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义证》（1/4）-清-苏舆

（本文为《春秋繁露义证》第 1/4 部分）

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
自序
卷一
楚庄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华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灭国上第七
灭国下第八
随本消息第九
盟会要第十
正贯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像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离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权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国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爵国第二十八
仁义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智第三十
卷九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观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实性第三十六
诸侯第三十七
五行对第三十八
阙文第三十九
阙文第四十
卷十一
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五行之义第四十二
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阴阳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阴阳终始第四十八
阴阳义第四十九
阴阳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基义第五十三
阙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五行相胜第五十九
五行顺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乱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变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语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义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顺命第七十
郊事对第七十一
卷十六
执贽第七十二
山川颂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义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为第八十
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自序
余少好读董生书，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称引繁博，义蕴未究。已而闻有为董氏学者，绎其义例，颇复诧异。乃尽屏诸说，潜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书也。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类，鉴绪屠赘，尚可以多连博贯，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缘引傅会，以自成其曲说者，亦未尝不因其书之少也。余因推思董书湮抑之繇，盖武帝崇奉《春秋》本田平津，董生实与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荧异下吏之嫌，虽其后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义治淮南狱，且辑用生《公羊》议，时复遣大臣就问政典，抑貌敬以为尊经隆儒之节耳。史公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靡然响风。则当日朝野风尚可以概见。其后眭孟以再传弟子误会师说，上书昭帝，卒被刑诛。董云：「难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殆谓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请汉帝索求贤人而退，自封百里，是直俗禅位也。故史独称赢公一傅能守师法。当时禁纲严峻，其书殆如后世之遭毁禁，学者益不敢出。乃到劭公释《传》，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阶此故已。韵崇古学，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讥议，董书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对策，请颁制度分别；应劭撰集，中有断狱之书。则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并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时见征引，则宋世且无从辑录此书矣。虽真赝糅杂，而珍共球璧，岂不以久晦之故与？国朝嘉道之间，是书大显，缀学之士，益知赞研《公羊》。而如龚自珍、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之徒，刘宋皆庄存与甥，似不如庄之矜慎。阐发要眇，颇复凿之使深，渐乖本旨。承其后者，沿讹袭谬，流为隐怪，几使董生纯儒蒙世诟厉，岂不异哉！
《义证》之作，随时札录，宦学多暇，缮写成帙。以呈长沙师，师亟取公钱刊行。舛驳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识君子，恕其愚蒙，匡其阙误，则幸甚。
宣统己酉十月，平江苏舆敬识于宣武门内小绒线胡同寓庐。
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颐贤，而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对，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着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着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不符号。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侯安之。于彼无亲，尚来扰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味，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到，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于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计妄讨，犯大礼而取同姓，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到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难逢此时，敬不取同姓，谍到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到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
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成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春秋》，义之大者也。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循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悬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同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同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以秋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庐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子，乃少恶之，谓州公实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耿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到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到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廊，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人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矿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到，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质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质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质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质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质、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到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异矣。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到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攻不可胜数，而复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奸，获齐顷公，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霄，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祝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到尊为不可以加于到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到辱为亦不可以加于到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固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尝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同事不审时，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玉英第四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巩惧，敬众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如毛。”言其易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未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附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着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弒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竟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到于取乎莒，以之为同居，目曰“莒人灭，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民。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以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精华第五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攻焉，何也？曰：大旱，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将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结受命往媵陈人之妇，于鄄。道生事，从齐桓盟，《春秋》弗非，以为救庄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师，道生事之晋，《春秋》非之，以为是时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义然也。
齐桓挟贤相之能，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到，鄄幽之会是也。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到，贯泽、阳谷之会是也。故曰亲近者不以言，召远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灭弦而志弗忧，江黄伐陈而不往救，损人之国而执其大夫，不救陈之患而责陈不纳，不复安郑，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谓也。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仨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到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到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恶之中有恶者，己立之，己杀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齐公子商人是也。故晋祸痛而齐祸重。《春秋》伤痛而敦重，是以夺晋子继位之辞与齐子成君之号，详见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鲁僖公以乱即位，而知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卒之后，鲁不支邻国之患，直乞师楚耳。僖公之情非辄不肖而国衰益危者，何也？以无季子也。以鲁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到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以庄公不知季子贤邪？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以国政。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宋殇以弒。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弒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王道第六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寸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书衣裳而民不犯。民情到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到，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列，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尝佞赐谗。以糟为丘，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君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石于宋五，六退飞。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到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书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遣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赐，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郑，讥亲也，会王世子，讥微也。祭公来逆王后，讥失也。刺家父求车，武氏毛伯求赙金。王人救卫。王师败于贸戎。天王不养，出居于郑，杀母弟，王室乱，不能及外，无以先天下，召卫侯不能致，遣子突征卫不能绝，无骇灭极不能诛。诸侯得以大乱，篡弒无已。臣下上逼，僭拟天子。诸侯强者行威，小国破灭。晋到三侵周，与天王战于贸戎而大败之。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诸侯本怨随恶，发兵相破，夷人宗庙社稷，不能统理。臣子强，到弒其君父。法度废而不复用，威武绝而不复行。故郑鲁易地，晋文再致天子。齐桓会王世子，擅封邢、卫、杞，横行中国，意欲王天下。鲁舞八俏，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为。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
《春秋》立义：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夫人以适不以妾。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妻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日朝，大夫来日聘，王道之意也。诛恶而不得遣细大，诸侯不得为匹夫兴师，不得执天子之大夫，执天子之大夫与伐国同罪，执凡伯言伐。献八俏，讳八言六。郑鲁易地，讳易言假。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绝而不予，止乱之道也，非诸侯所当为也。《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故诛赵盾贼不讨者，不书葬，臣子之诛也。许世子止不尝药，而诛为弒父，楚公子比胁而立，而不免于死。齐桓晋文擅封，致天子，诛乱、继绝、存亡，侵伐会同，常为本主。曰：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晋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诛，善其牧诸侯，奉献天子而服周室，《春秋》予之为伯，诛意不诛辞之谓也。
鲁隐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拳拳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夷狄邾妻人、牟人、葛人，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诛也。杀世子母弟直称君，明失亲亲也。鲁季子之免罪，吴季子之让国，明亲亲之恩也。阍杀吴子余祭，见刑人之不可近。郑伯原卒于会，讳弒，痛强臣专君，君不得为善也。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明君臣之义，守国之正也。卫人立晋，美得众也。君将不言率师，重君之义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无一日无君之意也。诛受令，恩卫葆，以正囹圉之平也。言围成，甲竿祠兵，以别迫胁之罪，诛意之法也。作南门。刻桷，丹楹，作雉门及两观。筑三台，新延厩，讥骄溢不恤下也。故臧孙辰请于齐，孔子曰：“君子为国，必有三年之积。一年不熟乃请，失君之职也。诛犯始者，省刑，绝恶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渊，刺大夫之专政也。诸侯会同，贤为主，贤贤也。《春秋》纪纤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贵信，结言而已，不到用牲盟而后成约。故曰：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宋伯姬曰：“妇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桓公曰：“无贮粟，无鄣谷，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厄人。”庄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则不出。”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祥。强不陵弱。齐顷公吊死视疾，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过而致难乎其君，齐国佐不辱君命而尊齐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救文以质，见天下诸侯所以失其国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国之礼义，离乎夷狄，未合乎中国，所以亡也。吴王夫差行强于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庙夷，社稷灭。其可痛也。长王投死，于戏，岂不哀哉！晋灵行无礼，处台上弹君臣，枝解宰人而弃之，漏阳处父之谋，使阳处父死。及患赵盾之谏，欲杀之，卒为赵盾所弒。晋献公行逆理，杀世子申生以骊姬立奚齐、卓子，皆杀死，国大乱，四世乃定，几为秦所灭，从骊姬起也。楚平王行无度，杀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请其裘，昭公不与。吴王非之。举兵加楚，大败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贪暴之所致也。晋厉公行暴道，杀无罪人，一朝而杀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晋国杀之。陈侯佗淫乎蔡，蔡人杀之。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左右，备一师，以备不虞。今陈侯恣以身出入民间，到死闾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闵公矜妇人而心妒，与大夫万博。万与鲁庄公曰：“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妒其言，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到？”万怒，搏闵公绝。此以与臣博之过也。古者人君立于阴，大夫立于阳，所以别位，明贵贱。今与臣相对而博，置妇人在侧，此君臣无别也。故使万称他国卑闵公之意，闵公藉万而身与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妇人之房，俱而矜妇人，独得杀死之道也。《春秋传》曰：“大夫不适君。”远此逼也。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后亡者刑。君者将使民以孝于父母，顺于长老，守丘墓，承宗庙，世世祀其先。今求财不足，行罚如将不胜，杀戮如屠，仇仇其民，鱼烂而亡，国中尽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贪财，不顾其难，愉耳悦目，受晋之璧、屈产之乘，假晋师道，还以自灭。宗庙破毁，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贪财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见物不空来，宝不虚出，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到者，无主不止，此其应也。楚灵王行强乎陈蔡，意广以武，不顾其行，虏所美，内罢其众。干溪有物女，水尽则女见，水满则不见。灵王举发其国而役，三年不罢，楚国大怨。杀无罪臣成然，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虞不离津泽，农不去畴土，而民相爱也。此非盈意之过耶？鲁庄公好宫室，一年三起台。夫人内淫两弟，国绝莫继，为齐所存，夫人淫之过也。妃匹贵妾，可不慎邪？此皆内自强从心之败己，见自强之败，尚有正谏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羁谏其君曰：“戎众以无义，君无自适。”君不听，果死戎寇。伍子胥谏吴王，以为越不可不敢。吴王不听，到死伍子胥。还九年，越果大灭吴国。秦穆公将袭郑，百里、蹇叔谏曰：“千里而袭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听。师果大败中，匹马只轮无反者。晋假道虞，虞公许之。宫之奇谏曰：“唇亡齿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赐也。君请勿许。”虞公不听，后虞果亡于晋。《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观乎蒲社，知骄溢之罚。观乎许田，知诸侯不得专封。观乎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知任贤奉上之功。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观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义。观乎潞子，知无辅自诅之败。观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观乎漏言，知忠道之绝。观乎献六羽，知上下之差。观乎宋伯姬，知贞妇之信。观乎吴王夫差，知强陵弱。观乎晋献公，知逆理近色之过。观乎楚昭王之伐蔡，知无义之反。观乎晋厉之妄杀无罪，知行暴之报。观乎陈佗宋闵，知妒淫之祸。观乎虞公、梁亡，知贪财枉法之穷。观乎楚灵，知苦民之壤。观乎鲁庄之起台，知骄奢淫溢之失。观乎卫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观乎执凡伯，知犯上之法。观乎晋缺之伐邾妻，知臣下作福之诛。观乎公子，知臣窥君之意。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故明王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天覆地载，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春职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到也。故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观之，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灭国上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