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康有为》（3/12）-未知-贾谊

（本文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第 3/12 部分）

比附观之，盖不待辞之穷，而其伪已露矣。武进刘逢禄曰：《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即《史记》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云‘《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载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东汉初治古文者卫、贾诸子，皆不为注说，故遂亡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谟》序读之，则《典》《谟》皆完备，《逸书》别有《舜典》《大禹谟》《弃稷》，必歆等之伪也。」刘氏已能发歆之伪矣，然犹以为「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则仍为歆所谩也。《汉书律历志》全用刘歆《三统历》，其引《武成》，以《逸周书》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此叙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志》同；又云：「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无此二字燎于周。」《志》下有「庙」字《汉志》同；又云「若《志》无此字翼日辛亥，祀于《志》下有「天」字位，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志》同。其为歆窃取以为《武成》无疑。郑康成以为建武之际亡，见《正义》意歆以出于《逸周书》太显，又从而匿之邪？若此篇，刘逢禄以为亦《逸周书》之类，宜也。若《舜典》者，《书序》乃有之，伏生、《史记》并为《尧典》一篇，无二篇之说。陆氏《经典释文》云：「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虽证方兴之非真，实明伏本之不误。计歆所伪，当别有一篇。《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仍今《尧典》之义。赵岐《孟子注》云「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意者歆窃《孟子》而为之。然《宋书礼志》载高堂隆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伪者。至于《汤诰》，窃于《殷本纪》。推此为例，则十六篇皆歆所偷窃伪造至明也。其《儒林传》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传学姓名，率皆伪撰。又以胡常传《左氏春秋》，徐敖传《毛诗》，王璜传费氏《易》，伪经师传授受，皆此数人。然云「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其为歆所授意易见矣。要而论之，安国传业于儿宽，欧阳、大小夏侯出于宽，其门徒星罗云布于汉世，而未闻古文十六篇之异说。歆《移文》谓庸生学同古文，《隋志》谓安国私传其业于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宽与司马迁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经》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后得《泰誓》之本。《古文经》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计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数之乃足，然则《序》与十六篇同出无疑。欧阳、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后汉古文大行，注《尚书》者遂皆注《序》，则《序》出于歆之伪古文明矣。详《书序辨伪》。
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汉末金石之学大盛，张敞之后，若杨雄等皆好之。杨雄多识奇字，侯芭、刘棻等多从问之。《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杜林传》言「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班固亦继杨雄续《苍颉》。其时雅才尚古，可见矣。盖承平既久，鼎彝渐出，始而搜罗，继而作伪，好古之风气皆然。古董之余，必生赝鼎。京师市贾能作伪碑伪迹，林下才士亦作伪字伪文，是故《岣嵝》《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苏武书》只为齐、梁之文；他若《孝经》孔传，刘炫所为；《子贡诗传》，丰坊所伪。大{舟行}断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穷，更仆难数。以近世之风，推汉时之俗，伪篇《百两》，张霸为先驱；改定兰台，行货为后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书，深窥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伪造钟鼎，托之三代，传之后世，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窜伪之始；共王坏壁，肆其乌有之辞。见传记有引未修之书篇，托为《逸书》以藏身；窥士礼之不达于天子，伪造《逸礼》以创制。遭逢莽篡，适典文章，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之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其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此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之由，其详见下文，此不详。若王肃之伪古文，则刘歆之重儓，张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于王肃，他不详。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传，源流深远。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辕固生当景帝时罢归已九十余，则汉兴时年已三十余矣。韩婴，孝文时已为博士，则亦先秦之遗老，去七十子渊源不远。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则三家之义无殊。且匪徒三家《诗》，凡今文博士之说皆同。《诗》终「三颂」，以《周颂》《鲁颂》《商颂》终之，正与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宋之义合。然则取《春秋》，乃三家《诗》传孔学之正派。子夏以「礼后」悟《诗》，子贡以「切磋」悟《诗》，《孟子》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孔门之言《诗》，皆「采杂说」。以为「非本义」，谁得而正之？三家谱系至详，说义归一。未有言《毛诗》者，至平帝、王莽时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其伪二。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汉书》但称毛公，不着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郑谱》「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言敖以《古文尚书》授王璜、涂恽。莽时，歆为国师，皆贵显。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间献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摄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则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时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说，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至徐敖，凡八传当莽世矣。以《儒林传》考之，《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许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传张斿卿，以《诗》授元帝，仍当宣帝时也。斿卿门人许晏，尚有二三传乃至莽世，则已七八传矣。《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满昌，五传张邯、皮容。《韩诗》亦五传至张就、发福。而伏生《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阳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世。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上距伏生凡八传矣。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七传，至施、孟、梁丘已九传矣。《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商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足信也？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流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毛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其伪五。《史记》无《毛诗》，《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伪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谷梁本无名字，公羊、谷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而公羊忽名高，谷梁忽名赤、名俶，几若踵事增华。习久成真，遂以「乌有先生」窃千年两庑之祀。韩退之曰「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此与伍子胥为「伍髭须」、杜拾遗为「杜十姨」何以异？夫从祀大典，以亲传《诗》《礼》之大儒荀卿犹不得预，而妄人伪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谬厕其间，非徒可笑，亦可骇矣！名字妄增，其伪六。nnno按：后汉纬书流风，是人皆可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以名字论，高行子、帛妙子岂是儒者之名？河间献王无得《毛诗》立博士事，以《史记献王世家》为据，则窜乱依托。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其它以《风》《小雅》《大乐》，即正《诗》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礼，于是作《雅》《颂》以为燕享、祭祀之乐章；有夫妇之礼，即有房中之乐，于是作《关雎》《鹊巢》诸诗以为乐章。此外《变风》《变雅》采于民者，则非乐章，即《二南》之《汝坟》《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为乐章，然亦皆入乐者也。《仪礼》燕、乡、宾、射，皆于升歌笙、间合乐之后，工告「正歌备」，乃继之以无算爵，乱之以无算乐。夫「无算」云者，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乡饮》《乡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乡乐唯欲」。则《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随意歌之。此无算乐之散歌、散乐一也。自宾祭用乐之外，古者以乐侑食，故鲁乐工有亚饭、三饭、四饭也。至于工以纳言，时而扬之，师箴，瞍赋，蒙诵。大夫弹弦讽谏，国史采众诗授蒙瞍，使歌之以风其上。《诗大序疏》《大戴礼保傅篇》云「宴乐雅颂迭乐序」，此工歌之散歌、散乐也。《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墨子》言「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庄子》称「曾子歌《商颂》」，此国子弦歌之散歌、散乐也。故季札观乐，为之遍歌《风》《雅》《颂》，尤为全诗入乐之证。毛于《小雅楚茨》诸篇及《大雅》诸诗，皆以空衍，不能言其为乐章。即如《斯干》为考室乐章，《郑笺》谓「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歌《斯干》以落之」。《云汉》为雩祭乐章，贾公彦谓「邦有大烖，则歌哭而请《云汉》之诗」是也。晋、魏时大雩、祈旱皆歌《云汉》之章。汉时雅乐可歌者八篇，《变风》之《伐檀》、《变雅》之《白驹》在焉，尤可见诗皆入乐之证。自毛不能详其义，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之讼。程大昌、陈旸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陈启源为回护《毛序》之故，至谓《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同。其伪八。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韩诗》《王》在《豳》后、《桧》在《郑》前不同，据《正义》述《郑谱》，郑用《韩诗》说也其伪九。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三家《诗》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乐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之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定《诗》，改宋为商。《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颂》。」《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诗》妄为异论。其伪十。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毛诗》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言亡。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衍。其伪十三。若《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为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其多，而诸王何绝无一篇也？已与三家大异。《楚茨》等篇为祭祀乐歌，而亦以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伪十四。《诗》本乐章，孔子曰「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古人诗、乐分为二教」，斥后儒舍诗征乐，为异古人诗教之指。是以护毛故，显悖孔子正乐而《雅》《颂》得所之义，又与季札观乐而遍歌《风》《雅》相违。其伪十五。
其它说义征礼，与今文显悖者凡百千条，详《毛诗伪证》，今不着。其云「河间献王好之」者，以为旁证，皆歆窜附之伪说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称之，而仅着于《七略》。其伪《易杂卦》及费氏《章句》，并不敢着于《七略》，而仅以传之其徒。心劳日拙之情，亦可见矣。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按：《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郑玄曰「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世。」熊氏曰「五传弟子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十三家，当并数闾丘卿、闻人通、庆普、夏侯敬、徐梁、桥仁、杨荣七人为十三也五传弟子不言有阙。《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与高堂生不同传授，而同为十七篇无异说。证一。《小戴》诸记，本以释经。《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礼运》曰「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为「乡」字之误。《家语》：「达之丧、祭、乡、射、冠、昏、朝、聘。」正作「乡」字。《乐记》曰：「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曰：「和于乡、射。」《乡饮酒义》曰：「孔子曰：吾观于乡。」《王制》以乡为六礼之一。合观之，其为讹误作「御」无疑。《疏》误解为五射、五驭之义，殊为错谬。仁和邵懿辰发挥此说最详《经解》则以昏统冠，以乡统射，以昏姻之礼属夫妇，以丧祭之礼属父子，以乡饮酒之礼属君臣。故曰「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凌之败起矣。」《大戴礼礼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仁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饬丧祭之礼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饬朝、聘之礼也。凡斗辨，生于相侵凌也。相侵凌，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饬乡饮酒之礼也。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饬昏礼、享聘也。」按：《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与《经解》《盛德》说相应。沈约以《坊记》《表记》《缁衣》《中庸》皆子思所作，其说尤足据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宾主即燕礼、食礼、相见礼，军旅则寓诸射礼。《王制》专主教民，故去朝、聘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凡《戴记》中八礼，十七篇皆已完具。证二。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礼》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丧服》通乎上下，且为子夏之传，宜附于末。其序与《礼运》全合，与《王制》亦相合。刘向《别录》以丧、祭六篇居后，而《丧服》移在《士丧礼》之前，则以《子夏传》乱孔子之经矣。《小戴》次序益杂矣。疑子游传《礼运》于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传之大戴，此尤明确可据。证三。《戴记》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酒》，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无一篇出于十七篇之外。证四。
以此证《礼》之为十七篇完具无阙，断断明凿矣。孟子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有冠、昏而夫妇别，有丧、祭而父子亲，有乡、射而长幼序，有朝、聘而君臣严。夫妇别而后父子亲，父子亲而后长幼序，长幼序而后君臣严。由闺门而乡党，由乡党而邦国、朝廷，不可一日废也。纲之五伦，根之五性，本末毕举矣。至于朋友之交，则士相见为在下之朋友，食燕为在上之朋友；且礼皆具宾主，则朋友之交横贯乎达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传》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不得与民变革。」《礼经》之义，乃所谓「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丧服》一篇，兼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无乎不举，总之以经人伦也。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理浃，人道备，孔子所以制《礼》仅十七篇以教万世者，以为内外精粗已足也。故自西汉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阙略者也。朱子修礼，分家礼、乡礼、学礼、王朝礼。文中子以冠、昏、丧、祭为四礼，即家礼也。射、乡，乡礼也；朝、聘，邦国、王朝之礼也。而士相见礼，则学礼寓焉。其小大高卑无所不周如此。
或谓郊、社、禘、尝、山川五祀、两君相见、大飨王事、公冠、衅庙及天子、诸侯昏礼、祭礼，孔子屡与及门言之，或杂见经、记中。《中庸》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下达，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且王礼虽重而所行者狭，大夫、士、庶之礼虽杀而所行者广。且哀公使孺子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且不知，则鲁无士相见礼。鲁为秉礼之邦犹如此，故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爵禄」，则如今《搢绅录》之类耳，其详已不得闻。史迁谓自孔子时已不具，信哉！唯乡、射二礼当世通行，《论语》载「乡人饮酒」，《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史记》言「孔子卒后诸儒习乡饮、大射礼于孔子冢上」。其余冠、昏、丧、祭、朝、聘，由孔子周游问礼，搜拾丛残，重加整定，旁皇周浃，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为备矣。孔子穷不得位，于王礼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诸记埤附其间，弥缝其隙，俾后王以推行之，固已举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断自圣心，传为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则不达于事势情实者也。《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
《逸礼》之说，西汉无言之者。刘歆为《七略》，修《汉书》，于是杂窜古文诸经于《艺文志》《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中。然《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俱无此事，其为窜伪易明。即以后人所引《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中溜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壶》《迁庙》《衅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能相比附。以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诞而不经。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其为刘歆剽取无疑。亦犹《逸书》伪《武成》之剽《世俘解》，其为他篇之作伪可知。或以为多三十九篇，即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五百余篇之文。然史迁《献王传》无之，则献王所辑之五百余篇亦歆之伪文，所谓得自淹中者，举不足据。歆佐莽篡位，制礼作乐，故多天子、诸侯礼，因遍伪诸经为证，故极抑十七篇，以为诸经记「虽不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微旨可见。凡《艺文志》文义，无不抑今文而崇伪古，平心按之，皆可见也。自尔之后，为歆伪说所感，咸以《礼》十七篇为不备，而咸惜《逸礼》之不存。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溜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注，《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食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珪碎璧，皆可宝也。」吴草庐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凡此诸儒犹为歆所大惑，于是人人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唐定《正义》，孔冲远自疏《礼记》，使门人贾公彦疏《仪礼》，已自轻之。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刘歆之罪可胜诛哉！以其所托甚古，故淆乱二千年学者之耳目，莠言之乱，可畏矣乎！
按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禀于圣制，尊无与上者。《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然《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亦名「传」，亦弟子所推补也。自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行，统名曰「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经」，菩萨说者为「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传」。但诸所说虽宗师仲尼，亦各明一经之义。如《五帝德》《帝系姓》《文王世子》《武王践阼》，为《书》作记者也；《系辞》《易本命》，为《易》作记者也；《王制》《坊记》，为《春秋》作记者也；《曲礼》《玉藻》《少仪》《郊特牲》《礼运》《礼器》《投壶》《衅庙》，为《礼》作记者也。自余若《经解》《大学》《中庸》之类，通论为多。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礼记》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问》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记》《表记》《缁衣》采之《公孙尼子》，《三年问》采之《荀子》，《保傅》《礼察》采之《贾谊》，则《礼记》纯采之七十子后学可知。五家先师，日加附益，故既采《贾谊》之《保傅》《礼察》《公冠》，并采及汉孝昭帝《祝辞》，则宣、元后先师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记礼者，并其通论义理之《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亦刺采之，渐次汇成，以便学者观览。犹《易》家先师之采《系辞》，《韩诗》之采《外传》。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谓「《小戴》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乃为四十九篇。」按：《别录》已有三篇目，则刘歆已窜附也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此云「《记》百三十一篇。」《释文》引《周礼论》序云「《古礼记》二百四篇。」今并《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恰当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七部不可知之书，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伪以证《周官》者，辨见下下除《徐子》《鲁仲连》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宁越》一篇，《王孙子》一篇，《公孙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记》内，此为说耳，不可数，则《记》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窜入外，实二百四篇。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考孔子定《礼》止十六篇，其它则与弟子言之，未及成书，赖弟子推补为多。即以《丧服》一篇，已为子夏之传，盖子夏所推补者。其它《礼记》诸篇可知。故仓等推礼是七十子家法，孔子发其大义，则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论语》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明贵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为之，虽以圣人之力有所不能尽者矣。歆之乘机窜伪，因间窃发，此如卓、操之伺隙盗篡，唯正名讨除之而已。至若《释文》所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此皆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礼记》，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礼记》，据《别录》有四十九篇。《别录》为歆伪撰，则亦歆所定以便其窜附者，卢、马考而述之者也。若《后汉书》曹褒之传《礼记》四十九篇，桥仁之传《礼记》四十九篇。考曹褒为庆氏学，桥仁为戴德学，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说？此为伪古学伪窜无疑。其七十子后学记，辨详下。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矣。又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时众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着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物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
《司马法》言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合，盖亦歆之伪书。其云军礼，与《周官》吉、凶、军、宾、嘉合。以《礼经》按之，《礼运》《昏义》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礼，《王制》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唯《本命》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若非歆所自出，则歆所窜入者也。《大戴礼》多与《周礼》同，二者必居一焉。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惧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乐》本无经，其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所谓「以音律为节」是也。制氏「世在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下《诗赋略》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壶》，雅诗可歌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云「《雅歌诗》四篇」，则音律未亡，安得谓「无遗法」也？魏文侯乐人窦公，不见他书，唯师古注引桓谭《新论》有之。桓谭尝从歆问业，专述歆伪古文经学，不足为据。按《史记》，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岁，计窦公能为乐人，年当在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献书未必在文帝元年，则应二百五六十许岁，安得为百八十岁也？天下安得此老寿？与晋时得范明友之奴正复妄言耳。且使窦公诚有献书事，则「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遗经、异人，其有不详叙之邪？盖歆赝作《周官》，故伪造故事以证明之也。其所云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献二十四卷《记》」，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传》皆无此事，则亦歆所伪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至巧密。岂知心劳日拙，千载后终有发覆之日邪？
此所云献王、毛生采《周官》，皆点缀其人以为旁证，又云「与制氏不相远」以重之也。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着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可谓「微」。其所谓「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书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礼乐志》亦有引河间乐之说，附辨于下：
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朱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离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