因仁而显其用。如果核桃曰桃仁，杏曰杏仁，而桃与杏之元，即在此仁之中。果核之所以能滋生者，实赖有此仁，赖有此仁中之元。吾于西人之纪载得一说，足为斯义之确证。西人于埃及地中，掘得四千年之古尸，尸腹中往往实以林禽及小麦等物。以保藏之非常完密，故均历久久而不坏。取林禽及麦而播种之，仍能发荣滋长，与新者无异。此无他，以其元之尚存在也。若其元已失散无存，则虽当年之果核，种之亦不能发生。因此可证明物各有元之理，而人元所存，则惟此天良。天良不灭，生机亦不灭。天良渐灭，则亦无元之果核，已无萌生之望。虽幸而生，亦行尸走肉而已。剥之上九，“硕果不食”，即此仅存之天良也欤！
嫌于无阳
《坤?上六?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注疏与各家讲解，均未能明悉。郑注“嫌”读如“群公谦”之谦，或作谦。谦，杂也。以嫌作杂字解。杂于无阳，语亦费解。《九家》作兼，谓阴阳合居，故曰“兼阳”，则“无”字又为赘文。王弼云“为其嫌于非阳而战”，《正义》谓“阴盛似阳为嫌，纯阴非阳，故称龙以明之”。说各不同，其未能畅发经旨则一也。辛斋按：阳本无尽，坤之上六为纯阴之候，近乎有无阳之嫌。今可举例以明之：五月初五日，相传为端午节，又曰端阳节。九月初九日，曰重阳日。而十月曰小阳月。夫五月，于卦之消息为姤，一阴始生，端者始也，当曰“端阴”，何以称之曰“端阳”？九月，于卦为剥，硕果仅存，阳已将尽，乃何以称之曰“重阳”？十月于卦为坤，爻辰正值坤之上六，纯阴无阳，何以曰“小阳”？此正扶阳抑阴之意，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端阳”“重阳”“小阳”焉。则坤上之“嫌于无阳”，其义可比例而得，不待烦言而解矣。
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