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16/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16/66 部分）

臣按：自秦汉以来卖官已非令典，至唐肃宗乃至卖私第焉。呜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谨之。盖以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传曰“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记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论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设科取士虽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进身，是即古论秀之法，必须论定而后官之者也。今不论其所业而论其所输，名曰明经而实则输钱，彼粗知文墨者犹之可也，而不识文字者亦与焉，其取用无艺一至于此哉！
宋孝宗诏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财有道，均节财用足矣，妄轻官爵以益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见在绫纸告身缴赴尚书省毁抹。”
臣按：孝宗此诏谓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则是非歉岁不行，非民愿不强，临时取旨不为定例。今则著为定例，不问岁之歉否、不顾民之愿否，遇有意外兴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赋，又不敢请之内帑，首以鬻官为上策。呜呼，以古人驭世治民之器而为博易钱谷之举，识治体者不为也。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与冠带，犯赃私者除名为民，当是之时，民以官爵为贵、冠带为荣，其所以荣贵之者，以有钱不能买故也。近世司国计者取具目前而建为纳粟赐冠带之令，后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卖见任官耳。且国家无甚警急，虽少有亏欠，然犹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营造兴举财未匮而逆计之，荒未至而豫备之，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义，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计科率之，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时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将行何策而卖与何人哉？小人苟顾目前不为远虑，凡有建，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万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与也，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是则上下交为利矣，又何责彼为哉。（以上鬻官）
唐玄宗天宝未，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臣按：此后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时，李德裕言：“初，徐德兴为坛泗洲，募人为僧以资上福，人输钱三千，淮右小民规影徭赋，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
臣按：民之为僧何预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德，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辅始卖度牒。臣按：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
神宗问王安石曰：“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货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边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盖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
熙宁二年，赐五百道度牒付陕西宣抚司，易见钱籴谷。七年，又给五百道付河东运司修城。
高宗绍兴七年，有言欲多卖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数年，其徒当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至熙宁中始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诚反而思之，曰此辈可终去乎？若有可去之几，禁而绝之上也；若度不能禁，与其纵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伏读律文有曰：“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远近、俗尚缓急，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阙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无所损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劳、道途之费，彼亦乐为之矣。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然势至于此，无如之何，与其任彼所为，不若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犹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田廾｝之。
臣按：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呜呼！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车，至是又算民船。
臣按：算商之车已为无名，而又算民之车与船，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出一算，商贾则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呜呼，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呜呼！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民何以为生哉。（以上告缗）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收其二，谓之率贷。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德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决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製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
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䌷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