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107/110）-宋-朱熹

（本文为《朱子语类》第 107/110 部分）

或问：「季通八阵图说，其间所著陈法是否？」曰：「皆是元来有底。但季通分开许多方圆陈法，不相混杂，稍好。」又问：「史记所书高祖垓下之战，季通以为正合八陈之法。」曰：「此亦后人好奇之论。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羇作一团，又只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步伍行阵，各有条理，方得。今且以数人相扑言之，亦须摆布得所而后相角。今人但见史记所书甚详，汉书则略之，便以司马迁为晓兵法，班固为不晓，此皆好奇之论。不知班固以为行阵乃用兵之常，故略之，从省文尔。看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阵，地方则须布方阵，亦岂容概论也？」又曰：「常见老将说，大要临阵，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替人。觉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乡来张柔直守南剑，战退范汝为，只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阵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云：「刘信叔顺昌之胜，乡见张仲隆云，亲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虏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则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甚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如是下令军中：『可依此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人情胥快，元城刘师闵向张魏公督军，暑药以姜面为之，与今冰壶散方大概相似。故能大败虏人。盖方我之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虏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时而击之，是以胜也。」或曰：「是战也，信叔戒甲士，人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曰：「此则不得而知。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十数人。」儒用。
「八阵图，敌国若有一二万人，自家止有两三千人，虽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势不敌，则不与斗。」先生笑曰：「只办着走便了！」蔡云：「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底人，与一个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壮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底便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阵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先生曰：「也须是多寡强弱相侔，可也。又须是人虽少，须勇力齐一，始得。」蔡云：「终不是使病人与壮人斗也。」
阵者，定也。八阵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季通语。
用之问：「诸葛武侯不死，与司马仲达相持，终如何？」曰：「少间只管算来算去，看那个错了便输。输赢处也不在多，只是争些子。」季通云：「看诸葛亮不解输。」曰：「若诸葛亮输时，输得少；司马懿输时，便狼狈。」
诸葛公是忠义底司马懿，司马懿是无状底诸葛公，刘禅备位而已。
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于祜』之言，斯可见矣。」如汉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而裒不仕，乃过于厚者。嵇康魏臣，而晋杀之，绍不当仕晋明矣。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事雠之过，自不相掩。司马公云：「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人杰录云：「仪尝仕昭，而昭诛之」云云。
晋元帝无意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还。行刑者以血拭柱，血为之逆流。天人幽显，不隔丝毫！
「汤执中，立贤无」东晋时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诞者之后。惟顾荣贺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导为相，只周旋人过一生。尝有坐客二十余人，逐一称赞，独不及一胡僧，并一临海人。二人皆不悦。导徐顾临海人曰：「自公之来，临海不复有人矣。」又谓胡僧曰：「兰奢。」兰奢，乃胡语之褒誉者也。于是二人亦悦。
问：「老子之道，曹参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谢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导谢安又何曾得老子玅处？淳录云：「人常以王导比谢安。」然谢安又胜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底人，谢安却较有建立，也煞有心于中原。王导自渡江来，只是恁地，都无取中原之意，此说也是。但谢安也被这清虚绊了，都做不得。」又问：「孔子恶乡原，如老子可谓乡原否？」曰：「老子不似乡原。乡原却尚在伦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伦理之外。它自处得虽甚卑，不好声，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伦理之外，其说煞害事。如乡原，便却只是个无见识底好人，未害伦理在。」
「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个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王俭平日自比谢安。王俭是已败阙底谢安，谢安特幸未疏脱底王俭耳。安比王俭只是有些英苻坚之来，亦无措置。前辈云，非晋人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耳。然坚只不合拥众来，谢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国内自乱，晋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镇静待之。坚之来，在安亦只得发兵去迎敌当来。苻坚若不以大众来，只以轻兵时扰晋边，便坐见狼狈。」因问正淳曰：「桓温移晋祚时，安能死节否？」曰：「必不能，却须逃去。」曰：「逃将安往？若非死节，即北面事贼耳。到这里是筑底处，中间更无空地。」因说：「韦孝宽智略如此，当杨坚篡周时，尉迟迥等皆死，孝宽乃献金熨斗。始尝疑之：既不与它为异，亦何必如此附结之？元来到这地位，便不与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节耳。」又曰：「谢安之于苻坚，如近世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它死耳。」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事如何？」曰：「当来它却有错处。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后也。」
「温太真处王敦事难。」先生云：「亦不佳，某做不得。」
王祥孝感，只是诚发于此，物感于彼。或以为内感，或以为自诚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今人论理，只要包合一个浑沦底意思，虽是直截两物，亦强羇合说，正不必如此。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
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
陶渊明，古之逸民。
问：「苻坚立国之势亦坚牢，治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何故一败涂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扫土而来，所以一败更救不得。」又问：「他若欲灭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曰：「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灭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亲临。』及猛入燕，忽然坚至，盖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亲来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后来如此。」
王猛事苻坚，煞有事苻坚之兄，乃其谋杀之。
桓温入三秦，王猛来见。眼中不识人，却谓三秦豪杰未有至，何也？三秦豪杰，非猛而谁？可笑！
晋任宗室，以八王之乱，自宋而后，皆杀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其不好，途中见人哭。问：「如何死？」曰：「病死。」曰：「病死何哭？」至有临刑时，平日念佛者，皆合掌，愿后世莫生王侯家！
苏绰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杀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必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若魏郑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说密即东都缚炀帝独夫，天下必应。」扬谓：「密不足道。汉唐之兴，皆是为利。须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汉高祖见始皇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阳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传及诸葛，次及郭汾阳。」
汉高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恁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护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
高祖辞得九锡，却是。
高祖与裴寂最昵。宫人私侍之说，未必非高祖自为之，而史家反以此文饰之也。
因论唐事，先生曰：「唐待诸国降王不合道理。窦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晓。王世充却不杀。当初高祖起太原，入关，立代王，遂即位。世充于东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样，故且赦之。至杀萧铣，则大无理。他自是梁子孙，元非叛臣。」某问：「唐史臣论高祖杀萧铣，不成议论。」曰：「然。」通老问：「以宫人侍高祖，在太宗不当为。」曰：「它在当时，只要得事成，本无救世之心，何暇顾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屡经大盗杀之。又多不出合，只消磨尽了。」
「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高祖亦自粗疏。惟光武差细密，却曾读书来。」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曰：「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使其不死，当有可观。」曰：「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问：「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其事颇相类。」曰：「建炎初，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使一举而取河北数郡，即当时事便可整顿。及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京师之人莫不号恸！于是群盗分散四出，为山东淮南剧贼。」德。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杀。尉迟敬德着甲持刃见高祖。高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谓：「既许明早理会，又却去泛舟，此处有阙文，或为隐讳。」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与前后无情理。太宗决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见三儿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处。又谓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说。」
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禅者三。如肃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于玄宗，亦只为其诛韦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尔。」端。
又论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顿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盖之。如玄宗诛韦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会得事，坚不受。」
因及王魏事，问：「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见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须莫事建成？亦只是望侥幸。」问：「二人如此机敏，何故不见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因问太宗杀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
太宗纳巢剌王妃，魏郑公不能深谏，范纯夫论亦不尽。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资质极平正，点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先生尝语吕丈云：「范纯夫平生于书册皆只从忙中摄过了。」所以讽吕丈也。
太宗从魏郑公「仁义」之说，只是利心，意谓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汉文帝资质较好，然皆老氏术也。
或谓史赞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夫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骧。
问：「胡氏管见断武后于高宗非有妇道。合称高祖太宗之命，数其九罪，废为庶人而赐之死。窃恐立其子而杀其母，未为稳否？」曰：「这般处便是难理会处。在唐室言之，则武后当杀；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杀其母，明日何以相见？」问：「南轩欲别立宗室，如何？」曰：「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了；以当时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废之事。天下之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又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难处。不知孟子当此时作如何处？今生在数百年之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如此断定。须身在当时，亲看那时节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别立宗室。是时承干亦有子在。若率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须便将此样难处来阑断了。须要通其它，更有好理会处多。且看别处事事通透后，此样处亦易。」
先生问人杰：「姚崇择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说患未得人，便见它真能精择。」曰：「固是。然唐鉴却贬之。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当仁宗时，条天下事，亦只说择监司为治，只此是要矣。」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今须要知他断得是与不是，古今煞有以断而败者。如唐德宗非不断，却生出事来。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刚愎不明理，不纳人言。惟宪宗知蔡之不可不讨，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无所见，则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断」字上看，而遗其左右前后，殊不济事。
周庄仲曰：「宪宗当时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见便怜之，有复用之意。」曰：「宪宗聪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戋刂]地作诗自辨被迫胁。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
颜鲁公只是有忠义而无意智底人。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下两拜。后来知得，方骂。
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高似宣公，宣公谙练多，学便纯粹。大抵汉去战国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后面所说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当面便说得，如说孙权一段，虽辨士不及其细密处，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桥梁道路，井灶圊溷，无不修缮，市无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
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
问：「陆宣公既贬，避谤，阖户不著书，祇为古今集验」曰：「此亦未是。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可以讨论？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
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后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说者谓阳城居谏职，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耶？铣。
方伯谟云：「使甘露之祸成，唐必亡无疑。」寿昌。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弊法卒亦变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寇几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唐六典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皆是苏绰之制，唐遂因之。唐之东宫官甚详。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
因论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诸公以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分番入卫，则此一人便不复为农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业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有家则有世业。古人想亦似此样。义刚录云：「唐口分是二分，世业是八分。有口则有口分，寡妇皆无过十二」云云。
唐节度使收税，皆入其家，所以节度富。
「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问理道要诀。曰：「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理道要诀亦是杜佑书。是一个通典节要。
朱梁不久而灭，无人为他藏掩得，故诸恶一切发见。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
后唐庄宗善音律，好宠伶优。其卒也，得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而焚之。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岂欺我哉！寿昌。
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会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谓神圣，其臣莫及。赵普辈皆不及之。」
问：「世宗果贤主否？」曰：「看来也是好。」问：「当时也曾制礼作乐。」曰：「只是四年之间，煞做了事。」问：「今刑统亦是他所作？」曰：「开宝通礼当时做不曾成，后来太祖足成了。而今一边征伐，一边制礼作乐，自无害事，自是有人来与他做。今人乡一边，便不对那一边；才理会征伐，便将礼乐做闲慢了。世宗胸怀又较大。」
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收三关，是王朴死后事。模样世宗未死时，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东，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
周世宗亦可谓有天下之量，纔见元稹均田图，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图世未之见。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迫，无甚宽大气象。做好事亦做教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亦是数短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终是甚不济事。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
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有一处载「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语！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言不是学，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学，『君和』又是个甚物事？而今不必论。礼记所谓『疑事毋质』，盖无所考据，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义，古不可考，或以为学名，或以为乐名，无由辨证。某初解诗，亦疑放那里。但今说作学，亦说得好了。亦有人说，辟雍是天子之书院，大学又别。」
国语文字多有重迭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故柳子厚论为文，有曰：「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国语中多要说人有不可教则勿教之之意。
问：「史记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张文潜之说得之。」宋齐丘作书序中所论也。道夫曰：「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曰：「也是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底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岂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于此。」又曰：「老子著书立言，皆有这个底意思。」
「诸子百家书，亦有说得好处。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此二句说得好。」曰：「看得荀子资质，也是个刚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个模样，便将来说。」曰：「扬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细腻。」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灵根」之说。云云，亦只是庄老意思，止是说那养生底工夫尔。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然他只是说，都不行。至达磨来，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后来有禅，其传亦如是远。」问：「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恐其亦未足以尽庄老之实说。」曰：「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尔。据其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理会得庄老底意思！」荀
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问：「东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恶，固不是。然人之一性，无自而见。荀子乃言其恶，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说？」先生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谓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天下事从其是。曰同，须求其真个同；曰异，须求其真个异。今则不然，只欲立异，道何由明？陈君举作夷门歌，说荆公东坡不相合，须当和同，不知如何和得！」荀子。
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此是荀子好话。
「入乎耳而着乎心。」着，音直略切。
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问：「王通病痛如何？」曰：「这人于作用都晓得，急欲见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平。及知时势之不可为，做周公事业不得，则急退而续诗书，续玄经，又要做孔子底事业。殊不知孔子之时接乎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之文，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数圣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则欲以七制命议之属为续书，「七制」之说亦起于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盖以比二典也。诗则欲取曹刘沈谢者为续诗。续得这般诗书，发明得个甚么道理？自汉以来，绍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盖无那壹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曹刘沈谢之时，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亦有学为四句古诗者，但多称颂之词，言皆过实，不足取信。乐如何有云英咸韶濩武之乐？礼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它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左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如中说一书，都是要学孔子。论语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它便说陈思王善让；论语说『殷有三仁』，它便说荀氏有二仁。又提几个公卿大夫来相答问，便比当时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说一书，固是后人假托，非王通自着。然毕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述作，所以起后人假托之故。后世子孙见它学周公孔子学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时公卿大夫之显者，缵缉附会以成之。毕竟是王通有这样意思在。虽非它之过，亦它有以启之也。如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扬又敻别。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着，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子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它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观。」曰：「不然，它气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许多书时，方只二十余岁。孔子七十岁方系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见识，非凡人矣。」以下论荀扬王韩及诸子。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诏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甚么义理？发明得甚么政事？只有高帝时三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曰『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录。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只是要依他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常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问扬雄。曰：「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赢』，固不是。如易中卦气如何？」曰：「此出于京房，亦难晓。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气而无朔矣。」问：「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说，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问：「贾谊与仲舒如何？」曰：「谊有战国纵横之气；仲舒儒者，但见得不透。」曰：「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难考。但诗注颇简易，不甚泥章句。」问：「文中子如何？」曰：「渠极识世变，有好处，但太浅，决非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与通年纪甚悬绝。」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荣可知。使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渠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理人欲处分别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沙随云，史记高祖泛舟于池中，则『明当早参』之语，皆是史之润饰。看得极好，此岂小事！高祖既许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则知此事经史臣文饰多矣。」问：「禅位亦出于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杀元良，又何处去？明皇杀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至于天下国家事业，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却要斗合汉魏以下之事整顿为法，这便是低处。要之，文中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因言：「魏征作隋史，更无一语及文中，自不可晓。尝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龚鼎臣注，及南史、刘梦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书不同，殊不可晓。」又检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于天下，亦识得三代制度，较之房魏诸公文，稍有些本领，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处，亦只自老庄中来。」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看。」学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它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曰：「各自有长处。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会。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扬子云为人深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类，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个奇耦，奇是阳，耦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若有个三底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胜，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刚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底说话。」又问：「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书，恐多是后人添入，真伪难见，然好处甚多。但一一似圣人，恐不应恰限有许多事相协得好。如见甚荷蒉隐者之类，不知如何得恰限有这人。若道他都是妆点来，又恐妆点不得许多。然就其中惟是论世变因革处，说得极好。」又问：「程子谓『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是如何？」曰：「只缘韩子做闲杂言语多，故谓之华。若扬子虽亦有之，不如韩子之多。」
扬子云韩退之二人也难说优劣。但子云所见处，多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语亦多病，但就彼时亦难得一人如此。子云所见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阴阳奇耦，便有四象：如春为少阳，夏为老阳，秋为少阴，冬为老阴。扬子云见一二四都被圣人说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数。」●问：「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无见处。若作太玄，何似作历？老泉尝非太玄之数，亦说得是。」又问：「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南升。
问：「先生王氏续经说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来于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于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髣佛。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又问：「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较活，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所以伊川说『西铭是原道之宗祖』，盖谓此也。」
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着，如「正谊不谋利」之类。然亦非它真见得这道理。董子。
问：「性者，生之质。」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气者，生之质，已有形状。」
问：「仲舒云：『性者，生之质。』」「也不是。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璘谓：「『性者，生之质』，本庄子之言。」曰：「庄子有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前辈谓此说颇好，如『有物有则』之意。」
问：「仲舒以情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
童问董仲舒见道不分明处。曰：「也见得鹘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等语，似不识性善模样。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又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如此说，固未害。下云『命非圣人不行』，便牵于对句，说开去了。如『正谊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问：「或谓此语是有是非，无利害，如何？」曰：「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也，要亦当权其轻重方尽善，无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计利害，于是非全轻了。」
建宁出「正谊明道如何论」。先生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仲舒所立甚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其议匈奴一节，娄敬贾谊智谋之士为之，亦不如此。
刘淳叟问：「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问时政，亦及治性情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阴阳日辰贪狠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时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诸葛孔明近申韩。
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扬子。
问：「扬子『避碍通诸理』之说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语有病。」问：「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间处事不看道理当如何，便先有个依违闪避之心矣。」
「『学之为王者事』，不与上文属。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学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数圣人之盛德，犹且如此。』」问：「『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虽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处称」
扬子云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六国之势，南北相连则合纵；秦据东西，以横破纵也。盖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直，东西横，错综于其间也。
「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晷，影也，犹影之随形也。盖德隆则星随德而见，星隆则人事反随星而应。」
扬子云云：「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溯于日乎！」先生举此，问学者是如何。众人引诸家注语，古注解「载」作「始」，「魄」作「光」。温公改「魄」作「胐」，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晓得个『载』字，便都晓得。载者，如加载之『载』。如老子云『载营魄』，左氏云『从之载』，正是这个『载』字。诸家都乱说，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则光始生于西面，以渐东满；既望，则光消亏于西面，以渐东尽。』此两句略通而未尽。此两句尽在『其溯于日乎』一句上。盖以日为主，月之光也，日载之；光之终也，日终之。『载』，犹加载之『载』。又训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盖初一二间，时日落于酉，月是时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则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对，日落于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载魄于西。盖月在东日则在西，日载之光也。及日与月相去愈远，则光渐消而魄生。少间月与日相蹉过，日却在东，月却在西，故光渐至东尽，则魄渐复也。当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渐东满；日复魄于西面，以渐东尽。其载也，日载之；其终也，日终之，皆系于日。』又说秦周之士，贵贱拘肆，皆系于上之人，犹月之载魄终魄皆系于日也，故曰『其溯于日乎』！其载其终，皆向日也。温公云：『当改「载魄」之「魄」作「朏」。』都是晓扬子云说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谓『载营魄』，便是如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载，盖以火养水也。魄是水，以火载之。『营』字，恐是『荧』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经营之『营』，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说终魄于东『终』字，亦未是。昨夜解「终」作「复」，言光渐消而复其魄也。盖终魄亦是日光加魄于东而终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渐东满，及既望，则日光旋而东，以终尽月之魄，则魄之西渐复，而光渐消于魄之西矣。」因又说老子「载营魄」。「昨日见温公解得扬子『载魄』没理会，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晓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载营魄」阙。』只有此四字而已。颍滨解云：『神载魄而行。』言魄是个沈滞之物，须以神去载他，令他外举。其说云：『圣人则以魄随神而动，众人则神役于魄。』据他只于此间如此强解得，若以解扬子，则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错。耳目之精明者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不理会修养之学，所以不晓。颍滨一生去理会修养之术，以今观之，全晓不得，都说错了。河上公固是胡说，如王弼也全解错了。王弼解载作处，魄作所居，言常处于所居也，更是胡说！据颍滨解老子，全不晓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载魄而行，便是个刚强外举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观他这一章尽说柔底意思，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天门开辟，能为雌乎？』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云『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又，楚词也用『载营魄』字，其实与颍滨解老子同。若楚词恐或可如此说。以此说老子，便都差了。」
张毅然漕试回。先生问曰：「今岁出何论题？」曰：「论题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张曰：「大率是骂他者多。」先生笑曰：「他虽有不好处，也须有好处。故程先生言：『他虽则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岂可一向骂他！」友仁请曰：「愿闻先生之见。」曰：「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学，却要学两汉，此是他乱道处。亦要作一篇文字说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问文中子好处与不好处。曰：「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间有见处，也即是老氏。又其闲被人夹杂，今也难分别。但不合有许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蒉等人，它也有许多人，便是装点出来。其间论文史及时事世变，煞好，今浙间英迈之士皆宗之。南升。
「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与其它好处极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并说若云云处，可见。」扬曰：「过法言。」曰：「大过之。」
文中子论时事及文史处尽有可观。于文取陆机，史取陈寿。曾将陆机文来看，也是平正。
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且如中说，只是王氏子孙自记。亦不应当时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何故尽无一语言及其师兼所记其家世事？考之传记，无一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