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33/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33/66 部分）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嚐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陳櫟曰：“孟子辟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朱熹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拒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為息邪說、距行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為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徑乎？故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複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隻作一場話說人，隻看此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熹亦謂：“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由是觀之，聖賢千言萬語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經籍積案盈箱不出乎《語》《孟》之所載，學者苟能專心致誌於此二書，用之以製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為政，學問之功於是乎至，聖賢之事於是乎畢矣。
朱熹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說，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則不得求其後，不通乎此則不敢誌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邪？”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間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誠以此兩賢之言為法則，凡聖賢之所以著書、立言與其所以立心、製行而至於為聖為賢者，皆可於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於心，本之以製行，本之以處事，本之以為學，本之以為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諸己以為實行、措諸事以為實用，聖賢地位不難到矣。
朱熹又曰：“《論語》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典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臣按：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此數書者，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學者必先讀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為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真氏謂其為聖學之淵源、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書莫切要如《大學》一書，小學由是而入德，大學本是以為教，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乎《大學》一書。今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為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為齊治平均之具。我祖宗以學校育才，以經術造士，教之於學校者以此經此書，取之於科目者以此經此書，蓋將資之以為輔治之具而以是經是書之所載者以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䌷䌷乎雍熙泰和之域也，然則凡今日所施教而承學者，烏可不知其所自哉？（以上兼言四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下）
卷七八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頤曰：“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上聲），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為道、為德、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鹹為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
臣按：國國自為政、家家自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禮義興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據以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輔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製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違，如此，則億兆家如一家，千百國如一國，千萬世如一世矣。
《王製》：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祥道曰：“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一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禮刑出於上而行於下，諸侯當無事之時而行來朝之禮，則稽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者乎，違僭則亟改之；質正其刑之用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則亟正之。若夫德之為德，則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為政教，而侯國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異同焉則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則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玄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
方愨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道德而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惟其地之異是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反其習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者，其氣雖異，而所稟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無彼疆此界之殊，是豈別為一種巧妙之法出於其性分之外哉？無非因其固有之理使複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當由、其所得者非所當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紛紛不同也。聖人在上則設為學校、建立師儒，本義理以為教條，著經書以為教法，必則古昔，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諄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鹹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已，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濬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習，處處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則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製。吾修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禱禳、追薦、髡首、絕類者自不為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疏、由內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修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為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敢習為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製而不敢作為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鹹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範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頤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異端之說者，其錮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為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
臣按：風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則辟楊墨，在韓、歐、程、朱則辟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非謂嚐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為彼之人之能也，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往訐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為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攬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弦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薦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殯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贗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雲。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禮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為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為，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為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政而振其紀綱，為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眾，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為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皆以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製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注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玄、王肅之徒其說猶存，猶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眾家之說為《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複存矣。”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誌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為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鹹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冗，則亦何益之有哉？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範寧好儒學，性質直，嚐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曆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眾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修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裏，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修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複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攘，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誌於扶世教、辟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廬居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頓然複矣。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五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製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況、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引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複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鬥勝耳。解經而炫奇鬥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製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乞敕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並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曆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嚐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嚐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複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眾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台之中，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為用而底於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於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複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凡執事、方嶽、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製。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為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鹹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修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向，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寇於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雲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謂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製，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為學者不駕虛而翼偽，修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為九重告。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辟，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黨既眾，則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複三代之舊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
卷七九
▲躬孝弟以敦化
《商书伊训》曰：立（植也）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错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达之天下，而谓之立者，尽吾爱敬之道于此，使天下之爱其亲者莫不视我以为法，尽吾敬长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敬其长者莫不视我以为准，此即所谓建中建极也。爱敬之道既立于此，则爱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国，终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亲也、各有长也亦莫不有爱敬之心也。观感兴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则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纪之任，必使三纲六纪皆尽其道，然后不负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则在乎爱敬焉。爱敬既立则由家而国而天下，天下之人无不爱其亲、敬其长，人人亲亲而长长，家家能爱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礼记》：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叶梦得曰：“君子无不爱也，自亲而推之则有杀，故以爱亲为始；君子无不敬也，自长而推之则有等，故以敬长为始。始乎亲而达其教于天下，凡有亲者莫不敦爱而相顾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始乎长而达其教于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亲亲、长长，君子所自立而效至于天下平，故曰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爱其亲、敬其长，尽吾为人子、为人少之礼耳，而非欲人之贵有亲、贵用命而为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见吾爱吾之亲、敬吾之长，则曰以万乘之尊、四海之富犹且尽为人子之礼以爱其亲，尽为人少之礼以敬其长，况吾侪小人哉？于是咸知以爱亲为事而敬其贵，于是由己父之亲而推之，凡一家之亲不敢以不爱焉；咸知以敬长为事而用其命，于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无不顺焉，是则人君之爱敬行之于一家，自然有以错之于天下之大。此无他，以心感心，天下无异心；因化致化，天下无异化故也。
《孝经》：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
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臣按：《孝经》，孔、曾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所记者也。首言孝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乃悌，盖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推其极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则孝悌虽曰为治之要道，其实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为德，则以敬为本焉。
《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谓干犯在上）者鲜（少也）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谓悖逆争斗之事）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朱熹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性之中则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顺之德，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是则所谓孝弟也。孝弟出于良心，自然不为逆理乱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务于根本。根本既立，然后推之以仁民爱物，无一民不得其生、无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一念之仁则起于爱亲而敬兄也。
《大学》曰：上老老（所谓老吾老也）而民兴（感发而兴起）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幼而无父之称）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之道也。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尝言《大学》先说上行下效，则絜矩处是就政事上说，若但兴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虽能兴起亦徒然耳，如政烦、赋重，不得养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须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己处之者，可无其则乎？所谓则者矩也，矩者所以为方之器也。先儒谓匠欲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为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长吾长而人亦欲老其老、长其长，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长长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长长而无异于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长者吾长之使之得以遂其长，吾既得以遂吾老之、长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长者亦得以遂其老之、长之之愿，而为其老者、长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无一家之不如其意，无有废而不举之处，无有偏而不均之患，人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于国而国亦然，推之于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其端实在于此。盖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德之全在于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行之之端于是乎启，处之之则于是乎周，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于此哉？
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宁反复之意）之以孝弟之义，颁（与班同，老人头半黑白者）白者不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于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学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间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劳，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则居家者可知，于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则其于国者必能尊君亲上矣，若是者岂非庠序设教之功哉？然学校之设所以明伦，人伦非止于亲长也，而圣贤之论立教者莫不以孝弟为先焉，孟子告齐梁之君又欲其于孝弟之义深致其丁宁反复之意，盖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平天下之要道实有在于斯焉。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朱熹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张栻曰：“使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其本在人君亲其亲、长其长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义根于人心所同，有行之则甚近而易，其要在乎亲亲、长长，但人各自亲亲、长长，则仁义流行天下，岂有不平者乎？张栻谓“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则是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后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则溥天之下无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义之本，仁义充塞于天下，岂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其意亦犹是也。”
臣按：孔门传授以孝弟为仁义之实，而施于政治者必本仁义，而仁义之推行必始于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而孟子于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盖亲亲、长长达于天下而为仁义，天下之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仁义之效著而天下无不奔驰矣。
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陈氏（失其名）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尧舜人伦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岂能加毫末于是哉？”
又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岁之间知孩笑可提抱者也。爱亲、敬长，所谓良知、良能也。亲亲、敬长虽一人之私，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
臣按：为治之道不外乎仁义，而仁义必先于孝弟。盖人人皆有爱亲之心，所以爱亲者即仁也；人人皆有敬长之心，所以敬长者即义也。亲者吾之私亲，吾爱吾之亲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爱其私亲，与吾之所以爱吾之亲者无以异，使有一人之不爱焉非所以为仁也；兄者吾之私长，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达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与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无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为义也。噫，良心出于一人之私，仁义通之天下之大，因心为治，天下之平其端在此矣。
《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颖达曰：“人君养老有四，一是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养其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养庶人之老。”
陈祥道曰：“虞氏以燕则以恩胜礼，夏后氏以飨则以礼胜恩，殷人以食则超恩礼之中，周则文备故修而兼用之。”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
陈澔曰：“行养老之礼必于学，以其为讲明礼义之所也。国老，有齿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国老尊，故于大学；庶老卑，故于小学。”
臣按：王者之养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于学者，学所以明人伦也。人伦莫先于孝弟，老者之于君，以德则君尊也，以齿则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于其亲长，下之人无由以见也，故于学校之中行养老之礼，使得于听闻观感者，曰上之人于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亲属乎？万乘之尊且如此，吾侪小人所宜兴起感发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一礼之行所费者饮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犹赐也）糜粥（糜亦粥也）饮食。
陈澔曰：“月至四阴，阴已盛矣，时以阳衰阴盛为秋，人以阳衰阴盛为老。养衰老，顺时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饮食所以养其体。”
《祭义》：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
吴澂曰：“年即齿也。四代之所贵虽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齿则一，盖年齿之可贵于天下，历四代至于今不变，故曰久矣。尚齿之弟，次乎事亲之孝也。”
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颖达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则孝之次也。孝弟之道无处不行，故众行孝弟虽死不舍也。”
吴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视效，故先朝廷。道路，民所行之处；州巷，民所居之处；獀狩者，用众于内也；军旅者，用众于外也。义谓所宜行，众人以此孝弟为所宜行者，故宁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袒衣）而割牲（制牲体为俎实），执酱而馈（进食也），执爵而酳（食毕以洁口），冕而总干（总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来者也。
郑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方悫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以贵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学来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学来也。”
臣按：天子行养老之礼则下之人化之，虽以乡里闾巷之间，莫不皆以齿序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虽耄耋困穷，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养之而不敢遗弃，举斯心而推广之，至于强不犯弱、众不暴寡，皆自人君养三老五更于太学中来也，此无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尔。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二曰养老。《夏官》：罗氏，中春罗春鸟（蛰而始出者），献鸠以养国老。
臣按：天子之养老有二，有国老、有庶老，贵胄谓之国子则贵而老者谓之国老，贱者谓之庶人则贱而老者谓之庶老。罗氏献鸠以养之者，国老也；司徒以保息养之者，庶老也。
汉明帝永平二年，帝帅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服都鸑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爇，祝鲠在前，祝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礼，乃下诏曰：“眇眇小子，属当圣业，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而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爇，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马端临曰：“古人养老之礼有养于乡者，所谓五十养于乡，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于东序是也；有养于国者，天子视学，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执酱亲馈，执爵亲爇是也。汉初，每乡及县皆有三老，岁首则使人存问，赐以束帛酒肉，或赐以爵，乃古人养于乡之意，而国学养老天子亲讲之礼，则至东汉始行之。”
臣按：养老之礼则自有虞氏以来有之，至周而礼始备，其养老也，天子视学，合乐而行之。春秋、战国此礼不行也久矣，至汉明帝始行之，历魏晋至北朝往往举行，唐《开元礼》虽有其仪，考之史未见其行也。盖帝王之世以孝弟为治，老者近于父，长者近于兄，故设为视学养老之礼，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帅先天下之人，使之皆归于亲亲、长长之化，无一人而不亲其亲而孝、不长其长而弟，礼教日明，风俗日厚，天下岂有不治平者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卷八○
▲崇师儒以重道
《周礼》曰：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
叶时曰：“大宰系民之九两，司徒安万民之六俗，而皆以师、儒行乎其中，诚以师道不立则天下无善人，儒道不立则天下无正学。”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无师儒之功，然师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后可以立规矩于一时，垂楷范于后世也。彼异端众技亦皆有师，然师不以儒，儒不以道，岂足以系天下之心而联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于三代之英，而徯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为师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陈澔曰：“严师如《孝经》严父之义，谓尊礼严重之也。无北面，不处之以臣位也。”
方悫曰：“严即尊也，严师即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以四海之富而师环堵之贫，此严师所以为难也。严师者，人严之也，人严其师则师道严矣。师所以传道，故师严然后道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以神言之，故为尸则弗臣；以道言之，故为师则弗臣。”
《大戴礼》：武王践阼，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王齐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监不远，视尔所代”。几铭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䌷，口戕口。”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事皇天，敬以先时。”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分。”
朱熹曰：“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铭焉。今其遗语尚幸颇见于礼书，愿治之君、志学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