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40/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40/66 部分）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干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熔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余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即《诗》言“南东其亩”也）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陈澔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步其远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步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惟《王制》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平也）衡（称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权（称锤）概（执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三十斤）石、角斗甬。郑玄曰：“因昼夜等而平当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吴澂曰：“衡下但言石，于五者之中举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总言其器，后言其名也。权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无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圣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验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论语》：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
饶鲁曰：“谨权量，是平其在官之权衡、斗斛，使无过取于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当纣之时必是取民过制，所以武王于此不容不谨。”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往往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坏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宁慎重、反复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纮（音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义，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纮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因度以生量审其中所容多少），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音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篾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满之处）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略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器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器则兼衡与准而参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准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吕祖谦曰：“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其制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
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悬钩于架、植环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于是更铸新式，悉繇参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秤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准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惧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朱熹曰：“所谓文章者，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读法平价之类耳。”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緌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
卷九六
▲宝玉之器
《书》：辑（敛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朱熹曰：“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执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验其信否也。”
臣按：物质之美而贵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执之，盖以至贵之人而执至美之物，天子则以是而致敬于天，诸侯则用是而尽诚于天子也。
《禹贡》：扬州，厥贡瑶琨。梁州，厥贡纮。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
蔡沈曰：“瑶琨，玉石名，《诗》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琨’，《说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器。’纮，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为物，自古中国所在有之，观诸《山海经》可见矣。在尧舜之世已用为圭璧，《禹贡》之时扬、梁、雍三州所贡已有玉石，在战国时卞和所献之玉出于荆山，汉之时关中之蓝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时西域未通于中国也。今中国未闻有出玉之处，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阗国来，于阗之玉有白、玄、绿三种，皆出于河，亦与古人所谓玉蕴石而山辉者异，是则中国之玉出于石而必用斫，外夷之玉生于水而必用捞也，岂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欤，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尽耶？况古人以玉比德，无故不去其身，用以为器用、杂佩之类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琼瑶、瑄璟之类逾二百，则玉在古多而为用伙可知矣，今世闾阎小民有不识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汉之金以斤计而每以万为言，唐则以两计而比于汉者少，而宋又少于唐，今日又少于宋，无乃数千年之后，中国之金殆将与玉同耶？为世道远虑者不可不为之限节也。
《诗鄘风君子偕老》曰：副（祭服首饰）笄六珈（以玉加于笄为饰）。
臣按：先儒谓副，祭服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两旁当耳，其下以紞悬瑱。衡笄以玉为之，今之簪也。紞织如条，上属于衡。瑱以玉为之，以纩缚之而属于紞，悬之当耳，似今之珥也。
《卫风淇奥》曰：充耳琇莹。
朱熹曰：“充耳，瑱也。琇莹，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郑风》之《女曰鸡鸣》曰：杂佩以赠之。
朱熹曰：“杂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系三组，贯以蠙珠，中组之半贯一大珠曰瑀，末悬一玉两端皆锐曰冲牙，两旁组半各悬一玉长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悬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两组贯珠，上系珩两端、下交贯于瑀而下系两璜，行则冲牙触璜而有声也。”
《齐风》之《著》曰：尚之以琼华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朱熹曰：“琼华，美石似玉者，即所以为瑱也。琼莹、琼英，亦皆美石似玉者。”《秦风》之《渭阳》曰：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孔颖达曰：“琼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
《小雅》之《采芑》曰：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朱熹曰：“玱，玉声。葱，苍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礼，三命赤芾、葱珩。”《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朱熹曰：“半圭曰璋。”
《大东》曰：鞙鞙（长貌）佩殽。郑玄曰：“佩殽者，以瑞玉为佩。”
《大雅》之《棫朴》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朱熹曰：“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瓒，诸臣助之；亚祼以璋瓒，左右奉之。其判在内，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壮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旱麓》曰：瑟（缜密貌）彼玉瓒，黄流在中。
朱熹曰：“玉瓒，圭瓒也，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郁鬯也。酿黍为酒，筑郁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条鬯，以瓒酌而礼之也。”
《韩奕》曰：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朱熹曰：“介圭，封圭，执之为贽，以合瑞于王也。”《江汉》曰：厘尔圭瓒，鬯一卣。朱熹曰：“厘，赐；卣，尊也。”
《商颂》之《长发》曰：受小球大球。
郑玄曰：“小球，镇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执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诗》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为首饰、佩服、祭器、贡贽者皆玉也，后世乃舍中国比德之玉而宝远夷无用之石以为用，甚至倾帑藏以易之，此何见也？
《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若合诸侯则共珠剟、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受而藏之。
吴澂曰：“金玉，人所宝者。服玉，大圭之类。佩玉，珩璜之类。珠玉则琢玉为珠，以饰冠冕也。食玉，所以养至阳之气。含玉，所以为死者口实。合诸侯，谓诸侯会同则为坛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剟，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为玉，古先帝王必以之为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黄、白、黑、苍之辨，其声有角、征、宫、羽之应，其象有仁义礼乐、道德忠信之备。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犹齐等也）邦国，王执镇（安镇四方）圭，公执桓（柱也）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薄璧。
刘彝曰：“舜受尧禅，执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则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班瑞于群后，是玉作六瑞古已有矣。”
臣按：此即《舜典》所谓辑五瑞者，盖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谓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锐、璧之圆以象天之体用，其名有镇、桓、信、躬、谷、蒲以别君德之隆杀，信、躬之名则取诸身而象之也，镇、桓、谷、蒲之名则取诸物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于诸侯者乎？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吴澂曰：“礼神者，始告神时荐于神坐也，荐之在于作乐迎神之后，郑氏云‘先奏是乐以致其神，礼之以玉而祼焉’是也。苍璧礼天，苍象天之色，圆象天之形。黄琮礼地，黄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出一寸，长六寸、厚八寸。青圭礼东方，圭制上左右各半寸其锐，以象春物初生，长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礼东方以立春。赤璋礼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阴阳各居其半，故用璋，礼南方以立夏。白琥礼西方，以玉长九寸、广五寸刻状虎形，高三寸，礼西方以立秋。玄璜礼北方，半璧曰璜，冬者阴阳亦居其半，故用璜，礼北方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币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谓玉者纯阳之精气而圣人之至宝也，将礼于天地四方而无以归其诚，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拟其形以琢之，而柴禋烝燎埋瘗之，所以答神之降飨也。后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于其他之祭则无焉，岂非缺典乎？
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
郑玄曰：“祖庙，始祖之庙，其宝物世传守之，若鲁宝玉、大弓者。玉镇、大宝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昭禹曰：“《左传》曰‘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则所谓玉镇者美玉之可以为镇者也。《记》曰‘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所谓大宝器者亦类此。郑景望曰‘大丧、大祭则出而陈之’，胡安定曰‘告终易代，陈列先王所宝，非直为美观也，以见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也’，夫以一器一物传于先王者犹谨如此，况神器之大者乎？汤有《典宝》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当常宝，而无德则失，亦不可常乎，是义也于周《顾命》尤详。”
臣按：《周礼》天府所藏即《顾命》之所陈者也，《中庸》所谓“陈其宗器”即此所谓国之玉镇、大宝器，即《书》所谓“越玉五重”也。是五重者即先世所传之重宝，曰弘璧、曰琬琰、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之谓五玉。弘璧，大璧也；琬琰，圭也；大玉，华山之玉；夷玉，东夷之玉；天球，鸣球也。是皆国之重镇、大宝，而为子孙者所当谨守以为传世之宝，以镇国家，以贻云仍，不可失坠焉者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名以命之）物（物以色之）与其用事（朝日祭祀之时），设其服饰（彩藉之类）。王晋（插也）大圭（朴素无文），执镇圭（彖四镇之山），缫（织组为藻）藉（饰以藉玉）五采（五色）五就（一半为一就）以朝日（春分半日）；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彖（刻上）圭（剡上）、璋（半圭）、璧（璧圆）、琮（半璧）缫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圭出于四旁），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出于两旁），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圭其邸为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邸托于琮，贯而射之），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珍（当为镇）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彖为齿牙），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
郑玄曰：“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
臣按：先儒谓璧羡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乐则起于黄钟，在礼则起于璧羡。璧之圆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羡其上下，则横径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后世因璧羡而可考，则王者之五度信矣。由是观之，则先王命典瑞之职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备物以为当世之用，而又制器以垂后世之则。三代盛时，礼乐之用备于上，礼乐之化孚于下，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制之者亦有其则，《诗》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亦此类欤。
玉人之事。镇圭（取镇安四方之义）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取强直有立之义），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伸也）圭（取尊而不屈之义），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取卑而不伸之义），伯守之。天子执冒（取覆冒之义）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丝色），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以玉饰其柄），继子男执皮帛。天子圭中必（与乂同）。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长三尺，杼（杀也）上终葵（椎也）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璧羡度尺（用以起度）、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
郑玄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全，纯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即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间亦有详略、多寡、同异者，互相备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简欤？抑观成周之世所以为玉瑞、玉器者，无非为祭神、行礼、致四时、赠宾客、恤凶荒、起军旅而作，后世所以造作者多以为服饰、玩好，甚者以为戏具，求其为礼而作者盖鲜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为亵玩于床第之间，其不恭甚矣。
《礼记曲礼》：玉曰嘉玉。陈澔曰：“无瑕之玉也。”
臣按：礼神以玉，取其清洁无瑕也。玉之为玉，或以为璧、或以为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为虎形、或玄而为半璧，或两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纯则非全矣，故必纯而全然后谓之嘉焉。嘉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焚焉或藏焉，考《周礼》郑氏注谓烝祀“烝，烟也，为玉币祭祀，焚之作烟以报阳也”，此焚玉之证也；天府若当祭祀讫事而藏之，此收玉之证也。是何也？盖用玉于神，有礼神者有祀神者，礼神者讫事即收，祀神者与牲俱燎也，若夫《郊特牲》所谓圭璋则用圭璋以盛鬯，用其气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插也），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
陈澔曰：“亦笏也，即玉人所谓大圭长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无所诎，故谓之，盖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荼者舒迟之义，前有所畏则其进舒迟。诸侯之笏，前诎者圆杀其首也，后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让于天子，故杀其上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笏之下角亦杀而圜，示无所不让也。”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郑玄曰：“球，美玉也。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以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
孔颖达曰：“鱼须文竹，谓以鲛须文饰其竹也。士以竹为本质，以象牙饰其边缘。可者，通许之辞。”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诸侯则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鱼须及象文饰之。今制则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简。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
陈澔曰：“征、角、宫、羽，以玉声所中言也。征为事、角为民，故在右，右为动作之方也。宫为君、羽为物，君道宜静，物道宜积，故在左，左乃无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肃杀之音，故遗之欤？”
方悫曰：“征、角为阳，宫、羽为阴，阳主动、阴主静，右佩阴也而声中征、角之动，左佩阳也而声中宫、羽之静，何哉？盖佩所以为行止之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此设备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见于《诗》“杂佩”，其制有琚、瑀、珩、璜、冲牙五者。其所以为声者，在两璜与冲牙相触击，行动之际锵然以鸣，在右者必中征、角，在左者必中宫、羽。古之玉人所以制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后能使声之所中协于角、征、宫、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后世之无传也。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药玉，近乃有铸铜为之者，殊失古制。盖玉之中商声者，以其有肃杀之声，尚不可用，况用金声乎？切宜禁革。
凡带必用佩玉，惟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贾公彦曰：“所触之玉其形似牙，故曰冲牙。”
《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绖攵也）密以栗（坚貌），知也；廉而不刿（伤也），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犹扬也）以长，其终诎（绝止貌）然，乐也；瑕（玉病也）不掩瑜（玉中美者），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贾公彦曰：“圭璋特达，谓行聘之时惟执圭璋特得通达，不加饰弊也。”
马耇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镇圭以召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齐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军旅，用其义也；国君相见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礼也；乐有鸣球，服有佩玉，用其乐也；邦国玉节，用其信也；琬以结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两圭祀地，黄琮礼地，用其能达于地也；四圭祀天，苍璧礼天，用其能达于天也；圭璋特达，用其能达于德也，已聘而还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于玉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曰‘玉振终条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此古人比君子于玉者也。”
臣按：玉者天下莫不贵，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右征角、左宫羽，于玉比德，盖求所以称夫仁、义、知、礼、乐、忠、信之德而比之于玉也。
《春秋》：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九年，得宝玉、大弓。
胡安国曰：“穀梁子曰：‘宝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赐藏之鲁。’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孙世守罔敢失坠，以昭先祖之德，存肃敬之心耳。古者告终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陈列，非直为美观也，先王所宝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则可以免矣。鲁失其政，陪臣擅权，虽先公分器犹不能守而盗得窃诸公宫，其能国乎？故失之书、得之书，所以讥公与执政之臣，见不恭之大也。此义行，则有天下国家者各知所守之职，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于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泽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于宗庙则陈之以示其能守，临终而顾命则列之以见其全归，非细故小事也。《中庸》以此表继述之能孝，《周书》以此见传守之不失，为人子孙践祖宗之位、守祖宗之业而不能守祖宗之遗物，岂得为孝乎？
唐玄宗天宝十载，诏曰：“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瑉。自今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臣按：祀神当以诚，以伪代真则非诚矣。
肃宗宝应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贺表。
范祖禹曰：“尧命重黎绝地天通，盖恶巫觋矫妄而诬天罔民也，后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黩乱天地，无所不有。肃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兴，故奸伪得以惑之，获宝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验亦可睹矣。”
臣按：妖人假物以售其奸伪，明理之君必不为所惑，何也？盖宝玉之物皆生于地，何由而上于天？所以琢磨而雕刻成器者，非人力不能为也，天者气而已矣，所能生者浑然之质而不能成奇巧之形，以是折之，则妖人无所容其伪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自古中国所谓宝者必可以为礼神之器，必可以为佩服之用，必可以为器用之饰，上可以镇国家，下可以诒后胤，非徒用以为观玩戏弄而已也。元人之所谓宝者则异于是，史传之所不载、前代之所无，有形不如珠之圆莹，色不如玉之温润，质不如金之从革，盖与砂砾无异焉，乌足以为宝哉？
以上宝玉之器
卷九七
▲工作之用
《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徐几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于圣人，是虽一耒耜之末、一门户之微，凡所以为利于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朱熹曰：“此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圣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盖之一字，疑取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臣按：圣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录其三卦者，工作之器尔。
《书》：帝曰：“畴（谁也）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顺其理而治之也，帝问谁能顺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谓之若，若者顺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谓守法信度，因圣人创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谓若，所谓因万物自然之理而为之行其所无事之智焉耳。后世之工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岂所谓若哉？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
郑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而必谨于百工饬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谓之百，不止一工也。饬者修治以为器，化者变转以为用。
《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郑玄曰：“审曲面势，谓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向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曰：“饬五材，若饬木而为舟车、弓庐之属，饬金而为鼎量、剑削之属，饬土而蜗甑、簋豆之属，饬水火而运用之以成乎众材之属。”
臣按：国有六职者，即所谓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也。所谓职者，通上下言，犹所谓职业云，非专言官职之职也。作记者述百工之事，因举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盖无是五者则百工所饬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无所用之也。
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吴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为体者以火为用，故于金言；烁器之以土为体者以水为用，故于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济不通，陆行乘车以任重致远，则木之为用无往不利。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考工者举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圣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穷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数而道之迹显于其外。君子上达则其智足以穷理而能创，小人下达则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氏之子常为量、凫氏之子常为钟、桃氏之子常为剑、函人之子常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谓之工。虽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轮扁之斫轮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是则天下之器用无一而非圣人之所造始也，智者于其间特因其类而创为之，而巧者又从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有一器之作则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则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无用、有用而无利，耗材物于无用，费民力于无益，圣人所不作者，则智者必不创、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于用器常度之外，此圣王之法所必诛而无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为轮为盖）、舆（为车舆）、弓（为弓）、庐（为庐器戈柲之类）、匠（营宫室为沟洫）、车（为车为耒）、梓（为笋虡为饮器）；攻金之工，筑（为削）、冶（为戈戟）、凫（为钟）、（为量）、段（为镈）、桃（为剑）；攻皮之工，函（为甲）、鲍（治韦革）、（为鼓）、韦（熟皮）、裘（为裘）；设色之工，画、缋（维五色）、钟（染羽）、筐（阙）、荒（练丝）；刮摩之工，玉（治为圭璧）、咺、雕（阙）、矢（为矢）、磬（为磬）；抟埴之工，陶（为瓦）、膋（为簋）。
郑玄曰：“事官之属六十，此三十工略记其事尔。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贾公彦曰：“此言工之多少总数。”
臣按：先儒谓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设色则为八材、九职，所谓百工饬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则运用此六者而成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郑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舜至质，贵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圣人立成器为天下利者亦审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时而已。夏后氏继舜犹以质为尚，卑宫室而尽力沟洫，而尚匠人之职焉。商王兴礼乐而尚文，以梓人为侯、为笋虡、为饮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备矣，以舆人为车，其材至备，其工至多，故尚舆。”
臣按：疏谓此一段论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专据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终。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有车人、又有辀人，是车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历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后之所尚者乃所以矫前代之失也。然矫其失而或过于专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无偏焉，此圣人为制所以必因时制宜、损过以就中，非但施于礼乐政事者为然，则虽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于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无过举欤。
《礼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郑玄曰：“六工于周皆属司空，土工，陶、膋也；金工，筑、治、凫、、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韗、韦、裘也；惟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
臣按：《曲礼》所记六工与《考工记》大同小异，先儒谓此为殷制，然所称之名虽异而所治之事则同，土工即抟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兽工攻皮之工也，草工盖设色之工欤。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达。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闳。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闳以奄。
方悫曰：“春主发散，故其器疏以达，疏则散、达则发故也。夏主长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则长、粗则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则制、深则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闳以奄，闳则收、奄则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闳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闳若物由是以出入，万物周旋于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于四时所用之器各有不同，盖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体之所居处、被服、食用一一皆顺天时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时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随时而为之制，所以范一身于礼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饮啖、目所盼视、手所执持，无一事而非顺天时合天理也，彼虽欲作淫巧以荡上心，乌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陈澔曰：“工师，百工之长也。五库者，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视诸物之善恶皆有旧法谓之量，一说多寡之数也，审而察之，故云审五库之量也。此时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师监临之，每日号令必以二事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时序，如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体之类是也；二是不得为淫过奇巧之器以摇动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绖攵同）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孔颖达曰：“于是之时命此工官之长效实百工所造之物，陈列祭器，善恶按此器旧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过制之巧，以摇动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须靡丽华侈，必功力密致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罚以穷其诈伪之情也。”
方悫曰：“工固有巧也，然过乎巧则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荡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前则因其作而戒之，后则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则工师之官所掌之事虽若轻而小，而其所以关系者君心之收敛、放荡存焉。呜呼，国家之患孰有大于君心之荡者哉？人君一心万化之本，天下安危、生灵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间耳，使其常囿于礼法之中则必不肯轻费民财、轻劳民力，财不费则敛于民也薄，力不劳则役于民也轻，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荡焉出于礼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壮丽，服饰之奉必欲其华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致，则必费财而劳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敛之则难，荡之则易，其始也未尝不起于细微，其终也乃至于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于纣之用象箸知其必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后乃至于琼宫、瑶台而无已焉。由是以观，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谨于其微，其意深矣，其虑远矣。
《汉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续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
颜师古曰：“主作禁器物。”臣按：后汉典工作之官。
宣帝时，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宜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爇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时，樊准上言：“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四方，人劳省息。”
臣按：《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盖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为民生日用之具，并有五材以修六府，有不备者又因其材而饬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于阙乏，无非有益于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为六官而专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后世乃于官常之外别以禁御之内立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制珍异之器。呜呼，器之为器取适用而已，苟制一器而费百器之材，当用一工而费百工之力，耗货财于无用，用工力于无益，何为也哉？夫人之所以为奇巧精致之物者，欲以夸耀于人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无对，其富无伦，欲谁夸哉？况宫闱邃密，门禁深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于观视之间者宦官、官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亦何用夸彼为哉？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夺生民之衣食、劳生民之筋力，以为此无益之事哉？张蕴古云：“琼其宫而瑶其台，所居不过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过适口。”臣愚谓于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臣按：人君之于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几何，一生能著几两屐邪？天下无事，府库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过于自奉，况兵外用而财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继，而吾乃多为器用而置之于无用之地，何为也哉？
唐置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岂其伦哉？毋乃近于亵乎。
宋太祖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
臣按：亡国之君与兴王之主自然奢俭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臣按：金银器皿之属虽极精巧，然其质犹不费损也，一旦毁之本质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裒工于无益，毁坏则无用，上好之则贵，一旦废之与瓦砾等耳。太宗于金银器之精巧者且毁之，况肯聚工以为宝石奇玩也哉？所谓“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大哉王言，可为百世师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几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万殊博而通之，虽有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臣按：太宗于油衣帟幕之损者尚不忍弃遗，则其于物之成用者其肯弃遗之乎？仁明之君，其爱惜微物如此，其视裂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于水者，其寿命短长、国祚久近皆分于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卷九八
▲章服之辨
《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民功曰庸）。
孔颖达曰：“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是也。”
程颐曰：“言之善者，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臣按：赐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国曰：“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谓天命有德之人，则以五等之服以彰显之，盖爵予之以名、服锡之以器，皆所以彰显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于天人，君承天命以彰显之，命之以爵而必与服俱，不过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诸无德之人，岂不逆天意哉？
《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郑玄曰：“同犹齐也。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贾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谓之同者，各随其等而为之服，士与士同、庶人与庶人同，不得自为异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诸侯之服各视其命之数，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则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则其服无章数，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则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谓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闇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闇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时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数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谓朝祭之服无复有章数矣。
弁师，诸侯（后既有诸侯比当作诸公）之缫（藻同，杂文之名）斿九就（成也）、昏（恶玉也）玉三采（朱白苍也），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谓皆三采也），玉瑱（以玉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为之，所以贯者）。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逾越）。
刘彝曰：“尊卑、贵贱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逾于尊，贱不可逾于贵，弁师掌其禁令则礼行于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
屦人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屦，以王命赐之者也；功屦，冬之皮屦，服功裘者；散屦，卑者之素屦也。
《后汉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皆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铜印黄绶。
臣按：此汉朝印绶之制。然所谓金紫者，印与绶也，非服色也。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圣人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纱幞一事论之，此后世巾帻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为治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冠必欲尽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后世幞头之始。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
胡寅曰：“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乱由此而生矣。隋文俭约，施之宫阃之中、燕私之用可也，与庶人同而坐乎庙朝，俭不中礼，不足以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则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则混而无别，何以耸下人之观视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五品服绯，金带；六品、七品绿，银带；八品、九品青，■■石带。庶人黄铜、铁带。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武后时督、刺史亦准京官带鱼袋，又改赐佩鱼，皆为龟，寻复旧。开元以后，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谓金紫者，金谓鱼袋之饰、紫谓衣也，与汉所谓金紫名同而实异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赐，或半岁不用，其当时以绯、紫为荣。
臣按：唐自中叶以后品服太滥，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当时视金紫如韦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为荣。盖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趋赴之者，求名与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贵然后人贵之，人人可得则不足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