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64/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64/66 部分）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於闐，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裏。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裏，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裏。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於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於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複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於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於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於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裏、於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複識別也，惟所謂於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裏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期為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概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宀卒｝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強，為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誌》：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穀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複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曆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複生梗。惟所謂鬆潘者，其地險隘，饋寔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裏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誌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誌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裏，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裏下一陡澗，複上三十裏至山巔，夷人立柵為寨，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入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裏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誌》：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五代唐時，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鬆嶽，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並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雲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鸑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裏，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製，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注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複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卷一五六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無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未嚐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複》：上六，迷複，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複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複之終，終迷不複者也。迷而不複，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複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過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複，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為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複，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複》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製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複，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複，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複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複，如漢武帝末年有輪台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左傳》：隱公四年，眾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籲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禦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強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複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裏，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製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於台，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裏，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製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四夷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矣。
元光二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裏，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於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於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穀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於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於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裏，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於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墶，墶言於太後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後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於不可得，恢所部擊單於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王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雲。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複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心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名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以羌雖暫降，當複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穀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禦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後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複征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豈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啟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裏，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鬥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穀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誌，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卻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奇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強並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嚐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懾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傑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複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範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湣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製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製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範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讚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與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讚請以渾瑊主盟，盟於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裏，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裏。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逾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讚，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噪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鬛入其銜，馳十裏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讚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範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才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幹戈省厥躬’，又曰‘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征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幹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鑒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非為生人安眾，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裏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彼心忿恨，遂求報複，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之蓄，左帑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讲，将帅乏人，士卒骄惰，上下姑息，有如儿戏，教阅稍严，则愠怼怨望，给赐小稽，则扬言不逊，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北，此乃众人所共知，非臣敢为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卷一五七
△成功化
▲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贞。
程颐曰：“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干为《干》。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干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干。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干。干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唯《干》《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臣按：干之三画，万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贞四字，万世义理之宗。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流行于天地间则为元会运世。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程颐曰：“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彖者言一卦之义。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万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矣。”
朱熹曰：“此专以天道明《干》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此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干，干即天也，干之所以为干者，以其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干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必能贯天德于始终，时乘六阳以行天道，斯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万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为乾德之利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
程颐曰：“它卦彖象而已，独《干》《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干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干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之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任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臣按：朱熹谓“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干》之《文言》虽通上下而言，然其于人君之身尤切，《干》有四德以元为众善之首，人君必体元之德以君长乎人，然后合乾德而尽君道焉，有此众善于身而嘉其所会，利宜于物正而又固焉，故其于礼也无所悖，于义也无所乖，于事也有其干。何者而不出于众善之元乎，是则礼也、义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则为善之长焉。夫人必备众善之长，然后能为众人之长，上体夫天德之元，中体夫人心之仁，四端万善皆在乎所体之中，万姓兆民皆在乎所长之下，则干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程颐曰：“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而人皆见之。”
臣按：《干》之六爻皆以龙为象，盖龙之为物，禀至阳之精，神灵莫测，变化无穷，故以象乾道之变化、阳气之消息焉。然是龙也，始而潜，继而见跃，又进而为飞则当五位，则是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过于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称颂人君者必曰飞龙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是言圣人有德有位，制礼作乐可以有为，此其时也。《文言》曰“飞龙在天，上治也”，是言圣人居上临下，得时行道，统治万民，此其象也。又曰“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圣人体元长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干》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干之德，干之德即圣人之德，故又赞之曰：“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朱熹曰：“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干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由是以观，干之为德大矣、备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当全备而无亏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刚健中正四者尤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则刚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则刚之为德乃阳之本体、《干》之大用，而于君德尤为至要者焉。臣愿九五飞天之大人，本乎刚以为德，有刚以为体，则其为用也无不健矣，以刚为体、以健为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则七德备乎己，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发之而为德业，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程颐曰：“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朱熹曰：“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以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会，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鬼神之显微，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所谓合者，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盖圣人居天位，备天德，心与天通，道与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济，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四时为天地之运动，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则其他无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运动，天人合同，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先天之意而有所为，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承天之意与时偕行，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无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后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圣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谓“蔽于有我之私，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则非公矣。天者公而已，圣人无私，亦天也，此其所以与天合与，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而与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