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37/65）-未知-丁甘仁
（本文为《文心雕龙义证--》第 37/65 部分）
《斟诠》：「『通变』云者，通达穷涂，变化旧体，而使之推陈出新之谓也。……彦和以为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其源远流长之一面，亦有其日新月异之一面。此所谓『通』与『变』，从继承与革新观点言，此为对立之统一，辩证之结合。」
夫设文之体有常〔一〕，变文之数无方〔二〕，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三〕，名理相因〔四〕，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五〕通变则久〔六〕，此无方之数也〔七〕。
〔一〕《南齐书张融传》载其《门律自序》：「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
《斟诠》：「体，谓体制，包括风格、题材、文藻、辞气等项。即《宗经》篇所谓『体有六义』之体，亦即《附会》篇所谓『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之四事。」
〔二〕《斟诠》：「数，谓技术。《广雅释言》：『数，术也。』《荀子劝学》：『其数则始乎诵经。』杨注及《吕览察贤》『
任其数而已矣』高注并同。『变文』指文字之驱遣而言。」
《礼记檀弓上》：「左右就养无方。」郑注：「方，犹常也。」
按《明诗》篇：「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谐隐》篇：「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书记》篇：「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镕裁》篇：「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附会》篇：「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时序》篇：「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
〔三〕《校注》：「按自《明诗》第六至《书记》第二十五，皆研讨文体者，势不能一一标出，故约举首尾篇目以包其余。舍人『论文叙笔』，原无《辨骚》在内，此亦一证也。」
〔四〕「名理」，名称与实理。《三国志魏志锺会传》：「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名理本指考核名实和辨名析理。刘勰用于文论，名指各种文章体裁的名称，理指各种体裁所以然之理，即其所具有的思想艺术的特性，如「诗言志」，赋「体物写志」，赋、颂、歌、诗的艺术风格，以「清丽」为特征等等。
〔五〕《文论选》：「气力，犹言风格。」刘禹昌云：「气力──即《体性》篇所说的『气以实志，志以定言』的气，《风骨》篇所说的『缀虑裁篇，务盈守气』的『气』；表现在作品里又叫作『风』、『风力』。」（见《文心雕龙选译──通变篇》，《长春》一九六三年九月号，本篇以下所引同）
〔六〕《文论选》：「谓推陈出新才有永恒的生命。」《易系辞下》「通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康伯注：「通物之变，故乐其器用，不能倦也。通变则无穷，故可久也。」
〔七〕意谓：这在创作中是变化无常，没有一定方法的。按「设文之体」就是《镕裁》篇的「设情以位体」，意思是说根据思想情感安排的文章体制是有常规的，而文章变化的方术是不固定的。例如诗、赋、书、记等体裁各有一定的规格要求，这种体制是有常规可循的。至于文章的辞采风格，则日新月异，没有固定的方术可循。
名理有常〔一〕，体必资于故实〔二〕；通变无方〔三〕，数必酌于新声〔四〕。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五〕。
〔一〕意谓「名」与「理」之间是有常轨的。
〔二〕《校注》：「按《国语周语上》：『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韦注：『咨，谋也。故实，故事之是者。』『咨』与『资』通。《文选》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即作『资于故实』。」「资」，凭借，借鉴。「故实」，已有的实际和成法，指过去的创作经验，即写作所必须遵守的惯例。《议对》篇：「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
〔三〕「通变无方」语出《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干，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四〕《斟诠》：「新声，新作歌曲。《国语晋语》：『平公说新声。』……此处借以喻文之时新格调。」《明诗》篇：「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文选》陆机《文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陆机，字士衡，与弟云勤学，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张蔡。」《诗品上》评谢灵运诗：「名章回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文心雕龙讲疏》：「体即指诗赋书记诸体，数即指文辞气力。诗赋不可以作论说，书记不可以作祝盟，此必资于故实，而不可变者也。文辞气力，气谓语气，力谓语气之强弱疾徐，则必随时代而迁移，故能历世虽久，而声采常新。」范注：「此篇要旨在变新复古，而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
〔五〕《斟诠》：「骋无穷之路，指其数能酌于新声而言；饮不竭之源，指其体能资于故实而言。」前者近于创新，后者近于继承。以上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各种体裁的名称及其所以然之理，是有常规可循的，各种体裁的规格要求必须从古人的作品里取得借鉴；而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写作方法要参考新兴的作品。这就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刘禹昌：「由于刘勰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真正源泉，所以他错误地认为古代遗产是创作的源泉，只要能丰富地继承，那就象『饮不竭之源』一样，新的创作就自然源源而来，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然绠短者衔渴〔一〕，足疲者辍涂〔二〕，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三〕。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四〕。
〔一〕黄注：「《庄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按此见《至乐》篇。「绠」，汲水的井绳。「衔渴」，含渴，即口渴。
《荀子荣辱》篇：「短绠不可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汉书酷吏义纵传》：「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师古注：「衔，含也。」张立斋《考异》：「口含心感皆谓之衔。《诗豳风》：『勿士行枚。』笺云：『
初无行陈衔枚之事。』」
〔二〕「辍涂」，言中途停止不前。「涂」，通途。斯波六郎：「
《论语雍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辍涂殊轨者多矣。」五臣注：向曰：「及其中涂辍止。」《斟诠》：「此明不能通古变今之害。」
〔三〕意谓这并不是写作方法已经穷尽，只是不善推陈出新罢了。
《注订》：「文本自然，理出无极，其数不可尽也。至于通变在己，因时而异，故术有疏密耳。」
〔四〕《校注》：「《易离》彖辞：『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王注：『丽，犹着也。』《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阳，日也。晞，干也。』《左传》襄公八年：『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杜注：『（君之臭味）言同类。』又襄公二十二年：『
公孙侨对曰：「……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杜注：『晋郑同姓故。』又按『晞』，翰墨园本误作『睎』（芸香堂本原不误），范注本同，非是。」
周注：「同性，同属植物。异品，构成各种品种。……同性比喻文体有一定，异品比喻通变没有定规。」
刘禹昌：「譬诸草木三句──句式和语义本自《论语子张》：『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比喻对历代文学作品评论，应看到它们的共同性，同时也应看到它们的差别性。」
黄海章《文心短论》：「文章的体裁，如诗赋、书记等，后代和前代名目相同，而就中国传统的说法，诗主『言志』，赋尚『铺陈』。一则着重主观情志的表现，一则着重客观事物的描绘，后代和前代的倾向，还是一致的，然而文辞的繁简，气势的刚柔，却可以有多样的不同。同在一个艺术园地中，可以开出许多异品奇花，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所以从『名理相因』来看，是『有常』；而从『文辞气力』来看，又不碍其为通变。」（《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二期）
以上为第一段，论文章写作要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
是以九代咏歌〔一〕，志合文则〔二〕。黄歌《断竹》〔三〕，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四〕；虞歌《卿云》〔五〕，则文于唐时〔六〕。夏歌「雕墙」〔七〕，缛于虞代；商周篇什〔八〕，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九〕。
〔一〕范注：「楚属于周，故云九代。」九代，指黄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国）、汉、魏、晋（包括宋初）。」
〔二〕《校释》：「旧校：『则原作财，许无念改。』按当作『别』，所谓变也。」郭注：「『志合』，指通，即下文所谓『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文别』，指变，即九代咏歌，各有不同也。」
《考异》：「《易》有『天则』，见《干卦》，《书》有『王则』，见《无逸》。则，法也，文则，文之法也。」吴林伯《
文心雕龙诸家校注商兑》：「郭璞《尔雅图赞珪》：『永观厥祭，时维文则。』《通变》『文则』本此，而含义不同，犹陆机《文赋》云『文律』。《通变》下文曰：『文律运周。』曰『文则』，曰『文律』，词异义同。」（《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三期）
〔三〕《章句》：「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
梅注：「黄歌，黄帝时歌也。其《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古『肉』字）。《吴越春秋》曰：越王欲谋复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云云。」按此见卷五。黄注：「按所歌者本黄帝时《竹弹谣》。」范注：「案彦和谓此歌本于黄世，未知何据，书缺有间，不可考矣。」
明胡侍《真珠船》卷三《断竹歌》：「按《吴越春秋》：『陈音曰：古者人民朴质，……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刻木为矢。』（见《
句践阴谋外传》）盖断竹之歌即竹弹之谣，神农前已有之，不肇于黄帝之世。」
〔四〕《札记》：「案上文『黄歌《断竹》』，下文『虞歌《卿云》，夏歌「雕墙」』，『断竹』、『卿云』、『雕墙』，皆歌中字，此云『在昔』，独无所征，倘昔为蜡之讹与？《礼记》载伊耆氏蜡辞，伊耆氏，或云尧也。」范注：「窃按蜡辞非歌，『在蜡』亦非句中语，或彦和时有此歌尔。」《文论选》：「『在昔』可能是传说中唐尧时代作品。刘勰时代可能还存在，而后已失传。『在昔』当亦是首句。广于黄世──比黄帝时代有所发展。」
郝懿行批注：「按《尚书大传》：『●然乃作大唐之歌，其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按见《
虞夏传》）此即唐歌也。黄氏注引《卿云》，而不知引此，何耶？」
郭注：「『在昔』为『载蜡』之讹。『载蜡』，即『始为蜡』也。『载』，始也。《孟子滕文公》：『自葛载。』《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祝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或云即帝尧。』」「广于黄世」，郭译为「比《断竹歌》的二字成句是扩大了」。
〔五〕《训故》：「《尚书大传》：『舜将禅禹，百工相和而歌《
卿云》。帝歌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烂然是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按此见卷一。
《竹书纪年》载此歌，「卿」作「庆」。朱珔《说文假借义证》谓「卿」为「庆」之假借。
〔六〕比唐尧时增添了文彩。《校证》：「冯本、汪本、王惟俭本、《玉海》二九、又一○六、《诗纪》别集一、《六朝诗乘总录》无『则』字，徐校补。」按元刻本亦无「则」字。
《注订》：「文于唐时，言《卿云》之歌，其文盛于蜡祭之文也。」
〔七〕《校注》：「『雕』，《玉海》一百六引作『雕』。按作『
雕』与《书》伪《五子之歌》合。」
《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注订》：「『缛于虞代』，言『
雕墙』之歌又繁缛于《卿云》之辞，世愈后文愈盛也。」
〔八〕范注：「商诗，指《商颂》，彦和用《毛诗》古文说。」《
注订》：「篇什指商周《颂》《雅》而言。」
〔九〕斯波六郎：「《孟子离娄上》：『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赵岐注：「揆，度也。言圣人之度量同也。」「揆」，尺度，准则。
范注：「自『断竹』之质，至商周之丽，所谓『酌于新声』、『通变无方』也。考其根柢，要皆序志述事，其揆则一。彦和于商周以前，不称『后模前代』，而称之曰『其揆一也』，明商周以前之文，皆本自然之趋向，以序志述时为归。至楚汉以下，则谓之矩式影写，顾慕瞻望，而终之曰：『竞今疏古，风味气衰』，据此以观，文章须顺自然，不可过重模拟。」《文论选》：「其揆一也，犹言其道一也。二句意谓无论古今，文章用以序志述时，这一点是相同的。」
刘禹昌：「在通变理论中，刘勰提出『序志述时』的共同性，和各时代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这条理论也是比较深刻的。」
又：「历代文质因时而变。……《断竹》反映了黄帝时期狩猎生活的基本特点，表现了人民的矫健的性格，风格是质朴的；《卿云》表现虞舜时代『政阜民暇』『心乐声泰』（《时序》）的基本特征，就比较文雅。但无论文或质，这些作品同样完成了『序志述时』的任务。所以说『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九代咏歌，文质互异，所以知其有所变；但这些作品，总是符合文学叙述时事（述时），表现思想感情（序志）这一基本规律的，所以知其有所通。……其次，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还必须根据现实的要求调剂雅俗，……所谓雅俗相剂，一方面见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而通于雅；一方面又能符合实际生活要求而变于俗。」
黄海章《文心短论》：「『序志』是发抒作者的情志，『述时』是反映时代的面目。时代的治乱兴衰，直接影响到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序志述时不能根本划分为二。《时序》篇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明了这个道理，则文学的变迁是有其不变的道理存在的（时代不同，心理各异）。但就它的功用来说，还是一致的（「序志述时，其揆一也」）。」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一〕；汉之赋颂，影写楚世〔二〕，魏之篇制，顾慕汉风〔三〕；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四〕。
〔一〕范注：「楚骚，古诗之流，故曰矩式周人。」《辨骚》篇：「自风雅寖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即以为《楚辞》取法周诗。
〔二〕《时序》篇：「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
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篇：「言赋者多本屈原。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鵩鸟》亦多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赋》自《远游》流变，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
〔三〕「篇」黄本作「策」。《校注》：「『策』，黄校云：『元作「荐」，许无念改；一本作「篇」。』按万历梅本作『策』，……天启梅本作『篇』，……此当以作『篇』为是。《明诗》篇：『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语式与此同，可证。其作『荐』者，乃『篇』之形误。」《校证》：「『篇』原作『荐』，……王惟俭本梅六次本改『篇』，张松孙本从之。案作『篇』是。『制』原作『制』，今改。」「篇制」犹言篇章、篇翰，泛指一般作品，跟下文「晋之辞章」是一样的。
《斟诠》：「顾慕，《说文》：『顾，环视也。慕，习也。』二字连词，有『向往』之意。」周注：「魏的五言诗，继承汉的《古诗十九首》而有发展；魏的抒情小赋继承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小赋而有发展，所以说『顾慕汉风』。」
〔四〕《斟诠》：「锺嵘《诗品序》云：『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前王，指其前文「曹公父子，平原兄弟』而言。彦和所谓『瞻望魏采』，亦即仲伟『踵武前王』之意。」瞻望，犹仰望。
搉而论之〔一〕。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二〕，商、周丽而雅〔三〕，楚、汉侈而艳〔四〕，魏、晋浅而绮〔五〕，宋初讹而新〔六〕。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七〕。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八〕。
〔一〕《校证》：「『搉』原作『确』，王惟俭本、黄注本及崇文本作『搉』，今从之。」《校注》：「『搉』，元本、弘治本、汪本、……作『确』，……按诸本非是，『搉』，扬搉也。」《注订》：「另本作『确』，误。《汉书叙传》：『扬搉古今。』」王叔玟《
缀补》：「搉，犹较也，谓大较也。」
〔二〕《文论选》：「质而辩──朴实而明确。」
〔三〕刘禹昌：「刘勰认为象《诗经》的《风》《雅》诗篇，是思想既雅正，艺术又丽则的『文质彬彬』的代表作，因此，那是最合乎标准的诗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学习的典范。《征圣》篇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诠赋》篇：『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作为辞赋创作艺术的最高标准。」
〔四〕《风骨》篇：「楚艳汉侈。」汉赋文辞侈靡，比《楚辞》有所发展。
张煦侯《试论刘勰的语言风格》：「『楚汉侈而艳』的『艳』字易解，『侈』字难明。按本书《辨骚》篇，以『夸诞』和『
典诰』对举，《夸饰》篇又说：『宋玉景差，夸饰始盛。』这都说的楚人骚赋有些『夸诞』和『夸饰』之处。这『夸诞』和『夸饰』也就是『侈』。所谓『侈而艳』者，『侈』以理言，『艳』以辞言。《体性》篇说：『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可以作证。」（《合肥师院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五〕范注：「陆云《与兄平原书》曰：『文章当贵经绮（经是轻之误），如谓后颂（云作《登遐颂》）语如漂漂，故谓如小胜耳。』轻绮，即此云『浅绮』。」《校注》：「『绮』，《六朝诗乘总录》引作『浮』。按《明诗》篇：『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则作『浮』非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亦可证。」
《明诗》篇：「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这是「魏晋浅而绮」的具体阐释。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总论》：「彦和以魏晋之文为浅者，亦以用字平易，不事艰深，即《练字》篇所谓『自晋以来，用字率从简易』也。」
〔六〕范注：「孙德谦《六朝丽指》曰：『《文心通变》篇：「
宋初讹而新。」谓之讹者，未有解也。及《定势篇》则释之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观此，则讹之为用，在取新奇也。顾彼独言宋初者，岂自宋以后，即不然乎？非也。《通变》又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则文之反正喜尚新奇者，虽统论六朝可矣。』」
张煦侯又云：「『绮』字易明，『浅』字难识。按《明诗》篇说：『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定势》篇说：『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通变》篇引桓君山说：『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可见『浅』以意言，『绮』以辞言。『乏酝藉』和『无采』，都是意不足的象征；另一方面，所剩的仅仅是徒然的绮了。再拿『宋初讹而新』说，『新』字易识，『讹』字难知。按《指瑕》篇把单字中无关于情而『指以为情』的作『情讹』，《序志》篇把『辞人爰奇，言贵浮诡』者称为『讹滥』，可见『讹』字是指的用词造句的一种歪风。再看《定势》篇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反正而已。』又说：『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可见『讹』字就是用词造句的反正或失正。」
〔七〕范注：「《说文》：『澹，水摇也。』又『淡，薄味也。』弥澹，应作弥淡。」斯波六郎：「案此借『澹』为『淡』。《时序》第四十五『篇体轻澹』、『澹思浓彩』，亦其例。不必改字。」「澹」，指内容淡薄无味。
〔八〕《校证》：「『末』原作『味』，徐云：『味字误，当作末。』梅六次本、张松孙本改作『末』。……案作『末』是，今据改。说已详《封禅》篇。」
范注：「『风味』，疑当作『风昧』。『风昧』与『风清』相对。说文：『昧，闇也。』《小尔雅广诂》：『昧，冥也。』孙君蜀丞曰：『按作末是也。《封禅篇》云：风末力寡。与此意同。』」
《校释》：「孙人和校作『末』，是也。按韩安国《匈奴和亲议》：『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舍人盖用此语。《封禅篇》有『风末力寡』语同此。」《诗品序》评东晋时期的诗是「淡乎寡味」，并说它「建安风力尽矣」，可互相参证。
曹学佺批：「古今一风也，通变之术，亦主风矣。」
以上是说：从黄帝唐尧时质朴，到宋初的讹滥，越到后来，味道越淡薄。在他看来，商周时代的经书，就文章风格来说，是「丽而雅」，最适中。
黄海章《文心短论》：「刘勰以为九代咏歌，虽有不同，但『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换句话说，尽管是愈变而愈新，其实是愈变而愈奇诡，愈乏味。所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认为黄、唐、虞、夏文学的特色是质胜于文；楚汉魏晋以迄宋初的文学是文胜于质；而商周则是丽而能雅，文质彬彬。这当然是就各时代文学的主要面貌和倾向而言，例如说『楚汉侈而艳』，主要是就辞赋说的，对汉代诗歌、散文就不完全适用。至于黄唐虞夏时代，根本没有产生书面文学，更谈不到质胜于文了。」
又：「由于从宗经立场出发，刘勰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认识是不足的，对它们的批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他甚至认为商周以后的文学是每况愈下，这表现了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消极的一面。」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一〕，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二〕。夫青生于蓝〔三〕，绛生于蒨〔四〕，虽踰本色，不能复化〔五〕。
〔一〕范注：「《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晔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高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此略汉篇师宋集之证。」
《校注》：「《梁书文学下伏挺传》：『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南史王籍传》：『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庄）周。』……并足为『师范宋集』之证。」
《校释》：「舍人之世，作者竞学宋人，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裴子野《雕虫论》俱致讥诋之辞，可证。……简文但论学之不善者，裴氏则直以舍本逐末为宋贤流弊。」
〔二〕刘禹昌：「『多略汉篇』四句──这是论述齐梁时期的作者忽视对古代丰富文学遗产的学习和继承的不良现象。《情采》篇说：『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指瑕》篇说：『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可互相参证。」「附」，接近。
〔三〕《荀子劝学》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艺文类聚》引作「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太平御览百卉》引作「青生于蓝而青于蓝」。
〔四〕黄注：「《尔雅》『茹藘』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绛。』疏：『今染绛蒨也，一名茹藘，一名茅搜。』《诗疏广要》注：『《
本草》，茜根，可以染绛，一名蒨。』」范注：「《尔雅释草》：『茹藘，茅搜。』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绛。』此言习近略远之弊。」「蒨」，茜草。「绛」，大红色。
〔五〕青和绛虽然超过了蓝和蒨本来的颜色，但不能再有什么变化。比喻只「师范宋集」，文章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发展。
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一〕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二〕；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三〕。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四〕，可与言通变矣。
〔一〕范注：「桓谭语当是《新论》佚文。刘、扬，谓子骏、子云也。」《校注》：「按《新论》：『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是君山之于《新序》奉为述作典范，推崇极矣。本书《诸子》、《体性》、《时序》、《才略》四篇，亦皆以刘向与扬雄并举。更可作为旁证。范说恐非。」
〔二〕元刻本、弘治本「绛」作「锦」。《校注》：「按此为回应上文『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之辞，作『锦』非是。」《急就篇》注：「练者，煮缣而熟之也。」「练」、「濯」，皆有染意。「必归蓝蒨」，必须归靠蓝草和蒨草。
〔三〕刘禹昌：「言要想矫正『浅而绮』、『讹而新』的形式主义文风，必须以风雅、典诰为学习典范。」
看来，刘勰的挽救方法只有「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样就又回到「宗经」的路上去。他认为只有宗经，才能在质文之间、雅俗之间斟酌适当，算是懂得「通变」的道理了。
刘禹昌：「当他分析这种（形式主义）颓风所造成的原因时，他没有能认识到这是由于那个时期统治阶级的文人的颓废没落、逃避现实、思想腐朽、生活空虚所造成的，而只看到一些次要的，如作者的主观爱好不正确，没有继承古代优良传统等，因此，他企图挽回颓风的办法，『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只是治标，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就是《宗经》篇所说的「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黄海章《文心短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是运用儒家文学观点，来抨击南朝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使文学都是有为而发，都会有政治作用和教育作用。他所主张的，是贯彻『经诰』的精神，而非模仿『经诰』的形式。看似『复古』，其实含有『创新』的意义。虽然『参古定法』，同时还要『望今制奇』。他明白说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今古兼顾，雅俗奇正兼收，从而创造出新文学、新风格，这样做去，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四〕「檃」元本、弘治本作「隐」，古籍中可通用。《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檃括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檃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谓烝之使柔；矫，谓矫之使直也。」《淮南子修务训》：「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隐括之力。」《镕裁》篇：「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
以上为第二段，从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看历代文风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强调继承与革新并重。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一〕。自兹厥后，循环相因〔二〕；虽轩翥出辙〔三〕，而终入笼内〔四〕。
〔一〕范注：「此特举一例言之耳，其实历代皆有新创作，可资模范，不必拘泥于汉初也。」《注订》：「是指马扬诸氏之作而言。」
《诠赋》篇：「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以下，品物毕图。」《夸饰》篇：「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
〔二〕「循环相因」，《史记高祖本纪》：「三王之道如循环，终而复始。」「因」，沿袭。《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同。」
〔三〕「轩翥」，《楚辞远游》：「鸾鸟轩翥而翔飞。」补注：「《方言》：翥，举也。」
《辨骚》篇：「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轩翥」，高飞貌。
〔四〕《宗经》篇：「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高飞离开了旧辙，可是还在笼子里面。《斟诠》：「文家之立言，虽云千变万化，而谋篇裁章，毕竟有法度可循，不容漫无归心者，亦犹是也。」看来他虽然在赞语里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实际上他并不赞成绝对的日新月异，他要在「宗经」的口号下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有所匡正，而他所提出来的文学发展观，是「循环相因」，不是直向前进的。
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一〕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二〕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三〕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四〕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蒙汜。」〔五〕此并广寓极状〔六〕，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七〕，参伍因革〔八〕，通变之数也〔九〕。
〔一〕《文选》枚乘《七发》原文是：「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兮崖涘。」李善注：「虹洞，相连貌也。」意谓一直望到东海，远远地与苍天融成一片。
〔二〕「月生西陂」，《校注》：「按当依《上林赋》作『入乎西陂』。此盖写者涉下《广成颂》『月生西陂』而误。」《文选》李善注：「张揖云：日朝出苑之东池，暮入于苑西陂中。善曰：《汉宫殿簿》曰：长安有西陂池、东陂池。」
清孙志祖《文选考异》卷一「《上林赋》入乎西陂」：「按《文心雕龙通变》篇引《上林赋》，作『月生西陂』，然张揖注云：『日朝出苑之东池，暮入于苑西陂中。』则不当作『月生』也。与马融《广成颂》『大明出东，月生西陂』，辞旨自别。」
梁章巨《文选旁证》「《上林赋》入乎西陂」条：「按张揖注云云，则不当作『月生』也。」
〔三〕《校证》：「『固』原作『因』，梅按颂文改。」
马融字季长，后汉茂陵人，经学家兼文学家。《广成颂》见《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又见《全后汉文》卷十八。
《广成颂》原文作：「大明生东，月朔西陂。」「广成」，汉代宫殿名。
《校注》：「按《后汉书马融传》作『大明生东，月朔西陂』。李注：『朔，生也。』此引『生』为『出』、『朔』为『
生』，非缘舍人误记，即由写者涉上下文而误。」
《马融传》李贤注：「虹洞，相连也。《礼记（礼器）》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广大，日月出于其中也。」王先谦《集解》：「钱大昕曰：『虹洞与鸿絅同。』惠栋曰：『《淮南子》云：水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高诱云：鸿，大也；洞，通也。』」
〔四〕《校证》：「梅云：『校当作羽。』《文通》二一作『羽』。」《校注》：「按『沓』当依《汉书扬雄传上》作『杳』。颜注云：『谓苑囿之大，遥望日月皆从中出入，而天地之际杳然县远也。说者反以杳为沓，解云重沓；非惟乖理，盖已失韵。』今此作『沓』，写者盖依《文选》改也。」《羽猎赋》见《文选》卷八「畋猎」类。
王先谦《汉书补注》：「《选》『杳』作『沓』。应劭曰：『沓，合也。』据应说，则所见本作『沓』。孙志祖云：『《楚辞天问》：『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天与地会合何所？』子云盖祖屈原之说。」
〔五〕《校注》：「按『于』字不可解，盖涉上句而误者。当依《
西京赋》作『与』。《续历代赋话》十四引作『与』，殆据赋文改也。」《文选》卷二《西京赋》李善注：「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旸谷，拂于扶桑。』《楚辞》曰：『出自阳谷，入于蒙汜。』」
扶桑，神树名，日出处。《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王逸注：「汜，水涯也。言日出东方汤谷之中，暮入西极蒙水之涯也。」
〔六〕刘禹昌：「广寓极状──言广阔的观察和极力的描绘。寓，据《左传》『得臣与寓目焉』，寓目即属目，注视的意思。」周注：「广寓，广泛比喻。寓，寄托，托喻。极状，极力形容。」
〔七〕纪评：「此段言前代佳篇，虽巨手不能凌越，以见汉篇之当师，非教人以因袭，宜善会之。」范注：「彦和虽举此五家为例，然非教人屋下架屋，摸拟取笑也。」
〔八〕《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注：「参，三也；伍，五也。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荀子成相》：「参伍明，谨施赏罚。」《文论选》：「参伍因革──有因有革，继承与创作参错运用的意思。按上面所举，是古今相因的例子，说明通变并不一定要尽变前人。」《明诗》篇：「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按：在艺术形式方面，刘勰对辞的夸张描写，举出汉朝五位赋家的描绘作为例证，说明描写方式大都是继承前人而又有所变化。就他所举的对于大海和天地日月的描写来看，变化是不大的，所以他才得出「五家如一」、「莫不相循」的结论。他也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就是说通变的方术是有因袭、有革新，继承与创造交替运用，但在他举出的「五家如一」的例子里，并没有把创造的因素显示出来。他指出「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意思是说虽然想高飞远驰越出轨辙，始终离不开固定的圈子。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抹煞了创造性。象曹操的《观沧海》，虽然以同类的文辞来描写大海和天地日月，却用来象征他博大的胸怀，不是单纯的写景，岂不就跃出圈子了吗！
游国恩《槁庵随笔》十二《赋家蹈袭》：「《楚辞远游》云：『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东方朔《七谏初放》袭之云：『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悠悠苍天兮，莫我振理。』庄忌《哀时命》又袭之云：『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余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展转抄袭，了无新义。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更总括其意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意犹是也，而铸词独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者也。后人或不知其所本，辄惊为奇作。不知子昂之化臭腐为神奇也。」（《国文月刊》第四十期）
周振甫《诗词例话》《仿效和点化》一节引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辞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然觉扬语奇，武帝语壮。又『月生西陂』语有何致，而马融复袭之？」下面振甫说：「文学创作中的点化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比前人说得更具体，更丰富，创造出新的境界。比方司马相如《上林赋》：『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指上林地方广阔无边，这是概念的说明。下文说：『日出东沼，月生西陂』，比较具体些，还缺乏形象描写。扬雄《校猎赋》作：『出入日月，天与地沓。』第二句说，在那里境界广阔，望出去天与地合而为一，这样说就有新意。曹操在《观沧海》里说成：『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把星汉的形象加进去，配上山岛、秋风、洪涛的描写，内容更丰富，境界更开阔，色彩更鲜明，构成新的意境，就比司马相如的话更具体生动了。这就是善于点化的一例。再像马融《广成颂》作：『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同司马相如的话一样，也是概念的。又说：『大明出东，月生西陂。』也讲日东升月西升，只是换个字面。这样的模仿是要不得的，它既没有加上新东西，又不能丰富原来的话，就谈不上点化了。」
〔九〕斯波六郎：「《周易系辞上》：『参伍之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物色》篇：「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实际上也是通变的过程，它是体现了通变的规律性的，所以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以上为第三段，举出汉代辞赋中五家作品说明在互相因袭中又有所改变。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一〕。先博览以精阅〔二〕，总纲纪而摄契〔三〕；然后拓衢路〔四〕，置关键〔五〕，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六〕。凭情以会通〔七〕，负气以适变〔八〕；采如宛虹之奋鬐，〔九〕光若长离之振翼〔一○〕，乃颖脱之文矣〔一一〕。
〔一〕《文论选》：「规划文章的纲领，应该得其大体，即掌握住根本原则的意思。」「宏」，扩大、发扬。
《斟诠》：「统，谓统系，统纪。……大体，犹言全局规模。《淮南子泛论训》：『观小节，足以知大体。』《庄子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二〕《神思》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沧浪诗话》：「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
《文心雕龙讲疏》：「览必博，阅必精，然后能识取舍之义，应随时之变。若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
〔三〕《文选》陆机《文赋》：「意司契而为匠。」五臣注：「司、理，契、要，匠、宗也，……立意以理要为宗。」摄契即抓住文章要点。《神思》篇：「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契」，栔之假借。《说文》：「栔，刻也。」「摄契」，从事雕刻，喻写作。
〔四〕刘禹昌：「衢路──四达的道路，这里用来比喻作品的思想主题。《章句》篇说：每一句是『联字以分疆』，而全章则是『总义以包体』，句与章的关系是『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作品的这一句和那一句的意思是有区别的，各有它们不同的分工，但是作品的思想主题，则是贯通着全章的每一句，所以刘勰用『区畛』（田间小道）和『衢路』（大路）的关系予以说明。」
〔五〕《校证》：「『置』，汪本、两京本作『直』，谢校作『置』。」「置关键」指安排重点而言。
黄海章《文心短论》：「谈到关键的设置，也随着路向的拓展而不同。所谓关键，主要指篇章的结构。如何分别主次？如何突出重点？如何联贯首尾？如何流通气势等等。这在前人有一定的法度可循，但是拘囚于法度之中，不能纵横变化于法度之外，只是死文而不是活文，能做到这样，便真正能『通变』了。」
〔六〕《校注》：「按《文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长辔远御（『御』、『驭』古今字），妙略潜授。』《南齐书孔稚圭传》：『乃上表曰：「……长辔远驭，子孙是赖。」』」
《斟诠》：「从容，举动也。《礼缁衣》：『从容有常。』疏：『谓举动有其常度。』《中庸》：『从容中道。』王念孙曰：『谓一举一动莫不中道也。』按节，犹言安节，谓节奏安和，有按步就班之意。陆机《文赋》：『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
黄海章《文心短论》：「『长辔远驭，从容按节』是告诉我们要有远大的眼光，持久的精神，从容的态度，不要局限于小成，也不要急于求成，才能酝酿以成变化之功。」
〔七〕「会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此处「会通」即《系辞》中的「观其会通」，指领会掌握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关键问题（贯通之处），亦即通过借鉴古代的经籍，领会掌握古今文学的通要。
〔八〕「适变」，《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谓适应文学发展变化的潮流。
范注：「窃案『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二语，尤为通变之要本。盖必情真气盛，骨力峻茂，言人不厌其言，然后故实新声，皆为我用。若情匮气失，效今固不可，拟古亦取憎也。」
《说文》：「负，恃也。」「气」，才气。
〔九〕范注：「《文选》张衡《西京赋》：『瞰宛虹之长鬐。』薛综注曰：『鬐，脊也。』」张铣注：「宛，谓屈曲也。鬐，虹鬣也。」
〔一○〕《校证》：「『光』原作『毛』，梅据曹学佺改。」《考异》：「从光是，与上采偶。」《校注》：「按曹改是。《汉书礼乐志》：『长丽前掞光耀明。』臣瓒曰：『长丽，灵鸟也。故相如赋（
《大人赋》）曰：「前长丽（《汉书》作『离』）而后矞皇。」旧说云：「鸾也。」』师古曰：『丽，音离。』」黄注：「张衡《思玄赋》：『前长离使拂羽兮。』注：『长离，朱雀也。』」刘禹昌：「张衡《思玄赋》吕延济注：『长离，南方朱鸟凤也。』朱鸟，天上二十八宿南方七宿的总称，古代神话把它人格化了，比做凤凰，叫它灵鸟。」
〔一一〕黄注：「《（史记）平原君传》：毛遂曰：臣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沈岩临何焯校本「颖脱」改「脱颖」。
若乃龌龊于偏解〔一〕，矜激乎一致〔二〕；此庭间之回骤〔三〕，岂万里之逸步哉〔四〕！
〔一〕黄注：「张衡《西京赋》：『独俭啬以龌龊。』注：『龌龊，小节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委琐龌龊。』注：『龌龊，局促也。』」《文选》鲍照《放歌行》：「小人自龌龊。」吕延济注：「龌龊，短狭貌。」
〔二〕范注：「致，至也。一致犹言一得。」斯波六郎：「《抱朴子辞义》：『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文论选》：「片面地强调，夸耀一得之见。」「矜激」，骄傲偏激。
〔三〕范注：「《楚辞》严忌《哀时命》：『骋骐骥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王逸注曰：『言骐骥一驰千里，乃骋之中庭促狭之处，不得展足以极远道也。』」「回」，谓曲折回旋。「骤」，《说文》：「马疾步也。」这好比在院子里打着圈子跑马。
〔四〕「逸」是快。意为这哪里是万里长途上奔驰呢！《札记》：「彦和此言，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衡、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
第四段指出通变的基本方法和要求。
赞曰：文律运周〔一〕，日新其业〔二〕。变则堪久〔三〕，通则不乏〔四〕。趋时必果〔五〕，乘机无怯〔六〕。望今制奇〔七〕，参古定法〔八〕。
〔一〕《文赋》：「普辞条与文律。」「文律」，文章的规律。《
校注》：「《曹子建集朔风诗》：『四气代谢，悬景运周。』」「
运周」，运转不停。
〔二〕《易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三〕《校证》：「『堪』原作『其』，梅疑作『可』，吴校作『
堪』，今据改。」《校注》：「『其』，黄校云：『疑作可』。『其』字与上句重出固非，然与『可』之形不近，恐难致误。改『堪』亦未必是。疑原作『甚』，非旧本阙其末笔，即写者偶脱。」《考异》：「从『可』从『堪』皆通，从甚则非。」按沈岩临何焯校本「其」改「堪」。《易系辞上》韩康伯注：「通变则无穷，故可久也。」
〔四〕「通则不乏」，语意出自《易系辞上》：「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以上两句意谓只要适应发展变化的要求，文学就会有永存的生命力。
〔五〕《易系辞下》：「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六〕《校注》：「『怯』，黄校云：『一作跲。』天启梅本作『
跲』。元本、弘治本……作『法』；何本、凌本、合刻本、梁本、……崇文本作『怯』。按『法』字盖涉末句『参古定法』而误。以其形推之，『怯』与『法』较近，当以作『怯』为是。」《考异》：「『
法』字误。跲，踬也。……怯，多畏也，义皆可通，从『怯』为长。」
〔七〕「望今制奇」，要看准今天文学发展的动向来出奇制胜。
〔八〕范注：「《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评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今亦有胜于古者，岂可一概论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彦和固不教人专事效古也。」
《斟诠》：「此二语盖与《汉书武帝纪》元狩六年诏所谓『稽诸往古，制宜于今』二句，词异而义同也。……『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彦和固不教人专事效古也。」
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萧统在《文选序》中也提出了类似『通变』的学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这是说艺术形式与艺术手法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向美的方向发展的。于此不能有保守观点，这等于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望今制奇』。」（《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锺伯敬增定本《袁中郎全集》卷一）：「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红鹤翎，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惟识时之士，为能堤其隤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