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36/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36/66 部分）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召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获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获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郑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音玄），置爇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之道为经）九纬（东西之道为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玄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爇、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爇必先水地以悬，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爇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爇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穀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余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臣按：此后世徙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余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余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齐、魏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民家居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余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诗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费。
胡安国曰：“费，季氏邑也。书城费，乃履霜坚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岂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坚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惧齐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预曰：“鲁西郛，备晋也。”
臣按：先儒谓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为惧齐，后城杜氏以为备晋，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无所于考，然以今地势观之，则齐境在鲁之东、晋境在鲁之西，杜氏之说似为是焉。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疲民以为城，避难而城其国之郛，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若夫守国之要，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近者耳目所及且尔，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远乎？信如说者之论，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猎（孙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筑城者）虑事（谋虑计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数），分财用（筑用之具），平板（在两旁障土者）（两头立木），称（量轻重）畚（盛土器）筑（实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为作程限），议远迩（议远察迩均其劳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干食）粮，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预曰：“不愆于素，不过素所虑之期也，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孔颖达曰：“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谓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先谋虑于其前，其所谋虑之事，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既谋虑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
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吕祖谦曰：“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心量之广狭、世祚之长短，于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众寡，皆不可无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复发里中民城长安，三十日而罢。
吕祖谦曰：“萧何建都长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乱既平，始板筑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后间一岁乃兴役，凡三调发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地近则赍送弗后，人众则大事易集，罢速则农事不违，虽当曹参为相，实何之规模。”
臣按：国家凡有大役，皆如汉人此法为之，用近地之民，不劳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凡事皆然，非但筑城一事也，而于筑城尤为切要。
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春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臣按：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盖为之以渐，立之以准，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无以示威，必长其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二议皆是也。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则亦虚声而已，无益实事也。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随时而增补之，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备寇盗也，亦以为障蔽焉耳。夫然，则己既得以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和、战、守、攻四策，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谏官余靖言：“大臣建议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京城，所谓远图无过此也，余靖言于仁宗，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其后靖康之祸，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直抵京师，宋遂不支，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卷八八
▲宫阙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
司马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建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鬼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仿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大雅绵》之篇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高貌）。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严正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冱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郑玄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冱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启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谿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并用之而后民赖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瑽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僭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睹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僭天子也。鲁僭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左传》：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卫民、墙堑以御寇，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苟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史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
臣按：尧时去洪濛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合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弦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期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岁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汉高祖五年，治长乐宫于长安。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臣按：汉建长乐宫始此。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启之也。”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说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则足以尽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蜂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圈，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柏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诸己，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惭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策诏答谢，敕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嗬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廉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绝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