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16/46）-清-顾炎武

（本文为《日知录集释》第 16/46 部分）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地道。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原注】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王方伯曰】云南之铜政，有已见成效于昔，而可试用于今日者，曰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借雇值，以集牛马也。云南之铜供户、工二部，供浙、闽诸路，供本路州郡饩饷，其为用也大矣。故铜政之要，必宽给价，给价足而后厂众集，厂众集而后开采广。广采则铜多，铜多则用裕。前巡抚爱必达疏云，汤丹、大水等厂，开采之初，办铜无多，迨后岁办六七百万，及八九百万。今几三十年，课耗余息不下数百万金。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伐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贵。每年京外鼓铸需铜一千万余斤，炉民工本不敷，岁出之铜势必日减。洋铜既难采办，滇铜倘复缺少，京外鼓铸，何所取资？前巡抚刘藻以汤丹、大碌不敷工本，两经奏允加价，厂民感奋。本年办铜各厂共一千二百余万，历岁办铜之多无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远者二十余年。所云●硐日远，改采日难者，又益甚矣。而顾云发棠之请不可数尝者，何也？有铜本斯有铜息，有铸钱斯有铸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损上者，不可不讲也。按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局五十座，加铸钱二十二万余，于备给铜、铅工本之外，岁赢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遂积息四十余万。自后云南始有公贮钱，而铜本不足，亦稍有取给矣。二十二年，东川加半卯之铸，岁收息银三万七于余两，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东川铸息不敷加价，又请于会城、临安二局各加铸半卯。二十八年，再请加给铜价，则又于东川新旧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铜厂采获加多，东川铸息尚少，请每月每旬各加铸半卯，并以加汤丹诸厂之铜价，而大理亦开钱局，岁获息八千余两，以资大兴、大同、义都三厂之戽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加铸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钱法与铜政相为表里久矣，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欢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所谓多筹息钱，以益铜本者，此也。取给之数诚不可以议减矣。诸路之所自有与其缓急之实，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之铜，皆买诸滇，是以日不暇给。窃见去年陕西奏开宁羌矿铜，越两月余，已获见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炼铜五六千斤。由此追凿深入，真脉显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开咸丰、宣恩二县矿厂炼铜，已得一万五千余斤，将来获利必倍。盖见之邮报者如此。今秦楚开采，皆年余矣，其获铜少亦当有数万，而采买滇铜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数，则此二省固可减买也。贵州本设二十炉，继而减铸二十三卯，采买滇铜亦减十万，顷岁又减五炉，议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岁为常率，而滇铜乃实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黔铜则减七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当继至。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斤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并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见价采见铜，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尝少，逋欠尝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严责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斤，则又以虚出通关，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斤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赡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赖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备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情采，斯又接济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销除且尽，独油米之贷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责其逋慢，坐以亏那，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隐忧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硐矿盈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概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留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狭畏阻之心，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甚微，不惟无利，且至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阅十有三月，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当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厂官徒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己无多求。是故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卮，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大厂之十一者，实由于此。诚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滇之牛马少矣，滇之储备又虚矣，而部局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起行，既无坐守之劳，又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尝取往籍考之。始云南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逦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并先期给价雇募。每至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铸，而以江安浙闽主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并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经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后又以广西停铸，合其正耗，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并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抵泸州，半由陆运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星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抵泸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并经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一头，车一辆，借银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以冬夏之杪计数分拔，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皆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委官买运。其后以委官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缺铜，不能以时给买，而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渚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尽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运寻甸铜之半，由广西、广南达百色，并如运钱之旧，即运京之铜亦加速。一举而三善备矣。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杨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释，与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两废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绩不究，则天道之难忱耳。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原注】漫亦谓之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作模。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末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原注】凡言多少者，皆归余之数。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原注】今人用钱以筮，以三漫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漫，以一漫为主，故为单爻。二漫一字，以一字为主，故为拆爻。犹易传所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意。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汝成案】隋书原文云，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容斋三笔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云云。王氏云，容斋以自破为句，宁人乃读作自破岭以东，岂传写偶误耶？愚核两书文义，自破二字无属上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原注】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三年。沈存中曰，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书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当从阜，汉志或从人，盖古字通用。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货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日知录考短陌事甚详，独无后唐庄宗事，宁人未见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赵氏云】高江邨天禄议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两当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不甚悬绝也。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原注】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赵孟俯亦言，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近岁用会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遂入殿试御题。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钞之议始于天启初礼科惠世扬。及崇祯末，有蒋臣者，复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终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货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文花阑，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云云。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原注】其时即有以钱百六十折钞一贯者，故诏禁之。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乐元年四月丙寅，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原注】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库贮钞贯朽烂不堪用者五十九万三千锭有奇，勒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原注】并永乐二年三月。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原注】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原注】并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钞关始此。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原注】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原注】正统元年，黄福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原注】如果园、菜园之征米，久而罢。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原注】刘更生以典尚方，作黄金不成，劾以铸伪黄金，系当死。武帝元鼎五年，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原注】实录，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言，造伪银者，发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北蕃有假金三两，致也先遣使来言。是则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杨氏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有铁胎银。【赵氏曰】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为此哉。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臧，臧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臧，臧镪百万。【原注】孟康曰，镪，钱贯也。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原注】南齐豫章王嶷镇荆州，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优评者，增价而取之。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公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汉之平凖，宋之均输市易，截然三法也，计臣附会而一之，遂为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敛之，然后民无滞货，非以贱故买之也。物不时得，有以资之，然后民无乏用，非以贵故卖之也。敛之使无滞，资之使无匮，皆非牟利也，皆以为民也。平准者，以京师官分主郡国物，郡国亦各有官输其物京师。郡国之官伺其贱，京师之官伺其贵，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物贾不至腾踊。虽与商贾争利，是其隐衷，而禁物腾踊，尚美其名。均输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间用物也。皆以内府钱货笼于诸路，笼于京师，使民间一丝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当法贷之，而责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睃下之名，不厌争利之壑矣。此三法同异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马子长因己被罪于汉，不能自赎，发愤而传货殖。余谓不然。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无校于物之盈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彷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资，贤士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贱，而盐铁酒酤均输，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诲之，整齐之。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弗安？国奚不富？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恨恨焉思所胜之，用刻剥聚敛，无益习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户亡积贮，物力凋敝，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极哉。方秦始皇统一区夏，鞭棰夷蛮，雄略震乎当世。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资，奉匹夫匹妇，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贵乎？呜呼，敝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乂雠敛，鹿台之钱、巨桥之粟聚于人主，【原注】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杨氏曰】崇祯之末，有云见银尚有数十库者，有云其说不者。【柴御史曰】理财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之念无日不廑于宸衷，而量入为出之规尚似未筹乎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学之言理财，曰生、曰食、曰为、曰用。夫生与为、事属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过董其纲纪而已。食与用，权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为计，合三十年之通，俾宽然有余不可。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内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食不可谓寡矣。又直隶修水利。部臣至请捐道府大员，用不可谓舒矣。臣观往古承平之余，每以乏财为患。其时之议不过日汰冗兵，省冗员，行节俭。今行伍无虚籍，廪给无枝官，宫府无妄费，是节之无不至也。过此则刻核吝啬矣。唐宋之税粮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万历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为准。至张居正当国，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钱粮俸饷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羡，关税有盈余，盐课有溢额，是取之亦无不至也，过此则为横征暴敛矣。然就今日计之，则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休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以臣等身荷厚恩，备官台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虽其事至重，断非弇昧之见所能周悉。然事无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何也？臣闻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至英宗治平年间，至百二十万，国力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而国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农，仰给宗禄。至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给之也。今满州、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窃以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皆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俱曾请开垦。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分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之次丁、余丁力能耕种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农隙操演，则数年之后，皆成劲卒，复可资满洲之生计。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养赡蒙古，徒资靡费，莫若令其分地捐资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愿出者，为例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出旗后无以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见任居官者，各给以三年之俸银。其无居官者，统给以六年之饷银。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盖彼在旗百年，势难徒手而去，若许带家产，又有并给三年、六年之俸饷，将此一项经营，亦可敌每年所给之饷。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之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绌。其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羡归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之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剔厘，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游客于此染指。分肥则与为蒙蔽，勒索则与为游扬，染指则与交通关说。致贪风未泯，帑庾多亏。自耗羡归公之后，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其贤且能者则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间之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归公之后，民间之输纳比于正供，而丝毫之出纳悉操内部。地丁之公费，除官吏养廉之外，既无余剩。官吏之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资，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此外无余剩。每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捐己资既苦贫窭，请公帑实非容易。于是督抚止题调属员，便为整顿地方矣，不问其兴利除弊也。州县止料理案牍，便为才具兼优矣，不问农桑教养也。臣不敢泛引，请以近事之确凿有据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垦荒，而广东一省，荒田至二万顷，无有过而问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从无疏浚。陕西郑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万顷，今湮塞不及溉百余顷。湖广出米，接济东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无长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粜，而贵粜则时价不得平，贱粜则采买无所出，纷纭议论，究无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办一事，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其捐监一项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其余若灾伤之有拯恤，孤贫之当养赡，河渠水利之当兴修，贫民开垦之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之当修治，采买仓谷之价值不敷，皆于此项动给，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之项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之项而协济之。其稽查之权属之司道，其核减之权操之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或疑复采买则谷贵，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为良法。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赈贷告籴，杂然并举，故谷贵，非一常平之买补可致谷贵也。且捐监一项，或银粟兼收，或丰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调剂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项不归正供，有司必多侵蚀浮冒。不知巧黩之夫，虽正供亦能耗蠹。廉谨之士，虽暗昧不敢自欺。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他如关税盐课之溢额皆可量加裁减，以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施之类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则教化行，仕路清则风俗正。教化行而风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总其纲纪，巩固灵长之业，犹泰山而四维之也。臣日夜思维，以为当今之要务无急于此者。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旧唐书裴●传、新唐书食货志同。元稹状言，臣伏准前后制敕及每岁旨条，两税留州、留使钱外，加率一钱一物，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仍令出使御史访察闻奏。及宋太祖干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货志。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佑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原注】犹今之布政司。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杨氏曰】两司者，转运户部。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原注】银两之数。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今已不及十万也。广西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每岁以入为出耳。余甲午参政山东，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哱，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巨，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着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原注】崇祯元年六月奉旨，范济世阿逢逆珰，妄报操银，贻害地方，着冠带闲住。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诸州之赋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给有司之费，天子不问者也。汉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诸赋颇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钱当古者汤沐之费，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贪墨而养其廉。亡何，德宗之时，李泌请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元友直勾检诸道，税外物悉入户部。其后裴泊又以送使之财悉为上供，上供颇益，而不加赋，当时以为善政。其实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丰，州支益微，徒知财利之权宜管于上，不复分别佣力之钱义当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赋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务萧索，不得不抑配民间，细而斗斛折变微利亦归于官。大而飞苞驿篚，囊金椟帛，以输权门，行暮夜者尽取诸民。展转相须，不为限制，则展转相蒙，不复检察。一纸之令，使天下之官皆丧其节，天下之民日顷其赀。政之不善，孰过于此？此熙宁以后之覆辙也。立国之道所以贵重货财者，谓其好用之，则庭实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则坚甲利兵足以备不虞，金汤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贬损，与天下共守节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经费有余，民间不困征敛也。敛之既尽，有司所负必多，谴责不已，罢斥亦多，奸胥知守长数易而侵盗亦多，有司倦于检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见及，故迟留正赋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术以处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钱与州，然后杜监司胁取之间，塞长吏抑配之窦，俾贤者足以养廉，贪者必于得罪，而后王道可行也。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末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先生读隋书篇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当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升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午，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人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日，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余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则言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享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钱氏曰】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钞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讱为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实录不载其名。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