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76/110）-宋-朱熹

（本文为《朱子语类》第 76/110 部分）

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且要辨得华夷。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炀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以下服绿，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时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时服，便是今时公服，则无时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渐宽，末年又宽，但看人家画古贤可见。唐初头上裹四脚软巾，至鱼朝恩以桐木为冠，如山形，安于髻上，方裹巾，后人渐学他。至本朝渐变为[巾璞-王]头，方用漆纱做。本来唐时四脚软巾，只人主后面二带用物事穿得横，臣下不敢用。后藩镇之徒僭窃用，今则朝廷一例如此。学蒙。与上条闻同。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韦毕]以皮为之，如今水檐相似。盖古人未有衣服时，且取鸟兽之皮来遮前面后面，后世圣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则又以帛为之耳。[韦毕]中间有颈，两头有肩，肩以革带穿之，革带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环子钉于革带，其势垂下，如今人钉铰串子样。镌鐩之类，结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仿他形像。古人带甚轻，却带得许多物。今人带枉做得恁地重，如[巾璞-王]头、靴之类亦然。[巾璞-王]头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紧，今却做长带。」问：「横渠说唐庄宗因取伶官[巾璞-王]头带之，后遂成例。」曰：「不是恁地。庄宗在位，亦未能便变化风俗。兼是伶人所带，士大夫亦未必肯带之。见画本，唐明皇已带长脚[巾璞-王]头。或云藩镇僭礼为之，后遂皆为此样。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巾璞-王]头，故以铁线插带中，又恐坏，其中以桐木为一[巾璞-王]头骨子，常令[巾璞-王]头高起如新，谓之『军容头』。后来士大夫学之，令匠人『为我斫个军容头来』。盖以木为之，故谓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祸，人皆以此语为谶。王彦辅麈史说如此，说得有来历，恐是如此。后人觉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时，又以藤做骨子，以纱糊于上。后又觉见不安，到仁宗时，方以漆纱为之。尝见南剑沙县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见此事未久。盖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变必有渐。」
挚是初见君时，用以献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献。如今笏，却是古人记事手板，王述倒执手板。插之带间。今人笏，却是用行礼记事，但其私记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缘冠。则三公用貂蝉，御史用獬。在衣之上则系带，带剑之类六七件。隋炀帝南游，命群臣以戎服从，大臣紫，中绯，小绿。今之成群成队试进士诗赋，亦炀帝法也。金银鱼，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鱼符者，用袋之腰间。今无合符事，却尚用鱼，又不用袋鱼。鱼袋事出唐书舆服志，高武中睿时。
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某尝谓纵未能大定经制，且随时略加整顿，犹愈于不为。如小衫令各从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绯绿者小衫亦绯绿，服白则小衫亦白，胥吏则皆乌衣。余皆仿此，庶有辨别也。
古人戴冠，郭林宗时戴巾，温公幅巾，是其类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为礼，不戴巾。妇人环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今官员执笏，最无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记事，恐事多，须以纸粘笏上，记其头绪。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须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间，不执在手中。夫子「摄齐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摄齐者，畏谨，恐上阶时踏着裳，有颠仆之患。执圭者，圭自是贽见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执笏。所以执圭时便「足缩缩，如有循」。缘手中有圭，不得摄齐，亦防颠仆。
古人言人跪坐。「虽有拱璧而先乘马，不如坐进此道」，谓跪而献之也。如文帝不觉膝之前，盖亦是跪坐。跪坐，故两手下为拜。「拜」字从两手下。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妇初见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以下拜。
古人坐于地，未必是盘足，必是跪。以其惯了，故脚不痛，所以拜时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齐下。唐人先下一膝，谓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
安卿问：「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盖其尊师傅如此。后来晋元帝亦拜王导，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与王导帖皆称『顿首』，不知如何。」
问：「虞礼，子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这处都行不得。看来古人上下之际虽是严，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类。到汉以来，皇帝见丞相，在坐为起，在舆为下。赞者曰：『皇帝为丞相起！』尚有这意思。到六朝以来，君臣逐日相与说话。如宋文帝明日欲杀某人，晚间更与他说话，不能得他去。其间有入朝去从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说话底意思。而今宰相终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终日不曾得见面。寿皇求治之初，中间学士固是直宿，又分讲官亦直宿，又令从官亦得入赐坐，从容讲论。而今未论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间，亦自如此。如罗池碑云，柳子厚与牙将欧阳翼共饮。法帖中有颜真卿与蔡明远帖，都书名。牙将即是客将，蔡明远亦是衙前、他却与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与小官也不如此了。」
问：「看礼中说妇人吉拜，虽君赐肃拜，此则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问范质之侄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举古乐府云『长跪问故夫』，以为古妇女皆伏拜，自则天欲为自尊之计，始不用伏拜。今看来此说不然。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不曾说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处云：『直身长跪。』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故礼肃拜注云：『肃，俯手也。』盖妇人首饰盛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难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妇拜者，盖古坐时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向，当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头至地；顿首拜，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振动，战栗变动之拜；吉拜，拜而后稽颡；凶拜，稽颡而后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读为『报』；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抬』，传云『介者不拜』，『敢肃使者』，是也。」
问：「古者妇人以肃拜为正，何谓『肃拜』？」曰：「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为肃拜。拜手亦然。为丧主，则头亦至地，不肃拜。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云：『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朝见皆跪伏朝见，如男子之仪。但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今之拜者，起于何时。此等小小礼文，皆无所稽考。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两膝齐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汉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
妇人有肃拜、拜手、稽颡。肃拜者，两膝跪地，敛手放低；拜手者，膝亦跪，而手至地也；稽颡，头至地也。为夫与长子丧，亦如之。
拜亲时须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须对拜。夫妇对拜。
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着处。
今人契拜父母兄弟，极害义理。
古人跪坐，立乘。以下坐。
问：「盘坐，于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盘坐，又有跪坐者。寓录云：「古人亦只跪坐，未有盘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两膝头屈前着地，观画图可见。古人密处未见得，其疏即是如此。寓录云：「古人樽节处，自如此密。」管宁坐一木榻，积五十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对宾客时，合当垂足坐；若独居时，垂足坐难久，盘坐亦何害？」寓录少异。
族长至己之家，必以族长坐主位，无亲疏皆然。北人以姑夫之类，外姓之人亦坐主位，无此义。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对客不得。
古人屋黄作「室」。无廊庑。三公露立于槐下，九卿露立于棘下。当其朝会，有雨则止。曾子问：「诸侯见天子，入门而雨沾服失容，则废。」义刚录略。以下朝廷之仪。
因论朝礼，云：「如周礼所说古之朝礼，君臣皆立。至汉时所谓『皇帝见丞相起』，尚有此礼，不知后来如何废了。然所谓『朝不坐』，又也有坐底。」
三代之君见大臣多立，乘车亦立。汉初犹立见大臣，如赞者云：「天子为丞相起！」后世君太尊，臣太卑。
古者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后泛揖百官，所谓「天揖同姓」之类，有许多等级。
因问：「欲使士人为宰相吏，升降揖逊不佳否？」曰：「古人皆有此礼，本朝废之。」又问：「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须拜卫灵公鲁哀公。旧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为班首，与对拜于阶下。又圣节日，百官尽揖宰相于何处。」
「古时隔品则拜，谓如八品见六品，六品见四品，则拜。宰相礼绝百僚，则皆拜之。若存得此等旧礼，亦好，却有等杀。今着公令：从事郎以下，庭参不拜，则以上者不庭参可知。岂有京朝官复降阶之礼！今朝士见宰相，只是客礼；见监司、郡守，如何却降阶？」问：「若客司揖请降阶，则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虽皆降阶，吾独不降，可也。」是时将赴莆田，问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参官令录以下，往往皆拜，惟职官不拜，所以着令如此。」
子晦将赴莆阳，请于先生：「今属邑见郡守，不问官序，例阶墀，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从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无见识。且是为官长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赵丞相帅某处，经过某处，而属邑宰及同僚皆于船头迎望拜接，后却指挥不要此般礼数。这般所在，须先戒饬客将。」或云：「今人见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为客将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将抗声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无奈何，须叱之，可也。」
开元礼有刺史吊吏民之礼，略如古者国君吊臣礼。本朝删去此条。
问：「左右必竟孰为尊？」曰：「汉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无出其右者』，则是右为尊也。到后来又却以左为尊。而老子有曰：『上将军处右，而偏将军处左。』丧事尚左、兵凶器也，故以丧礼处之。如此，则吉事尚右矣。汉初岂习于战国与暴秦之所为乎！」以下杂论。
古父子异宫。宫如今人四合屋，虽各一处，然四面共墙围。
古谓之「宫」，只是墙。盖古人无今廊屋。
因论戟：「古人战争出入部从用之，今只置之于门。唐时私家得用戟，如官几品得几戟。」
今之表启是下谀其上，今之制诰是君谀其臣。
今之书简使上覆，以为重于启也。然用「启」字则有义理，用「覆」字却无义理。启，乃开启之「启」。「覆」为审覆之「覆」，如「三覆奏」，谓已有指挥，更为再三审覆之也。
问：「今人书简未尝拜而言拜，未尝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瞻仰』字去之无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讥骂。前辈只云『某启』，启是开白之义。法帖中有『顿首』，韩文中有『再拜』，其来已久。」问：「启，又训跪。如秦王问范睢，有『跽而请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问于人，则略起身时，其膝至地，或谓之跪。若妇人之拜，在古亦跪。古乐府云『伸腰拜手跪』，则妇人当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妇人之不跪，起于何代。或谓唐武后时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妇为男子之拜以称贺。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史官书之，以表其异。则古者妇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则妇人之拜，当以深拜，颇合于古。」
有士大夫来谒，各以坐次推逊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十后，莫论官、休。」自修。
大抵前辈礼数极周详郑重，不若今人之苟简。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礼，则今人为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见前辈礼数之周，今又益薄矣。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二
乐古今
问：「古尺何所考？」曰：「羊头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温公样，他考必仔细。然尺亦多样，隋书载十六等尺，说甚详。王莽货泉钱，古尺径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长者景表尺。」
十二律皆在，只起黄锺之宫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季通尝截小竹吹之，可验。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牛鸣盎中」，谓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笑云：「如此议论，又却似在乐不在德也。」
因论乐律，云：「尺以三分为增减，盖上生下生，三分损一益一。故须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厘，一厘分九丝，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杰录云：「律管只以九寸为准，则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损一，如破竹矣。」其制作，通典亦略备，史记律书、汉律历志所载亦详。范蜀公与温公都枉了相争，只通典亦未尝看。蜀公之言既疏，温公又在下。」
无声，做管不成。
司马迁说律，只是推一个通了，十二个皆通。
十二律自黄锺而生。黄锺是最浊之声，其余渐渐清。若定得黄锺是，便入得乐。都是这里纔差了些子，其它都差。只是寸难定，所以易差。
乐声，黄锺九寸最浊，应锺最清，清声则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则不齐而不容分矣。
音律如尖塔样，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惟五声者中声也。
乐律：自黄锺至中吕皆属阳，自蕤宾至应锺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锺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锺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
自黄锺至中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锺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礼记注疏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处，分明。
旋宫：且如大吕为宫，则大吕用黄锺八十一之数，而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又用林锺五十四之数，而三分益一，上生夹锺。其余皆然。
问：「先生所论乐，今考之，若以黄锺为宫，便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若以大吕为宫，便是夹锺为商，中吕为角，林锺为变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黄锺为变宫。其余则旋相为宫，周而复始。若言相生之法，则以律生吕，便是下生；以吕生律，则为上生。自黄锺下生林锺，林锺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锺，应锺上生蕤宾。蕤宾本当下生，今却复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锺；夹锺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相生之道，至是穷矣，遂复变而上生黄锺之宫。再生之黄锺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余。然黄锺君象也，非诸宫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复用，所用只再生之变者。就再生之变又缺其半，所谓缺其半者，盖若大吕为宫，黄锺为变宫时，黄锺管最长，所以只得用其半声。而余宫亦皆仿此。」曰：「然。」又曰：「宫、商、角、征、羽与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征、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去声。相连接处。」
「『旋相为宫』，若到应锺为宫，则下四声都当低去，所以有半声，亦谓之『子声』，近时所谓清声是也。大率乐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声不得过宫声。然近时却有四清声，方响十六个，十二个是律吕，四片是四清声。古来十二律却都有半声。所谓『半声』者，如蕤宾之管当用六寸，却只用三寸。虽用三寸，声却只是大吕，但愈重浊耳。」又问声气之元。曰：「律历家最重这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差，向下都差。」饶本云：「因论乐，云：『黄锺之律最长，应锺之律最短，长者声浊，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为君，商为臣。乐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如今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四清声，清声是减一律之半。如应锺为宫，其声最短而清。或蕤宾为之商，则是商声高似宫声，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宾律减半为清声以应之，虽然减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应也。此是通典载此一项。』又云：『乐声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乐中上声，便是郑卫。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当王朴造乐，闻其声太急，便令减下一律，其声遂平。徽宗朝作大晟乐，其声一声低似一声，故其音缓。』又云：『贤君大概属意于雅乐，所以仁宗晚年极力要理会雅乐，终未理会得。』」
律递相为宫，到末后宫声极清，则臣民之声反重，故作折半之声；然止于四者，以为臣民不可大于君也。事物大于君不妨。五声分为十二律，添三分，减三分，至十二而止。后世又增其四，取四清声。
宫与羽，角与征，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征二声。
问：「周礼大司乐说宫、角、征、羽，与七声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乐，如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锺为羽，自是四乐各举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吕为角，则南吕为宫；太簇为征，则林锺为宫；应锺为羽，则太簇为宫。以七声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说非也。」
律吕有十二，用时只使七个。自黄锺下生至七，若更插一声，便拗了。
七声之说，国语言之。
「律十有二，作乐只用七声。惟宫声筵席不可用，用则宾主失欢。」力行云：「今人揲卦得干卦者，多不为吉。故左传言『随元、亨、利、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问：「国语云：『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锺，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韦昭是个不分晓底人。国语本自不分晓，更着他不晓事，愈见鹘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用林锺为征，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成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锺，只是散声。又自黄锺起至应锺有十二弦，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取定声。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来解书，最有一个韦昭无理会。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黄』字阙却上面一截，他便就这『六』字上解，谓六声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数，干色甚事！」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声，宫却属土，至羽属水。宫声最浊，羽声最清。一声应七律，共八十四调。除二律是变宫，止六十调。
乐声是土、金、木、火、水，洪范是水、火、木、金、土。
乐之六十声，便如六十甲子。以五声合十二律而成六十声，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属，而实相为用。遗书云「三命是律，五星是历」，即此说也。只晓不得甲子、乙丑皆属木，而纳音却属金。前辈多论此，皆无定说。
丝宫而竹羽。
丝尚宫，竹尚羽。竹声大，故以羽声济之；丝声细，故以宫声济之。
周礼以十二律为之度数，如黄锺九寸，林锺六寸之类；以十二声为之剂量斟酌，磨削刚柔清浊。音声有轻重高低，故复以十二声剂量。盖磬材有厚薄，令合节奏。如磬氏「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之类。
先生偶言及律吕，谓：「管有长短，则声有清浊。黄锺最长，则声最浊；应锺最短，则声最清。」时举云：「黄锺本为宫，然周礼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时，则其乐或以黄锺为宫，或以林锺为宫，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晓。先儒谓商是杀声，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声迭相为宫。未知其五声不备，又何以为乐？大抵古乐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四清声，杂于正声之间，乐都可听。今古乐不可见矣。长沙南岳庙每祭必用乐，其节奏甚善，祭者久立不胜其劳。据图经云，是古乐。然其乐器又亦用伏鼓之类，如此，则亦非古矣。」时举因云：「『金声玉振』是乐之始终。不知只是首尾用之，还中间亦用耶？」曰：「乐有特锺、特磬，有编钟、编磬。编钟、编磬是中间奏者，特钟、特磬是首尾用者。」时举云：「所谓『玉振』者，只是石耶？还真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乐亦有玉磬，所谓『天球』者是也。」
问：「周礼祭不用商音，或以为是武王用厌胜之术。窃疑圣人恐无此意。」曰：「这个也难晓。须是问乐家，如何不用商。尝见乐家言，是有杀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无商调，不是无商音。他那奏起来，五音依旧皆在。」又问：「向见一乐书，温公言本朝无征音。窃谓五音如四时代谢，不可缺一。若无征音，则本朝之乐，大段不成说话。」曰：「不特本朝，从来无那征；不特征无，角亦无之。然只是太常乐无，那宴乐依旧有。这个也只是无征调、角调，不是无征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谓『黄锺宫，大吕羽』，这便是调。谓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亦是宫声，这便是宫调。若是其中按拍处，那五音依旧都用，不只是全用宫。如说无征，便只是头声与尾声不是征。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个甚么欠缺处，所以做那征不成。徽宗尝令人硬去做，然后来做得成，却只是头一声是征，尾后一声依旧不是，依旧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会，这须是乐家辨得声音底，方理会得。但是这个别是一项，未消得理会。」
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看合甚律。及长，其声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乱，中华雅乐中绝。隋文帝时，郑译得之于苏祗婆。苏祗婆乃自西域传来，故知律吕乃天地自然之声气，非人之所能为。译请用旋宫，何妥耻其不能，遂止用黄锺一均。事见隋志。因言，佛与吾道不合者，盖道乃无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乐律，则有数器，所以合也。
六朝弹筝鼓瑟皆歌。
唐太宗不晓音律，谓不在乐者，只是胡说。易。
唐祖孝孙说八十四调。季通云，只有六十调，不以变宫、变征为调。恐其说有理。此左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之意也。
「自唐以前，乐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后，都无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数极精。但通典用十分为寸作算法，颇难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马诸公非惟不识古制，自是于唐制亦不曾详看；通典又不是隐僻底书，不知当时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览，笔谈所考器数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见此，则所论过于范马远甚。吕伯恭不喜笔谈，以为皆是乱说。某与言：『未可恁地说，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将五音、十二律写作图子，云：「且须晓得这个，其它却又商量。」
问乐。曰：「古声只是和，后来多以悲恨为佳。温公与范蜀公，胡安定与阮逸李照争辨，其实都自理会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说得极分明，盖此书在唐犹有传者，至唐末遂失其传。王朴当五代之末杜撰得个乐如此。当时有几锺名为『哑锺』，不曾击得，盖是八十四调。朴调其声，令一一击之。其实那个哑底却是。古人制此不击，以避宫声。若一例皆击，便有陵节之患。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唐人俗舞谓之『打令』，其状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记不得。盖招则邀之之意，摇则摇手呼唤之意，送者送酒之意。旧尝见深村父老为余言，其祖父尝为之收得谱子。曰：『兵火失去。』舞时皆裹[巾璞-王]头，列坐饮酒，少刻起舞。有四句号云：『送摇招摇，三方一圆，分成四片，得在摇前。』人多不知，皆以为哑谜。」汉卿云：「张镃约斋亦是张家好子弟。」曰：「见君举说，其人大晓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处，见其教乐，又以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只用太常谱。然亦只做得今乐，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只以某调终之，如关雎『关』字合作无射调，结尾亦著作无射声应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锺调，结尾亦著作黄锺声应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则是清声调，末亦以清声调结之；如『五月斯螽动股』，『二之日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浊声，黄锺调，末以浊声结之。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征、羽，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征、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
「温公与范忠文，胡安定与阮逸李照等议乐，空自争辩。看得来，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据通典中所说皆是，又且分晓。」广云：「如此则杜佑想是理会得乐。」曰：「这也不知他会否，但古乐在唐犹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载于书。至唐末黄巢乱后，遂失其传。至周世宗时，王朴据他所见杜撰得个乐出来。通鉴中说，王朴说，当时锺有几个不曾击，谓之『哑锺』，朴乃调其声，便皆可击。看得来所以存而不击者，恐是避其陵慢之声，故不击之耳，非不知击之也。」
范蜀公谓今汉书言律处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汉书有八字，所以与温公争者，只争此。范以古本为正。蜀公以上党粟一千二百粒，实今九寸为准；阔九寸。温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为准。汉书文不甚顺，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为之。然下粟时顿紧，则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纷纷如此。古人晓音律，风角、鸟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论兵，意出于此。仁宗时，李照造乐，蜀公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刘羲叟谓圣上必得心疾，后果然。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乐书，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问：「温公论本朝乐无征音，如何？」曰：「其中不能无征音，只是无征调。如首以征音起，而末复以征音合杀者，是征调也。征调失其传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征音起，而不能以征音终。如今俗乐，亦只有宫、商、羽三调而已。」
蔡京用事，主张喻世清作乐，尽破前代之言乐者。因作中声正声，如正声九寸，中声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记「七」字多错，乃是「十分一」。其乐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徽宗时，一黥卒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学上丁用者是此乐。
季通律书，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说，自有按据。
问：「季通律书难晓。」曰：「甚分明，但未细考耳。」问：「空围九分，便是径三分？」曰：「古者只说空围九分，不说径三分，盖不啻三分犹有奇也。」问：「算到十七万有余之数，当何用？」曰：「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如太簇四寸，惟用半声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与否耳。节五声，须是知音律之人与审验过，方见得。」
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也是见成文字，如史记律历书，自无人看到这里。他近日又成一律要，尽合古法。近时所作律，逐节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这个若促些子，声便焦杀；若长些子，便慢荡。
陈淳言：「琴只可弹黄锺一均，而不可旋相为宫。」此说犹可。至谓琴之泛声为六律，又谓六律为六同，则妄矣。今人弹琴都不知孰为正声，若正得一弦，则其余皆可正。今调弦者云，如此为宫声，如此为商声，安知是正与不正？此须审音人方晓得。古人所以吹管，声传在琴上。如吹管起黄锺之指，则以琴之黄锺声合之，声合无差，然后以吹遍合诸声。五声既正，然后不用管，只以琴之五声为准，而他乐皆取正焉。季通书来说，近已晓得，但絣定七弦，不用调弦，皆可以弹十一宫。琴之体是黄锺一均，故可以弹十一宫。如此，则大吕、太簇、夹锺以下，声声皆用按徽，都无散声。盖纔不按，即是黄锺声矣，亦安得许多指按耶？兼如其说，则大吕以下亦不可对徽，须挨近第九徽里按之。此后愈挨下去，方合大吕诸声。盖按着正徽，复是黄锺声矣。渠云，顷问之太常乐工，工亦云然。恐无此理。古人弹琴，随月调弦，如十一月调黄锺，十二月调大吕，正月调太簇，二月调夹锺。但此后声愈紧，至十月调应锺，则弦急甚，恐绝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弹出便不可行。这便是无下学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习于此，故以之上达不难，盖下学中上达之理皆具矣。如今说古人兵法战阵，坐作进退，斩射击刺，鼓行金止，如何晓得他底？莫说古人底晓不得，只今之阵法也晓不得，更说甚么？如古之兵法，进则齐进，退则齐退，不令进而进，犹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则无人敢妄动。然又却有一人跃马陷阵，杀数十百人，出入数四，矢石不能伤者，何也？良久，又曰：「据今之法，只是两军相持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嬴，立不住退底便输耳。」
今朝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诗，甚好。其它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乐府做，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
今之乐，皆胡乐也，虽古之郑卫，亦不可见矣。今关雎鹿鸣等诗，亦有人播之歌曲。然听之与俗乐无异，不知古乐如何。古之宫调与今之宫调无异，但恐古者用浊声处多，今乐用清声处多。季通谓今俗乐，黄锺及夹锺清，如此则争四律，不见得如何。般涉调者，胡乐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齐闻韶」，据季札观乐，鲁亦有之，何必在齐而闻之也？又，夫子见小儿徐行恭谨，曰：「韶乐作矣！」
「詹卿家令乐家以俗乐谱吹风雅篇章。初闻吹二南诗，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都不成模样。」因言：「古者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赵子敬送至小雅乐歌，以黄锺清为宫，此便非古。清者，半声也。唐末丧乱，乐人散亡，礼坏乐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声。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声，又有变声六。谓如黄锺为宫，则他律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不用黄锺之正声，而用其子声。故汉书云「黄锺不与他律为役」者，此也。若用清声为宫，则本声轻清而高，余声重浊而下，礼书中删去乃是。乐律，通典中盖说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马公李照辈，元不曾看，徒自如此争辨也。汉书所载甚详，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载甚略，然都是要紧处。新修礼书中乐律补篇，以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一分为九厘，一厘为九毫，一毫为九丝。
乐律中所载十二诗谱，乃赵子敬所传，云是唐开元间乡饮酒所歌也。但却以黄锺清为宫，此便不可。盖黄锺管九寸，最长。若以黄锺为宫，则余律皆顺，若以其它律为宫，便有相陵处。今且只以黄锺言之，自第九宫后四宫，则后为角，或为羽，或为商，或为征。若以为角，则是民陵其君矣；若以为商，则是臣陵其君矣。征为事，羽为物，皆可类推。乐记曰：「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故制黄锺四清声用之。清声短其律之半，是黄锺清长四寸半也。若后四宫用黄锺为角、征、商、羽，则以四清声代之，不可用黄锺本律，以避陵慢。故汉志有云：「黄锺不复为他律所役。」其它律亦皆有清声，若遇相陵，则以清声避之，不然则否。惟是黄锺则不复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续笔谈说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则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说：「古人亦有时用黄锺清为宫，前说未是。」
音律只有人亦只是气，故相关。
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识乐器，不闻其声，故不通其义。如古人尚识钟鼓，然后以钟鼓为乐。故孔子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人钟鼓已自不识。
镈钟甚大，特悬钟也。众乐未作，先击特钟以发其声；众乐既阕，乃击特磬以收其韵。
堂上乐，金钟玉磬。今太常玉磬锁在柜里，更不曾设，恐为人破损，无可赔还。寻常交割，只据文书；若要看，旋开柜取一二枚视之。
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云箫方是古之箫。
毕篥，本名悲栗，言其声之悲壮也。
俗乐中无征声，盖没安排处；及无黄锺等四浊声。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宫某宫云。今乐起处差一位。
洛阳有带花刘使，名几，于俗乐甚明，盖晓音律者。范蜀公徒论锺律，其实不晓，但守死法。若以应锺为宫，则君民事物皆乱矣。司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于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说得分晓。史记律书说律数亦好。此盖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般，更无安排。但数到穷处，又须变而生之，却生变律。
刘几与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厌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于门外，则出与相见。其弟又令终日吹笛乱之。然花笛一吹，则刘识其音矣。
向见一女童，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
胡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
孔孟周程张子
看圣贤代作，未有孔子，便无论语之书；未有孟子，便无孟子之书；未有尧舜，便无典谟；未有商周，便无风雅颂。
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若非许大精神，亦吞许多不得。」一日因话又说：「今觉见朋友间，都无大精神。」
问：「『定礼乐』，是礼记所载否？」曰：「不见得。」节复问「赞易」之「赞」。曰：「称述其事，如『大哉干元』之类是赞。」
战国秦汉间，孔子言语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为众」，「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如刘向所引之类。
夫子度量极大，与尧同。门弟子中如某人辈，皆不点检他，如尧容四凶在朝相似。人杰录云：「尧容四凶在朝。夫子之门，亦何所不容！」
问：「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时未可仕？」曰：「圣人无求仕之义。君不见用，只得且恁地做。」
或问：「孔子当衰周时，可以有为否？」曰：「圣人无有不可为之事，只恐权柄不入手。若得权柄在手，则兵随印转，将逐符行。近温左氏传，见定哀时煞有可做底事。」问：「固是圣人无不可为之事。圣人有不可为之时否？」曰：「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又问：「孔子当衰周，岂不知时君必不能用己？」曰：「圣人却无此心。岂有逆料人君能用我与否？到得后来说『吾不复梦见周公』，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时，圣人亦自知其不可为矣。但不知此等话是几时说。据『陈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时，是获麟之年，那时圣人犹欲有为也。」
问：「看圣人汲汲皇皇，不肯没身逃世，只是急于救世，不能废君臣之义。至于可与不可，临时依旧裁之以义。」曰：「固是。但未须说急于救世，自不可不仕。」又问：「若据『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语，却似长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为学者言之。圣人做作，又自不同。」又问：「圣人亦明知世之不可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苟可以仕则仕，至不可处便止。如今时节，台谏固不可做，州县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职，却教自家枉道废法，虽一簿尉也做不得，便着去位。」
某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
卫灵公无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恋恋其国，久而不去。不知是何意，不可晓。
孔子在卫国居得甚久。想是灵公有英雄之气，孔子见其可与有为，故久居而欲辅之。寿昌。
问：「自孔子后，何故无圣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画亦可见，只缘气自薄。」因问：「康节『一元开物闭物』之说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窥测至此！」扬录云：「自周后气薄，亦不生圣贤。」
或问：「孔子当孟子时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须稍加峻厉。」又问：「孔子若见用，颜子还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颜子亦须出来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颜子便做参政。」
龟山谓「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权州」，也是如此。通判权州，毕竟是别人事，须着些力去做，始得。
问：「『颜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渐渐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学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异？」曰：「然。孟子觉有动荡底意思。」
或问：「颜子比汤如何？」曰：「颜子只据见在事业，未必及汤。使其成就，则汤又不得比颜子。前辈说禹与颜子虽是同道，禹比颜子又粗些。颜子比孟子，则孟子当粗看，磨棱合缝，犹未有尽处；若看诸葛亮，只看他大体正当，细看不得。」
才仲问颜子，因举先生旧语云：「颜子优于汤武。」「如何见得？」曰：「公只且自做工夫，这般处说不得。据自看，觉得颜子浑浑无痕迹。」
问：「颜子之学，莫是先于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为学，亦须先于性情上着工夫。非独于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当着工夫。」辉。谟录云：「学者固当存养性情。然处事接物，动止应酬，皆是着工夫处，不独性情也。」
邵汉臣问颜渊仲尼不同。曰：「圣人之德，自是无不备，其次则自是易得不备。如颜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圣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则偏于淳笃，而少颜子刚明之意。若其它弟子，未见得。只如曾子则大抵偏于刚毅，这终是有立脚处。所以其它诸子皆无传，惟曾子独得其传。到子思也恁地刚毅，孟子也恁地刚毅。惟是有这般人，方始凑合得着。惟是这刚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别无可考，只孟子所称，如『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之类，这是甚么样刚毅！」
孔门只一个颜子合下天资纯粹。到曾子便过于刚，与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刚劲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问：「若使曾子为邦，比颜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颜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问：「明道比颜子如何？」曰：「不要如此问，且看他做工夫处。」
曾点开阔，漆雕开深稳。
曾点父子为学不同。点有康节底意思，将那一个物玩弄。
曾子父子相反，参合下不曾见得，只从日用间应事接物上积累做去，及至透彻，那小处都是自家底了。点当下见得甚高，做处却又欠阙。如一座大屋，只见厅堂大概，里面房室元不曾经历，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归于狂。儒用。
曾子真积力久。
曾子说话，盛水不漏。
曾子太深，壁立万仞！
孔门弟子，如子贡后来见识煞高，然终不及曾子。如一唯之传，此是大体。毕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万仞！观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类，故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永。孟子气象尤可见。士毅。
曾子本是鲁拙，后来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然又杂；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规矩，故其后无传。因窦问子贡之学无传。
子贡俊敏，子夏谨严。孔子门人自曾颜而下，惟二子，后来想大故长进。
但将论语子夏之言看，甚严毅。
子游是个简易人，于节文有未至处。如讥子夏之门人，与「丧致乎哀」而止。
子张过高，子夏窄狭。
子张是个务外底人，子游是个高简、虚旷、不屑细务底人，子夏是个谨守规矩、严毅底人。因观荀子论三子之贱儒，亦是此意，盖其末流必至是也。
问：「孔门学者，如子张全然务外，不知如何地学却如此。」曰：「也干他学甚事？他在圣门，亦岂不晓得为学之要？只是他资质是个务外底人，所以终身只是这意思。子路是个好勇底人，终身只是说出那勇底话。而今学者闲时都会说道理当如何；只是临事时，依前只是他那本来底面目出来，都不如那闲时所说者。」
子路全义理，管仲全功利。
孟子极尊敬子路。
问：「韩子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浑沦，博是就该贯处否？」曰：「韩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问：「如何是『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学得，文学者就文学上学得，德行言语者就德行言语上学得。」
「看来人全是资质。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子诸弟子，只除了曾颜之外，其它说话便皆有病。程子诸门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龟山有龟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无有无病者。」或问：「也是后来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见得不周遍，差了。」又曰：「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如曾子说话，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传曾子之学，比之曾子，其言语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后，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后来非无能言之士，如扬子云法言模仿论语，王仲淹中说亦模仿论语，言愈似而去道愈远。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为得圣人之心。然一传之门人，则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终卒归于『择善固执』，『明善诚身』，『博文约礼』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会。」
孟子比之孔门原宪，谨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担当得事。孟子。
孟子不甚细腻，如大匠把得绳墨定，千门万户自在。又记「千门」字上有「东南西北」字。
邓子礼问：「孟子恁地，而公孙万章之徒皆无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会。」又曰：「孔子于门人恁地提撕警觉，尚有多少病痛！」
问：「周子是从上面先见得？」曰：「也未见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资高，想见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费力。而今学者须是从下学理会，若下学而不上达，也不成个学问。须是寻到顶头，却从上贯下来。」周子。
季通云：「濂溪之学，精悫深密。」
濂溪清和。孔经甫祭其文曰：「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皆倾。」墓碑亦谓其「精密严恕」，气象可想矣。
「周子看得这理熟，纵横妙用，只是这数个字都括尽了。周子从理处看，邵子从数处看，都只是这理。」砥曰：「毕竟理较精粹。」曰：「从理上看则用处大，数自是细碎。」砥。
「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又云为禅学，其诸子皆学佛。」可学云：「濂溪书具存，如太极图，希夷如何有此说？或是本学老、佛而自变了，亦未可知。」曰：「尝读张忠定公语录。公问李畋云：『汝还知公事有阴阳否？』云云。此说全与濂溪同。忠定见希夷，盖亦有些来历。但当时诸公知濂溪者，未尝言其有道。」可学曰：「此无足怪。程太中独知之。」曰：「然。」又问：「明道之学，后来固别。但其本自濂溪发之，只是此理推广之耳。但不如后来程门授业之多。」曰：「当时既未有人知，无人往复，只得如此。」
「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这老子所见如此，宜其生两程子也。只一时程氏，类多好人。」举横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参点。」又祭明道女兄云：「见伯淳言，汝读孟子有所见，死生鬼神之蕴，无不洞晓。今人为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讥富公。」窦问：「韩公一家气象如何？」曰：「韩公天资高，但学识浅，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纲皆正。」又云：「明道当初想明得煞容易，便无那渣滓。只一再见濂溪，当时又不似而今有许多言语出来。不是他天资高，见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问：「遗书中载明道语，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见得容易。伊川易传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书。若使明道作，想无许多事。尝见门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着乐书，有志未就。』不知其书要如何作。」周程。
问：「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濂溪也精密，不知其它书如何，但今所说这些子，无一字差错。」问明道不著书。曰：「尝见某人祭明道文说跷蹊，说明道要着乐书。「乐」音「洛」。乐，如何着得书？」德辅。
汪端明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
二程不言太极者，用刘绚记程言，清虚一大，恐人别处走。今只说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义中正而主静」。
濂溪静一，明道敬。
明道说话浑沦，煞高，学者难看。程子。
明道说底话，恁地动弹流转。
明道语宏大，伊川语亲切。
明道说话，一看便好，转看转好；伊川说话，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
明道说话，亦有说过处，如说「舜有天下不与」。又其说阔，人有难晓处，如说「鸢飞鱼跃」，谓「心勿忘勿助长」处。伊川较子细，说较无过，然亦有不可理会处。又曰：「明道所见甚俊伟，故说得较快，初看时便好，子细看亦好；伊川说，初看时较拙，子细看亦拙。」又曰：「明道说经处较远，不甚协注。」
说明道言语尽宽平；伊川言语初难看，细读有滋味。又云：「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持有意见不同。说南轩见处高，如架屋相似，大间架已就，只中间少装折。」
「明道曾看释老书，伊川则庄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后来须着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
伊川好学论，十八时作。明道十四五便学圣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长进。定性书是二十二三时作。是时游山，许多诗甚好。
问：「明道可比颜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颜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然伊川收束检制处，孟子却不能到。」辉。
窦问：「前辈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谨严，虽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实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颜子，颜子常自以为不足。」
郑问：「明道到处响应，伊川入朝成许多事，此亦可见二人用处。」曰：「明道从容，伊川都挨不行。」陈后之问：「伊川做时似孟子否？」曰：「孟子较活络。」问：「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传伊尹许多话，当时必有一书该载。」
问：「学于明道，恐易开发；学于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于伊川无向傍处。明道却有悟人处。」
伊川说话，如今看来，中间宁无小小不同？只是大纲统体说得极善。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是个公共底物事，不解会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坏了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