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46/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46/66 部分）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卷一一○
▲明复仇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仇）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玄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约而同也。
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郑玄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
臣按：所谓士者非谓朝士也，凡书于乡士、县士、方士皆是也，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
典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马希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惟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诉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仇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哀母冢，有司释之，公哀手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诏令给、舍议，杨椿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绞，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哀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哀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
以上明复仇之义
卷一一一
▲简典狱之官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郑玄曰：“猾，乱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万世命官掌刑之始。盖帝世兵刑合而为一，所谓“蛮夷猾夏”，三代以后则属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贼奸宄而已，而后世群行攻劫之寇则亦以属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吕祖谦曰：“奸慝隐而难知，故谓之诘。推鞫穷诘而求其情也；暴乱显而易见，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谓之士师，在周谓之司寇，在汉谓之廷尉，唐宋以来刑部尚书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国名）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罚而以苏公敬狱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书以为后世司狱之式也。《左传》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狱，培植基本以长我王国，令于此取法而有谨焉，则能以轻重条列用其中罚而无过差之患矣。”
陈栎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
臣按：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所以为此者，固出于其君之心，而所以广君之虐于天下者则其臣为之也，观诸秦隋以来可见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举苏公敬狱为言，且欲以为式于天下后世，然不谓之治狱而谓之敬狱，而又欲后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虽则以告太史而实以之而告于王也，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陈》：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为生杀，惟当审其轻重之中也。”
陈经曰：“君之喜怒无常情，法之轻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从君可也，非从君，乃从理也；君言苟未是，则从理可也，从理乃所以从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陈，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狱及不误于庶狱之意也。后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其视成王之告君陈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于家庭之传、辅弼之训，然其天质之美亦于是乎见之，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也。
《吕刑》：王曰：“典狱非讫（尽也）于威（权势也），惟讫于富（贿赂也）。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当时典狱之官非惟得尽法于权势之家，亦惟得尽法于贿赂之人，言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也。敬忌之至，无有择言在身，大公至正，纯乎天德，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则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对天之辞，盖推典狱用刑之极功而至于与天为一者如此。”
吕祖谦曰：“典狱不得行其公者，非为威胁则为利诱，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无择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狱之官，民之死生系焉，须是无一毫私意，所言无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复加之命方可。后世多以典狱为法家，贱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学无知之人，和气不召，乖气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罚，天讨有罪，天所以整齐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专敬天理，三德是或当用正直、或当用刚克、或当用柔克各得其当。若不敬天命，为害所逼、为利所诱，用刑必差，须是置祸福于度外，专敬天命，刑无不得其当，则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养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于敬而不敢忽、一于忌而不敢肆，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无一事而不可对人言者不能也，允若兹，则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纯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寿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与天一，则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狱者虽在于下而其所典之职亦以制人之命焉，岂非配享在下乎？典狱之职所系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灵之命者可不择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狱所以不公者，外为权势之嘱托、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上之人诚严申明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贿免戒，饬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执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刚直之人用之，则法不至于私滥、人不死于非命，人心允合于天心，逆气不伤于和气乎。吁，臣之所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于天则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狱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谓推其极至于与天为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讨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与天无间，是即君之所以无间于天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唯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
蔡沈曰：“司政、典狱，诸侯也，为诸侯主刑狱，而言非尔诸侯为天牧养斯民乎？为天牧民则今尔何所监惩？所当监者非伯夷乎？所当惩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启迪斯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论也。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讨有罪，讨有罪所以安无罪之民也。司政、典狱并言者，以诸侯受天子之命以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复典夫刑狱也。政所以安民生，狱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养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则不敢复为恶，而无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至也）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诸侯也。参错讯鞫，极天下之劳者，莫若狱，苟有毫发怠心则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尔所用以自慰者无不以日勤，故职举而刑当也。尔罔或戒不勤者，刑罚之用，一成而不可变者也，苟顷刻之不勤则刑罚失中，虽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岂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其同姓诸侯也。盖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国有一国之刑，天下之刑则天下之有罪者系累于其狱，一国之刑则一国之有罪者禁锢于其狱，人非一人也，五木具其身，百忧婴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为邦国之君典刑狱之政，置其身于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厄之中，则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顷刻之劳而不尽吾心焉，而使斯人无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数人之死命，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然后职举而刑当也。
非佞折狱，惟良折狱。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而无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御人以口给，如周亚夫诣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谓佞折狱也。”
臣按：折狱之官，人命所系，是以自古典狱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以任之，盖以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和颜悦色以询之犹恐畏威惧刑而不敢尽其情，况御之以口给乎？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典狱之官）伯（诸侯）族（同族）姓（异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总告之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惧，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实任责，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谓官伯，官之长。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则狱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轻，人臣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于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钦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书虽曰耄荒，然帝王心法之传千载犹可想见，此《吕刑》之书所以见取于孔子也欤。
《周礼》：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乡士主六乡之狱。”贾公彦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书；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乡士以下，郑注谓主六乡之狱，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是也，自唐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四属，曰宪部、曰比部、曰司门部、曰都官部。国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为十三部，后又加以贵州、交焄为十四，其后弃交焄惟存十三部焉，盖有合于《周官》刑官之属乡士掌六乡之狱之制，可见前圣、后圣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职，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郑玄曰：“登中，上其所断狱讼之数。”贾公彦曰：“群士谓乡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说者谓狱讼之中言事实之书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讨，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书而有谨于用之意。臣窃以为，所谓中者，意者取其所计弊狱讼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为法比，后有罪犯有合于是者则援引以为质也，如此，庶于文法为顺。
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掌其遂之民数，县士掌其县之民数）而纠戒之（遂士、县士亦各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遂士、县士皆同，惟旬，遂士二旬、县士三旬）。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附也）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陈尸）之三日（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县士则协刑杀，各就其县，余并同）。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县士则王命六卿会其期）。
吴澂曰：“掌国中谓国中至百里郊也，凡六乡之狱皆在国中。要之者，谓为其罪法之要辞。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协日刑杀，谓可刑杀之日也。肆之，谓陈尸。期，谓王欲赦之人则乡士职听于朝，司寇听之之日则王以时亲往议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则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谓之士师，布列于外者，在六乡谓之乡士、在六遂谓之遂士、在各县谓之县士，各掌其民之数，其所以纠戒令、听狱讼、察虚实、辩曲直、异死刑而为其要辞以职事而听于朝，而司寇听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数则不同焉，乡士则旬日也、遂士则二旬也、县士则三旬也。及夫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与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于法，合众所丽之法而参议之，士师乃受其成狱，协之于可杀之日，始加以刑杀，而陈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处则不同焉，乡则市朝也、遂则于其遂也、县则于其县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乡则王自会于司寇而自为之期，六遂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各县则王命六乡会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数，其纠戒令、听狱讼则同也，而皆谓之士焉。夫谓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职不皆谓之士而理官独谓之士者，盖以此官民命所系、天讨所寓，国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于此，故非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皋陶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盖以示后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杂以他流也。本朝定制，风宪官不以吏员为之，深得虞、周之意。
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谓依律而断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殽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杨氏曰：“释之论犯跸，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
臣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欲当犯跸者以罪而释之罚金，文帝欲当盗高庙玉环者以族，释之当以弃市，可谓能守职执法而以道事君者矣，其视张汤视上意所欲罪释而为之出入者，不啻鸾凤之与鹰鹯矣。虽然，释之敢言固难，而文帝之能从尤难，后世为法官者固当以释之为法，而文帝之从谏如流，而不饰非拒谏，以私怒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万世人主所当师焉。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起也）邪（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臣按：汉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其原盖出于此。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设正副评事，凡刑部、都察院所问罪狱必俟平允然后法司定罪，若罪名不当，驳回再问。
魏明帝时，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怀天下者当以仁，理天下者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于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于律令之烦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臣按：卫觊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国家弼教辅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经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诚是矣。夫吏胥之不通经，固不可以掌律令，然于律之名例条贯犹其所习也，而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则并法比之不知焉，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辅治也，固非圣人制刑之意，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开选举，或有诈为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事泄，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臣按：胄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其失正与张释之同，其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言者一时喜怒之所发，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则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奖之，真好治纳谏之主也，后主宜法焉。臣尝因是而论之，国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后虽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于祖宗之法则有妨焉，如之何则可？曰为人上者当熟思审处而后发于言，前有所违，后难于继，断然不出诸口也，为人臣者则当遏绝之于发言之初，不待其形见于事为之著，如此，则是能致其君于无过之地矣。
贞观初，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覆按青州谋反狱，仁师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众，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仁师曰：“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
臣按：崔仁师谓“治狱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后世治狱者往往自规免己之罪，不复顾人之死生，皆仁师之罪人也。
太宗时，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间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尔。今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圭奏曰：“但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狱平允，王圭欲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臣窃以为断狱之吏固欲选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则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虽不赏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太宗曰：“此岂惟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臣按：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论狱，魏徵论及隋炀之无道杀人，而太宗责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兴，后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时，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
臣按：徐坚谓推按反者即行斩决，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非独于反狱一事为然，凡人君用人纠察人过咎，委任之专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时，刺史李行裒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侍郎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县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臣按：有功当酷吏告密罗织之秋，独能以平恕为心，，可谓特立不倚者矣。武后虽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当死而生之，既废而起之，固辞而受之，可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泯，特人臣立志不坚，见理不明，过于徇人而切于为己耳。后世人主一废其人即不复用、不复问往事之如何，顾反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时，法官竞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当武后酷吏淫虐之时，而徐有功、杜景俭独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虽以暴虐之君，无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执正守法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设官理刑亦犹周官乡士、县士之比，然谓之士者，以刑狱人命所系，不可专委之吏胥。士读书知义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而不忍致人无罪而就死地，名重于利，吏胥虽曰深于法比，然后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狱文具而罪责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冤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欤。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定令。
臣按：宋于法司常员之外，专置官以阅天下所上案牍，及推勘大狱，临遣必谕旨优赐，竣事又召见请问，人君留心狱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尽心者乎？
二年，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命常参官主之，凡官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者即驰传往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解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臣按：后世于藩方设官司刑本此。在宋为提点刑狱司，在元为肃政廉访司，本朝于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处。
是年始制审刑院于禁中，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如命论决。
臣按：宋制即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审刑院于禁中，事虽详审，然不无重复。本朝有狱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问，然后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驳回再问，既允然后问，闻奏取旨，事体归一，可为万世彝典。
真宗景德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对于长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诸路提点刑狱，既而罢之，至是复置。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职虽纠察一道官吏，不专于刑，然以提刑入衔则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宁七年，置律学设，教授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司马光曰：“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厚风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为义例，遂致文深而义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晓难犯之意。今后律文宜详备其事、浅易其文，凡其罪名轻重、决杖多寡，皆须明白详载，不厌简帙之繁，不惜文辞之复，使检阅之间粲然于目、灼然在心，不必深于文墨者然后晓之，凡有目者粗知文义无不晓然也。如此，何用说官教训立法，考试设科取用为哉？惟用士人之通经术、知道谊者为之，遇有刑狱按律处罪，律所不载及有可疑者引经断狱，取裁于上可也。
以上简典狱之官
卷一一二
▲存钦恤之心
《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曰：“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宽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宁反复之意也。是敬也，盖自帝尧钦明中来，帝舜居尧之位、体尧之心，于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无有不敬谨者矣。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忧念耳。谓之惟者，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宽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阔，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
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纵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