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25/29）-清-顾炎武
（本文为《日知录》第 25/29 部分）
○衩衣《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举进上，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衩，楚懈反。《广雅》：“梢衤吉衽谓之衤贵衩，一曰衤衣。”李义山诗：“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大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衤。”赵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绞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左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涟水，宣圣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设五百应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明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社乡左，反生时也。”正义曰：“衽，衣襟也。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
○行┮《诗》：“邪幅在下。”笺云：“邪幅，如今行滕也。逼束其胜，自足至膝。”《左传》：“带裳幅舄。”注同。亦作“Τ”。《礼记》：“Τ屡著綦。”《释名》：“Τ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战国策》：“苏秦赢┮负书担囊。”《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Г。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好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钉鞋，更上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今之村民往往行┮而不袜者，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
○乐府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人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间房于乐府。”是也。後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寺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
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
○省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日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处，日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
○官受杖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後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椽属公事往往加杖。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苟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批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後，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则著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後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传》：“为司徒左西属。檬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则不独外吏矣。《南齐书。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往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後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囊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罚者，别繇犯件主心，非关常准。泰始、建元以来，并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人怀惭惧。乞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今日公谴拟杖之所自始。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
《南齐书。张融传》：“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憧斡杖不得出十，”《梁书。江传》：“弟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免官。”郎官之杖，虚杖也，故至于千；憧斡之杖，实杖也，不得过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斡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数百人。统役僮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斡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为严切。《高允传》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言：“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而及其未世，则有如高阳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杀职官，唐邕之以录尚书而挝挞朝士。
○押字《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俗谓之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言：“得晋永宁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则晋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齐书》：“太祖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陆捶戏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北史》：”斜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神武乃指屋角，令识之。“《北齐书入厍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为”吉“而後成其外。《陈书》：萧引善隶书，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唐书》：董昌潜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今人亦谓之”花字“。《北齐後主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黄伯思谓：”魏晋以来法书，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後人花押盖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不知南北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言：”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则战国时已有之，又不始于後世也。“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微还击维。至京师，帝御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人，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按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是则以亲署为押，己见于三国时矣。
○邸报《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後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
○酒禁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後之。《周书。酒浩》：“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宾阝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之于後。弘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後，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妻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瓶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女子没官。可谓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过，故不久而弛也。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交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腆有云：“传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而为人矣。○赌博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凡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考之《汉书》：安丘侯张拾、己阝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并坐搏扌，免为城旦。师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扌，意钱之属也。”
皆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为右卫将军，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刘康祖传》：“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戏免”。《南史。王质传》：“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晋陶侃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间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将吏则加鞭朴，卒成中兴之业，为晋名臣。唐宋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将责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为开元贤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博，无饮酒。“内外闻之，莫不悚息。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乃救时之首务矣。《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专主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
《晋中兴书》载：“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
《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解曰：“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而其年二月己巳，即为小哥等所杀。君臣为谑，其祸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京债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二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
若夫圣主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官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两，著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元年二月，诏中书省，自今新除府、州、县官，给赐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後，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惮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干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
○纳女汉工商为丞相，皇太後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後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王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为大中大夫张匡所奏，免相，欧血薨，溢日戾侯。援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徵为秘书监。及卒，尚书溢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溢曰文灵。“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後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後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後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後，太後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玉女弃归《汉书。衡山王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以王女之贵，为人妻而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礼制其臣下也。○罢官不许到京师《後汉书》言：“汉法，罢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师。”见朝。至南京，必谒孝陵。罢职者不得入国门。此汉人这成法，所以防夤缘，清辇毂之意深矣。《册府元龟》载：“後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诏旨至京，通事不敢引对，留于阁门久之。自至後楼召见，帝以故将，不之罪。”则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尝弛也。
●卷二十九○骑《诗》云：“古公直父，来朝走马。”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虏，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驿《汉书。高帝纪》：“乘传诣雒阳。”师古曰：“传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後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窃疑此法春秋时当已有之。如楚子乘ㄞ，会师于临品。祁奚乘ㄞ而见范宣子。楚子以ㄞ至于罗。子木使ㄞ谒诸王，楚人谓游吉曰：“吾将使ㄞ奔问诸晋，而以告。”《国语》：“晋文公乘ㄞ，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乘ㄞ而自追晏子，及之国效。”皆事急不暇驾车，或是单乘驿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
谢在杭《五杂俎》曰：“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左传》言郑子产乘速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後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骡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野马、余、是为献。”
《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是。”邹阳上梁王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是。”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上林赋》：“余橐驼，蛩蛩单奚，是驴骡。”王褒《憧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要奔亡兮腾驾橐驼。”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杨雄《反离骚》：“骋哗骡以曲<喜>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後，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脾奚原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数亻辰，驱骡驴，驭宛马，鞭是。”《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骡、是、余、单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乇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异种为名者，《魏书。铁弗刘虎传》：“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军行迟速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返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木罂<缶瓦>渡军《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以木罂<缶瓦>渡军。”服虔曰：“以木押缚罂<缶瓦>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策诈令军中，促具罂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瓮筏。
○海师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人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于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海运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後，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谥议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此罢海运之一证。《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耻，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淳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浪，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臻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扫政是之，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所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烧荒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蛐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芮，获君之国。‘“
《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卤莫善于烧荒，盖卤之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来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卤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卤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臣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呈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备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剿杀。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家兵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後汉书。朱亻隽传》：“交耻贼反，拜亻隽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逼近京师，出亻隽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少林僧兵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是时立功十有三人，裴催《少林寺碑》所称志操、惠场、昙宗等，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厘西扬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僧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结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洛之间，固世有异僧矣。
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冠，用白{艹刀}子兵破之。”白{艹刀}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方音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彦，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忄音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後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後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後魏》、《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以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语翻《涅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後代矣。
後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淋固不能胜三纪迁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著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外国风俗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徵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後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徙戎武後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後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後，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後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後，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後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变，达官达军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并言：“宜设法迁徙，伸居南土，”于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後，就分布彼处各卫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尽令取回，遂令曹钦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也。
明初，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满四之变。
○楼烦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候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拓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籍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师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ゾ，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自此不绝于中国矣。○吐蕃回纥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番往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自唐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绝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新唐书。常克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後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回纥固已有居京师者矣。
《实录》：“正统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时西陲有警，不得已，为徙戎之策，然其种类遂善于江左矣。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金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回回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
其後文教涵儒，戎心渐革，而蛮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历算之术。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B13N]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王忠文伟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