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65/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65/66 部分）

《观》之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颐曰：“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顺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为观于天下也。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所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谓“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神而莫可名言尔。后世虚诞之君、谀佞之臣，故为怪诞虚幻之事，托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乃至假河图、洛书以文其奸。呜呼，臣之诞将以求富贵，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君之诞将以求福寿，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诬乎！
《贲》之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颐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人文，天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胡允曰：“圣人南面而立，视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风以《诗》《书》，彰以车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夫人君之为治，期于化成天下，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由？亦惟用乎人文而已。盖盈天地间皆人也，人人皆有彝伦次序、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等级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灿然文采有可观者，是谓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为之制度焉，为之威仪焉，为之采章焉，为之典礼焉，为之车服焉，为之经籍焉，为之声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圣人用《贲》之道如此，岂非为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程颐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极言常理，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静为主也。”
臣按：为治之道贵乎能恒，恒则能久，久则可大，彼朝令而夕改、岁异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备，仁恩之洽浃也。
《大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易简理得，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尽人道，非圣人不能也。”
臣按：干知大始，坤作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简而已，圣人中立两间，以其一心之易简而合乎天地之易简，行其所无事而顺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国，由一国而之天下，凡有所修为举措莫非易知易从之事、可久可大之业，而所谓暗昧倾险、劳扰繁杂者无有焉，如此，则与天地同体而天下之理皆得于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简，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简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贤人虽得是理而不能尽，得天下之理而尽之者，其圣人乎！惟其尽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欤。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程颐曰：“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诸用也。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不宰，圣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天地圣人之盛德大业可谓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穷也。”
朱熹曰：“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臣按：真德秀谓此章虽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圣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穷，天地之大业也；运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万世，圣人之大业也；终始日新，圣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业，使凡天地之间有一物之或遗、有一处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谓之非业，固不可谓之大，业则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间、有一隙之暂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谓之非德，固不可谓之盛，德则未也。有志于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当体有心之圣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业也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卷一五八
▲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尧典》：曰若（发语辞）稽（考也）古，帝尧曰放（至也）勋（功也），钦（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意思）安安（无所勉强），允（信也）恭克（能也）让，光（显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勋，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常人有强为恭而不实，欲为让而不能，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上天，下地也，尧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远如此也。《书》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且又首以‘钦’之一字为言，此《书》中开卷第一义也。”
金履祥曰：“放勋二字本史官称尧之语，后世因以为尧称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亲九族（高祖至玄孙）。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协和万邦（天下诸侯之国），黎（黑也）民于（叹美辞）变（变恶为善）时（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尧之大德，上文所称是也。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所谓放勋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纪圣德之盛，此章纪治化之序。圣人治天下其机有二，一则盛德发越，自然成化；一则布德施化，推而广之也。”
臣按：真氏谓《尧典》为《大学》之宗祖，既载此于《衍义》之首篇矣，而臣于此又载之于“治国平天下”之末者，盖载之于前以见帝王为治之序，载之于后以见帝王治化之成。盖盛德发越而至于光四表、格上下，圣德推行而至于黎民于变时雍，治化至此可谓成矣。吁，尧之为帝，万世帝王之宗，虞之为《书》，万世经典之首。论君德而至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论治道而至于唐之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圣神功化之极，兹其标准与。
《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顾也）命，奄（尽也）有四海为天下君。”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自古称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删《书》特始《尧典》者，盖帝尧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广运之德焉。推原其所自，盖自钦明中来也，盖钦则敬主乎中而万变莫能逾，明则光烛乎外而万物莫能蔽，是故修己以安百姓，继照以临四方，四表之大无处而不通，万世之远无时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广运，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统人群而为万代之盛帝也欤。
《伊训》：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
蔡沈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监者莫近于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陈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万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谓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谓致中和也。于是天道顺、山川宁而鬼神安，所谓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鳞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谓万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太甲者也。太甲，汤之孙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汤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诗》所谓“殷监不远”是也。盖人君为治，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苟不得天则天灾时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无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宁，鸟兽鱼鳖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此人君之为治所以必贵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则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则进，进而不已，允若是则，阴阳顺序，灾害不生，物无疵厉，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陆产之鸟兽、水产之鱼鳖，无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于此，岂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范》：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次三曰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次四曰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霁、蒙、驿、克、贞、悔），次八曰念用庶征（雨、霁、燠、寒、风时），次九曰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威用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蔡沈曰：“此九畴之纲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极者，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也。五事曰敬，所以诚身也；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皇极曰建，所以立极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征曰念，所以省验也；五福曰向，所以劝也；六极曰威，所以惩也。五行不言用，无适而非用也；皇极不言数，非可以数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劝惩之以福极，皇极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
臣按：真氏谓《洪范》九畴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所以为万世蓍龟也。臣窃以为，非独可以为万世蓍龟，其实万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经大法不出此矣，为学而究乎此，则能通贯天人之理，为治而原乎此，则能和同天人之际。《洪范》者，天人之学也，学而至于贯通天人，在学者则为学问之极功，治而至于和同天人，在人君则为圣神之能事。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使人人观感而化，所谓敷锡也。”
金履祥曰：“其有极指人君所有之标准也。”
臣按：皇建一畴，《洪范》九畴之枢纽也。人君尽五伦之道而立为天下之标准，使四方万姓皆于此而取则焉，所谓极也。然其所以建立之于上者，岂人君之所独有哉？盖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协五纪，端五事于上而威仪言辞皆可以为民之标表，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为民之准的，则民所有之极于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尽五伦之至，而为斯民之极，则在君者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于己，而又敷布之以锡于天下之众民，使之皆富、皆寿、皆康宁、皆考终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则在民所有之极莫不于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于是而皆得以享受。呜呼，为治而至于万方亿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极始哉。圣祖条成《大诰》有曰“为民造福”，盖有得于《洪范》敛福锡民之意于数千载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寿、考、康宁，惇德好义，家家有盖藏之积，人人遂首丘之愿，有以也。夫圣子神孙所当承家学，衍世泽，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则斯世斯民其受福也无穷尽矣。
无偏（不中也）无陂（不平也），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不公也），王道荡荡（广远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易也）；无反（倍常也）无侧（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蔡沈曰：“偏陂、好恶，己私之生于心也；偏党、反侧，己私之见于事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皇极之所由行也，荡荡、平平、正直，皇极正大之体也。遵义、遵道、遵路，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归其极也。会者合而来也，归者来而至也。”
朱熹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谓好所当好、恶所当恶，不可作为也。”
臣按：先儒谓二有极字与章首“皇建其有极”之“有极”相应，盖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会而归之者，虽君所建，亦己之所有者也。可见天理人伦原于帝降之衷，具于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为标准，俾天下之人皆于是乎取则，然君于此岂求之于外哉？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极，民亦有是极，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会而归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尽其人伦之常，无太过焉无不及焉，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当建极之任者，要必正身修德，惇典庸礼，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为之标准，使夫四方万国咸会而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焉。
《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曰：何广州站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曰：“统，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统者，所以统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统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讼狱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车必同轨，书必同文，是则所谓大一统之治也。《春秋》每年必书“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统也”，何氏谓“自公侯以至于庶人，自山川以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谨始，然后有终，《春秋》所书，所以谨始，而此载公羊氏之说于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终也。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与鳏同）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颖达曰：“此先明五帝时也。”
陈澔曰：“天下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当时之人，所讲习者诚信，所修为者和睦，是以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壮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穷之民无不有以养之，男则各有士、农、工、商之职分，女则得归于良奥之家；财货民生所资以为用者，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贮则废坏而无用，所以恶其弃于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贮以资世用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于己也；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诈，共事则欲逸己以劳人，不肯尽力，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独营己事也。风俗如此，是以奸邪之谋闭塞而不兴，盗窃乱贼之事绝灭而不起，暮夜无虞，外户可以不闭，岂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礼运》载孔子之言，说者不以为然，然其所谓“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时为然，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则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矣，为治而至于使天下之人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于上古大道之行而期于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为之势、辅明君有可为之时，而不思所以复古乎？
四体（四肢也）既正，肤（革外薄皮）革（肤内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吴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两间之顺，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说，然后广言家国天下之顺以实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顺、国之顺、天下之顺而曰家之肥、国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顺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亲，夫义妇听而其情不暌乖，此一家之顺；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设官以治职分职以居官，不相紊乱，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为赐，此一国之顺；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车之承载，有乐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调适，诸侯邦交互相施报，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顺各无欺伪，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顺。”
臣按：先儒谓此乃是圣学之极功，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大学》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谓之大顺。人君为治，使夫内而一家、外而一国，又远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体顺正，肤革充盈，九窍百骸，肢节筋骨，气充于中、体全于外，然有温润之泽，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于此，岂非大顺之世乎？世而至于大顺，则生有所养而不至于冻馁，死有所送而不至于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于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露之泽浓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车（山木自成车材），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当作“薮”），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程颐曰：“君子修己以敬，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
朱熹曰：“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吴澂曰：“大顺之应如此，亦无他故而使之然，盖由先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以教天下之人，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家之顺，充而为国家、天下之顺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顺焉。夫顺理渊微，初无形像，今两间嘉瑞昭然显著，此顺之实迹可见者，故曰此顺之实也。”
臣按：天人之际微矣，人君修德所以尽乎人道也，而天道往往应之，盖天以是理赋之人，人受是理于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人尽人之道则天道即此而在，人道尽而天道亦尽矣。理尽于下则气应于上，随其所感而证应随之，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者也。是以人君为治，所以贵乎能修礼以达义，礼者敬而已矣，主敬以修礼，达之于天下，使其皆知其所当为者而为之，则义达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礼，则虚伪之气不作而惟信实之道是体而是行，由是协气嘉生，熏为太和，而至顺之气充塞于两间矣。动物者得气之最先，故古人以四灵物至为善治之应，夫人君致治而得四灵之毕至，岂非体信达顺之极功而何哉？
《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刘彝曰：“节其心，使之行而无过不及；和其声，使之言而无乖戾；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礼乐之教行；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礼乐无敢废。然后礼、乐、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无悖违之者，则王天下者之治道备矣。”
臣按：礼、乐、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谓之四达者，东西南北无往而不通也。王者之为治，能使礼修而乐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辅之，则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敢有越礼弃乐、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岂非完具大备乎。人君以此四者以为治于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为治之具，不徒有为治之具而又有为治之法，本末兼该，始终相成，此所以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万世而无弊也欤。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朱熹曰：“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
尹焞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臣按：自开辟以来之君，以尧为称首，其功业、文章巍然其高大，焕然其光明，万世帝王所当法则者也。盖帝尧继天之统，故准天以为治，帝王承尧之后，当准尧以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朱熹曰：“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即其效也。’”
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张栻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养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则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恻隐慈爱之心，然为利欲所昏蔽而丧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争相夺、相弃相杀而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圣人者出，以仁心煦妪之、以仁政率诱之而不仁者又为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亲爱、相赒恤而兴夫仁慈忠恕之风，以至于沦肌肤、入骨髓，若大若小、若远若近、若亲若疏，生者相卫护，死者相怜惜，无一地之无仁，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仁，若是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积久而至于数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于前，斯有述者于后，无作者以兴之则其本不立，无述者以续之则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后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尧而无舜不能也，有文、武而无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须有继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庙号皆必以孝为称，而以善继述为孝道之达者，此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朱熹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无他道也。人者对己之称，百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诸近也。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
臣按：己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对己之称，则与我为二矣。至于百姓则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间具人形骸者皆是也。君子所修者一己耳，以一己而杂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己之修而致天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己之欲而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为百姓故孜孜然以修身，而其所以修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尧舜之治，至于黎民时雍，万邦咸宁，而其心犹以为病，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辇毂之下率多丐夫，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哆然以张大，欣然以庆幸，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盖圣不自圣，愚者不自知其愚也。是故人君为治必须至于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百世之远，无一人一物一处之不得其安，然后可以为功化之极。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或问恭己为圣人敬德之容，以《书》传考之，舜之为治朝觐巡狩、封山浚川，举元凯、诛四凶，非无事也，此其曰无为而治者，何也？朱熹曰：“即《书》而考之，舜之所以为治之迹皆在摄政二十八载之间，及践天子之位则《书》之所载不过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后无他事也，因其时之无事而又恭己以临之，是以其治益久长而不替。若后世之君，当无事之时而不知恭己之道，则必怠惰肆放，宴安冘毒，其所谓无事者乃所以为祸乱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谓无为者亦是简忽，圣人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这是什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哉？”
臣按：自古称帝王之盛者必曰尧舜，尧之德不可名，所可见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无所为，所可见者恭己南面而已。尧授舜以天下，非徒传之以位而实传之以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于容，是之谓恭。舜之恭己即尧之允恭也，舜受尧之传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尧之成功已巍然矣，尧之文章已焕然矣，尚何事作为哉？于是而更有所为，则是作聪明也，舜岂为是哉？后世人主不务恭己而但欲无为，则是怠惰恣肆而已矣，岂其无事可为哉？事有可为而不肯为，以致废弛败坏而不可救药，隳祖宗之成功，坏国家之善治，贻生民之隐祸，是徇虚名而自诒伊戚也。呜呼，可不戒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卷一五九
▲圣神功化之极（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或问于朱熹曰：“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复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其本然一定之则。程子所谓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传所谓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礼虽粗复而有不纯，己虽粗克而有不尽，且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必指是而言为明德、新民之标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大抵《大学》一篇之指，总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总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断然以为《大学》之纲领而无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
臣按：《大学》经之全章，真德秀既已备载于前编矣，而臣复节其辞载于“崇教化”条，而此于“成功化”下又载焉，所以原始而要终也。盖明明德而不止于至善则是安于小成，新民不止于至善则是狃于近利，明德、新民皆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大学之道尽善尽美，全体以立，大用以行，圣神功化于是乎极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或问于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国，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其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强勉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谓，如丧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尽也；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余，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此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然其言极于正心诚意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则是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议荀、杨哉？”
或又问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于治国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不至陷于所偏而无不修，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
或又问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为对，则固专以自明为言矣，后段于平天下者复以明明德言之，则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学之纲领也，而以其宾主对待、先后次第言之，则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纲领也，至此后段然后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以见夫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为《大学章句》，又设为或人之问而发明旨趣，书成录以进于其君，且曰：“《大学》经文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巨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增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朱熹以此进于其君，期于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见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谓之效者用之而验也。臣谨录其言而缀于其所著书之末，盖期世之为治者必推其效至于天下之平而后已，允若兹，斯为圣神功化之极，伏惟圣明深加之意，则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在当时则为虚文，在今日则有实用矣，臣不胜惓惓。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没世而不能忘，如尧、舜、文、武之德，万世尊仰之，岂不是贤其贤？如周后稷之德，子孙宗之以为先祖之所自出，岂不是亲其亲？”
或问于朱熹曰：“引《烈文》之诗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曰：“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余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没世而不能忘之如此，是则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当世而已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者，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问于朱熹曰：“上章论齐家治国之道，既以孝弟慈为言矣，此论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复以是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众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国，自国以及天下，虽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过如此而已，但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也。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其未尝不同，然贵贱殊势、贤愚异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蹈，有以倡之，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叹，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为度也？”曰：“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前此诸儒盖莫之省，而强训以挈，殊无意谓，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均平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亦曰格物致知，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间，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虽欲絜矩，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处之二者而已，盖人君以一人之身而临天下之大，地非一方不能处处而亲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亲谕之也，必欲治而平之，岂能一一周而遍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尽我本然之性，使之观感兴起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则所谓化之也；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之当然者焉，是则所谓处之也。盖化之以吾身，处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于心而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愿矣，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傍不相侵越，前后左右不相违背，面面得其所处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概而视之、累而观之，皆截然方正，无高低、广狭、长短不均之处，是则所谓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不得其分、无一事不得其理、无一地之不从其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由家而国，国无不然，由国而天下，天下无不然，所谓王道平平、王道荡荡、王道正直，端有在于斯矣。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傍、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学》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广也，天下之人至众也，孰为经制之本，孰为统驭之略，传不一言焉，而惟谆谆以絜矩之义反复言之，盖天下虽大，亿兆虽众，然皆一人之积耳。夫乾始坤生，塞体帅性，而为人人情固不相远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体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为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概而取之，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为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传之十章反复推明，固不一节，要其旨意不过一纲二目而已，一纲即絜矩也，二目即财、利也，君子、小人也。目虽有二，其因一耳，盖所谓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恶，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财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利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恶也。是故十章之传，第一节以起絜矩之道，第二节以解絜矩之义，第三节明絜矩之得也，第四节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节则总得失之说以结之，第六节承得众之说以明有财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节因有财之说以明内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节并论财民聚散之效，第九节独指货悖出入之应皆絜矩与否之类感也，第十节则总善不善以结之，此皆就货利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节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实，十二节承上文宝字以明仁亲之实此善絜矩者也，十三节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节绝小人之决、絜人心之所恶而仁人得好恶之正也，十五节以戒用君子之缓、退小人之不能远，知絜人心之所好恶而未能尽好恶之道者也，十六节感君子小人进退之失，言好恶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恶者也，十七节则又总得失之说以终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节即财利一目以指国家生财之有道，十九节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论仁不仁者之于财，二十节明仁义之说以总之，二十一节明君子之不专其利，絜矩之正也，二十二节明小人之必专其利，絜矩之反也，两结之以义为利之语，即上文以善为宝之意也。此传十章之大略也，节段虽多其纲则一，纲目虽异其归则同，参而伍之，经而纬之，反复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语者大，其辞详而所持者约，诚平天下之要道，大学之极功也。为人君者诚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绝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惬其所恶，亲贤乐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臣谨详履祥此说，推明治国平天下章之旨，义无余蕴矣。朱熹所谓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谓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详载之以为愿治之圣君告。呜呼，为学而至于平天下学之道尽矣，为治而至于天下奔驰之道极矣，曾子亲受《大学》于孔子，其传真切明实，故其为书凿凿乎皆布帛菽粟，确确乎皆参苓芝术，无有玄妙高虚之谈，无有宏阔夸大之见，此真孔门传授心法，儒者当世守之以为辅世长民之术，人君当世传之以为化民成俗之本。
圣神功化之极（中）
卷一六○
▲圣神功化之极（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兵乱凶荒，胎卖卵血，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凡若此者，岂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诬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为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而又总一言以结之，曰圣神功化之极。至于《或问》又曰：“万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圣人之能事，学问之极功。”是则古今为学为治之道皆莫有大于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万物群生于其中，人为物之灵，人君又为人之最灵而至贵者也，以最灵至贵之人，立乎天地之间，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测，参赞两间而为三才之主，首出万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气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万物之养以成而能致万物之育，是岂无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体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惧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发之大本而天命之性于是乎养矣；心之用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独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节之达道而率性之道于是乎全矣。先儒谓前后只是性道两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处只在戒慎恐惧慎致六字而已，孰谓圣神功化之极而有外于人之一心哉？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经之效也。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祖资，故财用足。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