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57/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57/66 部分）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自行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官署）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内官也）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余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余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及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余，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余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宏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中）
卷一三八
▲遏盗之机（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
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为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是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大小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
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文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地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盖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既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卷一三九
▲赏功之格（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颐曰：“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夫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象所谓必乱邦，圣人之戒深矣。”
又曰：“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他不与焉。”
丘富国曰：“初言师之出，上言师之还，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大君必有赏功之命，开国，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诡道，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则挟功以逞，必生僭窃乱邦之祸，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乱邦也，其意严矣。”
臣按：人臣有功于国家，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次者则列爵以授之，与之以土田、锡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赏，固不可分别之也，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若夫资禀庸下、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职名以世延其赏，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而《本义》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臣窃以为小人难养，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如朱氏言优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临民，给禄而不莅职，如此，则得正功之典，而亦无乱邦之祸矣。
《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程颐曰：“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
臣按：程传以“有嘉”属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为句，考《汉书》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亦以“有嘉折首”为句，盖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歼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其为功大矣，岂不可嘉尚之乎？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岂得无过咎哉？王用将以出征，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实，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
《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召（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与也）之。钟鼓既设，一朝飨（大饮宾曰飨）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繇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臣按：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之诗，以明报功宴乐。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王者于赏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犹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礼》：司勋（掌功赏之官）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勋（辅成王业），国功曰功（保全国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劳（勤劳），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战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日月为常），祭于太烝（冬祭曰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功之大小不可预知），轻重氏（视同）功（功大者重其赏，功小者轻其赏）。凡颁（授也）赏地，参之一食（三分计税，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无国正（既赏以田，又加赐之，免其征税）。
王昭禹曰：“先王于有功之臣，铭书于王之太常，使与日月同其光，识之于不忘也；祭于太烝，使与先王同其荣，报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勋所掌之六功，不止于战也，乃以属于司马，何也？盖军赏不逾时，与之速则人心劝，报之缓则人心疑，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徒有壅蔽之害、增减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故其行赏也，又必审察考验，以视其勤劳、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多少、难易以为之轻重、高下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杜预曰：“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臣按：军赏不逾月，欲民速睹为善之利，故饮至之礼，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臣按：《易》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弃绝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谨其始，苟失之于初，则必善为之处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厌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