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101/110）-宋-朱熹
（本文为《朱子语类》第 101/110 部分）
因问陈庭秀临安人。曰：「今大礼命从官一人立王辂侧，以帛维之，名何官？」曰：「名『备顾问官』，又曰『执绥官』。」先生笑曰：「然遍检古今郊礼，安有所谓『备顾问官』、『执绥官』者？盖此本太仆卿，即执御之职。古者君将升车，则御者先升，执辔中立，以绥度左肩而双垂之。绥如圆辔。君以两手援绥而升，立车之左，以左为尊。魏公子无忌自驾，虚左方以迎侯生是也。行大礼，不敢坐。车行数步止。中书令宣韶，命千牛将军千牛，择武力者为之。执长刀，立车之右以防非常，所谓骖乘也。既升车，复行，望郊坛数步，复少驻，千牛将军乃降立道左。车复行，则执长刀前导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礼，脱千牛升车一节，而但有『降车立道左』之文。初未尝登，何降之有？所谓太仆卿执御之职，遂讹曰『执绥官』、『备顾问官』。然又不执绥，却立于辂侧，恐其倾跌，以物维之。虽今之典礼官，亦但曰『执绥官』、『备顾问官』也。今为太常少卿者，便拨数日工夫，将礼书细阅一过，亦须略晓，而直为此卤莽也！周洪道尝记渠作执绥官事，自云考订精博。某问周：『何谓执绥官？』渠亦莫晓。又，绥，本人君升车之所执，御者但授与君，则御者亦不可谓之『执绥官』。语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谓乘车者尔。」又曰：「今玉辂太重，转动极难，兼雕刻既多，反不坚牢，不知何用许多金玉装饰为也？所以圣人欲乘殷之辂，取其坚质而轻便耳。仁宗神宗两朝造玉辂，皆以重大致压坏。本朝尚存唐一玉辂，闻小而轻，捷而稳，诸辂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后，则隐隐作声。既有此辂，乘此足矣，何以更为？闻后来此辂亦入虏中。」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
因言，物纔数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如祖宗时人画像有执柱斧者。
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古自有此礼，至武帝始复之耳。郊祀宗庙，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册，记不审。宰相贵妃皆用竹册。凡宰相宣麻，非是宣与宰相，乃是扬告王庭，令百官皆听闻，以其人可用与否。首则称道之文，后乃警戒之词，如今云「于戏」以下数语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谓「施行」者，行册拜之礼也。此礼，唐以来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遂具辞免。三辞，然后许，只命书麻词于诰以赐之，便当册文，不复宣麻于庭，便是书以赐宰相。乃是独宣诰命于宰相，而他人不得与闻，失古意矣。
因论今宗室与汉差别。汉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袭，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汉光武皆是起于民间也。
今南班宗室，多带「皇兄」、「皇叔」等冠于官职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国尝言之神庙，欲令只带某王孙，或曾孙，或几世孙。且如越王下当云：「越王几世孙。」广录云：「此说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非礼，又可因而见其世系，稍全得些宗法。」后来定国得罪，指以为离间骨肉。今宗室散无统纪，若使当时从定国之说，却有次序可考也。广同。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子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那得子细指点！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子细。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六朝时，尚有「对案画敕」之语。若有一案，犹使大臣略凭倚细说，如今公吏们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细。又云：「直要理会事，且如一事属吏部，其官长奏对时，下面许多属官一齐都着在殿下。逐事付与某人某人，便着有个区处，当时便可参考是非利害，实时施行，此一事便了。其它诸部有事皆如此，岂不了事？如今只随例送下某部看详，迁延推托，无时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两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会某事，集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无敢向前。如此，几时得了！于是即取纸来，某自先写起，教诸同官各随所见写出利害，只就这里便见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间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这上理会，写得在这里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将口说来说去，何时得了！朝廷万事，只缘各家都不说要了，但随时延岁月，作履历迁转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一日二日万几』。如今群臣进对，顷刻而退，人主可谓甚逸。古人岂是故为多事？」又云：「汉唐时，御史弹劾人，多抗声直数其罪于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于阙外，直指其名，不许入朝。这须是如此。如今要说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为计而后敢说，说且不尽，是甚模样！六朝所载『对案画敕』下，又云：『后来不如此，有同谮愬！』看如今言事者，虽所言皆是，亦只类谮愬。」
「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今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若有紧急事变，如何待得许多节次？汉三公都带司马及将军，所以仓卒之际，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倾危。今幸然无意外之变，若或有之，枢密且仓卒下手未得。苗刘之事，今人多责之朱吕，当时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难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莱公人物生得如何？气貌是如何？平日饮食言语是如何样底人？今不复得亲身看，且得个依稀样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节担当大事人，亦须有平阔广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继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极也不爱一死。但拌却一死，于自身道理虽仅得之，然恐无益于事，其危亡倾颓自若，柰何！如靖康，李忠愍死于虏手，亦可谓得其死。但当时使虏人感慨，谓中国有忠臣义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扰，引兵而退。如此，却于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变只如此，济得甚事！当死而死，自是无可疑者。」
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本朝官制与唐大概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颁行之。介甫时居金陵，见之大惊。曰：「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盖神宗因见唐六典，遂断自宸衷，锐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与臣下商量也。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故中书之权独重。本朝亦最重中书，盖以造命可否进退皆由之也。门下虽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故中书权独重。及神宗仿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滞。故渡江以来，执政事皆归一。独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旧分额各属，三省吏人自分所属，而其上之纲领则不分也。旧时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闻知。中书自理会中书事，尚书自理会尚书事，门下自理会门下事。如有除授，则宰执同共议定，当笔宰执判「过中」，中书吏人做上去，再下中书，中书下门下，门下下尚书。书行给舍缴驳，犹州郡行下事，须幕职官佥押，如有不是，得以论执。中书行下门下，皆用门下省官属佥押。事有未当，则官属得以执奏。
「旧制：门下省有侍中，有门下侍郎；中书省有中书令，中书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书令，只置门下中书、侍郎。后并尚书左右丞、门下中书侍郎四员，为参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馆大学士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郑公等为之。后改为左右仆射，则蔡京王黼首居是选。及改为左右丞相，则某人等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预名事？」曰：「只是实不正，使名既正而实亦正，岂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说驯致祸乱。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说得不是！使其名果正，岂不更佳？」
问：「何故起居郎却大，属门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属中书省？」曰：「不知当初何故，只是胡乱牵拏得来底便是。起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缘改官制时，初无斩新排到理会底说。故如此牵拖旧职，不成伦序。」
给事中初置时，盖欲其在内给事。上差除有不当，用舍有不是，要在里面整顿了，不欲其宣露于外。今则不然，或有除授小报纔出，远近皆知了，给舍方缴驳，乃是给事外也。这般所在，都没理会。
问：「或言六尚书得论台谏之失，是否？」曰：「旧来左右丞得纠台谏。尝见长老言，神宗建尚书省，中为令听，两旁则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议将尚书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它人拆尚书省，便如何了得！」
「初，蔡京更定幕职，推、判官谓之『分曹建院』。以为节度使、观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财，今则皆是闲称呼，初无职事，而推、判官犹袭节度、观察之名，甚无谓。又古者以军兴，故置参军。今参军等职皆治民事，而犹循用参军之号，亦无意谓。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为司士曹事、司仪曹事。此类有六。参军之属改为某院某院，而尽除去节度参军之名，看来改得自是。又如妇人封号，有夫为秦国公，而妻为魏国夫人者，亦有封两国者。秦桧妻封两国，范伯达笑之曰：『一妻而为两国夫人，是甚义理！』故京皆改随其夫号：如夫封建安郡，则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国，则妻亦封秦国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来随其夫称极是。如淑人、硕人、宜人、孺人之类，亦京所定，各随其夫官带之。后人谓淑人、硕人非妇人所宜称。看来称硕人亦无妨，惟淑人则非所宜尔。但只有一节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为某国夫人者，此则与京所改者相值，龃龉不可行。盖其封赠格法如此。当初合并格法也与整顿过，则无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谓其法自相违戾；亦是京不仔细，乘势粗改。后人以其出于京也，遂不问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旧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带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其见居职者，则加以判流内铨，流外铨。岂有吏部官而可带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为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类。所以朝散以下谓之员郎，盖本员外郎之资叙；朝奉大夫方谓之正郎，盖吏部郎中资叙也。朝散郎、朝奉大夫之类有二十四阶，分为三等，每等八阶，以别异杂流有出身无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后行。」又问知县、通判、知州资叙。曰：「在法，做两任知县，有关升状，方得做通判；两任通判，有关升状，方得为知州；两任知州，有关升状，方得为提刑。提刑又有一节，方得为转运。今巧宦者欲免州县之劳，皆经营六院。盖既为六院，便可经营寺、监、簿、丞，为寺、监、簿、丞出来，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经营为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经营权郎，却自权郎径除卿、监、长、贰，则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县不得作郡，故不作县者，必经营为临安倅。盖既为临安倅，则必得郡，更不复问先曾为县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宰相虽知，又且苟简，可以应副亲旧。若是人君知得，都与除了这般体例。苟不作县，虽为临安倅，亦不免便使权卿、监；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为卿、监者，亦须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监、丞、簿等官权之，则人无侥幸之心矣。只缘当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这般掩头藏幸底路径，所以使人趋之。尝记欧公说旧制，观文殿大学士压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压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学士压资政殿学士。后来改观文两学士都压资政两学士，议者以见任者难为改动。欧公以为此不难，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观之，亦何须如此劳攘？将见任者皆与改定又何妨？不过写换数字而已，又不会痛，当时疑虑顾忌已如此。只缘自来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护。其弊至于今日略欲触动一事，则议者纷然以为坏祖宗法。故神宗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伤于太锐，少商量。」
「唐制：某镇节度使，某州刺史观察使，此藩镇所称。使持节某州军州事，此属州军所称。其属官则云某州军事判官，某州军事推官。今尚如此。若节镇属官，则云节度推、判官，以自异于属州。使与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有知录，纠六曹官，为六曹之长。凡兵事则属使院，民事则属州院，刑狱则属司理院。三者分属，不相侵越。司法专检法，司户专掌仓库。然司理既结狱，须推、判官签押，方为圆备。不然，则不敢结断。本朝并省州院、使院为一。如署衔，但云知某州军州事。军州事，则使院之职也。自并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职颇为淆乱，司法、司理、司户三者尚仍旧。知录管州院事，专主教民，今乃管仓库，独为不得其职。所以六曹官惟知录免二日衙，以其职尊，故优异之。此等事，史书并不载，惟杂说中班驳见一二。旧尝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后阅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并省归一，方知不然。因晓州院、使院之别。使院，今之佥厅也。凡诸幕职官皆谓之当职官。如唐书所云，有事当罚，则诏云自当职官以下以次受罚；有事当赏，则云当职官以下以次受赏，谓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后来蔡京改六曹官名，颇得旧职，为不淆乱。渡江以来，以其出于京也，皆罢之。」又问：「长史何官？」曰：「六朝时长史甚轻。次第只是奔走长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则甚重。盖皇子既遥领正大帅，其群臣出为藩镇者，则称云副大帅某州长史。韩文董晋官位可见。至唐中叶，而长史、司马、别驾皆为贬官，不事事。盖节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属，如节度、观察推、判官之属。此既重，则彼皆轻矣。」
蔡元道所为祖宗官制旧典，他只知惩创后来之祸，遂皆归咎神宗，不合轻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为是，便说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后来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执法者偏私，何关改官制事！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及太宗真宗以后，则此辈或以老死，又无兵权。后来除授者，自可杀其礼数，减其俸给，降其事权，而犹袭一时权宜苟且之制，为子孙不可易之常典，岂不过哉！然祖宗时放行，极艰其选，不过一二人、二三人。后来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罢，及武臣宠幸宦者之徒，无不得之，实法制不善有以启之耳。及经变故，乃追咎轻越祖宗法度之不知此既开其可入之涂，彼孰不为可入之涂以求合乎？
唐沈既济之说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旧职名不除，所以愈见重复。然唐时犹自归一，如藩镇节度使、观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有帅，又有家居节度使，便用费许多钱养他。见任事者请俸却寡，而家居守闲名者，请俸却大。节度使请俸月千余缗。又节度印，古者所以置旌节以为仪卫，而重其权。今却令带之家居，请重俸，是甚意？今为福州安抚使，而反不如威武军节度使之请俸。
祖宗置资格，自立侥幸之门。如武臣横行，最为超捷。纔除横行，便可越过诸使，许多等级皆不须历，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横行，横行犹用守这数级，只落借官则无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资格，谨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许多侥幸之路，令人脱过，是甚意思？除是执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轻放过一个半个，无一毫私，方执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当初立法，何故如此？今呆底人，便只守此为不可易之典，才触动着，便说是变动祖宗法制。也须赌过是，始得。
赵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换武。岂文官不可封王，而须武官耶？又今宗正须以宗室武官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间一样愚人，便以此等制度为百王不可易之法！
只改儒林、文林之属，其它皆可通行。文官犹有古名，如武官诸阶称呼，多有无意义者。又曰：「四厢都指挥使，又有甚诸色使，皆是虚名。只有三衙都指挥使真有职事。」又曰：「元丰以前武臣无宫观，故武臣无闲者。见武臣乞解军职，必出藩府。及元丰介甫相，置宫观，方有闲者。」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者，皆大官带之，真个是主管本宫、本观御容之属。其它多只是监当差遣。虽尝为谏议官，亦有为监当者，如监船场、酒务之属。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
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犹有说。若武夷山冲佑观、临安府洞霄宫，知他主管个甚么？
今太庙室深而堂浅，一代为一室；堂则虽在室前，而实同为一堂。古人大抵室事尚东向，堂事尚西向。
「皇城使有亲兵数千人，今八厢貌士之属是也。以武臣二员并内侍都知二员掌之。本朝只此一项，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参之。」因笑曰：「此项又似制殿前都指挥之兵也。」
「今之二衙，即旧日之指挥使。朱温由宣武节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挥使为殿前指挥使，管禁卫诸军。以至今日，其权益重。尝见欧阳公记其为某官时，殿帅之权犹轻，见从官，不接坐；但传语，不及献茶。及再入为执政，则礼数大异矣。」问：「何故如此？」曰：「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
问：「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曰：「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后来一向疏外诸将，尽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以宣徽使赏之。太宗怒，切责宰相，以为太重，盖宣徽亚执政也，遂创『宣政使』处之。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则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得这些意思，恐起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稹之祸。」宦者其初只是走马承受之类，浸渐用事，遂至如此。
今之总管，乃国初之部署。后避英庙讳，改焉。都监乃是唐之监军，不知何时转了。
太祖收诸镇节度兵权，置诸州指挥使，大州十数员，次州六七员，又次州三四员，每员管兵四五百人。本州岛自置营招兵，而军员管之。每遇迁升，则密院出宣付之。用纸一大幅，题其上曰「宣付指挥使某」，却不押号，而以御前大宝印之。军员得此极重，有一人而得数宣者，盖营中亦有数等品级迁转也。指挥有厅，有射场，只在营中升降，不得出官。
「总领一司，乃赵忠简所置，当时之意甚重。盖缘韩岳统兵权重，方欲置副贰，又恐启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总制财赋为名，却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盖欲阴察之也。」或谓：「总领之职，自可并归漕司。」曰：「财赋散在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来。亦如坑冶，须是创立都大提点，方始呼吸得聚。」
运使本是爱民之官，今以督办财赋，反成残民之职。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经、总制钱，反成不仁之具。
祖宗，凡升朝官在京，未有职事者，每日赴班，纔有差遣则已。
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处之凡有辞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从罢黜。
旧制：迁谪人词头，当日命下，当日便要，不许隔宿，便与词头报行。而今缘有信札，故词头有一两月不下者，中书以此觉得事多。此皆军兴后事多，故如此。国朝旧制，煞有因军兴后废格而未复者。
旧法：贬责人若是庶官，亦须带别驾或司马，无有带阶官者。今吕子约却是带阶官安置。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
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汴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按实录，是时史官赵彦若亦同于府界居住。后赵安置豊州，范永州，黄黔州。儒用。
先生问[莹田-玉]「有山谷陈留对问否？」曰：「无之。」曰：「闻当时秦少游最争得峻，惜乎亦不见之。陆农师却有当来对问，其间云，尝与山谷争入王介甫『无使上知』之语。又云，当时史官因论温公改诗赋不是。某云：『司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叙与诸公争辨之语。』」
「道君钦宗实录数百卷，吕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节目百十条。」问云：「何不入文字展日？」曰：「便不是吕丈规模。」
本朝国纪好看，虽略，然大纲却都见。长编太详，难看。熊子复编九朝要略，不甚好。国纪，徐端立编。
圣政编年一书，起太祖，止绍兴九年，书坊人做。非好书。
今之学规，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县学，取湖学规矩颁行之。湖学之规，必有义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条「谤讪朝政」之类，其出于蔡京行舍法之时有所改易乎！当时如徐节孝为楚州教官，乃罢之，而易以其党。大抵本朝经王氏及蔡京用事后，旧章荡然，可胜叹哉！
问学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经是也。进士科则试文字，学究科但试墨义。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晓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或云，「彻幕」乃「瞑目」字，亦非欧诗。其取厌薄如此，荆公所以恶而罢之。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儒用。
熙宁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观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辉埕尝作记。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今欲训天下士以忠孝，而学校之制乃出于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难乎！儒用。
「大学舍法坏人多，龟山尝立论。高抑崇曾见龟山。太学初兴，召为司业，善类颇属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负了龟山否？」王子合曰：「闻那时只是取法于一旧老吏。」浩曰：「秦会之是旧大学中人，想是据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与承当。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尝有书责他。」
先生因论本朝南渡以来，其初立法甚放宽，盖欲聚人。不知后来放紧，便不得。
今之法，大概用唐法。
问：「今三代之法，或可见于律中否？」曰：「律自秦汉以来，历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见矣。如汉律文简奥，后代修改，今亦不可见矣。」
律是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律轻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编配，律中无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编管是也。敕中上刑重而下刑轻，如律中杖一百，实有一百，敕中则折之为二十。五折一。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同。
因言：「律极好。律即刑统。后来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干道淳熙新书更是杂乱。一时法官不识制法本意，不合于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计嘱妄立条例者。如母已出嫁，欲卖产业，必须出母着押之类。此皆非理，必是当时有计嘱而创此条也。孝宗不喜此书，尝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刑统大字是历代相传，注字是世宗时修。
旧来敕令文辞典雅，近日殊浅俗。里面是有几多病痛。
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及力所不能养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义当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之罪。
或问：「『敕、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时纲领。本朝止有编敕，后来乃命群臣修定。元丰中，执政安焘等上所定敕令。上喻焘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于未然谓之「令」，治其已然谓之「敕」。修书者要当如此。若其书完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此事载之己仰录，时出示学者。因记其文如此，然恐有脱误处。神庙天资绝人，观此数语，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亲当某服，某服当某时，各有限极，所谓『设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谓也。式，如磨勘转官，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个样子写去，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也。令，则条令禁制其事不得为、某事违者有罚之类，所谓『禁于未然』者。敕，则是已结此事，依条断遣之类，所谓『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则有『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底意思。今但欲尊『敕』字，以敕居前，令、格、式在后，则与不教而杀者何异？殊非当时本指。」又问：「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统，此书甚好，疑是历代所有传袭下来。至周世宗，命窦仪注解过，名曰刑统，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敕令。大概敕令之法，皆重于刑统。刑统与古法相近，故曰『八分书』。」「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此亦伊川语，因论祧庙及之。儒用。
某事合当如何，这谓之「令」。如某功得几等赏，某罪得几等罚，这谓之「格」。凡事有个样子，如今家保状式之类，这谓之「式」。某事当如何断，某事当如何行，这谓之「敕」。今人呼为「敕、令、格、式」，据某看，合呼为「令、格、式、敕」。敕是令、格、式所不行处，故断之以敕。某在漳州，曾编得户、婚两门法。
本合是先令而后敕，先教后行之意。自荆公用事以来，方定为「敕、令、格、式」之序。
「唐藩镇权重，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又却无以制盗贼。」或曰：「此亦缘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专是介甫。且如仁宗时，淮南盗贼发，赵仲约知高邮军，反以金帛牛酒使人买觅他去。富郑公欲诛其人，范文正公谓他既无钱，又无兵，却教他将甚去杀贼？得他和解得去，不残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后来又甚。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谓之『封桩阙额禁军钱』，系提刑司管。」
经制钱，宣和间用兵，经制使所创。总制钱，绍兴初用兵，总制使所创。二人不记姓名。应干税钱物，杂色场、务纳钱，每贯刻五十文，作头子钱。括之为二色钱，以分毫积，计大计多，况其大者！
经制钱，陈亨伯所创。盖因方腊反，童贯讨之，亨伯为随军转运使。朝廷以其权轻，又重为经制使。患军用不足，创为此名以收州县之财，当时大获其利。然立此制时，明言军罢而止，其后遂因而不改。至绍兴四年，韩球又创总制钱，大略仿经制为之。十一年经界法行，民间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额。至次年，则其数大亏，乃令州县添补解发。自后州县大困，朝廷亦知之。议者乃请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额。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补之岁，其额犹为重也，因仍至今。顷年得江西宪时，陛对日，亦尝为孝宗言之。盖此政是宪司职事。又曰：「亨伯创经制钱时，其兄弟有名某者，劝止之。不从，乃率其子侄哭于家庙，以为作俑之罪，祖先将不祀矣！」
德粹语婺源纳银之弊，方伯谟因问和买。先生言其初曰：「今日惟绍兴最重。旧抛和买数时，两浙运使乃绍兴人。朝廷抛降三十万匹与浙东，绍兴受十四万。是时都吏乃会稽县人，会稽又受多。惟余姚令不肯受，为其民以瓦砾掷之，不得已受归，而其数少，恨不记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内翰乡邑。汪知乡郡，朝廷初降月椿时，会诸县令于廷。婺源令偶言丹阳乡民顽，汪本此乡人，以令为讥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厘，至于今为害。」先生曰：「畴昔创封椿时，本无实数，只是赖州县。且如常平中一项钱，亦许椿数。提举司钱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限，彼岂不来争？以此观之，事皆系作始不是。」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贯，谓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钦为户部时，便不用这法，须要催尽。至今所以如此。
所在上供银，皆分配诸县。独建宁因吴公路作宪，算就盐纲上纳。虽是算在纲上，中间作旧科数，诸县甚者至科民间买纳。后沈公雅来，却检会前时行下指挥，遂罢买上供银。
张定叟尚书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万缚幕屋，事已，撤去，皆诸珰得之。其费出于临安。渠知府日，尝奏乞从本府出钱盖屋，庶免逐郊费用，不从。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因论唐初国初人才，云：「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
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卓。僩录略。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因看种明逸集。
问本朝宰相孰优。曰：「各有所长。」
赵几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须『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则得。」
「宰相荐张齐贤，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齐贤后以兄事之。举此一事，齐贤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时人朴实如此。今好荐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岂有如此等事！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
李文靖重厚沉默，尝寓京师，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轿下轿，乃一盖头妇人，不见其面，然仪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众讶之，以为文靖如此，却引得这般人来，遂问之。文靖亦只依违应之曰：「『亦言某前程之类，何足信！』深诘之，文靖曰：『诸公曾见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许文靖为相。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曰：「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问：「王沂公云：『恩欲己出，怨使谁当？』似此不可为通法否？」曰：「它只说不欲牢笼人才，说使必出自我门下。它亦未尝不荐人才。」相。
问：「先生前日曾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不知使范公处韩公受顾命之时，处事亦能如韩公否？」曰：「看范公才气，亦须做得。」又曰：「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问：「范文正作百官图以献，其意如何？」曰：「它只说如此迁转即是公，如此迁转即是私。吕许公当国，有无故躐等用人处，故范公进此图于仁宗。」因举诗云：「『诲尔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骤擢作侍从，虽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紧要。为人主者，便须知把他擢作侍从，如何不把做谏议大夫之类。」
「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为开封府，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问：「后来正献亦及识范公否？」曰：「正献通判颍州时，欧阳公为守。范公知青州，过颍，谒之。因语正献曰：『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近笔砚。』异时同荐三人：则王荆公司马温公及正献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儒用。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诸人，至晚年复收用之，范公亦竭尽底蕴而为之用，这见文正高处。忠宣辨欧公铭志事，这便是不及文正。
范文正杰出之才。
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者，且先一笔勾断。称停到第四五等人，气宇厌厌，布列台谏，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谓，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范文正公尝云：「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
某尝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今人却说他有相业，会处置事，不知何者为相业？何者善处置？为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使四夷闻知，知所耸畏。方其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今人以他为有相业，深所未晓。
因言仁宗朝，讲书杨安国之徒，一时聚得几个朴纯无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是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每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饮燕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己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会李定愿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于是韩魏公言于上曰：『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惊骇物听。』仁宗怒少解，而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子美除名为民，永不叙复。子美居湖州，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仁宗于是惩才士轻薄之弊，这几个承意旨，尽援引纯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经，不过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徒是也。是时张安道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陈执中俗吏，然执法，仁庙谓惟此人不瞒人。近世叶颙近似之。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书纳先生，因请问其书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汉之名节，魏晋之旷荡，隋唐之辞章，皆惩其弊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羇将去，遂成风俗。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如皇甫规，乡人见之，却问：『卿在鴈门，食鴈美乎？』举此可见。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相羇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艳辞，君臣赓歌亵渎之语，不以为怪。隋之辞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羇缠至唐，至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将此病变作彼病。」某问：「已前皆羇缠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岂是羇缠？」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某问：「安定学甚盛，何故无传？」曰：「当时所讲止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便已。尝言刘彝善治水，后来果然。彝有一部诗，遇水处便广说。」璘录云：「刘彝治水，所至兴水利。刘有一部诗解，处处作水利说，好笑。熟处难忘。」某又问：「以前说后汉之风，皆以为起于严子陵，近来说又别。」曰：「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法。如见樊英筑坛场，犹待神明。严子陵直分明是隐士，渠高气远迈，直是不屈。又论其不矫激，吕伯恭作祠堂记，却云它中和。尝问之：『严子陵何须如此说？使它有知，闻之岂不发一笑！』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却是矫激，然犹有以使人奋起。今日须要作中和，将来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不可不理会。」某问：「此风俗如何可变？」曰：「如何可变？只且自立。」
论安定规模虽少疏，然却广大着实。如孙明复春秋虽过当，然占得气象好。如陈古灵文字尤好。尝过台州，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坏！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亦是有气数？」曰：「然。」
因言兼山艾轩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时，如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诸人说，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尽平正，更如古灵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曰：「许多事都说尽，也见他一个胸襟尽包得许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时。如程子未出，而诸公已自如此平正。」
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或曰：「孙泰山也是大故刚介。」曰：「明复未得为介，石守道却可谓刚介。」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迭得伶俐，兹所以不动心也。
嘉佑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
问：「安定平日所讲论，今有传否？」曰：「并无。薛士龙在湖州，尝以书问之。回书云，并无。如当初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之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
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底详说话。禅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扬录云，徐子仪之徒。
因论李泰伯，曰：「当时国家治，时节好，所论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欧公书，往余杭见范文正。文正云『欧九得书，令将钱与公。今已桩得甚处钱留公矣。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来，欲出郊迓之』云云。」
闽宰方叔珪永嘉人。以书来，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议论！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谓小人不可去，则舜当时去『四凶』是错了！」可学问：「方君意谓不与小人竞，则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刘晦伯云：「有人说泰卦『内君子，外小人』，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变为君子。」曰：「亦有此理。圣人亦有容小人处，又是一截事。且当看正当处。使小人变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学云：「小人谮君子，须加以朋党叛逆。」曰：「如此，则一网可打尽。虽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过当。如元佑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诗行重责，大不可。然当元佑时，只行遣渠一人，至绍圣则祸甚酷。以此观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祸常大，安可不去！」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遇圣明如此，犹做不得！
富郑公与韩魏公议不合，富恨之，至不吊魏公丧。富公守某州，鲁直为尉，久不之任，在路迁延。富有所闻，大怒；及到，遂不与交割。后幕干劝之，方肯。及鲁直在史馆修韩魏公传，使人问富曾吊韩丧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后人虽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鲁直也可谓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郑公家上寿，恁地便是富不如韩较宽大。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上面不从他，也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来遂被人言。虽如此，毕竟唤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当如韩公论列。若不从，也须做道理减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则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则不可也。
欧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某谓正是「羸豕孚躅」之义。当极治时，已自栽培得这般物在这里了，故直至如今。
先生因泛言交际之道，云：「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见居三衢。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复招饭，意廑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竟不往。后十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盖如此。方二公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谓言行必「稽其所终，虑其所敝」也。或言：「近有为乡邑者，泛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无所不后来遇事入手，处之颇有掣肘处。」曰：「为邑之长，此等处当有限若脱略绳墨，其末流之弊，必至于此。包李之事，可为法也。」
张乖崖云：「阳是人有罪，而未书案，尚变得；阴是已书案，更变不得。」此人曾见希夷来，言亦似太极图。
「赵叔平，乐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动，则取白豆投其中；恶念动，则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则倒虚器中之豆，观其黑白，以验善恶之多少。初间黑多而白少；久之，渐一般；又久之，则白多而黑少；又久，则和豆也无了，便是心纯一于善矣。」或曰：「恐无此理。」曰：「前辈有一种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则不消如此心烦，自然当下便复于善矣。」
陈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义理之正，是如何样有力量！惜其只一向从一边去。辞官表甚古，横渠尝称之。温公薨，陈上表慰国家，张文潜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书。
陈烈辞官表，上谓似中书之文。陈好行古礼，其妻厌之而求去。人遂诬陈恶其妻丑而出之。
陈烈初年读书，不理会得，又不记。因读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谢绝人事，静坐室中。数月后，看文字记性加数倍，又聪明。
阮逸撰元经、关朗易、李靖问对，见后山谈丛。
「崔正言奏议亦好。」又问：「曾看刘质夫春秋、谢显道胡明仲集否？」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著数论，其间有说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儒用。以下荆公。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问：「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为后来如此？」曰：「渠初来，只是要做事。到后面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语。」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又问：「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后来乃如此，莫是荆公说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适说徐子宜上殿极蒙褒奖，然事却不行。」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又云：「富韩公召来，只是要去，语人云：『入见上，坐亦不定，岂能做事？』」某云：「韩公当仁庙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曰：「此事看得极好，当记取。」又问：「使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须更精密似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