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30/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30/66 部分）

臣按：三代以后文治首称宋朝，然其立学乃在四世之后，自其开国至是几八十年矣。我圣祖以岁戊申开国，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岁乙巳也。方其初立学也，惟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四年升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存仁，元儒许谦之孙，谦承考亭正学，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一宗朱氏之学，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所谓全体大用之学者也。所谓治事者固已在乎经义之中，一时学校之士无不明经者，经明以之治事，凡所谓水利、边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为二，则是以体用为二事，而非圣贤之学矣。
神宗熙宁八年，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元丰元年，诏诸路州学官共五十三员。
马端临曰：“元丰中，大兴学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试中而后授，则与入馆合翰苑者同科，其遴选至矣。”
臣按：礼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祖宗以来最重教官之选，往往取之耆儒宿学，其后科目兴，乃取之乙榜举人，其有优异者不次擢居显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奋。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时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乐为之，莫不谨身饬行以示教，严立规范以为教，善人多而风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师道之立也。近世师儒之职日轻，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礼，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乃取岁贡之士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谓教法者荡然矣。臣窃以为，国家要务莫急于储贤，储贤必先于教养，所以代君以施教养者师儒之职也，其任若轻而实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选，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学，该设教官三十五员，不分教训职名，一郡所选教官苟足以分摄各学，不必备员，朝廷既遴选其人不肯轻授，人得之以为难，自然贵重，官既不多，所以供亿者稍足而彼亦不厌其禄薄矣。仍敕有司申明宪纲，以礼待之，坐以听讲，不行跪礼，违者坐以风宪失职之罪，如此，则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则生徒充业，而国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务、寿国脉，此其基也。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较。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义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马端临曰：“古人所谓中年考较、九年大成者，进德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后授之官，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至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必至于通一艺，试文而必至于历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学之教，所以聚天下贤才使之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业，以为天下国家之用，非颛颛以计岁月、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学，中年考较，必至于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后用之。月书季考，程颐尚以为教之使争，夫何士子尚在学校之中，遽已立为升进之法，比之私试，等第其文，其为争也尤大焉，是岂三代明伦之教、古人大学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堂，一年半之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许积分，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季月试史策及判语二，每试文理俱优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文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肆业，一如科举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惟计年月先后拨出六部诸司，历事三阅月，所司考其勤谨，奏送吏部附选，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写本写诰者，就中选能书者充，此大学出身之资格也。方其在学校时，每月之中会讲背书皆有定日，每季一试惟第高下以为激劝之方，而于出身无所关预，又轮差于内外诸司，俾其习为政事，半年回学，昼则趣事于各司，夕则归宿于斋舍，优游之以岁月，琢磨之以义理，约束之以规法，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肄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科许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近年以来，为边事起之，故建议者欲存省京储以备急用，始为依亲之例，教法稍变祖宗之旧，今疆埸无事，储蓄日充，请敕所司申明旧法，以复祖宗养士之旧。
高宗绍兴八年，叶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学；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于教养，未尝以恢复馈饷为解。今中兴国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之费不过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学之设，教养生徒以为国家之用，其所关系至重，张载有言，人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国家之有贤才犹人家之有子孙也，所以培养之者，乌可以不加之意哉？祖宗养贤之制，视前代为盛，各门设宣课司以收商税，尽以为供给士子之费，设典簿以掌钱粮，设掌馔以司饮食。其膳夫三更五点不起，有误会馔，责罚三罚，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管吏不严，重加责罚。呜呼，圣祖草创之初，事多未备，其所以廪养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列圣相承，承平日久，顾所以养士者反不如草创之初，可乎？臣请申明祖宗旧制，复会馔以养太学之士，是亦圣孝继志述事之大节也。
程颢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择其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
臣按：颢之此言可谓端本澄源之论。夫国家之治由乎政事修举，政事修举由乎人才众多，人才众多由乎师道得人也。必欲师道得人，必须推访延聘，然今日儒科大兴，士乐仕进而草泽遗贤固有，然不若在学校科目者为多，请就今科贡之法以行古推访之意。今制于进士乙科中取州县教职，于教职秩满者选太学师儒，行之既久，固难顿革，今后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员缺，与其非人而滥授，不若虚其职而摄之为愈也，许令执政及近侍臣僚具实保荐天下郡县教官，果德业充备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然后授之，不必俟其秩满也。会试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问其愿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学，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试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监食廪肆业，遇缺挨次取选，其岁贡到监有愿教职者，免其杂差，三次考中者送选如举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于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颐看详学制，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捡以厚风教。
臣按：前代学制不定，屡下学官看详本朝学规，盖自国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颐看详学制，请改试为课，臣窃以为试课两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课以为常程，每季合试以为激劝，恐不为过，但须如颐所谓召学生当面点抹教其未至，又于其中有违背经旨、立意索隐而为钩棘之语者则面谕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习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颐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学，至四十方仕，其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见得古人教人及其为学志专一而不分，后世一切诱之以利，而学者亦是因利而为学，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趋于下也。朱熹曰：“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教之以理。”
臣按：所谓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类；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为忠信孝弟者。
朱熹《学校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滥缪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
又曰：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及其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当是之时，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存而其实不举，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谓“古之大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来者为义而不为利”，臣窃以为仁义未尝不利，士之自学校而升之大学也，或以岁贡，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学者，养之饩廪，处之斋舍，临之以师儒朋友，约束之以法制规矩，彼果何所为而来哉？固将以希禄食干爵位以为父母之养、乡里之荣，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尝无所利，苟无所利，孰肯去乡井、捐亲戚以从事于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处置之何如耳。为学莫大于明经，立身莫先于忠孝，有矩范以镇其浮，有资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试其进，如是，则凡在学之士彼以利而来，吾以义而教，彼能行吾之义则彼所谓利者从而得矣，则天下之士孰不愿游于吾之学哉？
朱熹《感兴诗》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久沦丧，扰扰胡为哉？
熊刚大曰：“此篇论大学之教。盖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于其本者加意，故设学教育惟以天理人伦为重，文艺之间特余力游意云耳。后世于其末者用功，故设学教育惟以文词葩藻为尚，天理人伦曾不讲明，此朱子所以深叹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曰：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论小学、大学之教未有详明如此者，由是观之，可见学校之教根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来已有之，不过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修之以为教，非本无是理而强以之而率民也。后世不知教事之为重而往往从事于政治、刑法之间，间有为之者，亦是慕其名而无其实，立人以为师徒充其位，聚人以为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实在于是。有志于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学校始，伏惟圣神留意。
吕祖谦曰：“学校之设非为士之贫而养之也，又非欲群其类而习为文辞也。不农不商，若何而可以为士？非老非释，若何而可以为儒？事亲从兄，当以何者为法？希圣慕贤，当自何门而入？道德性命之理，当如何而明？治乱兴衰之故，当何由而达？考之古以为得失之鉴，验之今以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当用心也。自孔门高弟犹勤勤于问仁、问孝、问智、问政，所以为士请之于师，辨之于友，后世之士不逮远矣，傥离群索居而蔽其所习，则固陋乖僻无自进于道，圣人忧之，著为成书以诏万世，教养渐摩以俾之讲习，立师儒之官以董正之，此开设学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开设学校之本意，吕氏言之尽矣。教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立教，学者必知此然后知所以为学。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下）
卷七一
▲明道学以成教（上）
《周易乾》九二：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程颐曰：“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
真德秀曰：“干，天德也，圣人之事也，犹必学以成之，学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皆学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为大人者，以其德业之盛也，学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当何如？亦惟进德修业而已矣。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则德之进者日以崇，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则业之修者日以广，夫然则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则用功之要何先？曰诚而已。忠信，诚也。修辞以立其诚，诚即忠信也，诚乎诚乎，其进德修业之本乎？
《蒙》之彖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程颐曰：“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朱熹曰：“蒙以养正，乃作圣之功。”
张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童稚之时，纯一不杂，人欲未起，天理实存，谓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谓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是时保护养育则虚静纯白，浑然天成，施为动作、酬酢进退皆天理也，非作圣之功起于此乎。”
臣按：《学记》云“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是以圣人施教必于童蒙之时，是以商之三风、十愆先具训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诰教于小子，穆王以听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孙，盖与此养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炽，情窦未开，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犹纯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坚久而不忘，此养之所以贵于豫而正，不正则又莫若弗教之，听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则所以养之以正者若何？朱熹《感兴诗》曰：“童蒙贵养正，逊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彗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嗜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圣途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颐曰：“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则心之体也，闻一言焉见一行焉，审问而谨思，明辨而笃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盖畜故乃所以养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见，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蕴畜由学而大，此盖就卦象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学言之，则人之为学亦必由蕴畜而后大焉，为学者苟颛颛于一艺一能，则其学局而小矣。故于凡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事物之理、圣贤言行之懿，无一而不蕴畜于心，然后其学大焉。朱子曰：“学者必自知识入，《易》曰‘多识’，《大学》曰‘致知’，此为学之先务也。”
《商书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
蔡沈曰：“古训者，古先圣王之训，载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谟之类是也。学古训深识义理，然后有得。”
又曰：惟学逊（谦抑也）志，务（专力也）时敏（无时而不敏），厥修乃来。
蔡沈曰：“逊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学如有所不及，虚以受人，勤以励己，则其所修如泉始达，源源乎其来矣。”又曰：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蔡沈曰：“斅，教也。言教人居学之半，盖道积厥躬者体之，立斅学于人者用之，行兼体用、合内外而后圣学可全也。始之自学学也，终之教人亦学也，一念终始常在于学无少间断，则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学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傅说首以告高宗。说之言虽以告当时之君，然万世之下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载之“帝王为学”之条，今摘此数语以示后世之斅学者云。
《诗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乃自为答之之言曰我不聪而未能敬也，然愿学焉，庶几日有所就，月有所进，续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
臣按：真德秀谓玩此二语则成王用力于学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学，然大学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学曰逊志、曰时敏，成王之学曰就将、曰缉熙，学者而不由此，未有能进者也。噫，高宗、成王皆万乘之君，且务学如此，学者可不知所勉乎。
《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喜意）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学习兼大学、小学而言，明善而复初，是《大学》明明德之事；朋来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愠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所贵乎学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复其本然之初以为君子，而不流于恶以为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并言而屡道之，门人记其言以为《论语》开卷，即以君子托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结其终焉，以见圣人之教无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恶、存乎公以绝乎私、笃乎义而不喻于利，以为君子。所以然者，欲其复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德也，使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于小人之归，则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则孝（善事父母），出则弟（善事兄长），谨（行之有常）而信（言之有实），䌷（广也）爱众（谓众人）而亲（近也）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程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具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
朱熹曰：“洪氏谓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臣按：圣人之言贯彻上下，先儒谓此章虽言为弟子之职、始学者之事，然充而极之为贤为圣亦不外是。凡圣人之言无不然者，岂但此章哉？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程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
张栻曰：“重者严于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严于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资友以辅之、改过以成之，君子之学不越于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颐谓自修之道当如是，而张栻谓君子之学不越于是，则孔门之教学者其用功亲切之要有在于此，所当尽心者也。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朱熹曰：“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
张栻曰：“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无非学也，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矣。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臣按：学而思、思而学，为学之道不外是矣。子曰：“温（寻绎也）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朱熹曰：“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
臣按：《学记》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此则云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为师，非以为能如是则为师有余也。若夫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余之对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告也）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
张栻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思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臣按：孔门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门之教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子受孔子之教以为学也，子思所谓博学而继之以问、思辨而笃于行，孟子谓博学详说而反之以约，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闻其师说，而颜子独以为己有而谓之博我、约我，则似孔子专为颜子设此教也。呜呼！此孔子所以善诱而颜子所以好学也欤。曾子之作《大学》，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子思得于曾子，孟子得于子思，一知行之外无余法焉。周、程、张、朱之学皆不外此，而陆九渊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此以为学，是果圣人之学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尹焞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圣人犹忧，况学者乎？”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岐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程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
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程颐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也。文者《诗》《书》六艺之文，所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盖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后能行，知之固将以行之也，故进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实，则知或务于夸博而行或出于矫伪，安保其久而不变，故又进之以忠、信。忠、信皆实也，分而言之则忠发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谓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实而于事物未能尽循而无违者，故又以信终之。至于信，则事事皆得其实而用无不当矣。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有四节也。”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足以积学而有待，其势可畏，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无闻，则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时勉学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闻则不闻矣’，盖述此意。”
张栻曰：“后生可畏，以其进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十、五十于道无所闻，则其不能激昂自进可知，因循至是则无足畏者矣。辞气抑扬之间，学者所宜深味也。虽然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学，如《中庸》所谓困知勉行者，圣人犹有望焉，若后生虽有美质而悠悠岁月，则夫所谓四十、五十将转盼而至，可不惧哉。”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朱熹曰：“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又曰：“大抵以学者而视天下之事以为己事之所当然而为之，则虽甲兵、钱谷、笾豆有司之事皆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于世而为之，则虽割股庐墓、敝车羸马亦为人耳。”
《学古箴》曰：“相告先民，学以为己，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为己之学，先成其身，君臣之义，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无怠无忽，至足之余，泽及万物。为人之学，烨然春华，诵数是力，纂组是夸，结驷怀金，煌煌炜炜，世俗之荣，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则微，眇绵弗察，胡越其归。”
臣按：所引《论语》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学者皆所以为教也，学者本之以为学，教者本之以为教，圣贤同归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谓官府造作之处）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极也）其道。”
朱熹曰：“工不居肆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君子不学则夺于外诱而志不笃。尹氏曰：‘学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务成其事，君子之于学可不知所务哉？’二说相须，其义始备。”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学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学校中，博弈、饮酒，议论州县长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饱食安闲以度岁月，毕竟成何事哉？惟积日待时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学者亦多不务正学而学为异端小术，中有一人焉学正学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涂而废，而功亏一篑者亦或有之，学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极，皆所谓自暴自弃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当作“新”）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朱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学不出乎《大学》一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也，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凡夫所谓三纲五常、六纪三统、五礼六乐尽天下义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谓六经、十九史、诸子、百家尽天下经典皆不出乎此书，儒者之道至于是而止，无俟他求也。圣贤之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学，帝王之所以治，撮凡举要，皆在此矣。盖学至于平天下，而天下平，学问之功于是乎极，圣贤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实，而异乎异端之小而虚欤？或者乃求圣道于渺茫之外而高谈性命，与异端较其是非，乌知所谓《大学》之道哉？
以上明道学以成教（上）
卷七二
▲明道学以成教（下）
《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
吕大临曰：“所入之涂虽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则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
吕大临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诚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于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于心，诚也。非知之则无所见，非行之则无所得，学者未至于生知、安行之域，此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所以不可无也，教者因其资质之近而导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则天下无弃才矣。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朱熹曰：“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而后可以诚身。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或曰：“学、问、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疑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以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必皆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
饶鲁曰：“学必博然后有以聚天下之见闻而周知事物之理，问必审然后有以祛其学问之所疑而自得于心，辨必明然后有以别其公私义利、是非真妄于毫厘疑似之间则不至于差缪，择善至此可谓精矣。如是而加以笃行，则日用之间由念虑之微以达于事，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义，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夺乎天理之正，而凡学、问、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践其实矣。所执如此，其固为何如？”
许谦曰：“博学是总说，圣贤每教人博学，夫子谓博学于文，颜子谓博我以文，孟子谓博学而详说之，盖为学规模不广，浅见謏闻，安能知道？问、思以下是逐一事一节理会，问须是详审，使答者辞尽意畅，如樊迟问仁知，既闻于师，又质于友，必达其意而后止，既问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于心。思则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过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晰使明彻无纤毫疑滞，然后措之行事而笃焉。”
臣按：诚之之道在乎择善、固执，所以择善而固执之者则在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焉。《章句》谓此五者诚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者乌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朱熹曰：“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择善之功，强者固执之效（按，或又谓子思之意，盖曰人有弗学者学之，有弗问者问之，学之问之弗得弗措，则为必要其成。朱子以‘学’字为句，且曰弗为则已，则人有弗学弗问者矣，与下文‘人一己百’等语文不相贯，其说亦有理）。”
吕大临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
臣按：为学最是变化气质为难，为学而能变己之气质则其学成矣，施教而能变人之气质则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问学二者，儒者为学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废。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四者，道问学之目也。朱子谓其“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盖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无，偏其一则非圣人之道、儒者之学矣。彼陆九渊者乃欲专以其一为学，乌有是理哉？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朱熹曰：“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贤谓中而才者也。乐有贤父兄者，乐其终能成己也。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贤遂遽绝之而不能教，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间能几何哉？”
张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质言。惟有德者为能涵养性情而无过不及之患，故谓之中，而其倚于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则谓之不中；天资美茂如忠厚、刚毅、明敏之类皆谓之才，而其资禀之不美以陷于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则谓之不才。父兄之于子弟，见其不中不才也则当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养之，养之者如天地涵养万物，其雨露之所沾、风雨之所振、和气之薰陶，宁有间断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养子弟之道亦当如是也，宽裕以容之，义理以渐之，忠信以成之，开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岂岁月之功哉？彼虽不中不才，涵养之久，岂无有萌焉，如其有萌，养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于子弟必当有以教养之，然国家之于臣下、师儒之于子弟亦莫不然，苟不能养之而弃绝之，则其间之相去其与父兄之于不中不才子弟何异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颐曰：“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谓之仁则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须臾失矣。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详味，令人惕然有深省处。上兼言仁义而下专论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
臣按：蔡渊曰：“或者但见孟子有‘无他而已矣’之语，便立为不必读书穷理，只要存本心之说，所以卒流于异学。《集注》谓‘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放心而已’，正所以发明孟子之本意，以示异学之失，学者切宜玩味。”窃考其所谓异学者，盖指当时陆九渊也，至今学者犹有假之以惑世废学，切宜痛绝。
孟子曰：“羿（善射者）之教人射必志（犹期也）于彀（弓满也），学（谓学射）者亦必志于彀。大匠（工师也）诲人必以规矩（匠之法也），学者亦必以规矩。”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
张栻曰：“彀者弩张回的处也，射者期于中鹄也，然羿之教人使志于彀，鹄在彼而彀在此，心心存乎此，虽不中不远矣。学者学为圣贤也，圣贤曷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则盖不远，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学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则圣贤之门墙可渐而入也。规矩所以为方圆，大匠诲人使之用规矩而已，至于巧则非大匠之所能诲，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规矩也。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自洒扫、应对至于礼仪之三百、威仪之三十，犹木之有规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于形而上之之理则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扫、应对之间也，舍是以求道，是犹舍规矩以求巧也。此章所举二端，教人者与受教于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谓“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张栻谓“教人者与受教于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术言非一端。屑，洁也。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所谓不屑之教诲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则是亦我教诲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
张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圣贤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时而不轻其教诲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诲之也。然就不屑教诲之中亦有数端焉，或引而不发而使之自喻，或惧其躐等而告之有序，圣贤之书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笃则不留于门，使自求之，如孟子之于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则拒而不见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于孺悲，凡此亦皆为不轻其教诲而乃所以教诲之也。盖圣贤言动无非教也，在学者领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谓不屑教，非忍而绝之，实将激而进之，是亦多术中教诲之一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盖因人品高下，或相去远近先后之不同。时雨，及时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若孔子之于颜、曾是已。财与材同，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于冉、闵，达材如孔子之于由、赐。就所问而答之，若孔孟之于樊迟、万章也。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若孔孟之于陈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张栻曰：“记曰‘当其可之谓时’，所谓有如时雨之化者也，言如时雨之造化万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发、甲者欲拆于是时也而雨及之，则皆得以遂矣，盖不先不后，当其可而适与之会，无待于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于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时雨焉，其于欲达未达之间，所赖者深矣。龟山杨氏以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贯之’是也，盖曾子未尝问而夫子呼以告之，当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颜、闵、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虽存乎其人，而成之者圣人也。达材者，因其材而达之，如赐之达、由之果、求之艺，随其天资所禀而达之使尽其材，则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圣贤施教之道。先儒谓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笃焉。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弯弓之限），君子引（引弓也）而不发（发矢也），跃如（如踊跃而出也）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徇学者之不能也，又因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学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发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跃而见于前矣。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中道而立言其非难非易，能者从之言学者当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
张栻曰：“公孙丑之意，以为孟子之道高大，学者有难进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几及而为之孳孳也。夫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过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视之以为甚高而不知高之为中也，自隘者视之以为甚大而不知大之为常也，徇彼而迁就则非所以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绳墨、羿之彀率为譬。夫绳墨而可改则非所以为绳墨矣，彀率而可变则非所以为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发，引之使向方而发则系于彼也，跃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兴起于中也，盖义理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兴起耳。道以中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从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犹大匠设绳墨、羿为设彀率以示人，其能与不能则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此正大之体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赵岐曰：“滕更，滕君之弟来学者也。二，谓挟贵、挟贤也。”尹焞曰：“有所挟则受道之心不专，所以不答也。”朱熹曰：“君子虽诲人不倦，又恶夫意之不诚者。”
张栻曰：“受道者以虚心为本，虚则受，挟则私意先横于胸中，而可告语乎？故空空之鄙夫，圣人未尝不竭两端之教，而滕更在门若在所礼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于其所挟致力以销弭之，其庶几乎。”
《荀子》曰：学恶（音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上也。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财四寸耳。
臣按：程颐谓学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臣窃谓此所谓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
《扬子》曰：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一哄（巷同）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於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微也）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
司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题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为荣，安于所习不知其非，习小道者亦类于此。人苟尽心于圣人之道，则众说之不足学易知矣。”
又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恶，人有君子有小人，为人而求为君子而不为小人，非学不能也，学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恶也，善明而恶去，则不为小人而为君子矣。
韩愈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