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8/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8/66 部分）

《通典》曰：黄帝时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臣按：此井田之始。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土白壤（无块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坟（色黑而坟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坟（土脉坟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粘曰埴）坟，田上中（第二）；扬州土惟涂泥（水泉湿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涂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坟垆（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黄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蔡沈曰：“夏氏谓《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稼穑树艺，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兴地利，制其等以定赋法，不责有于无，不取多于少，无非以为民而已。
《舜典》：帝曰：“弃（稷之名），黎民阻饥，汝后稷（主谷之官）播（布也）时百谷（谷一作种）。”
臣按：《史记》言稷少好耕农，民皆法则之，尧举为农师，使教民稼穑，则弃之为稷尧时已然，舜盖以旧官申命之也。当是时，水土有未平者，尧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弃播时百谷，使民耕垦以为食，使不至于阻饥焉。先儒谓唐虞之时岂有阻饥之事，然尚忧之，此所以为唐虞也。
《周礼》：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山泽平地三等之农），生（种也）九谷（黍、稷、稻、粱、秫、菰、麻、麦、豆也）；二曰园圃（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泽之官），作山泽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薮（无水之地）牧（有畜之地），养（畜也）蕃（盛也）鸟兽；五曰百工（兴事造业之工），饬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刺、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折）；六曰商（行货）贾（坐货），阜（盛也）通货（金玉曰货）贿（布帛曰贿）；七曰嫔（有夫者）妇（有姑者），化治丝（茧之已缲者）枲（麻之未缉者）；八曰臣（男之贱者）妾（女之贱者），聚敛（谓蓄积之）疏材（百草根实可食也）；九曰闲民，无常职（八职有常此独无常），转移执事（若今佣雇为工作者）。
程颢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无所困苦。后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赀度，观其穷促辛苦，孤贫疾病，变作诈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岁滋，久将何若，事已穷极，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何以免患，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救之耳。”
叶时曰：“农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则不可无三农以生九谷；园圃民之所树艺，则不可无园圃以毓草木；山泽民之所取材用，则不可无虞衡以作山泽之材；薮以富得民，则不可无薮牧以阜蕃鸟兽；工以足材用，则不可无百工以饬化八材；懋迁有无化居，则不可无商贾以阜通货贿；布帛女工之事，则不可无嫔妇以化治丝枲；疏材婢仆之职，则不可无臣妾以聚敛疏材。自农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给，则又不可无闲民以转移执事，盖民有常产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产、授民之职使之有相生相养之具，此人心所以不离涣也。”
臣按：民生天地间，有身则必衣、有口则必食、有父母妻子则必养，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无以为生，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上之人亦将何所藉以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为九等，九等各有所职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不为虞衡则为薮牧，否则为百工、为商贾、为嫔妇、为臣妾，皆有常职以为之生。是故生九谷、毓草木，三农、园圃之职也；作山泽之材、养鸟兽，虞衡、薮牧之职也；与夫饬化八材、阜通货贿、化治丝枲、聚敛疏材，岂非百工、商贾、嫔妇、臣妾之职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惟夫闲民则无常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虽若无常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其产，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物物足以资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养、幼有教，存有以为养、没有以为葬，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人不游手以务外，不左道以惑众，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则国安矣。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
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小司徒之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臣按：可耕之地为井，可畜之地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亩半为宅）、田百亩（各受田百亩以为世业）、莱五十亩（谓田之休不耕者），余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别给余夫）；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经其土地，辨其田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能不扰之足矣，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于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尽也）卤（咸卤也）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与《周礼》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礼》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养也）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告齐王‘数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时谓孕字之时，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亩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则经界正、井地均，无不受田之家矣。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极财成辅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又受田庐之地二亩半、邑居二亩半。田以九百亩为一井，八面皆百亩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同养公田。又于公田之内除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则每家得二亩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谓亩即今田，其广六尺、其长六百尺是为一亩，若以今尺步计之，则古之百亩当今四十一亩，古者二亩半当今一亩十步（古以百步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臣按：此章朱熹谓此制民之产之法而尽法制品节之详。所谓五亩宅、百亩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节也。有法制而无品节则民为用不足，有品节而无法制则民取用无所抑，斯言也孟子两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齐宣王，赵岐所谓“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盖天立君以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则王政之本于是乎立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于事功、详于法制，而于制民之产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后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岂不以是欤？
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恒产，可常生之业也）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此言民有常产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言无常产而无常心）？”
朱熹曰：“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礼义，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时，明君制民之产必有宅以居之，所谓五亩之宅是也；有田以养之，所谓百亩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为一定之制，授之以为恒久之业，使之稼穑、树艺、牧畜其中，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乐岁得遂其饱暖之愿，凶岁免至于流亡之苦，是则先王所以制产之意也。自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夫先王之制虽不可复，而先王之意则未尝不可师也，诚能惜民之力、爱民之财、恤民之患、体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丰年、凶岁之皆足，所谓发政施仁之本夫岂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有以正之则分田制禄可不劳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润泽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谓“因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数语者，非但可以处置井地，则凡天下之政施于民者皆当视此为准。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
朱熹曰：“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田间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行苟且之政，尽开阡陌，悉除禁限。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皆谓开为开建之开，惟朱熹则以为开除之开焉。夫自秦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民田不复授之于官，随其所在，皆为庶人所擅，有赀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说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呜呼，为此说者可谓正矣，其于古今事宜容有未尽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终于四县之都而都广一同，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积而至于万夫，其间又有为路者一、为道者九、为涂者八、为畛者千、为径者万。苏洵谓，欲复井田，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叶适亦谓，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数岁一代，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由是观之，则井田已废千余年矣，决无可复之理。说者虽谓国初人寡之时可以为之，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之后，亦终归于隳废，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于古之遗制也。然则张载之言非欤？曰载固言处之有术，所谓术者必有一种要妙之法，其言隐而未发，惜哉臣不敢臆为之说也。
汉武帝时，董仲舒说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汉孝哀时，师丹请建限田，下其议。孔光、何武请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
北魏孝文时，李安世上言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上善其议，下诏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受田三十亩。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顷，其分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二百四十步为亩。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凡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卖口分，已卖者不复受。
臣按：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必不得已创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臣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惟自今年正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许过五十亩），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买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将成丁者即许豫买以俟其成）。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之外，以田二顷视人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富者出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视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贫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为仕宦优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为优免，惟不配丁纳粮如故，其人已死，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外官则递减之。无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纳粮如故）。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夺民之所有，则有田者惟恐子孙不多而无匿丁不报者矣。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可据矣。行之数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复买田，兴废无常而富室不无鬻产，田直日贱而民产日均，虽井田之制不可猝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渐销矣。臣愚偶有所见，不知可否，敢以为献，惟圣明下其议于有司，俾究竟以闻。
汉孝宣地节三年，诏曰：“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虽以汉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馆、园池及郡国公田咸假之以振业贫民，俾其种食，勿收租赋，况本民田而肯夺以为己有而又以之赐亲昵、权幸之臣者哉？
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湿不同而同于生物，生物之性虽同而所生之物则有宜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粳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是亦《大易》裁成辅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粳稻，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后之有志于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种诸谷，有司考课，书其劝相之数，其地昔无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赏。
林勋上《政本书》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
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
臣按：勋此书，朱熹、吕祖谦皆称许之。今考其书，百里之县岁率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斤，取民过重，恐非后世所宜用者。（以上田产）
《虞书》曰：予决九川距（至也）四海，浚（深也）畎浍距川。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礼》一亩之间广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畎、浍之间有遂、有沟、有洫，皆通田间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浍而不及遂、沟、洫者，举大小以包其余也。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周礼》：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亩，间必有遂），十夫有沟（十夫，千亩之田），百夫有洫（百夫，万亩之田），千夫有浍（千夫，十万亩之田），万夫有川（万夫，百万亩之田。川所以受遂、沟、洫、浍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下地，水泽之地也），以潴畜水（潴，积也。积水为陂塘也），以防止水（增之堤防），以沟荡水（引水播荡），以遂均水（均布沟水），以列舍水（列者胜其町畦，水可止舍），以浍写水（水有余则泻之于浍）。
匠人为沟洫，广尺、深尺谓之畎，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寻与仞皆八尺）。专达于川，各载其名（识所从出也）。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
陈傅良曰：“遂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沟之制而始于畎，畎非沟也，乃播种之地而已。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畎从则遂横，遂横则沟从，由沟而达洫、由洫以达浍，其从横亦如之。说者又以沟、浍为通水而设，然沟、洫之于田也，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忧，以时决塞则沟、洫岂特通水而已哉？”
王昭禹曰：“沟所以导水，不因水势则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势则其土易坏。故为沟者必因水势之曲直则其流斯无壅矣，为防者必因地势之高下则其土斯无坏矣。善为沟者，水必漱啮之而无所壅，以其因水势故也；善为防者，水必淫液之而无所决，以其因地势故也。”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谓“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二言尽之矣。孔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朱熹曰：“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又曰：“沟洫之制见于《周礼》遂人、匠人之职详矣，盖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间之水，使无水旱之灾，所谓‘浚畎浍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虽不可行，而沟洫之制则不可废，但不可泥其陈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尔。今京畿之地，地势平衍率多污下，一有数日之雨即便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农夫终岁勤苦，盼盼然而望此麦禾以为一年衣食之计、赋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悯也。北方地经霜雪，不甚惧旱，惟水潦之是惧，十岁之间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为今之计，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如保定之白沟、真定之滹沱之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大沟地官用钱偿其直，小沟地所近田主偿其直），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于其田。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如此，则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间纵有霖雨，亦不能为害矣。朝廷于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无壅滞，又于夹河两岸筑为长堤高一二丈许（如河身二丈，两旁各留二丈许空地以容许），则众沟之水皆有所归不至溢出，而田禾无淹没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圣明留意，下有司议可否而推行其法于天下。
魏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郑国开泾水，自中山抵瓠口为渠，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名曰“郑国渠”。
李冰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南造钳卢陂，用广灌溉，岁岁增多至二万顷，人得其利。及后汉杜诗为守，复修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与沟洫之制并行，旱干则有蓄水之所，霪潦则有泄水之地，当是之时，民无水旱之忧而常获丰登之利，非遇大灾变不至于捐瘠也。自秦以后，井田废而沟洫随之，尚赖有民社之责者因川泽之势而兴灌溉之利，非惟农民赖之，而为国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兴修水利以为一方无穷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异而显擢之哉。
宋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中书又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
苏轼曰：“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则利于旱岁，遇有霖潦则又或至于淹没焉，是其利害亦略相当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势、顺其宜行其所无事，使其旱则得有所灌、潦则得有所泄，两无害焉，斯之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两无所利害焉，甚而委邻为壑、利己损人，决不可凿空生事以烦扰乎民，兴起讼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
以上论制民之产
卷一五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
朱熹曰：“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农，农之所以耕者以时，人君所以设为州牧以子养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阙；欲足其食，农时不可违，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为先而勉之以时也。
帝曰：“弃，黎民阻饥（厄也），汝后稷，播（布也）时百谷。”
臣按：帝舜于咨四岳求奋事功熙帝载之后，即首命弃以仍其旧职，而后继之敷教明刑之官，则农事在所重而当先可知矣。
周公作《无逸》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木无土则枯，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穑，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穑，周公发《无逸》之训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于无时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穑之艰难也。备尝其艰难之事而后居于逸乐之地，则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穑，为人上者乌可纵己之欲以妨农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养民之功）。孔颖达曰：“就田功知稼穑之艰难。”
臣按：文王卑服，犹禹所谓恶衣服也。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专意于安民、养民之功，然不谓养民而谓之田者，周家以农事开国，自公刘以来咸以稼穑为事，而文王尤专心田事，即是以为养民之功也。
《周颂》曰：嗟嗟臣工（群臣百官），敬尔在公（公家）。王厘（赐也）尔成（成法），来咨来茹（度也）。嗟嗟保介（农官之副），维莫之春（夏正三月）。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三岁田）。于皇（叹美之辞）来牟（麦也），将受厥明（上帝之明赐也）。明昭上帝，迄（至也）用康年（丰年也）。命我众人（甸徒），庤（具也）乃钱（铫也）镈（锄也，二者皆田器），奄观铚（获禾短镰）艾（获也）。
严粲曰：“既嗟叹而告臣工，又嗟叹而戒保介，皆以重农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农官之诗，凡命他官皆无诗，而命农官独有者，盖以农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开国，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时，其播时百谷之事具有成法，群臣百官容或有不尽知者，故于戒饬之际致其深叹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辞，俾其详考夫先王之成法以为三农之劝相，既不可失其时，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种以至于收获无一不循其序，凡旧田与夫新田无一不得其宜，官则尽其劝相之功，民则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呜呼，先王之世尽心于农事者如此，秦、汉以来岂复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其诗曰：噫嘻（叹辞）成王，既昭（明也）假（格也）尔（田官也）。率时（是也）农夫，播厥百谷。骏（大也）发（耕也）尔私（私田），终三十里（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两人并耕）。
臣按：我朝学士朱善谓此诗举成王之谥，则成王以后之诗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后王复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时农夫，农官之职也。播厥百谷，农夫之事也。终三十里，欲其地之无遗利也。十千维耦，欲其人之无遗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于农事也如此，后世之君听民自耕自获，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征租赋、督力役而已，能勿扰之使其得以尽力南亩已为幸矣，况求其戒敕农官劝相农民勤勤恳恳如是夫？
《周礼》：遂师巡其稼穑（春种曰稼，秋敛曰穑），而移用其民（谓此遂之民移用于彼遂也），以救其时事（谓如水潦暴至之类合力救之）。
遂大夫正岁简（阅也）稼器（耒耜之类），修稼政。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举民之贤者能者），明其有功者（农功之修者则明之），属其地治者（属，聚也。地事之治者）。
县正趣（催促也）其稼事（谓耕耘、收敛之事）而赏罚之（勤者赏之，怠者罚之）。长趣其耕耨，稽其女功（劝织事也）。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耦并耕也），以治稼穑趣其耕耨，行其秩叙（秩谓多寡，叙谓先后）。
司稼掌巡（行视）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种后熟）稑（后种先熟）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所宜种之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
臣按：《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也。周家自后稷以来以农为国，故周公于《书》既作《无逸》以为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于《诗》作《豳颂》以为其君诵，使其知王业之所起而不敢荒宁。及其作《周官》也，一书之间设官分职，其间为农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穑，或以简稼器，趋其耕耨，辨其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悬其法式，又于三岁大比以兴其治田之，亦如大比之兴贤能焉，或诛或赏、或兴或废，无非以为农事而已。噫，周公之辅成王，陈言以献忠于上者，惓惓以稼穑为言；建官以分治于下者，谆谆以农事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郊后吉日也），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参乘之人）保介（衣甲也）之御（御，车也）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执耒而进谓之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农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东郊，皆修封疆（田之限域），审端径术（术与遂通，田间沟洫也），善相（视也）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亩，收其谷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谓之籍者，借也，天子执耒而进，然后借民力以终之也。古之天子非无人可耕也，而必躬为之者，岂专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为天下之农民帅先尔。天子既身为之帅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修其封疆以防其交争，审端径术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险、原隰以相其地势高下、险易、燥湿，土地各有所宜，五谷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达其理，皆须田畯躬亲教饬之以定其准，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则农民无所疑惑也。吁，以九重之上、万乘之尊犹且躬为之耕，则夫闾阎小民岂有不兴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荐鞠衣（色如鞠花之黄）于先帝（荐衣以祈蚕）。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簿也）植（槌也）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四者皆蚕具），后妃齐戒亲东乡（去）躬桑，禁妇女毋观（使不得为容观之饰），省妇使（咸省其他役）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后妃受内命妇之献），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茧之多寡以叶为均齐）。
《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岁既单（尽也）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缫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读作缁）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
张栻曰：“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室家则躬织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之事，则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后幽王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葛覃》‘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无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供宗庙之粢盛；后妃之贵，非无可织之人也，而必躬蚕以为祭祀之服饰。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诚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将以其身为天下农夫蚕妇之帅先也。由是畎亩之间、闾阎之下，闻其风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贵犹不废耒耜、机杼之业，况吾侪小人乎？夫然将见田里无不耕之夫、室家无不织之女，人人有业、家家务本，自然无游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给而人足，盗息而讼简，民所以为生者益固，国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张栻以为王业之根本于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则又在乎朝廷之上、宫闱之间，其言深至切要，所谓“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诚非虚语也。伏望明主于燕闲之暇留神垂览，天下人民不胜大愿。
《国语》：周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繁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中），日月底于天庙（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俱烝，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灾也），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农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祓除），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藉，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齐宫，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乃行，百吏、庶人毕从。及藉，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藉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风土。廪于藉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于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也）曰：‘徇（行也），农师一之（先往），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枿，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
臣按：《诗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笺言：“藉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藉。”疏谓：“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终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师之徒也。”《汉书》注韦昭亦以借民力为言，臣瓒谓：“帝躬耕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为称。藉谓蹈藉也。”颜师古是瓒说，引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为证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观之，二说相须其义始备。夫以千亩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尽，意其始也蹈藉田亩以躬三推之仪，终也假借民力以终千亩之制尔。自周以后迄于唐、宋，此礼不废，然耕藉田者必祀先农。我列圣躬祀先农行藉田礼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庙之粢盛，实所以重农事以劝相天下之民，使兴起农功也。
汉文帝二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九月，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为天下先。
景帝后二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工也）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大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臣按：成周之后，最重农者莫如汉，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虚文也，而减租之诏岁下，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下至舟车皆有算，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自是而后，君非不耕藉田，后非不亲蚕，非不下悯农之诏，非不敕守令以劝相，然皆尚虚文而已，非实惠也，是故农不必劝也，能无扰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愿仁圣在上，思王业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则为之者众，省繇役则不夺其时，减租赋则不罄所有，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田里小民不胜多幸。”
晁错言于文帝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则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又曰：“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臣按：晁错以此告于文帝，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民知人君所贵在此，则咸知所贵重矣。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切切焉劝农桑、抑末作，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
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取其资以雇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臣按：“农，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诏凡三见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汉人去古未远，犹知所重也。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以上论重民之事
▲宽民之力
《易兑》之彖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程颐曰：“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
臣按：此《兑》卦之彖辞。兑之义，说也。兑上为君，兑下为民，有君、民相说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有事而欲与民趋之，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为劳矣；有难而欲与民犯之，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
《节》之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程颐曰：“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臣按：此《节》卦之彖。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量入为出，无过取，无泛用，宁损己而益人，不厉民以适己，则必不至于伤财，不伤财则不至于害民矣。
《诗灵台》之一章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自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兴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灵台将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然后为之，是其所以为此台者非专以适己，盖不得已、不得不为者也。故其虽用民力，民反欢乐之，若秦之阿房、汉之长杨、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则国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礼》：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亩，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也者家三人（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正卒之外皆为羡卒），惟田与追胥竭作（惟田猎与逐捕、寇盗，则正卒、羡卒皆作）。
臣按：成周盛时，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称而其为役也适平，及其徒役之起，又不过家用一人，非田猎与追胥不至于并行也，非若后世不复考其人之数、不复量其人之产，一切征发，乃至于尽室而行焉。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谓不征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师，凡新（新徙来者）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数，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则征之迟而舍之早，地远而役少者则征之早而舍之迟，非若后世役民，往往劳近而宽远，政与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轸念畿甸之民，无事之时常加宽恤，盖以有事之时必赖其用故也。然不独宽其国中之民而已，凡国之中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劳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复除之，与夫新之治则无征役，凶札之岁则无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义而存仁民之心。
均人（凡均力役之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凶谓饥荒，札谓疾疫）则无力政（并与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者也，然又因岁时之丰歉以定役数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时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间无一日而不自营其私也，所以为公者仅三日焉耳。后世驱民于锋镝，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盖有一岁之间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于终岁勤苦而无一日休者。呜呼，民亦不幸而不生于三代之前哉。虽然，万古此疆界、万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诚能清心省事，不穷奢而极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几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盖君以养民为职，所以养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给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尽其力于私家，而有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养生送死之具，则君之职尽矣。孔子作《春秋》，于鲁僖之作泮宫则不书，复䴙宫则不书，而于作南门则书之。不徒书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辞，以见泮宫、䴙宫乃鲁国之旧制，有以举之则不可废，虽欲不修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为过，若夫南门，鲁国旧所无也，虽不作之亦无所加损，何必劳民力以为此无益之事，此圣人所以讥之欤？
《左传》：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来，沈尹戍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在昭十三年），子旗请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抚吾民，今（谓城州来也）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戍之侍者）曰：“王施（施恩德）舍（舍逋负）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戍曰：“吾闻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音疲）死转，忘寝与息，非抚之也。”
臣按：沈尹戍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抚之，所以抚之之道在乎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盖用不节则必美衣食、厚用度、营宫室、广庙宇，财费于内、力疲于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生，劳苦罢困、死亡转徙，而林林而生、总总而处者皆不得乐其性，而且为吾之寇仇矣，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政事）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丘十六井，是赋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于厚即所谓食壮者之食也，事举其中即所谓任老者之事也，敛从其薄即所谓不厚敛于民也，此三言者圣人虽为季孙发而以告冉有，后世人主行事以礼、用民以宽，要当以是为法。
《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孔颖达曰：“《周礼》均人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涂巷、沟渠、宫庙之类，若师旅之事则不拘此制。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臣按：先儒谓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壮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宽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从政谓给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欲去者）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已来者）家期不从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于老，莫苦于疾，莫忧于丧，莫劳于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从政焉。如是，则老耄者得以终其天年，废疾者得以全其身体，居丧者尽送终之礼，迁徙者无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张（张弓弦也）而不弛（落弓弦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贡观蜡之问而以弓喻民以答之，谓弓之为器，久张而不弛则力必绝，如民久劳苦而不休息则其力必惫；久弛而不张则体必变，如民久休息而不劳苦则其志必逸。弓必有时而张如民必有时而劳，弓必有时而弛如民必有时而息。一于劳苦，民将不堪，虽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于逸乐则民将废业，则文王、武王必不为此也。然则果如之何而可？曰不久张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义。
子曰：“使民以时。”朱熹曰：“时谓农隙之时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谓时为农隙之时，至《孟子》不违农时章则又解曰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也。臣窃以谓岁时有早晚，气候有寒暑，农事有剧易，事体有缓急，人君遇有兴作，必当顺天之时、量事之势、适民之愿，苟堕指裂肌之时、烁石流金之候，农务方殷、饥寒切体而欲有所营为，可乎？所谓时者非但谓农时，各随时而量其可否可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王安石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则不如仍旧贯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后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废前人之成功。安石能为此言，至其为相乃变祖宗之法，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