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杭氏学》（6/9）-清-杭辛斋

（本文为《周易杭氏学》第 6/9 部分）

《易》数，以阳统阴者也。《易》象，以阳变阴者也。《易》义，扶阳抑阴者也。故阳大阴小，阳贵阴贱。凡对待之字，几无不以此为例。顾何以立天之道，不曰“阳与阴”，而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又曰“分阴分阳”？辄以阴居先而阳居后，必曰阴阳，无言阳阴者，其义何居？曰：此即天地之在义，而《易》道之妙用也。天尊地卑，《易》之序也。乃乾天颠下首而周乎地之下，坤地有常而高举于天之上。于是地天泰，四时成。天德不为首，而地道代终。一阴一阳，往来升降。至三阴三阳水火既济六爻皆当位，乾坤定矣。反之为一阳一阴，至三阳三阴，乃火水未济。六爻皆不当位，离坎不续终，而为男之穷矣。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系传》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章阐明《易》道阴阳之大义，为全《易》之关键。辨卦爻阴阳之德行，数理之体用，乃学者入手之纲领。故设为问答以明之。阳卦者，震、坎、艮，皆一阳而二阴。阴卦者，巽、离、兑，皆一阴而二阳。乾坤为各卦之原，且纯体不易，其阴阳易知，故不在此设问之列。历来注《易》家，于“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义，异说纷歧，莫可折衷。皆因泥于一二之数联属君民，故无论如何曲折迁就，终不可通。孙氏取郑康成氏《礼记?王制》注云：“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地方千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计七七四十九方千里。四裔之民，居五十一方千里。是中国四裔，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五，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曰二君一民。”可谓极迂回曲折之致，而不敢谓其确合经义。至《朱子语类》，谓“二君一民，试问一个民而有两个君，看是甚么样”。则尤为滑稽矣。宋人讲解大意与朱子略同。其实孔子语意，甚为明白。“一君二民”。谓君得其一民得其二也。“二君一民”，谓君得其二民得其一也。“一”“二”两字，不过表示多寡之意。故下文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经义显豁呈露，无待曲解。何以时历三千年，经无数之经师大儒而迄未讲明？是可怪也。
见伏动变
见伏动变，谓之四通。“见”者，即本卦所独动之一爻也(如地雷复，则复之初九即为见)。见之下，即为“伏”(如复内为震，震下即伏巽)。见显向伏隐，所谓由其可见，推其所不可见，故有见即有伏。见者动，动必有所之。之者往也，动之始也。有所之而之其所，则见者伏而伏者见，所以为变也。于八卦之象，兑见巽伏，震起艮止，而八卦之循环变化，悉在其中。故即以此而推之于爻，则亦不外此四者。而爻之性情才用，亦胥可见矣。见知现在，伏知将来。覆以穷其相反之情，变动中爻以尽其曲折之妙。故动而之于伏曰“动”，通变而存其位曰“变”。通一爻而有四卦之通，是以能该隐显，极常变，以周知天下之务。
见伏动变，循环迭更。如坤初为见，则乾初为伏，而姤复包其中。如复初为见，则姤初为伏，而乾坤又包其中。至其性情之同，则伏与动变，均与可见之爻互相发明。阴阳动静，流行不息，无往而不还隐而不见之理。故伏卦者，即见卦之所托以变动者也。动在内卦，则阴下而阳上。动在外卦，则阴上而阳下。是阴阳所生之阴阳，所以有少阴少阳之别。变在内外卦者反是。见伏为交，则动变为之摩荡矣。
一爻而具四爻之通，如乾二独动，则坤二伏矣(乾“利见大人”，坤“直方大”)。师二为动，则同人之二为伏矣。故设卦观象，不可泥于一卦一爻。古人一家之学，虽未必能通贯全经，而一无障碍。如孟氏之旁通，京氏之飞变，虞氏之之正，邵氏之加倍四分，均各有独到之处。但证之于经传而合者，固皆有可取。而足与经义相发明，由博反约，慎择精审，是在学者之神而明之，非一言之所能尽者矣。
八字命爻
胡氏煦《周易函书》，原文多至一百余卷。后虽节录为《约注》、《约存》、《别集》，尚有三十余卷，亦《易》说之大观矣。其全书纲要，以《系传》开而当名辨物一语为主。谓伏羲先天图，以黑白二色分别阴阳，皆连贯若环，至文王始开而为八卦，开而为六十四卦，以为发千古未有之秘。其实周子太极图，阴阳相互，分为三层。胡氏所绘之先天、小圆、大圆图，即由周子太极图衍而成之。又拆之为八卦六十四卦，谓为文王所开，其牵强固不待智者而知，即其本书中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盖八卦不但有其象，尚有其数。若以黑白二色分别阴阳之爻，将一九四六之数，亦以黑白二色代之乎？其诬不待辨而明矣。然其于《易》理，致力颇深。融合汉宋，时有心得，瑕不掩瑜。三书之可取者甚多。其八字命爻之说，尤为详人所略，语极精到，大有畀于初学，特约其大意如左。
圣人命爻之义，有十二样笔法：阴阳各六，九六分称是也。然其因卦论爻，因爻论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义，已各各迥别。顾此十二样笔法，要其寓意止有八字：初、上、九、六、二、三、四、五是也。
何以初命为初，上命为上也？曰：圣人立卦，止于三爻，不以两画，不以四画，其妙正在于此。何也？以天下之物，各有其位。位之所乘，各有其时。时与位合，而参差不齐之数出焉。圣人设卦立象，凡以考时之所值，位之所乘而已。然时有三候，位有三等，故立卦亦止于三爻。何云时有三候？曰：此概辞也。今但取一时，铢铢寸寸而较之，虽累百千万，不足尽此一时之数矣。譬自盘古开天以及尧舜，其中历年原不可考。今以三候约之，曰此古之初，此古之中，此古之末，则无不可以意会者(近世科学家研究历史地质等学者亦概用此法)。又一岁十二月，今亦以三候约之，为岁之初，岁之中，岁之末，亦无不可心意会者。下至时日亦然。是流行之机，或远或近，或舒或促，皆无有踰此三候者也。何云位有三等？曰：此亦概辞也。今但取一物铢铢寸寸而数之，累千百万，不足尽此一物之位矣。譬若立五尺之竿于此，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又立千尺百尺之竿于此，亦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是形器之属，或高或卑或广或狭，均无有踰此三等者也。况上古民淳事简，以三候约时，以三等约位，得其大概，已可共喻。后世知识日开，人事日繁，一岁之候，分而为月，又分而为日，又分而为时刻分秒，细分之至于毫厘丝忽之不可尽。其于位之大小长短，亦复如是。皆其细已甚者也。至约以三等三候，曾有出圣人之范围者乎？凡有位者必有时，于是乎有上之时，中之时，下之时。凡有时者必有位，于是乎有初之位，中之位，末之位。圣人欲以卦象尽天下之物，则不得不体物象所自具之时位而命之爻。所以三爻之设，决不可以增减也。然就三爻而立之名，则取时必遗位，取位必遗时。圣人知阴阳必偶，而物生必先气而后形，于是乎立为重卦。以时而命内卦之初，明乎气之肇端，于此始也。以位而命外卦之上，明乎形之成质，于此定也。周公释爻，每兼时位，职是故也。时阴而位阳，时虚而位实。时由乾出，位由坤始也。
流行不息者时，乾道之动用也。故不可定之以位。镇静而有常者位，坤德之静体也。故不可定之以时。卦爻刚柔，悉出乾坤。无一卦一爻无刚柔，则无一卦一爻无动静，则无一卦一爻不具此时位者矣。然时出于乾，而阴爻亦得言之；位出于坤，而阳爻亦得言之者，此又乾坤相须之大用，不可偏废者也。言初而不言中末，言上而不言下中何也？曰：《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赅，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后世文字既繁，遂连篇累牍而不止，反不若古人之简而能赅其要也。如屯卦继乾坤而居《序卦》之首，曰刚柔始交。刚柔者，乾坤也。交者，刚柔之互也。始者赅六十二卦之辞，圣人知六爻各一其时位，而又不能合一时位，乃赅以一字，即以初字著其时之理于下，而以上字著其位之理于上，各从其所重而定之云尔。乾以始之，故举其端而言初。坤以终之，故竟其委而言上。又使知卦既有初，则其为中为末举可类推。既有上，则其为中为下举可意想也。又使知上与初对，则上字原可以赅末。初与上对，则初字原可以赅下。皆简而能赅，引端而无待竟委者也。《周易》卦爻，文字所不能赅者，而象无不可以赅之。象固不可限量也。
内卦为来，外卦为往。初则来之始，上则往之极也。用一初字，是欲人溯源于太极。用一上字，是欲人知极则必反也。有往则必有反，有来则必有初。如人从何处来，则必有最初发足之地，非仅向发足时考之也。是要穷到地头，知其来自何处耳。缘爻象从来之处，非可易察。故孔子曰“其初难知”。若其既有所往，自无往而不反之理。今以一字说到极处，而必反之理即在其中。由其上之已无可加，则往到极处，已显而易明。故孔子曰“其上易知”也。
今以上之一字例诸初，则初当曰下。以二三四五之序次例诸初，则初当曰一。乃不曰下不曰一而特命为初，此正圣人寓义之最精处。因《易》之卦爻，原本先天，在阴阳未判之先，浑然一太极耳。逮一画开天，自无出有，乾元一亨，万物之始，悉资于此。但形质未成之先，止有气耳。气机初萌，实托始于乾元，毓灵于太极。方斯时也，既无实质可指以定其位，非考之以时，曷由辨乎？顾时有三候而初则气机之方萌，方从太极天心流衍而出，故特用一“初”字，以发明卦爻所从出源头。而“来”字之义，亦即寓于“初”字之中。《彖》以内卦称“来”，即从“初”字出也。凡物既有初，则此后岂有穷尽？故不言中末，是初之重于中末也。位既定于上，则下焉皆其所统。故不言下中，是上重于下中也。八卦本于太极，而太极无象可求。故以两仪初成之爻，命之曰初。为其有形可睹，自此一爻而始。故二三四五皆纪之以数。乃初之一爻，非数所能始，以有太极在其前也。巽以伏卦而取震象一阳未生之始，亦曰无初，是正有无分界之始，亦即此初字之义也。缘其分位，本属两仪，又不得上侵太极之一。论其成质，实居有形之最先，又不得连太极而序之。以下侵中爻之二，故以初命爻。使人探本穷源，由其能来之故。而追索于所以有初者，果何在耳？
以初爻之义例诸上，则上当曰末。以二三四五之序例诸上，则上当曰六。今不曰末不曰六而特命为上者，言乎其爻极于此止于此也。盖立卦定于三爻，重卦止于六画。伏羲画卦至六爻，已成六十四象，足以备天下万事万物之理。六爻之外，无以复加。圣人即寄无以复加之义，于最后所成之一爻，而命之为上，言此外已无可上也。二三四五纪之以数，而上独非数者，以数之所衍，原无终穷之时。即上之一位，亦非数之所能极也。然以九二六二之类比之，而初之九六，何独在下？盖因乾元之亨，先气后形；而气之将至，则无形可执。今观揲蓍求卦之时，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明知此爻之形体，必将有成，则是此爻已有其初矣。然气至而形未著，则阴阳之体犹未可定，故不能定之以位，而但可考之以时，而称之为初。必待三变既足，察其数之多少，有阴阳老少之可辨，乃始有九六之可称矣。譬若妊娠将娩，当胞胎乍转，业已知其生之初矣。然分别男女，必待既生以后，审其形体而后能定。是时之可征者在先，而形之可观者在后。故九六在初字之下也。
二三四五别之以数，不与初上同类，何也？曰：圣人立卦之法，取象于天地之化育。上爻覆之于上，天也。初爻承之于下，地也。其中所有，则资始资生之化，所称为万物者也。万物成形之后，其类实繁。非纪以数，曷由辨之？曰初上何独不记之以数也？曰：初在理气相接之始，非数之所能始也。上爻极尽而反，贞下又复起元，岂有终穷之数？故亦不以数纪也。
初上二爻，九六在下；二三四五，九六在上。何也？曰：卦之初爻既成，阴阳两象，确有定体。然后审定阴阳所至之分数，如阴阳到二分，便以为九六之二；到三分，便以为九六之三。若婴孩既生，业已男女可辨，然后可以数纪其长幼之次序。故二三四五在九六之下也。
卦至上爻，九六又复在下。何也？曰：上为穷极将返之时，其上更无可加。是上之一位，即此卦之大终大止，其位得而主之。阴阳至此，皆不能以自主。泰之复隍，否之倾否，剥之剥庐，皆谓其极则必反。故九六字在下也。
既以初为来处，则来之义只可言于初。既以上为往时，则时之义只可言于上。乃内三爻均言来，外三爻均言往。何也？曰圣人以三画成卦，则此三爻虽阴阳上下不同，莫不同具此一卦之性情，又不可执定实有此等三画之象，确然植立于此而不可易也。只是圣人假此著数，以探讨太极阴阳将形未形之气机，不能无太少动静之别，而因画出奇偶以拟议阴阳相变之分数。其内外上下多寡，纯杂有如是耳。气机无截然可分之候，故三画只宜作一卦看。气机亦非形体之可似，故亦不必以连断之形体拘也。重卦虽分内外，不过体用两端而已。今既同为内卦，则皆可自初而言来；同为外卦，则皆可因上而言往矣。
初爻考之以时，然欲追寻来处，则又宜在位上考究。上爻定之以位，然欲人知为穷极将反，则又宜在时上着意。即此时位两字，所谓有位中之时，有时中之位。参伍错综，维精维妙维肖。神而明之，更非言语可尽矣。
或问：读《易》之方法如何？曰：必先读经。或曰：经文奥衍，初学者不能骤解，必先得明白解释之注本，而后经始可读。现所通行之读本，大都为朱子《本义乡。而《本义》之解释既略，且多以不解解之。往往曰“其象如此其占如此”，而究其何以如此，仍不得而知。初学读之，不但茫无头绪，且如其解以解经文，亦味同嚼蜡。虽极好学者，读不终卷，已昏倦欲睡，则经又乌能读乎？曰：不读经而看注无益也。不熟读经而看注，亦仍无益也。读经之方法，宜先读最后之《说卦传》，次读上、下《系传》，然后读上、下《经》，则于卦位、爻位、象义及彖、象、爻之材德，已略有头绪。以读经文，自可领会。必逐卦读之极熟，认之极清，任举一爻，而各爻之文相类而相似者，俱可列数；任举一卦，而反正上下变互诸卦，俱可意会。更有未喻者，然后求之诸家之注释，方能择善而从，确获其益也。曰：诸家之注释，浩如烟海，宜先阅何种为最善？曰：《易》有四道，辞变象占。尚辞者莫备于《程传》，深有得于洁净精微之旨。然其所短者，往往离象数以言理，而有时不免于凿空。是宜参以纪慎斋之《易问》及《观易外编》(纪氏名大奎，临川人，有《双桂堂丛书》。以性理说《易》而不离于象数，能会汉宋两派之说而撷其精，乃近人《易》说之最善者也。)，庶可以补其阙失矣。至于象数，宜从汉学。但两汉《易》说之存于今者，几无一完本。《李氏集解》虽搜罗宏富，然东鳞西爪，初学每苦其不能贯串。则宜先阅瞿塘来知德氏《集注》，其于象也较详，且处处为初学说法，反复周详，惟恐读者不能了解。与貌为艰深，故意令人无从索解者，殊有上下床之别。惟来氏僻处巫峡，仅凭自力之研求，于古人之著述，未得遍览，故其问有自以为创解者，实早为昔人所已言。如用九用六之类，不胜枚举。而其错综之说，尤为后人所攻击。盖儒流积习，凡讲学者，或汉或宋，必标明一种旗帜，而附他人门户之下，而后其学说始克成立。虽亦不免一方之攻击，而必能得一方之拥护。来氏之学，非汉非宋，故受两方之攻击，几体无完肤矣。然来氏于象，亦仅得十之五六，而于数尤未能辨晰。盖数虽原本于河洛，但《易》有体数，有用数，有五行数(即纳音数)，有纳甲数，各有不同。来氏不辨于此，故遇言数之卦，开口便错，是则其所短矣。曰：《易》注之言数者，宜阅何书？曰：《易》之言数，皆根于孔子《系传》之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河洛实数之渊源，虽汉学家尽力辨驳，而数理实有其征验，非空言所可掩也。朱子《启蒙》演绎颇详，宋人丁易东氏之《数衍》，及近人江慎修氏之《河洛精蕴》，更推阐尽致。余如宋末朱元昇氏之《三易备遗》，于五行数尤有独到之处。至邵子《皇极》先天数，虽自成一家(邵子专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阴阳刚柔之太少，乾兑离震但为一二三四之代名词耳。惟先天圆方二图于阴阳消长推衍精详，妙合天然，是于六日七分之外又另辟蹊径。然以之入用，仍取京图。)，然于卦义发明实多。朱子《启蒙》，采用其说十之八九，自为言象数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扬子《太玄》，演数甚精，足与《易》道相证。学者果有余暇，不妨涉猎及之，以广理趣。若温公之《潜虚》，更不逮《太玄》远矣。
或曰：向之言《易》者，每曰理象气数。理象与数，既闻之矣。所谓气者，是否即指卦气？曰：气者，即天地阴阳之气。故一曰气始，二曰形始。气居于形之先，形包于气之中。流行不息，连化无穷。大无外而细无间，皆气之所周也。然气不可见，故显之以象，而节之以数，析之以理。言理言数言象，皆所以言气也。固不仅为卦气，卦气但以明一岁四时七十二候之序耳。五行者，所以别气之刚柔。干支者，所以明气之盛衰。纳甲以象气之交错，纳音以尽气之变化。而出入内外，节以制度，皆在于数。故明乎数之理，象与气可坐而致焉。
曰：然则以何书为善？曰：是宜求之于阴阳之学。向来阴阳术数之书，皆精粗杂揉，瑕瑜参半。《数理精蕴》与《仪象历象考成》、《五行大义》诸书，皆宜参看。《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等书，亦不尽无稽。是在读者能审其当否耳。曰：道广大，因不仅为占卜之用。然辞变象占，则占亦在易学所不废。究竟言占者，宜何道之从？曰：周人占筮，各有专官。三《易》分称，则三《易》当各有其占法，而今已失传。孔子赞《易》，实以明道，非断吉凶分别去取者，迄未尝言之。后人但取《左传》、《国策》等书，所纪占筮之文而模仿之，(《启蒙》等书是)以一爻变二爻变至六爻变，定为去取之例。(即用本卦或用之卦)无论其或用变爻，或用不变之爻，已与《周易》用变之例自相矛盾。即如其所言，则所得之爻或吉或凶，亦无方法以判断其所以吉凶之故。亦如问签枚卜者之偶中即以为验，不中亦无以明其不中之故。至精至神之《易》道，恐不如是也。夫《易》彰往察来，断无占而不验，验而无以知其所以然之理。特占法未明，《左传》等书所载但如纪算术者，只载其得数，而未演其细草也。既无细草，则安能知其方式？不知其方式，又安知其数之从何而得哉！今但以其得数为方式，宜其所求之数无从而得矣。故《火珠林》之术，(今术家所用者是)以及六壬、太乙、奇门三式，其操术精者，尚无不验。独宋贤《筮仪》之揲蓍求卦，其验否茫无把握。岂孔子知来藏往之说为欺人哉！是未得其法也。断可训矣！盖京焦之术，大儒所薄为方技而不屑道者，而不知西汉去古未远，其飞伏世应五行顺逆之法，必有所受(孔子《上系》起中孚，《下系》起咸，与京氏卦气正合。可见孔子以前，必有此六十四卦之序。故孔子于无意中即举此二卦为言，否则六十四卦何卦不可为《系辞》之首？又安有如是之巧合也？即此以推，则世应飞伏之有所自来，亦断可识矣。)。故以之推算，非但吉凶确有可凭，而远验诸年，近征之日，虽时刻分秒亦均有数之可稽。管辂郭璞等占验，亦均有准的，皆是术也。自王弼扫象，后之言《易》者，以性理为精微。凡阴阳五行九宫星象，皆目为芜秽而绝口不谈。不知《易》道广大悉备，况占筮本术数之一端，阴阳乃《易》道之大纲；既言《易》，而屏除阴阳；既不明术数，而仍欲言占卜，岂非至不可解之事乎？故余以为欲明象占，宜求诸术数，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方可谓技焉而进于道。必有超出寻常而为术士所不及者，盖术者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果能一一以经义证之，以明其所以然之理，此正吾辈之责耳。自邵子以降，如刘青田、姚广孝之俦，类皆能明其所以然之故者。是以能知未来，如烛照数计。惜处专制政体之下，禁治阴阳壬遁之学。有其书者，必令销毁。今所传者，都为抄本。传写谬讹，且多割裂改窜，仅略留形式，尚不完备，又乌能施之于用乎？且不但禁三式诸书，即《易》注之涉及神化，或精论术数者，亦在所严斥。故士流所习，仅限于王《注》、孔《疏》、程《传》、朱《义》，此外皆属违式。至有清中叶以后，居然上及马郑；而道咸之际，且盛行虞义者，则以阮仪征辈之提倡，而朝廷欲博古文之虚名，故为之网开一面耳。今政体既革，读书尚得自由，则《易》道之昌明，更无其他之阻力。学者宜致力于全经以立其本，然后广求秘籍，旁及科学。凡有足以与吾《易》相发明者，无不可兼收并蓄。既会其通而征诸实，然后由博反约，以撷其精英，而仍缩千里于尺幅。《易》之大用，庶乎其可见欤！
曰：致力全经，更有无较善之注本？曰：向之说《易》者，其空谈性理无论矣。即能求诸象数者，要皆见卦说卦，见象说象，鲜能会六十四卦之通，合全《易》以明一卦一爻者。胜清之季，惟焦氏循之《易通释》、姚氏《易》、端木氏之《周易指》与纪氏之《易问》、《观易外编》，皆能自出杼，不依傍古人门户。会通全《易》以立说者，虽各有所蔽，而精到之处有非前人可及者。学者但依据经文以为去取，自能可得其所长，更可触类而有所悟矣。又长沙彭氏，刻有《易经解注传义辨正》一书。虽以李氏《集解》、王弼《注》、程《传》、朱《义》为本，而引据极博。各家注释，皆采取其精。携此一编，足以荟百数十家之学说而便于参考，亦近今之佳著也。
观象之方法
或曰：读《易》之次序，既闻之矣，观象之方法如何，可得闻欤？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故观象必先观其序。《周易》之卦序，与《连山》、《归藏》不同。《周易》之彖辞爻辞，皆一依《序卦》之义。如乾坤后继之以屯，屯后次之以蒙，《序卦传》已详述其义。凡一卦之《彖》，及六爻之辞，即本此义，与本卦之名义而发挥之者也。如屯之义为难，故六爻皆取屯难之义。蒙之六爻皆取蒙昧之义，此犹其易见者也。如睽之六爻，曰“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曰“遇主于巷”。不观卦名之义，其爻辞即无从解释。盖睽有乖舛违戾之意，故其辞爻无不乖违。夫丧马宜逐者也，乃勿逐自复；见恶人宜有咎者也，乃无咎；遇主应于朝庙，今乃遇之于巷，皆乘异之权者也。盖当睽之时，祸福颠倒，见为祸者或且为福，见为福者或反得祸。以下爻辞，亦皆类此。若不明睽之义，又何从而测之？略举其一，余可类推矣。既观其序之次，与本卦命名之义，以读其辞，已思过半矣。然后玩内外之卦象，为阴为阳，为正为隅(坎离正也中也，震兑正也，乾坤巽艮隅也。然乾坤先天亦为中)。或相成，或相害(《大有?初九》“无交害”，害即火克金也)。如水火相息，水上火下为既济，二女同居为睽为革之类，皆合两卦之名义而取象者，不可不察也。内外之义既明，然后分六位而观之，别刚柔，分阴阳；察往来，定主爻；看应与之有无，辨爻位之当否，而六爻之象始可睹矣。以验爻辞及《象传》，是否与所观察者相合。如爻象之辞，出于所观察之外，则必详求其故。或求诸中爻，或求诸互卦。更有未得，则求诸反卦(即来氏所谓“综”)对卦(即来氏所谓“错”，虞氏曰“旁通”)，与上下交易之卦(如山水蒙，上下相易水山蹇)，则必有所得矣。更不能得，再详玩先后天八卦之图。以本卦之方位合之，看是如何。如山风蛊，六爻皆取父母之象，反覆推求不能得。考之各家注释，亦均无发明。最后求之先后天方位，乃恍然矣。盖艮巽在先天图，巽西南而艮西北，即后天乾坤之位。乾父坤母，故蛊卦之父母之象即由此而来。须知圣人彖、象之辞，皆根于卦象，无一字之虚设，无一义之虚悬。即假借之虚字，亦均与卦象有关。而《象传》之韵，更字字分阴分阳。或双声叠韵，或一字两音，则必阴阳相通，而以一字兼给二卦之义者也。精细致密，剖析毫芒，故读《易》必须字字咀嚼，字字反覆推求，方能得圣人之意于万一也。一卦即明其大意，然后推之于类卦，以及六十四卦，证之以《系传》、《杂卦》，更参之以数理，准之以天时，《易》之道庶乎其可通矣。
立人之道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实惟六爻中三四两位。孔子赞《易》，藉以明人道而立人极，以参天地之化育，故特注重中爻。三五同功而三多凶，二四同功而四多惧。以见人生为忧患始，毕生在多凶多惧之中，如作茧自缚而不能脱。于是本悲天悯人之心，不惜韦编三绝，阐发阴阳造化之机，明贞胜贞一之理，而示人以进德修业人定胜天之道，皆在于三四两爻尽之。乾之九三九四，六十四卦人爻之开始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乾乾夕惕，修己以仁也。跃而称或，揆之于义也。常存戒谨恐惧之心，庶几可免于大过(乾六爻中四爻动成颐，颐失道而口实自养则成大过。乾九三九四两爻本小过之中爻，能得其道则小过亦可免而成中孚，中孚则合乎立人之道矣。故曰“《易》者圣人教人寡过之书”。)。吉凶虽有命，而悔吝寡矣。故曰无咎。无咎者，善补过也。《九三?文言》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因三爻在上下之交，乃进退存亡之几。理欲之界，人禽之别，得失之间，不容毫发。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即此几也。《屯?六二》曰“君子几不如舍”，《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终日”(《乾?九三》曰“终日”，《豫?六二》故曰“不终日”)，《系传》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为，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又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夫《易》者，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几焉，故能成天下之务”，皆所以阐发此九三一爻之义也。至九四，则其动已著，已由下卦而进于上卦。进而及时，则为豫之“大有得”，为随之“有孚在道”，为大过之“栋隆”，为萃之“大吉无咎”，为革之“有孚改命”。进而失时，为晋之“硕鼠”，为夬之“无肤”，为姤之“无鱼”，为震之“遂泥”，为鼎之“折足”。或得或失，只能安之于羲命。孔子更于咸之九四一爻，特畅其义，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盖乾为《上经》之首，咸为《下经》之首，故特于此两卦，分言三四两爻，以明立人之道。而圣人作《易》，与孔子赞《易》之微旨，胥于是见之矣。
乾九三为当位之爻，九四为不当位之爻。故《九四?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咸?象传》曰“君子以虚受人”。“以虚受人”者，即此九四一爻为虚爻也。九四为虚，则九三为实。修辞立诚，忠信进德，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皆立德之事也。一致百虑，殊涂同归，日月生明，寒暑成岁，而一身之往来屈信，亦如日月寒暑之推移迭更，而悉出于自然。是能与天地相感通，如龙蛇之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皆形而上者之谓也(“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即咸之精义，二气感应之妙用。而下文即继之以“极深研几”，可见三四两爻贯通之线索矣)。道运于虚，而德征诸实。孔子赞《易》立教，是为中人说法(《论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故以仁义立本，以致用为归。言有不言无，言德不言道。于六十四卦《象传》，发明立教之旨。皆以人合天，修身俟命(凡卦《彖传》以释上下两象，《象传》则合两卦而贯串之，即以明中爻之义，即以明三四两人爻之义，所谓立人之道。详《易楔》“以”字下。)。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者也。至形上之道，则下学上达，乃成德以后所有事，不在教义范围以内(《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九三之“修辞立其诚”，“性与天道”则九四之“感而遂通，精义入神，穷神知化”之功也。)。故《序卦传》以“有天地，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以标明立教之旨。而六十四卦，独不列乾坤与咸之卦名。盖以乾为天道，坤为地道。咸乃无思无为形上之道，特阙之以清明道与立教之界限。而于《系传》中，阐发明道之功。更于《说卦》“穷理尽性至命”一章，为上达之指归。孔子赞《易》以明道立教之旨，固已脉络分明，先后次序，一线不乱。乃朱子《本义》犹谓以卜筮教人，示人以避凶趋吉之书，不几与《感应篇》、《阴鹭文》等量而齐观耶？是何异以璇玑玉衡而仅为指南针之用焉？
中孚
孔子立教之要义，曰中，曰时。大过乎中者曰大过，小过乎中者曰小过。无往而非中者，乾坤坎离也。巽兑震艮，皆过乎中。故泽风为大过，雷山为小过。圣人教人于二四三五致其功。大过而至于小过，小过而至于无过，皆三四中爻反复其道。小过反之为颐，大过反之为中孚，而过可免矣。中孚“豚鱼吉”。至诚之所感，物无不化，而况于人乎？然中孚之风泽，非即大过之泽风乎？何以泽风为大过而不中，风泽即为中孚而合乎中？旧说或曰“以其中虚也”。然颐之中更虚，何以不言中？或曰“孚者信也”，大象离伏坎，故曰中孚。然则重坎更孚矣，何以曰“习坎有孚”，不曰“中孚”？是皆于中孚之义未有得也。按天地之数，坎天一至兑地十(坎一，艮二、三，震四，巽五、六，离七，坤八、九，兑十。)。巽五兑十，五十居五十五数之中，所以神变化而行鬼神者也。巽与兑合，五与十合，故曰中孚。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即中孚之道也。卦气冬至起中孚九二，夏至起咸，故孔子于《上系》十一爻，首“鸣鹤在阴”；《下系》十一爻，首“憧憧尔思”。而《中孚?象传》曰：“中孚利贞，乃应乎天也。”应乎天则合乎天之气，而日月寒暑相推，则二气感应之理尤明。孔子系《易》，虽未明言卦气，而言行昭垂，无不上合法象(《中庸》：“仲尼祖述舜尧，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所以与天地参，而建中立极也夫！(大过反复为中孚小，过反复为颐。初九“舍尔灵龟”，六四“虎视眈眈”。龟离象而属北方玄武，火伏水中故能服气。虎艮象，下应初，金生水，丹家所谓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之象也。初莫若舍其灵龟，不能应乎四，则虎视眈眈，两败俱伤矣。颐曰“观颐”，“神道”，本言道之卦。孔子不言神，故以“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释之。)
曰仁与义
孔子以《易》立教，示人以用世之道。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从二人，盖必人与我相交接，而后可用吾仁。义从羊。羊者善群之物也。合多数人而为群，则有亲疏远近同异好恶之殊。于是仁之术，或有时而穷，不能不裁之以义。群既合，则必循有条理之组织，以定其秩序，于是礼缘义起。礼者理也，履也，各有定程，为人所循其当行者，而躬行实践者也。有组织，有定程，则必有所契约以共守之，而信著焉。故礼与信者，仁义之器也。皆人世之道也。《易》曰“元亨利贞”，孔子以四德释之。君子行此四德，用之则行者焉。故曰用世。若离群绝世，翛然物外，则将何所用吾仁？何所用吾义？又何所用吾礼与信？然非无仁义也，非无礼与信也。舍之则藏，蓄吾德以复吾性。率性为道，庶几下学上达，由器而进乎道矣。是故形而下者之谓器，非必制器尚象舟车宫室耒耜杵臼等之为器也。苟不能尽吾性，则礼乐政刑皆器也，仁义亦器也。形而上者之谓道，非必仁义礼信之为道也。能尽吾性，即一器一物之微，亦何莫非道之所寓？然因人立教，故未可骤言道也。故曰立仁与义。(佛家出世法无所谓仁义礼信，大圆性海中惟智灯独照而已。)
六日七分
《易纬》卦气，六十四卦中，提出坎震离兑为四伯，亦曰四监，以主一年二十四气。坎主冬至迄惊蛰，震主春分迄芒种，离主夏至迄白露，兑主秋分迄大雪。余六十卦，以中孚起冬至，每卦主六日七分，每五卦分公辟侯大夫卿，主六候两气一节，六十卦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别置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为十二辟卦，每爻各主一候(五日五分，又六分分之，五为一候。)。自复至乾为息卦，曰太阳。自姤至坤为消卦，曰太阴。息卦所属者曰少阳，消卦所属者曰少阴。以四伯领十二辟，十二辟领公辟侯大夫卿五卦，以司一岁之卦气，以推吉凶，名为六日七分之学。盛于西汉，而尤于京氏为精。故后人辄称之为京房卦气。其实此法相传最古。今所传《连山》，卦虽残缺不完，然以坎离震兑分主四季，亦复相同。可见自三代时已有此学。故孔子《系传》上系起中孚，下系起咸，亦述而不作焉。汉人去古未远，三代遗法犹有存者。京氏之学，自必有所师承，非所能臆造者。特其时谶纬之说盛行，各自为说，真赝莫辨，渐入于怪诞支离，几不可究诂。至禁习纬书以遏其颓波，而三古仅存之遗法，亦为之湮没不彰，良可痛也。后之言卦气者，变化百出，有自乾至未济，依文王《序卦》，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迄未济直癸亥，周而复始。六周尽三百六十日，而坎离震兑直二分二至，此焦氏之法也。有以乾坤坎离为橐龠，余六十卦，依《序卦》一爻值一时；而周一月，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领一时。此魏伯阳之法也。有以六十卦，一爻主一日，《上经》起乾甲子，泰甲戌，噬嗑甲申，至离三十卦，而三甲尽。《下经》起咸甲午，损甲辰，震甲寅，至癸亥而终，亦三十卦。另以中孚小过既未济，代坎离震兑，以应分至。每爻直十五日，以应二十四气。此史绳祖之法也。至邵康节以先天图定卦气，以复起冬至，姤起夏至，以乾坤坎离，分主二至二分。而张理又取邵子先天方图，以冬至起复，至泰而正月，乾四月，否七月，坤十月。又以一阴一阳至六阴六阳分列，六阳处南，自下而升；六阴处北，自上而降，则又合汉宋为一家矣。《易占经纬》又以文王八卦，依邵子先天式列为圆图，而以涣起冬至。纷纷不一。除焦氏为别立占法，非关卦气；魏伯阳《参同契》，乃借《易》以演其丹经；邵子先天数，以《易》演其《皇极经世》，各自成一家，当从别论外，其余皆模仿六日七分法以之推演者。虽具有条理，而按诸理数而无当，验诸天时而不合。虽斥为无知妄作，亦未为不可。至因众说之芜杂，并卦气而亦妄之，无乃矫枉而过其正欤！
月建积算
攻京氏之术，其占法所用月建，与近世术家之所谓月建不同。近以占日所隶节为月建，而京氏以爻直月，从世起建，布于六位。惟乾坎二卦从初爻起，余卦均从世爻起。如乾起甲子，坤起甲午，一卦凡六月也。积算则以爻直日，即从建所止起日，如姤之上九乙亥，即以乙亥起上九为一日，终而复始。一卦凡一百八十日。近则月为直符，日为传符，以见于爻之卦支，合于日月者当之，与古法异矣。盖京氏之学，魏晋以后，已鲜传人。至宋时，仅存《火珠林》之法。而所谓《火珠林》者，亦不详其所自，未知撰述者何人。要之以钱代蓍，与近世所传相近，而《火珠林》之书卒不可见。间有传本，又钞写不同，未能确辨其真伪也。今所传卜筮之书，大都出于唐宋之后。溯其渊源，终不出京氏世应飞伏之范围。而取用分类，或视昔较繁。世事纷纭，孳乳递演，累进无已。机械之用，尤日出不穷。故推算之术，往往今密于古。但按于理而可通，征诸道而不悖者，正不妨变通以宜民，必执旧法以相绳无谓也。
夕惕若夤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夤厉无咎”，旧本无“夤”字，后据《说文》所引补入。高邮王氏驳之，列举五义，其说详矣。然以卦象推之，乾九三爻即艮爻，《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足以证乾九三之“夕惕若夤厉无咎”之“夤”字，决非《说文》所误引，与后人传写之讹也。王氏以《文言》亦无“夤”字，为所据五证之最有力者。然传以释经，固未必全录经文。“坤先迷后得主利”，而《文言》曰“后得主而有常”，亦无利字，岂足以证《坤?彖》“先迷后得主利”之“利”字为衍文乎？“夤”字于卦义爻义，均极有关系，当别为说以详之。
改经之贻误
《系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所以神变化而行鬼神也”一节，原本在“《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一节之前。下文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极其数”云云，皆根据于此。程子以之移在“大衍之数五十”之上，后人皆因之，遂将经文前后隔截，不相贯串，致发生二种错误。其一，“参伍错综”二语；无所附丽辗转相讹，异说滋多。来瞿塘之错综，张乘槎之参伍，其病根皆伏于此。其二，今“大衍之数五十”，因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不符，发生无数异议。其实天地之数自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自大衍之数，本不相蒙。因经文移易之后，两节相为联属，遂混两说而一之，费无限辩论驳议，于经文无所发明。此皆改经之流弊也。宋儒好擅改经文，贻误后学实多，此特其一耳。至有明乔氏黄氏，及清任钓台等，擅将《系辞》颠倒错乱，尤为无知妄作，要亦宋儒之有以开其先也。
九六
《周易》“用九用六”。“九”“六”二字，注《易》者立说不一。《正义》云：“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三画，坤体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为占。揲蓍之数，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揲则得老阴。少阳称七，少阴称八，皆不变，为爻之本体。老阳老阴交而后变，故为爻之别名。邵子曰：“《易》有真数三而已。三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阴无一，阳无十。”杨氏万里曰：“积天数之一三五曰九，积地数之二四曰六。”《朱子语类》：“奇阳体圆，其法径一围三而用其全，故少之为数三。偶阴体方，其法径一围四而用其半，故多之为数二。归奇积三三为九，过揲四九为三十六。积三二为六，过揲四六为二十四。积二三一二为八，过揲四八三十二。积二二一三为七，过揲四七二十八。七八九六，经纬乎阴阳。阳进阴退，故九六为老，七八为少。阳极于九，退八而为阴。阴极于六，进七而为阳。占用九六而不用七八，取其变也。”王氏夫之曰：“于象一二函三，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来氏之所谓“参天两地”，即杨氏万里说也。其余诸家，大约宗孔义与朱说者为多。王氏夫之虽似从《正义》第一说，而实较孔氏为精。盖数极于九，本阴阳之所同具，故二九十有八变而成卦。阴之称六，特虚其三耳。以推之象，则惟乾九坤六，震坎艮皆七，巽离兑皆八。此《易》之独系二用于重乾重坤之下欤？(《易》数称奇偶，不曰单双。奇圆偶方称数而形已寓其中，乾圆坤方圆周三百六十为率分四象，限为九十度。圆内容方方边自为六十度。此数理之自然。“圆”见《易数偶得》)
贞悔
爻有动静，卦有贞悔。占例：内卦为贞，外卦为悔。静卦为贞，动卦为悔。《春秋左氏传》曰：“贞风也，悔山也。”此内贞外悔者也。贞屯悔豫，此静贞动晦者也。向来讲《易》家皆宗此说，朱子《启蒙》言之尤详。而不知《易》之经文，已明明自举其例。《坤?六三》曰“可贞”，明内卦之为贞也。《乾?上九》曰“有悔”，明外卦之为悔也。如《乾?初九?传》曰“阳在下也”，《坤?初六?传》曰“阴始凝也”，亦为阳九阴六自举其例也。
先天卦位不始于邵子
朱子以河图洛书及先天卦位圆方各图，弁于《周易》之首，为后世言汉学者所抨击，几于体无完肤。然赵宋以前，虽未有先天之图，而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之卦位，固早散见于汉人之《易》注。荀慈明之升降，虞仲翔之纳甲，细按之殆无不与先天之方位相合。即以经文上下二篇之卦论之，《上经》首乾坤终坎离，非四正之卦乎？《下经》首上兑下艮之咸，上震下巽之恒，非四隅之卦乎？至《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之一章，两两对举者，更无论矣。乃汉学家必一概抹煞，谓经传无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文。然先王制礼，推本于《易》，固汉学家所公认焉。乾天坤地，离日坎月，亦汉学家所公认焉。《祭义》“祀天南郊，祭地北郊。朝日东门，夕月西门”，岂亦“帝出乎震”一章之方位乎？“河出图洛出书”，明见于《系传》，是否即今所传之河图洛书？诚不敢必。但天地之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既为孔子所明言；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位数，又为郑康成扬子云所列举；而两数之经纬错综，加减乘除，又极尽阴阳变化之妙，悉出造化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造作。乃亦以经所未载，訾议亦驳斥不留余地？毛西河改河图为天地生成图，洛书为太乙九宫图。夫此二名，讵为经文所载乎？郑康成之爻辰，所谓子寅辰午申戌，亦经所未载。乃一则据为典要，一则斥为异端。岂得谓是非之平，党同伐异之见，不能为贤者讳矣。许叔重《说文》云：“《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所谓“秘书”者，当时必有传本。许与魏伯阳同时，决非指《参同契》也。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后序》曰：“汲郡有发旧塚者，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由是观之，《周易》上下二篇外，必尚有类于图说之简篇。汉时犹有流传，或称为“秘书”，亦未可知。朱子谓“先天各图，决非后儒所能伪造，必当初所本有，后来散佚，流入道家。至希夷传出，得复还儒家之旧”云云，殊非无所见而云然也。后人或据刘长民之说，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或欲避先后天之名，以先天为伏羲八卦，后天为文王八卦；或以先天为天地定位图，后天为帝出乎震图。舍其实而鹜于名，是更可以不必矣。
易学厄于王莽
易学于西汉为盛。乃至东京，几成绝响。施孟梁丘三家之学，若存若亡。费氏高氏，亦罕传述。至汉季始有马郑荀虞诸氏，继绪而兴。陆绩刘表宋衷诸氏，均有撰著。然习费氏古文者为多。三家之《易》，仅虞翻延孟氏一线，余子皆湮没无闻矣。尝疑东西二京，相去非遥，何以易学之骤然衰落，一至于是？此其中必有原因。嗣据金石家所探索，谓西汉无碑，因王莽恶称颂汉德，故铲除殆尽。间有存者，非伏藏土中，或深埋穷谷，为搜剔所不及者耳。于是悟《易》注之亡，亦或莽之所为。盖西汉易学既盛，而谶纬之说，又成俗尚。西京士大夫，往往侈言阴阳。观马班诸书所录书疏，可见其概。莽初则利为己用，名位既成，恶而去之，乃势所必然。窜改五经之作用，亦此物此志焉。又据《班书?①儒林传》，高相子康以明《易》为郎，王莽居摄。东郡太守崔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乱，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崔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亦足为莽摧残易学之一证焉。行箧无书，他日当详考之。呜呼，《易》幸不亡于暴秦，乃厄于伪新。殆所谓美新剧秦也欤？(按：吕政不知书，故侪《易》于卜筮，不甚注意。而王莽则深于经学者也，知《易》道广大，必为小人之忧。乃阳奉而阴沮之。一手遮天，直欲尽掩天下后世之耳目。谚曰：家贼之祸，倍烈于盗寇哉！)
王弼为后生所误
辅嗣说《易》，陈谊甚高。而文辞隽逸，超乎物外，故能得意忘象。司空表圣所谓超于象外得其环中者，其斯之谓欤？惟必超乎象之外，方可以忘象。如探骊龙之领而既得其珠，则龙亦废物，更何论乎鱼兔之筌蹄？后之言《易》者，既畏象数之繁颐奥衍，莫窥其蕴，喜王氏之学，可以避去繁颐奥衍之象数而说《易》也。于是群焉奉之为圭颞，而又病辅嗣陈义之过高，未能企而及焉，乃曰此玄谈也。非孔子之道，为王《易》之微疵焉。吾辈舍其短而取其长，斯尽善尽美白圭无玷矣。因之空谈性命，不着边际。但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句，卦爻尽属赘疣。《彖》、《象》十翼，望文生义以解之，而《易》之能事毕矣。不知王《易》之所以能扫象而仍无碍其说者，正惟其深得玄理，故能独超乎意象之表也。乃以玄谈为病而去之，则所存之不病者，皆糟粕耳。犹冥然自侈为辅嗣之功臣，致令后世宗汉《易》者以扫象为王氏罪，曰“辅嗣学行无汉《易》”，辅嗣岂任受哉？
《坤?彖》三“无疆”
《坤?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程传》虽已分晰言之，殊未悉当。郭氏云雍曰：“坤合乾德之无疆，马行类地之无疆，圣人应坤之无疆。”邱建安富国曰：“德合无疆，乾之无疆也。行地无疆，坤之无疆也。应地无疆，君子之无疆也。无疆，天德也。地能合天之德。君子法地，地法天。”郭邱二说，似较《程传》为胜。此与“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长也”三“元”字，为例正同，所谓三才之道也。
字义有广狭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