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制科文》（3/3）-明-归有光

（本文为《震川先生制科文》第 3/3 部分）

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阳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阴之义也。汉之郊祀，多袭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金泥石记，淫诬甚矣。成帝初，匡衡、张谭始建南北郊之议。以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之所飨，宜就正阳太阴之处。于是始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汉二百年间，郊祀不经。文帝贤主，犹拜灞、渭之会。相如文士，独留封禅之书。匡衡能本周礼，正一代之大典，论者或恨其不能尽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论建亦伟矣。
礼王者受命，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之太祖之庙。五年而再殷祭，则毁庙未毁庙之主，合食于太祖。父为昭，而子为穆，孙又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为立庙，亲尽也。太祖以下五庙，则亲尽迭毁，示有终也。汉之祖庙，至元始之际，大礼未备。贡禹始发之。韦玄成已议罢郡国庙，又本礼经所云，而建议如此。惟独以高帝为太祖之庙，而孝文以后，皆以承后属尽宜毁。故许嘉、刘向更议以文、武皆为宗。汉二百年间，祖庙无准。贾生通达，不著宣室之对；刘向博惟，附会家人之语。玄成能依古义，至一代之大法，论者犹疑其五庙七庙庙数之殊，然其所考据亦正矣。
自秦用商君之法，开阡陌，除井田之制。汉初不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师丹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可致太平。今未可详，请略为限。武帝方事四夷，内兴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贤，隆贵用事，诏书虽下，亦寝不行。然至后魏孝文独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则仲舒、师丹之说其果泥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井田虽未可复，而均田之法亦可少仿也。
自齐用管子之术，正盐筴，敛山泽之利。汉初以属少府。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筦其利，郡国多不便。昭帝始诏贤良文学之士，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约。而桑弘羊独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安边足用之本，竟不果罢。自此迄于永平，寻罢寻复。然后魏宣武尝采甄琛弛禁之表，则贤良文学之议其果迂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盐筴虽未可废，而取利之法亦不当甚密也。
汉自袭秦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张苍明习历，而仍水德之谬；公孙臣建改朔，而信黄龙之诞；百年历纪之废甚矣。司马迁、倪宽等，始谓帝王创业，改制不复用传序，则今夏时也。三代之统，绝而不序。请定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招致方土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闳运筭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昔孔子论为邦，言“行夏之时“，马迁之议，实本于此。此古今治历者之不能易也。
汉自武帝塞瓠子，其后河复数决，大为东郡害。平当领河堤，奏贾让之策；桓谭典羣议，集关并、韩牧、王横之论。一代治河之说备矣。贾让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之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复远泛滥。让之此策，视诸说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顺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当知也。
夫中国之御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非以极兵势也，诚尽谋而已。西羗之反，朝廷发兵及屯田者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欲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干幵。赵充国独以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即据前险，守浚阨，必有伤危之忧。独欲捐??干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方是时，公卿议者不同。而充国独守便宜，玺书切责，坚不为动。卒不烦兵而自解散诸羗，罢骑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羗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国急赴??干幵之约，使先零不得先其约，此所以坐而得胜弄也。故制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之要，若使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得缔其交，非中国之利也。
汉自单于入朝，加赐皆倍于黄龙时。既自以亲好，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炖煌，请罢边备塞，以休天子人民。时羣臣以为便。而侯应以为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顿依阻其中，来出为寇。至武帝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设屯戍以守之。如罢备边戍卒，示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利。夫雁海、龙堆，天之所以纪华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内外也。国家苟与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共地利，而无藩篱之限，则中国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国之要害，所当固守而不可失也。
夫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举汉之大事，而崇论竑议，槩具于此。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监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属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
问：六经之教，未尝专以仁为言，至《论语》一书，孔门之论仁始详。今观孔子之答问者数矣，而皆不同，何欤？
夫若然者，则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许者盖鲜矣。当时惟称颜子“三月不违‘。若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春秋之贤大夫，孔子概称之，而独不许以仁。顾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谓之「三仁」。于伯夷、叔齐而称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欤？
夫以仁之难造如此，而又谓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则仁与圣犹有等欤？
后之学者，皆以为孔子未尝言仁，而特与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欤？
如此，则果何以谓之仁乎？
士人自知学，即读《论语》，而不求其意，祗见诸说之纷纷，而无所取衷也。兹欲会而通之，必有至当不易之论。试言其大旨，以观自得之学。
甚矣，仁之难言也！非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着，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夫子之于仁也，岂终日为学者渎言之如此，盖皆因其有问，随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谓答问者也。当时高弟弟子，如颜子之外，曾子未尝问仁，而一贯之唯，岂不亦谓之仁哉？
而后之儒者，又谓夫子平日盖未尝言仁也，特言其所以为仁者而已。然则夫子之论仁，当见于何书？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夫子之所谓仁者也。虽然，夫子岂有隐哉？凡平日之所以问答者，皆此理也。宋张敬夫尝类聚夫子之论仁，以为《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谓圣人之言，随其所在，皆有至理，不当区区以言语类求之。可谓得其旨矣。后之学者，去圣愈远，其尊圣人为太过。至或舍其终日应用，与所以进德修业之实，而欲于虚空想像之中，求所谓仁者而名状之。夫天下皆知佛老为空虚之说以惑世。而后之儒者，不求切实之功，舍夫子之所谓仁，而于空虚想象之中求所谓仁，此亦何以异于佛老之说也？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应制策
○浙省策问对二道
○问：今之浙省，古会稽并鄣郡之境。儒林之盛，著于前史。古未暇论。自洛学浸被东南，而浙士有亲及程氏之门，与受业于其门人者，其人果可称欤？
朱子集诸儒之大成，陆子静崛起江右，二家门人传受之绪，其可述欤？
其与朱子并时而起者，果亦有闻于道欤？
其能纂述朱氏之学，亦有可言欤？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欤？
诸士子生长斯地，景行先哲久矣。愿相与论之。
执事先生以浙中道学之传，下问承学，顾愚非其人，何敢与闻于斯？然古者祀先圣先师于学，所谓先师，即其国之贤者，明有所向仰也。浙之诸君子，愚生亦窃识之矣。昔楚威王有问于莫敖子华，子华对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谷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语其国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谓齐鲁诸儒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敢无述焉？
盖尝谓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贵于学，学莫贵于闻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后知其所以为学；知其所以为学矣，而后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难也。秦汉以下，其经学文章，功业节行，称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归于不知道，而以气质用事，故其所就，不论庶几于三代。盖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绍明之，其泽流被于闽粤间，此朱子所由以得其传者也。至于两浙，又河、洛、闽、粤所渐被者也。然程子之门，惟游、杨、谢号称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门者，周行己能发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学。而刘安节、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资近道，敏于问学。此门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龟山载道东南，学者多从之游，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榆樗推明中庸、大学、论语之旨。王师愈从受易论。朱子称其有本有文，德望为东州之冠。此受业于程氏之门人者也。自罗从彦从学于龟山，再传而为李侗，侗授之朱子，学者以为程氏正宗。陆九渊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议论，初有不合。其全体大用之盛，皆能不谬于圣人。其学皆行于浙中。
辅广、徐侨初事吕祖谦，后从朱子。伪学之禁，学者解散，广不为动，而《五经解》、《诗童子问》多所发明。侨以朱子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以言者盖鲜。其学一以真实践履为本。叶味道对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传心之要。然朱子门人黄干为最著。何基师事干，得闻渊源之义。王栢捐去俗学，从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栢，从登何基之门。论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而履祥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其后许谦学于履祥，其学益振。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自基以下，学者所谓婺之四先生，以为朱子之正适者也。
子静之门人，则杨简笃学力行，为治设施，皆可为后世法。清明高远，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专精，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则与天地相似。舒磷刻苦磨励，改过迁善。沈焕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尝言与子静学者游，往往令人自得。盖浙中尤尊陆氏之学，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门人相传之绪，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杨氏，可谓光明俊伟，能绍其传者矣。虽末流门户各异，而朱子所谓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者，其为敻出千古，不可诬也。
今推原程子之学，自龟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后，为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学，虽行于江西，而慈湖为最著。则伊洛、闽、粤、江西之学，岂复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继颜子之绝学，传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学，以成己而教人。而张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颜、曾之学，均出于夫子，岂有异哉？因其姿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则所谓道统者，其可妄议哉？此可以为二家传授之定论也。
吕东莱以关、洛为宗，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陈傅良于古人经制冶法，讨论精博。陈亮才气高迈，心存经济。王袆以为考亭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而广汉张子、东莱吕子皆同心勠力，以闲先圣之道．而当其时，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制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虽其为说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诡于道者，岂不皆可谓圣贤之学矣乎？此与朱子并时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项安世、黄震、方逢时、史伯璇之徒，无虑数十人，皆发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皆为一代之儒宗。而贯与师道，皆学于许文懿公。而文献公嶷然独任斯文之重，见诸论著，一本乎六艺以羽翼圣道，谓文辞必原于学术，揆之圣贤之道无媿也。宋景濂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而国初设礼贤馆，景濂与丽水叶琛、龙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国朝崇尚理学，实于是始。则今日论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岂可分道学、文艺为二科哉？
抑士之相与为斯学者，非苟为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贵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举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为于世，盖天命不欲兴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独谓诸儒后先相继，推明阐抉，疏辟扶持，理无不章，事无不格，虽圣贤复生于后世，无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说而大有为于天下，以为其有志者鲜也。夫岂尽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学之传，敢因明问及之。而道统之传，尚未之悉也。伏惟进教焉。
○问：禹之迹远矣。尚书独载九州所至，盖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行远，不能造也。及学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称禹盖会诸侯江南，计功会稽。及杜元凯注《左传》，以涂山在寿春。会稽与涂山，岂二事欤？
会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号为于越。由此越世世为君王矣。果真禹之遗烈耶？
入其地，有覩河、洛而兴思者。诸士子者越产，必知其国之故。请言之。
昔之圣人，开辟宇宙，以济生人，万世之下，皆仰赖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万世永赖之功，而含气之属，虽在四海之外，犹知慕之，况当时会羣后之地，子孙封守之国，有不知诵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数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远也。虽然，以其人足为数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则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迹多在焉。后世之人，考寻其故，纪载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各称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又南登庐山，观禹迹九江，遂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壮哉，子长之游，其所感慨有余思矣。宜其为书能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成一家之言也。
夫唐虞尧舜之处，今去之数千载，而天下之人皆能识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无穷也。则夫远观圣人之地者，虽数千载，宜不能无感也。自黄帝以来，帝王莫不有都。轩辕之都涿鹿，颛顼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师，帝尧之都平阳，帝舜之都蒲阪；禹兴于西羗，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无常处。及《尚书》载舜「五载一巡狩」，至周犹因之。则三代天子，其游常徧于五岳矣。苍梧、九疑之间，纪舜之迹尤著。历世久远，而前古圣人之迹具在，而《帝王世纪》、《皇览》之书，其述备矣。
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行迹所至，盖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论者，乃以为《山海经》皆禹之所亲至，而纪述之。以为东至转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攒树之所，捪天之山，鸟谷、青山之乡，穷发、带方之国；南至交趾、孙濮、续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际，南族、黄支之堵，不死之望；西过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饮露之民，奇肱之国；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穷，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积水、积石之山：此皆荒诞不可稽考。张骞之穷河源，班勇之记西域，不能覩也。太抵上古久远，故作者不经之论多托之，而学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渊之龙纪其父，石纽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着其配，观河伯而受括地，见六子而获玉匮，得黑书于临朐，覩绿字于浊水，桐栢有鬼神之书，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薮著阳行之迹，应龙有尾画之诡，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犹勤其问，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范》锡禹九畴，禹乃取其阴阳之数，自一至九之序耳。岂实有神人为之手授乎？惟会稽之会，虽不载于书，而经传犹有所据。盖禹会诸侯，江南计功，非五载巡狩之常典也。传称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则意在此久矣。故为是非常之会也。而禹之事终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传》「会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以为涂山在寿春北。郦道元以禹会诸侯，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王肃《家语》：涂山有会稽之名。则杜预之说非矣。而罗泌《路史》，乃谓致羣臣于钟山。晋灼言：「会稽茅山。」故《越绝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会稽。今会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会稽在越中，而防风氏之国在今武康。则会稽亦非茅山矣。禹之会羣臣，非今之所谓会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岂今之会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吴录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盖禹改之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笋，又名宛委山，即会稽一峯也。在今会稽县之东。」而太史公言：「上会稽，探禹穴。」所谓禹穴，即在会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旷绝数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误矣。
禹既终于会稽，故会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号为于越。此越之有国所以始也。然传至十数，而中间国绝，民复幸而君之，是为瓯越、东越。故越北界有御儿乡。万岁历之说，其事亦颇怪。盖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孙之为君如此。其后勾践为王，而与吴战，夫椒之败，保栖会稽。得范蠡、大夫种为之臣，乘夫差之骄，黄池之会，以兵袭其国都，卒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故《春秋》「于越入吴」。当是时，越小国，几霸天下。越垂绝而复兴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孙之不亡如此。其后王子搜患为君，而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吴越之战，迎之檇李，败之姑苏，败之夫椒，栖之甬东。檇李，即嘉兴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东，即勾章之东海中洲也。后数世，王无疆为楚所灭，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南海上。盖越人之慕思禹，虽败散而犹戴之为王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无疆之长子后去琅琊，其次子蹄守欧余之阳，犹受楚封焉。无诸保泉山，汉立为闽越王。其季余善，与孙摇，又以海东隅地称王。号三越。其地犹在今会稽之域。则虽至汉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犹戴之为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盖反复叹禹之功大矣！涤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乂安。乃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国，北观兵中国，而推称禹之遗烈。其论东越列传，则谓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战称伯，至余善灭国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而又叹禹之余烈。盖越之世祀，视三代之后最为久长，实以神禹治水之功在万世，子长之论，不可诬也。
愚生生长越中，览临安之胜，观钱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会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绩，有吾其为鱼之叹乎？承明问，敢述所闻。要之其所怀者远矣，非夸胥巨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也。谨对。
○河南策问对二道
○问：古之君子，因时会，竭忠谠，建竑论，卓然有称于世，纪诸史传多矣。今不暇槩举，姑取其最著者，与诸士子论之。或举世共称，而不无疵议；或一时救弊，而未为通方；或言可经常，而足以行之后代；或意义深远，可为世主法诫者。夫通达国体矣，而其学出于申、商；潜心大业矣，而其术流于灾异。经明少双者，被阿谀之讥；然其言可废欤？
博物洽闻者，泥五行之传；然亦有可采欤？
语当世理乱，晁错之徒不能过；其果然欤？
志在献替，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可备述欤？
至于竭诚奉国，而理归切要，儗之政论为孰是？
论谏本仁义，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学所得，而为世龟鉴，方之申鉴孰优？
夫学者称道古昔，所以规摹当世也。数子之书繁矣。抑可以撷取一二，足以为警诫而备世务者。庶几于魏相条陈晁、董之对，苏轼进读陆贽之言，用以观经世之学。
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识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忠。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周，则其致莫能极也；忠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怀隐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莫不有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奸，“故井鼃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说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然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谏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者，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逆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时遘会，立人之朝，其才足以达是，其识足以周是，其忍不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谓谓吾君之不能为尧舜者也。执事发策，举前代之论谏者以为问。
夫一世之君，则一世之臣不知其几也。当时陈说者盖多矣，而史之所载，彰彰者仅是。以史之所载，累而积之盖多矣，而执事所举者又仅是。虽然，言而中其几，极其致，而忠诚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后世者，又少也。如执事之所举，皆其人也。
夫谓举世共称，不无疵议者，岂不以贾谊通达国体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潜心大业而流于灾异；匡衡被阿谀之讥，刘向泥五行之传乎？汉高祖时，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僭拟逾制，匈奴数盗边。贾谊陈治安之策，皆当世切务。而或谓其明申商之学者，独以论诸侯王宜用权势法制耳。然众建诸侯，实事之皆然也，与晁错削七国异矣。本三代之所以长久，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谓谊与晁错皆明申韩。而错则以人主之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而以术数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后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谊启之也。岂可与错同论乎？汉初，制度疏阔。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谓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而德泽无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夫刀笔筐箧之间，非徒汉事然也，虽后至今数千年如此矣。刘向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远过。可不谓然乎？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以贤良对策，皆傅经义，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又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此孔氏之遗言，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论圣王之礼乐教化，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与贾生之旨不异，而仲舒之渊源深矣。
自汉兴以来，天子与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兴文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于今学者守之。虽然，自恣苟简之治，百世未能变也。道同六艺，用世操术则异者，又未必轨于圣人也。班固称仲舒遭汉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羣儒首。其不谓然乎？
汉儒传经，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经说诗，当世少双。所以其论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仁和惠，则众相爱”。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化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审六艺之旨，则天人之理可得”。“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羣臣，动有节文，以章人伦”。夫端本、养性、审艺、治内、正仪，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为此言，而史讥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旨，与孔光等同讥。以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然傅先王语，其酝藉亦足称贤矣。
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发于至诚。盖自恭、显之世，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览历世之治乱，必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缪戾乖剌，文书纷纠，毁誉混乱，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是时恭、显用事，善类蒙僇。永光之诏，亦自谓邪说空进，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优游不断，堕宣帝之业，可为来世之永鉴矣。向之学，在《洪范传》。推迹行事，比类相从，缘箕子之意，著天人之应，世儒亦未可妄论也。
夫谓一时救弊未为通方者，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而有《政论》之作也？汉之儒者言教化，自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皆极论之。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而质朴日衰，恩爱寖薄。东京以后，尤竞察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徒，常以为言。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罪。家无全行，国无廉夫，而仁义之风替矣。崔寔独著论，谓汉承百王之敞，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皇路倾险。欲峻法以求治，以此为乱世之药石。仲长统称其书，以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右。将不以淇达权救弊，为一时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是固其宜。他寔之《政论》，夫岂通方之论耶？
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考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举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窍，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肃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
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敝，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羣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统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谨密网以罗微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寔者也。儗之《政论》，则颂为是矣。
唐德宗时，陆贽上言谏诤之道有九弊：以“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衒聪明，厉威严，恣强【强原刻误作「疆」，依陆宣公集校改】愎”，为君上之弊；以“谄谀，顾望，畏愞”臣下之弊。论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实而务博访，求精太过，嫉恶太甚，程试乖方，取舍违理，循故事而不择可否。而窍才驭吏之三术，则拔擢以旌其异能，贬黜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祸新化，要在舍己从众，违欲遵道，远憸佞而亲忠直，推至诚而去逆诈，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约之于心焉耳。唐史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青。苏轼以为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贽之言，开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为治乱之龟鉴者也。虽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义之旨，盖过之矣。其论兴亡之际，谓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而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乃至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叹曰：“损、益其王者之道欤”？贽于天命人情之际，可谓论之剀切者矣。
宋嘉佑间，司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为人君之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为人君之武。其论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谓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故天下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远在位之臣，各当其任：有功则增秩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又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从而救之者难为力，作《惜时》。无远虑，必有近忧，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作《谨微》【谨微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八作「重微」】。华而不实，无益于治，作《务实》。合而言之，谓之《五规》。光自谓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又谓《五规》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也。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盖尝读其《保业》之规，言天下得之至艰，守之尤至艰。自周以来，离而合，合而复离，五代生民之类不尽者几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五百余年而已。承祖宗艰难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人主抚全盛之运，知易离难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诚不可一日而不兢兢业业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终不能取。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为尤重也哉！所谓“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爱吾人，保吾土，诚不可一念自放者矣。
夫陆贽、司马光，其言固皆可以为万世之所取法，而《申鉴》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约，固不得以优劣论矣。执事欲取数子之书，为可垂警诫而备世务者，愚于前所陈，盖亦得其略矣。昔者尝诵而论之。虽其言散见于史传，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诗书礼乐之道存焉，冶性正身之则著焉，端本善俗之几昭焉。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得职，王化之所以隆，国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于此也。夫谓意义深义，可为法诫，则刘向山陵之奏，与陆贽、司马光论天命保业，此其尤谆切者也。至于财赋兵农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务，诸疏皆有之，以明问之所未及，亦未暇尽述也。
夫此数子者，固皆一代之伟人，其论议著于本朝，载于后世；视小儒龌龊暖姝，勉强缀论，而中无所有者，真秋虫之鸣也。夫大人之言远，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入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贼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盐博辨，非当施于人主之前也；铢称寸度，非可以规天下之大也；寥菜成行，瓶甄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非治万乘之国也。如此之类，常形于奏牍，则人主之听览眊【眊原刻误作「目?乇」，依大全集校改】矣。故“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鸱休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与天下之识，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远。噫！安得起诸君子而与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颇有感于今世之务，顾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窃有慕于魏相、苏轼之条陈进读，不胜忠爱之惓惓也。
○问：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郑、卫、梁、楚、颍川、南杨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难以尽举。姑取当时任事为豫、冀之产者，各举其槩，与诸士子论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运筹帷幄，辞万户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锡之议，其心迹何似？并遇戚竖之囏矣，或依违顺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婴灭顶之祸，其道谊孰得？负苍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实孰当？际中兴之运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应变之务，其功名孰优？属时多难，或负高志，而不能免陈涛斜之败，或有胆略，而不能拒封丘门之入，其才略孰胜？遭世治平，识量英伟，定社稷之策，临时果断，有大臣之风，其德业孰隆？诸士子尚论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乡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对。
任天下之事，贵乎善应天下之变；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当之。才德纯备，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惊，纳之至繁而不乱；以辅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则然，而使其所遭之数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书》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则椎鲁朴鄙之徒也，不可以语才。书又曰“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则轻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语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为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废坏而不振也？
昔成周作洛，谓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皆有闻于世，孔孟盖论之矣。今特因明问，略举汉以来遭时遇主，经纶世故，史傅所记者，谨掇拾以对：
张子房当秦楚之际，以家世相韩，为韩报仇，择可以委身者，遂从高帝。汉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或谓子房不终事汉者，为韩也。夫诛秦灭项，子房之志已毕，移以事汉，何损于义而必去之？独其为道恬澹，薄视人世之功名，而有飘然远举之志耳。荀文若遭汉室之乱，间关河、冀，以从曹氏，奉迎銮驾，徙都于许。魏之大业垂成矣，文若不从九锡之议，毕命寿春。或谓文若之死，非为汉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为曹氏佐命，何以轻于杀身？独其为才所役，度天下无可以尽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盖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过；其于文若也，病于绝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末必要终，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其论当矣。
陈丞相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祖，常出奇计，以救纷纠之难。迨诸吕擅王，无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顺旨，吕氏之权，由此以起。然能将相合谋，因间而发，遂定宗庙。盖其从高祖在兵间，不惮为诈，卒以此成功，可谓应变合权矣。夫所贵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势，不过谢疾杜门而已，其后将何以有为哉？陈仲举处桓灵之时，有清世之志，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为天下正人所依归。而宦竖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仲举与闻喜合谋诛废，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颈企踵，以思奋其智力。而谋之不远，致太后有云台之迁，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而邦国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称也。夫户牖功成，而不免于谲；仲举身殒，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为己任，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数公之力也”。其论卓矣。
段深源识度清远，为风流谈论所宗。屏居不就征辟，而时人拟之管、葛，以其出处卜江左兴亡。及其入秉国钧，乘季龙之殂殁，实关河荡平之机也。而出领中军，师次山桑，曾无御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之策，蹙国丧师，华夏鼎沸。岂非名之浮于实者乎？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无处世之意。而诸人每恨其不出，为苍生忧。及见登用，镇以和静，御以长算。符氏率众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夷然无惧色。指授将帅，大致克捷，劲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岂非实之能副其名者乎？虽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为众议所归。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谓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斯言不诬矣。或以安石比王导则诚然，而以深源并王衍，不无少贬也。
张燕公于玄宗，最为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所与秘谋密计甚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长，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术，开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开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称其文。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专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故燕、许并称，其文章真为无媿，而姚、宋齐名，君子不容无优劣也。
房管自成都奉册灵武，亟见任用。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参决机务，诸将相莫敢望。既而以贺兰之谮，分军讨贼，师败于咸阳。唐世名儒皆称其有王佐之材，然将兵固非所长，一与贼遇，遂至丧师。前史称其“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用违所长，遂陷浮虚比周之罪”。桑维翰事晋，当草创之初，藩镇多不服。维翰劝其主推诚弃怨以抚之，训卒缮兵，务农通商，以安中国。羽檄从横，从容指画，神色自若。当时齐王舍维翰之谋，信景延广之狂策，遂被俘虏。抑维翰屈意事虏，所谓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盖其势不得不然耳。又尝读唐史，称管之废，朝臣多言管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管亦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其丧师，亦以监军之促战，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复振，人比之王衍、陆机，谬矣！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使居平世，都将相，其勋业岂小哉？呜呼！士之不幸，遭逢阨会，身名俱殒者，则房、桑二子是也。
宋自仁宗之世，天下号称治平。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执事所问及者言之。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孔子尝在卫，则卫多君子；光武起南阳，则南阳多功臣。至如程氏两夫子，传千载不传之道统，而许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学，有开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产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因程氏以求观圣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