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15/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15/66 部分）

《管子》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若犹然后）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太锄也）若其事立，行服连（连，辇也，人所挽者）轺（居玉反，大车驾马者）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臣按：自古商利者言盐必与铁俱，盖以盐者民食之不可无，铁者民用之不可阙，计口食盐则盐日以销，然生者又继取用无已，若夫铁之为用，则成一器之用，或以终身，不然亦或致岁月之久，非盐之可比也。言利之徒乃以铁并盐而言，至其设官也亦兼以盐铁为名，其轻重不伦矣。呜呼，米、盐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针、耒耜之类民所用以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民之法，岂有是哉？
汉武帝从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置铁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敢有私铸铁器者，釱右趾、没入其器物。
马廷鸾曰：“孔仅、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属大农，则其利尽，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盐虽官尝自煮以权取时利，亦非久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与桑、孔之法异矣。”
臣按：汉置铁官四十郡，不出铁处又置小铁官，则是鼓铸之官几遍天下，而民间之一刀一针、一斤一锯皆有税焉。呜呼，天子富有万方，赋税、贡献之入奚趐亿兆，而取之民也琐屑如是哉？我朝惟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又多捐之于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铁）
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蹄。
苏轼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间楚，董卓剉坞金亦多，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叶梦得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辈之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间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呜呼，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则夫金、元以来所谓宝石者，何足尚哉？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
臣按：采银之官始置于此。
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乃黜万纪。
臣按：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而谓其以桓、灵相待，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后世人主以言利，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岂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共之”，后世人主于其臣下有以兴利为言者，宜举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对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
真宗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乃诏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法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地之所产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饰，乃至熔而销之，或以缕而为服，或以嵌而为器，上而冠帻、下而靴履，与夫食用戏具，无不用焉，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兴、一神像之设，靡费乃至千百两焉，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诚非虚语也。真宗禁销金，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不然，上为之而禁下，欲其不为，岂所谓以身教哉。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有与地土俱生者，金银铜铁之类是也。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而生之者随继，故虽日日取之、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若夫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虽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以上坑冶）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开成三年罢之，以矾山归州县。
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
陈傅良曰：“宋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后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矾）
以上山泽之利（下）
卷三○
▲征榷之课
《周礼》：太宰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关以征其货之出入，市以征其货之所在）。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
王安石曰：“关市，商旅所会。共王膳服者，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丧，关市无征，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
陈傅良曰：“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古者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税入视他至薄也、不常获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严为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妇过市之法，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王之膳服，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关（关谓境上之门）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征谓税而正之，廛谓舍而禁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设入）、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国凶（荒年）札（疾疫死亡）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察也）。
臣按：关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课司，州县各立为局，设官以征商税，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是即《周礼》节傅之遗制也。盖节以验其物，傅以书其数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如今质赁铺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货之物。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关市讥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张载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朱熹曰：“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治之，谓治其争讼。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为士人之所贱，彼读圣贤书、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鉴诸。
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叶梦得曰：“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也）、操兵乘骑马，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后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贾。
马廷鸾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臣按：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
陈傅良曰：“太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取旨行下。”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有力胜税，权蠲之。
苏轼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废，窃为圣世病之。”
臣按：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其所关系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征商）
《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戒谨）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贰）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则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为大祭祀而已。”
文王诰教小子（少子之称）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职业者），无（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蔡沈曰：“小子血气未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毋常于酒，其饮惟于祭祀之时，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昏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宁不谓之太甚，已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莫由斯，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噫，兹言也，凡酒之为酒，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未定辞）杀。”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可不谨于酒乎？故曰矧汝刚制于酒，刚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饮者，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予其杀者，未必杀也，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苏轼有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苏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
《周礼》：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谓材食曲蘗之类），凡为公酒者亦如之。
臣按：周人设官以掌酒，凡以为祭祀、养老、奉宾而已，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为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皆有五齐三酒。
萍氏（比其浮于水上）掌国之水禁，几酒（察非时饮者）、谨酒（使民节用酒）。
臣按：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即《酒诰》所谓“德将无醉”，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即《酒诰》所谓“越庶国，饮惟祀”者，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呜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为物，起风波于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礼》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而并付之以几酒、谨酒之权，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又作诰以示戒乎人，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以底于乱亡，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臣按：司虣，市官之属；萍氏，刑官之属。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严，乃至于搏而戮之。呜呼，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噫，此圣狂之所以分欤。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文帝即位，赐民愊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愊。后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谷。”
臣按：愊之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自古以来皆有酒禁，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民之得饮也盖鲜矣，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之愊所以为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汉时去古未远，犹有古意存焉。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因而取利非义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是亦赈荒之一策也。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吕祖谦曰：“周公作《酒诰》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渍、伤德败性，不过导迪民彝、防闲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恶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变，比之《酒诰》所谓非惟不敢，亦不暇，已无此意，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变，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设心大不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专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谷为之，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则是一物而再税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丧德、靡费以乏食耳，本无所利之也。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谓之榷者，禁民酝酿，官自开置，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呜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谓隐度其实）租，卖酒升四钱。
刘攽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然犹听民自酿以卖，而官定其价，每升四钱，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后世税民酒始此。我朝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罢肆即已，姑为之禁而已，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
唐初无酒禁，肃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圣王者，后世鲜克遵之；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后世多不肯改。德宗尽罢酒税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宋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京西禁自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臣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宴宾，亦如笾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仪狄始造酒，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杀之之刑，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犹然者，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纵民自造而自饮，呜呼，所得几何，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乱、德以之败、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夫妇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结怨，甚至家以之破、国以之亡，国家有所兴作，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不禁尚有可诿者，况祖宗以仁义立国，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如存其名，实无其利。臣愚以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严则不可行，法太宽则不能禁，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额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宴会不许过三巡、饮嗜不许至甚醉，开店以卖者有重刑，载酒以出者有严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不送者有罚，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烧甄之窑户，定为限制，违者治罪。如此，则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贫者无从以得酒，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若此者，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时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设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岁费二十七万石。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犹恐其纵，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可乎？伦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废，词讼奸盗以之而兴，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兴祸起乱之端。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毅然禁之，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岂不韪欤。虽然，千年之事、万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顿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每城各为五槽，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礼会，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官为之券，券用花栏，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临时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过一斗以下，价直必倍其本价，贵则酤者少矣，酤酒者执券为照，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以上榷酤）
唐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务。
宋承五代之后，置诸州曲务。至道三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请罢榷醋。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调度之余悉归常平。元太宗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
臣按：谷麦既已纳税，用谷以为酒又税之，造麦为曲以酝酒又税之，用米与糟以为醋又税之，是则谷麦一类，农耕以为食，官既取之，商籴于农以为酒、为曲、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税也。呜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时所无有也，是岂上天生物养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而醋则自来无禁，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夫天生五谷以为民食，民无食则死，少食则不饱，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饱，而可以终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设务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为酒之曲亦司之焉，殊不思所以为醉之具即所以为饱之物也，去此以为彼，彼多则此少，必然之理也。太平无事之时，恐其败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岁，必至损民之食，乌可不严为之禁哉？禁酒之策，臣已具于前矣，若夫曲蘖之禁，民家自造不过斗者，请听民自为之，但不许其以交易货买。今天下造曲之处惟淮安一府靡麦为多，计其一年以石计者毋虑百万，且此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呜呼，费民生日用之资以为醺酣荒亡之具，前代以国计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纵之可矣，而今日无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请敕所司严加禁约，于凡民间造曲器具悉令拆毁，与凡为之佣作者一切勒以归农，有犯以与私盐、伪钱同科。如此，则一年之间亦可存麦百余万石以资民食，民之所有即国之所有，是即古者所谓藏富于民者也。（以上曲醋）
《周礼》：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以烹者）刍（草）凡疏材（菜蔬之类）木材（可为宫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为宫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饪；刍以饲畜类。四者皆出于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后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税，其原盖出于此。
唐德宗时，始用户部侍郎赵赞税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
臣按：后世竹木之税始此，然唐时所税者取其利以为常平本，今世则用之以为宫宇什器耳。我朝于凡天下关津去处，设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按月给与禁军孤老等烧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场，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数，遇有用度，以凭计料、拣定度量支拨，在外场局则用各给所在之用。近年于太平之芜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径遣工部属官亲临其地抽分变卖，取其价直银两解京以供工部缮造之费，免以科征于民，是诚良策。然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一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乞量为中制，因地定额，多者不以为优、不及数者不以为劣，庶几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汉宣帝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萧望之言：“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
臣按：后世鱼课其原出于此。我朝凡有河泊之处皆立官以司鱼课，岁有定额，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广最多，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余处而沔阳一州乃至有三十一处，岁纳课钞有定数，使钞法果行，所得亦不赀矣。今日非但鱼课，凡征商等课皆然，苟钞法通行则诸课皆得以资国之用，不然则是虚费官吏之俸，徒为下人之扰，而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此言鱼课）
《元史》：额外之课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
臣按：《元史食货志》有所谓岁课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碱、竹木之类，其利最广者盐法、茶法、商税、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谓额外课凡三十二，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呜呼，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课额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当时之民其苦可知也。我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一二，亦不闻国用之不足。臣意当时亦徒有此名目以为奸人之资而已，国家未必赖其用也，史书之以垂戒后世，以见其国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呜呼，其尚永鉴之哉！
以上论征榷之课
卷三一
▲傅算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朱熹曰：“征赋之法，岁有常数，力役取之于冬。”
臣按：孟子此章举布缕、粟米与力役并言而皆谓之征，征也者上取于下之名也。布缕粟米专取其物，而力役之征盖兼乎人力也。
小司徒之职，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冢宰职出九赋者之人数），以辨（别也）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读为弛）舍。
贾公彦曰：“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辨其贵贱、老幼、废疾者，谓别其贵贱、老幼、废疾，合科役者科役之。征谓税之，役谓繇役。施舍者，贵与老幼废疾者不科役，故言弛也。”
吴澂曰：“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别其目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
吴澂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后为家也。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余则为老弱也。”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给公上也），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作文书入于司徒）。
吴澂曰：“国中，城郭中也。晚赋税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复多役少也；野则早赋税而晚免之，以其复少役多也。征之者，给公上之事也。舍者，谓有复除而不收役事也。”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
章氏（失其名）曰：“三代役法莫详于周，《周礼》伍两、军师之法，此兵役也；师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闾、族、党之相保，此乡役也。有司徒焉则因地之美恶而均役，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有乡大夫焉则辨民之老少以从役，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
臣按：凡有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役有轻重、繁简、远迩、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强弱、富贫、贵贱之异，不可以一概论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别其宽狭硗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虚实，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强弱老少，必验其畜产以知其贫富有无，必有夫有妇然后谓之一家，必年富力强然后谓之可任，彼夫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事于公与衰耄之老、笃废之疾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所以任夫繇役者皆必少壮之夫，平日习劳、丁多而家给者也。夫民食三土而赖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产，则服力役以为国卫，足国用、成国事，亦其职分之所当为者也。用所当用之人，为所当为之事，虽曰为国，亦所以为民，而又明以察之、公以处之、仁以悯之，是以国家有所经营则咸如子趋父事，有所征伐则莫不敌王所忾，而上无不成之事，下有卫上之忠，而天位永安、国祚延长矣。
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
张载曰：“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余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谓之家。”
吴澂曰：“民无职事谓游惰者也，游惰则罚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谓出士徒车辇以给繇役者也。”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
马端临曰：“古人于游惰不耕及商贾末作之人，皆于常法之外别立法以抑之，间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当如横渠之说，郑注谓‘令出一夫百亩之税’，则无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不几于太酷乎？”
臣按：民之无职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彼将何从而得乎？圣人为此制所以抑游惰而使之趋南亩也。当是之时，民之无田者盖鲜矣，间有无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赋，但比之有田者为轻尔。后世口赋之算，不问有田无田皆出赋，与古异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读为征），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均也）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
郑玄曰：“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车辇则转运委积之属。”
臣按：力征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力役之征，有专用人力为者，造作修治之属也；有兼资物力成者，辇运挽输之类也。均人掌均力征，必先审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其家之牛马车辇或有或无，因其材而任以事，随所宜而加之役，用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此民之役所以易供，而国之事所以易成也。然用民之力，丰年不过三日、歉年仅用一日而已，而不丰不歉之年则又惟用二日焉，一岁之间三百有六旬，上之人仅用其民三日之力，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民安得不安富，国安得不清泰哉。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
徐干曰：“民数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之也如此，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也，是以先王致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小则窃滥，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所谓版者，即前代之黄籍，今世之黄册也。周时惟书男女之姓名、年齿，后世则凡民家之所有丁口、事产皆书焉，非但民之数而已也。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册，首著户籍（若军、民、匠、灶之属），次书其丁口（成丁不成丁），次田地（分官民等则例）、房屋、牛只。凡例有四，曰旧管、曰开除、曰新收、曰实在，今日之旧管即前造之实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户，十户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长，辖民户十，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周则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贯，官按此以为科差，诚有如徐氏所谓庶事之所从出而取正焉者也。版籍既定，户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无，披阅之顷，一目可尽，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无不当而均矣。然民伪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攒造之初立法详尽、委任得人，则不能禁革其脱漏、诡寄、飞走、那移之弊，请当大造之年，户部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凡所造之册，必须县册详于府、府册详于布政司、司册详于进呈者，其县册当如《诸司职掌》所载，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于实在下则书曰坐落某里，于新收下则书曰某年买某里某人户下田，明开亩段价值、界至，其开除者则止书曰某年卖与某里某人），府册止书地名，司册及进呈者则否。如此，则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验其贫富，民间争讼有所质证得以知其虚实，遇有旱潦有所优免，不至于混而无别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臣按：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
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
马端临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岁而除；二十而傅给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税之且役之也。”
臣按：后世户口之赋始此。盖古者有田则有税，有身则有役，税出财、役出力，惟游惰无职事者则抑之，俾视夫家出征税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汉计口出算之后，则凡为民者有身则有庸、力役之外计口出财，遂为后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
臣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给公家繇役也。汉制，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为异制，令男二十始傅，则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赋凡三十有六年也。
齐高祖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民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去隶役，身强而称有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臣按：册籍之弊古今一律，国初洪武五年，户部发下户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来每十年一攒造，民年十五为成丁，未及十五为未成丁，官府按册以定科差，脱漏户口者有禁，变乱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征差役，率验其户口、田产，立为等第，敷役者不得差贫卖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轻，其制度可谓详尽矣，然岁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尽，亦非一二人智虑所能周也。请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户部移文天下司府州县，俾其详询博采，积年病弊何在，各处事宜何如，一一条上户部，户部臣僚将所条具者讲究处置以闻，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如齐高祖诏所谓各献嘉谋，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则宿弊既革，版籍顿清，非独官府之科差适均，而民间之词讼亦息矣。
唐令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正一人掌案此户口，课植农桑，捡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在田野居者为村，别置村正。
臣按：《周礼》六乡有比长、闾胥之属，六遂有里宰、酂长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设盖本诸此。今制每一里百户，立十长，长辖十户，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当年者谓之见役，轮当者谓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内，所有追征钱粮、句摄公事与夫祭祀鬼神、接应宾旅，官府有所征求、民间有所争斗，皆在见役者所司，惟清理军匠、质证争讼、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焉。此外又分为区以督赋税，谓之粮长，盖签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之处有之，必须精择其人，不然非惟有亏于国课，而又有扰于生民也。
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凡里有手实法，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凡天下户口，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留州、一送户部。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帐。
宣宗时，诏州县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捡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人有死生、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直有低昂，盖不能以一一齐也。唐人户籍三年一造，广德之诏且欲守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不得依旧帐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贫者富、富者贫，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业，岂能以一律齐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员督府州县官造明年当应赋役之册，先期行县，俾令各里开具本里人民军、民、匠、灶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户各若干，其余民户当应役者总有若干，量其人丁事产，分为九等，一以黄册为主。册中原报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沉斥买卖（必须买者卖者两户相照，典当者不具），审实造册，州县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亲临其地，据其见在实有以田丁相配，参错斟酌定为九等则例，随据州县一年该应之役几何、当费之财几何，某户当某役，各填注其下，轻而易者则一力独当，重而难者则合众并力，贫者任其力，富者资其财，必尽一年之用而无欠无余。造成三册，一留司、二发府州县，俾其前期开示以晓民，使知备豫，至期据册以召集，使供繇役，有不均者许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时需之物，则责之见役里甲云。然州县所在，或在冲要、或在迂僻，冲要之所官物之运载、使客之供应盖无虚日，而迂僻之乡固有经年累月而无一人过往者也，民之劳逸不均，莫此为甚，请立为均一之法，亦据此册，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计算，不分有无役占，但见一丁出钱一文或二三文，多不过五文，通收在官，随其县分剧易、道路远近定为雇钱则例，冲要县分所收之钱留县应用，有所不足申文关领，其迂僻去处量留足用之外，具数报官，年终类送上司，以凭均敷，其两京之间、运河之侧州县人民尤为劳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余者用以补之。虽然，人烟辏集去处固易于佣雇矣，若夫偏乡下邑无人可雇，何如？曰召农而役之与之佣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颇便之，若用此法，则均徭不可行欤？曰均徭之法，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江北，可行于大县不可行于小县，可行于大户不可行于贫民，何也？江北州县民少而役多，大县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县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户产广丁多，产广则出财易，丁多则出力省，若夫贫下之户，以十年之役并用于一时，岂易当哉？窃尝以九等之法与均徭之法计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负一石，十日而尽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负十石之粟，日负一石者虽有往返之劳，然轻而易举也。一日而负十石，往返虽不烦，然以一人一日而为十日十人之事，虽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单弱者哉（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其间有九年之歇，且足以辈里长、吏胥放富差贫之弊，固为一时良法，行之江南大县固为民便，但民多役少之处往往多有余剩户，编次者每用中下户而留上户，俾出钱以为公用，因而入已。若夫小县地阔民稀，多设驿铺去处，不待十年已有遍二三次者矣。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县分及里分虽不多而差役颇少之处行之，其余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罢。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罢，若皂隶、膳夫之类可也，如仓斗必须支尽所收，库子数易则有抵换官物之弊，铺兵不居铺舍则易于损坏，此类可令当役之民出钱贴雇为宜）？
唐租庸调法，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调法皆论丁，一年之间、纳租之外，一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日。今制，赋税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分其人户为上中下三等，各具军、民、灶、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轮当之外，其大小杂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于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调、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
臣按：宋初以来差役法也。
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各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各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臣按：此宋熙宁免役法也，其议始于韩绛，成于王安石。
元祐初元，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元年以前旧法。章惇驳司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邵伯温曰：“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吕中曰：“司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盖尝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分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纲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敛，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按：吕中谓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窃以谓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盖实相资以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因其有余而用之，不足者不强也。各随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强也。彼有力者而无财，吾则俾之出力，财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财者而无力，吾则俾之出财，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巨而物重，费多而道远，则必集众力、裒众财，使之运用而不至于顿踬，资给而不至于困乏，则民无或病、事无不举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户长、耆长也，有所谓弓兵、民壮者即宋弓手、壮丁也，有所谓皂隶、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谓称子、铺户者即宋人拣掐也，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诸役衙前最重，今之杂役亦惟纳户、解户、斗级为难，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行检者充之，然后上不亏于官、下不破其家也。若夫皂隶之设，除监狱守库外，凡直厅、守门、跟随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两京尤为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皂隶解京者，于民间应役人户选其驯谨强健耐劳者以身供监狱守库之役，其余跟随导从者，每户俾其日出银三分以雇人代，当岁该银十两八钱，闰加其数，岁前类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须于按日当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与之直）则彼不至逃负。如此，则农夫遂耕获之愿，官府得使令之给，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举而三得也。
以上论傅算之籍。臣按：制国用者，取民财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国用之后者，孟子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继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汉人傅民丁算口赋之籍，就后世以为言，以见计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赀，是亦制国用之一法也。
卷三二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
臣按：此后世纳粟拜爵之始。呜呼，爵禄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所以驭其臣民而富贵之者也，上持富贵之柄以驭下之人，使其委身尽命以为吾用，以成天下之务、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财，上以承天意、下以莫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为君者顾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为贵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为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驭贵之柄，而并与其禄以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万世之下咸归咎焉。
汉孝文时，晁错说上曰：“欲人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观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人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所之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晁错之言有所见于利而无见于义，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害，何也？盖为治必立纪纲，立纪纲在明赏罚，明赏罚在爵与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纪纲不立，纪纲不立则国非其国，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或曰错之意在贵粟以劝农夫。农人勤生而务本，无所俟于爵，自不犯于刑，其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财而易粟，输之县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无罪以为奸，塞下之粟虽多而国中之奸愈肆。是则错之此议专于利而背义，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边之策，岂无它道而必用此哉？
后汉灵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于西园立库以贮之。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自晁错建议之后，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皆卖爵，然多以岁有荒旱、边有警急，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至灵帝则卖爵以为私藏，书之史册贻讥千古。
唐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叔清奏请敕纳钱百千与明经出身，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