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6/12）-清-章学诚

（本文为《文史通义》第 6/12 部分）

矜谒者之通，何谓也？国史叙《诗》，申明六艺。盖诗无达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说，则其所赋，不辨何谓也？今之《诗序》，以谓传授失其义，则可也；谓无待於序，不可也。《书》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当有篇目欤？今之《书序》，意亦经师授受之言，仿《诗序》而为者欤？读者终篇，则事理自见；故《书》虽无序，而书义未尝有妨也。且《书》故有序矣，训诰之文终篇记言，则必书事首简，以见训诰所由作。是记事之《书》无需序，而记言之《书》本有序也。由是观之，序之有无，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见矣。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树义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见也，其人未尝不知之，而必为之论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而讽焉，或有所感而发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参互考质，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是亦《书》序训诰之遗也。乃观论著之文，论所不必论者，十常居七矣，其中岂无一二出於有为之言乎？然如风《诗》之无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议论而有序，则无实之言类於经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习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观後世文集，应人请而为传志，则多序其请之之人，且详述其请之之语。偶然为之，固无伤也；相习成风，则是序外之序矣。虽然，犹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请乞之辞，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一则曰：吾子道德高深，言为世楷，不得吾子为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则曰：吾子文章学问，当代宗师，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己则多方辞让，人又搏颡固求。凡斯等类，皆入文辞，於事毫无补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颜之甚邪？且文章不足当此，是诬死也；请者本无是言，是诬生也。若谓事之缘起，不可不详，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刺揭先投，入座寒温，包苴後馈。亦缘起也，曷亦详而志之乎？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有异於是乎？
著卜肆之应，何谓也？著作降而为文集，有天运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根本蹶而枝叶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质变，人世酬酢，礼法制度，古无今有者，皆见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苟涉乎人世，则应求取给，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分则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学问精粹者，即以文集为著作，所谓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与给求之用也，若不得为子史专家，语无泛涉也。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盖又不知其几矣。此则运会有然，不尽关於人事也。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耆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请，撰为碑、铭、序、述诸体，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以杂其文指，韩、柳、欧、曾之所谓无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学问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以附不朽之业也，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群相夸诩，遂谓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其所识解又不越於韩、欧文集也，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而人之子孙未尝求之也，则虚为碑志以入集，似乎子孙之求之，自谓庶几韩、欧也。夫韩、欧应人之求而为之，出於不得已，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韩氏欲诛奸谀於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经，尚恨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窥有馀羡，乃至优孟以摩之，则是词科之拟诰，非出於丝纶，七林之答问，不必有是言也；将何以徵金石，昭来许乎？夫舍传记之直达，而效碑志之旁通，取其似韩、欧耶？则是宾里也。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则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宾，里之丑妇，美而效之；富者闭门不出，贫者挈妻子而去之。贱工卖卜於都市，无有过而问者，则曰：某王孙厚我，某贵卿神我术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退之遭李之毁，（《平淮西碑》本未略李功。）欧阳辨师鲁之志，从古解人鲜矣。往学古文於朱先生。先生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语其失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又为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读书不率，挞之流血。太夫人护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劝进食。太夫人怒，批其颊。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欢。其文於慈孝友睦，初无所间；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耻辱须讳，又笞甥挞妇，俱乖慈爱，则削而去之。余尝为《迁安县修城碑文》，中叙城久颓废，当时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缓工；今则为日更久，圮坏益甚，不容更缓。此乃据实而书，宜若无嫌。而当时阅者，以谓碑叙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过虑，其後质之当世号知文者，则皆为是说，不约而同。又尝为人撰《节妇传》，则叙其生际穷困，亲族无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给，抚孤成立。而其子则云：“彼时亲族不尽穷困，特不我母子怜耳。今若云云，恐彼负惭，且成嫌隙。请但述母氏之苦，毋及亲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仆数矣。亦间有情形太逼，实难据法书者，不尽出拘泥也。）又为朱先生撰《寿幛题辞》云：“自癸巳罢学政归，门下从游，始为极盛。”而同人中，有从游於癸巳前者，或愤作色曰：“必於是後为盛，是我辈不足重乎？”又为梁文定校注《年谱》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终身礼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欢。”而或乃曰：“嫂自应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则是防嫂不终其节，非真敬也。”其他琐琐，为人所摘议者，不可具论，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见文章涉世，诚难言矣。夫文章之用，内不本於学问，外不关於世教，已失为文之质；而或怀挟忄扁心，诋毁人物，甚而攻发隐私，诬涅清白；此则名教中之罪人，纵幸免刑诛，天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扬；比拟之馀，例有宾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无疵；殆如赋诗必谐平仄，然後音调；措语必用助辞，然後辞达。今为醇厚著说，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虽周、孔复生，不能一语称完善矣。嗟乎！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之士黯然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知者发之，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
○针名
名者，实之宾。实至而名归，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顺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学，知有当务而已矣；未知所谓名，安有见其为实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实，於是见不忘者之为实尔。识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实也。虽然，犹未忘夫名实之见者也。君子无是也。君子出处，当由名义。先王所以觉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来，未有舍名而可为治者也。何为好名乃致忘实哉？曰：义本无名，因欲不知义者由於义，故曰名义。教本无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为名，求实之谓也。譬犹人不知食，而揭树艺之名以劝农；人不知衣，而揭盆缲之名以劝蚕；暖衣饱食者，不求农蚕之名也。今不问农蚕，而但以饮暖相矜耀，必有辍耕织而忍饥寒，假借糠秕以充饱，隐裹败絮以伪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义之为名，农蚕也。好名者之名，饱暖也。必欲骛饱暖之名，未有不强忍饥寒者也。
然谓好名者丧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实至而名归，名亦未必遽归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似有知，故可相与为声名。实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干术驭，竭尽生平之思力，而谓此中未得一当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犹好利者未必无一时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为之者也。如贾之利市焉，贾必出其居积，而後能获利；好名者，亦必浇漓其实，而後能徇一时之名也。盖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务实者，不能尽人而称善焉。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同，不必出於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风尚循环，如春兰秋鞠之互相变易，而不相袭也。人生其间，才质所优，不必适与之合也。好名者，则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术多不可问也。唇亡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此言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忮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矫揉；而名之所在，矫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确，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实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吊其落落无与俦也，未始不待我为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怅其遥遥未接迹也，未始不与我为比邻之洽也。以是而问当世之知，则寥寥矣，而君子不以为患焉。浮气息，风尚平，天下之大，岂无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穷矣。故曰：实至而名归，好名者丧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异
古人於学求其是，未尝求异於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时而异於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尝不以谓甘也。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则必啜糟弃醴，去脍炙而寻藜藿，乃可异於庸俗矣。语云：“後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从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违也。夫子论列古之神圣贤人，众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让，非夫子阐幽表微，人则无由知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无夫子之称述，人岂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圣，而称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闻去取有异於众也，则天下真无可以求异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异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後趋不入於歧途也。夫内重则外轻，实至则名忘。凡求异於人者，由於内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斯欲求异以加人，而人亦卒莫为所加也。内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实不至，不得不骛於名，又人情之大抵类然也。以人情之大抵类然，而求异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则求异者何尝异人哉？特异於坦荡之君子尔。夫马，毛鬣相同也，草饮水，秣刍饲粟，且加之鞍鞯而施以箝勒，无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圣贤豪杰，所以异於常人也。不从众之所同，而先求其异，是必诡衔窃辔，是噬，不可备驰驱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寿屏祭幛，几等市井间架，不可入学士之堂矣。其实时为之也。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而祝嘏陈言，哀挽习语，亦无从出其性灵，而犹於此中斤斤焉，计工论拙，何以异於梦中之占梦欤？夫文所以将其意也，意无所以自申，而概与从同，则古人不别为辞，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文胜之习，必欲为辞，为之而岂无所善？则遂相与矜心作意，相与企慕仿效，滥觞流为江河，不复可堙阏矣。夫文生於质也，始作之者，未通乎变，故其数易尽。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则当相度宣防，资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为古无而今有者，皆当然也。称寿不见於古，而叙次生平，一用记述之法；以为其人之不朽，则史传竹帛之文也。挽祭本出辞章，而历溯行实，一用诔谥之意，以为其人之终绐，则金石刻画之文也。文生於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为无补，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而学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寿言，而死有祭挽，近代亡於礼者之礼也。礼从宜，使从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废也。文章之家，卑视寿挽，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挽而耻录寿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爱而间存者，亦必别为卷轴，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汪钝翁以古文自命，动辄呵责他人，其实有才无识，好为无谓之避忌，反自矜为有识，大抵如此。）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以谓哀诔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辞，为古所无也。不知墓志始於六朝，碑文盛於东汉，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志铭，学士盛称之矣。今观蔡、韩二氏之文集，其间无德而称，但存词致，所与周旋而俯仰者，有以异於近代之寿言欤？宽於取古，而刻以绳今，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必以铭志之伦，实始乎古，则祝嘏之文，未尝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辞，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因而区别其类例，岂所语於知时之变者乎？
夫文生於质，寿祝哀诔，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则变化无方，後人所辟，可以过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因乎事者，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醮女之辞，冠男之颂，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别为辞，载在传记，盖亦多矣。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礼乐之所不废也。然而其质不存焉，虽有神圣制作，无取仪文节奏，以为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则概为之辞，所为辞费也。进士题名之碑，必有记焉；（明人之弊，今则无矣。）科举拜献之录，必有序焉；（此则今尚有之。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如贺表例。）自唐、宋以来，秋解春集，进士登科，等於转漕上计，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题名进录，故事行焉，虽使李斯刻石，（指题名碑。）刘向奏书，（指进呈录。）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启焉；同此堂构，同此男女，虽使鲁般发号，高绍宾，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而当世文人，方且劣彼而优此，何哉？国家令典，郊庙祝版，岁举常事，则有定式，无更张也。推恩循例，群臣诰敕，官秩相同，则有定式，无更张也。万寿庆典，嘉辰令节，群臣贺表，咸有定式，无更张也。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常人之所不能损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积习相寻，必欲夸多而斗靡，宜乎文集之纷纷矣。
《礼》曰：“君子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丧礼远近有别，而文质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葬亲堂祭之祭文矣，分赠吊客之行述矣。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亻哀，礼无容，言不文，B129苫块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无时。”尚有人焉，能载笔而ゼ文，以著於竹帛，何以异於苍梧人之让妻，华大夫之称祖欤？或曰：未必其文之自为，相丧者之代辞也。夫文生於质也，代为之辞，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鸱既处飘摇，不为见之好音，鲋鱼故在涸辙，不无愤然之作色，虽代禽鱼立言，亦必称其情也。岂曰代为之辞，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
或谓代人属草，有父母者，不当为人述考妣也。颜氏著训，盖谓孝子远嫌，听无声而视无形，至谆谆也。虽然，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嫌之大者，莫过君臣；周公为成王诏臣庶，则不以南面为嫌。嫌之甚者，莫过於男女；谷永为元帝报许后，即不以内亲为忌。伊古名臣，拟为册祝制诰，则追谥先朝，册后建储，以至训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岂有嫌哉？必谓涉世远嫌，不同官守，乐府孤儿之篇，岂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妇之叹，何非须眉之男子？文人为子述其亲，必须孤子而後可，然则为夫述其妻，必将阉寺而後可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君子弗为，盖以此哉。
●卷五内篇五
○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後，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长较短；亦未尝欲後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後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後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後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後学者，颇有訾。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後》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後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後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後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其义犹是耳。
唐後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於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犭扁狙见冠服，不与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於器，实不足而竞於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答客问中
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熊蛇鱼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後其学始显也。迁书有徐广、裴る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簋，而粪土不可索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於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於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
○答客问下
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质而後运斤，先後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後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於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则辨同考异，慎於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於大体而已。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於《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於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传；（《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徵於计吏；（见《论衡》）先贤之表，著於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是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後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後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问
或问：前人之文辞，可改窜为己作欤？答曰：何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为公器，前人之辞如已尽，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为文辞，而不重文辞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窜，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无其意而求合於文辞，则虽字句毫无所犯，而阴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窃矣。或曰：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讳言陈琳为辞。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则曰後世谁知定吾文者。唐韩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岂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
或曰：古人辞命草创，加以修润，後世诗文，亦有一字之师；如所重在意，而辞非所计，譬如庙堂行礼，虽不计其绅佩，而绅佩敝裂，不中制度，亦岂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论文，别自为一道也。就文论文，先师有辞达之训，曾子有鄙悖之戒，圣门设科，文学言语并存，说辞亦贵有善为者，古人文辞，未尝不求工也。而非所论於此疆彼界，争论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晋以还，论文亦自有专家矣。乐府改旧什之铿锵，《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会昌制集》之序，郑亚削义山之腴，元和《月蚀》之歌，韩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归其人，或改标题以入己集，虽论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复较量於彼我字句之琐也。
或曰：昔者乐广善言，而挚虞妙笔，乐谈挚不能封，挚笔乐不能复，人各有偏长矣。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为操笔邪？答曰：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必得广之辞旨，而後次为名笔，史亦未尝不两称之。两汉以下，人少兼长，优学而或歉於辞，善文而或疏於记。以至学问之中，又有偏擅，文辞一道，又有专长；本可交助为功，而世多交讥互诋，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文辞末也，苟去封畛而集专长，犹有卓然之不朽，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然而自古至今，无其人焉，是无可如何者也。
或曰：诚如子言，文章学问，可以互。苟有黠者，本无所长，而谬为公义，以滥竽其中，将何以辨之？答曰：千钧之鼎，两人举之，不能胜五百钧者，仆且蹶矣。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壁垒，为之一新。才智苟逊於程，一军乱矣。富人远出，不持一钱，有所需而称贷，人争与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钱，而後可以贷人之钱也。故文学苟志於公，彼无实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尽善，後人从而点窜以示法，亦可为之欤？答曰：难言之矣。著述改窜前人，其意别有所主，故无伤也。论文改窜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见，遽谓胜前人也。刘氏《史通》，著《点烦》之篇矣。左、马以降，并有涂改，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得失犹可互见。若夫专事论文，则宜慎矣。今古聪敏智慧，亦自难穷，今人所见，未必尽不如古。大约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有意更张，必多画墁之诮。盖论文贵於天机自呈，不欲人事为穿凿耳。
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於文，而反开後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拾前人之遗，此论於学术，则可附於不贤识小之例，存其说以备後人之采择可也。若论於文辞，则无关大义，皆可置而不论。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齐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见，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详审至再而後为之。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显然什百相悬者乎？有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然则私心胜气，求胜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於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鲍通财之义，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必不能也。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辞，且所得於文辞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於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诧谓是学《史记》诸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於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窜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记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於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
汪钝翁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读《表忠观碑》“臣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衔，无不称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衔名之下，必书谨奏，无称言者。一语仅四字，而两违公式，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妇人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曰张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书，民间词状，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甚至有称为该氏者，诚属俚俗不典；然令无明文，胥吏苟有知识，仍称为张为李，官所不禁，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则故改为秦、汉古款，已是貌同而心异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称谓，则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颠倒之甚耶？结句又云“臣谨昧死以闻”，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明末李自成亡‘乱’”云云，是亦未善。当云“故明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李自成之‘乱’”，於辞为顺。盖突起似现在之人，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气亦近滞也。学文者，当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後，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於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於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是则某翁诡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於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末叙丧费出於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附纪二人，文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於经术耳。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弁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藉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於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後，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例传》，而勋详於《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於《陈馀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尔。如唐平淮西，《韩碑》归功裴度，可谓当矣。後中谗毁，改命於段文昌，千古为之叹惜。但文昌徇於李，功本不可没，其失犹未甚也。假令当日无名偏裨，不关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陈淮西功绩，则无是理矣。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中叙国家前後平定准回要略，则以蒋君总修方略，独力勤劳，书成身死，而不得叙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学者慕之。後见某中书舍人死，有为作家传者，全袭《蒋志》原文，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於例得列衔名者耳，其实於书未寓目也。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异？而文人喜於摭事，几等军吏攘功，何可训也？是之谓同里铭旌。昔有夸夫，终身未膺一命，好袭头衔，将死，遍召所知，筹计铭旌题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彼皆掉头不悦。最後有善谐者，取其乡之贵显，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传为笑。故凡无端而影附者，谓之同里铭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强寻猥琐，以求其似；则如见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饭，其中岂复有神妙哉？又近来学者，喜求徵实，每见残碑断石，馀文剩字，不关於正义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补史缺遗，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贪多务得，明知赘馀非要，为有益後世，推求不惮辞费。是不特文无体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後世考徵，正如董泽矢材，可胜暨乎？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关考徵，要必本质所具，即或情逸出，正为阿堵传神。不此之务，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谓画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