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圣篇》（2/4）-清-廖平

（本文为《知圣篇》第 2/4 部分）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时势不同故。孟子专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谓鄙薄不屑称法。或遂疑左氏为非弟子，故《公》、《穀》为《春秋》作传例。弟子问及事实，师亦间引答之，不问则不详，非不见事传也。荀子稍后于孟，纪《春秋》遗事甚详，亦《公》、《穀》学。史公学《公羊》，《世家》本《春秋》、谱牒为说；又云铎氏、韩非、吕氏，多本《春秋》。贾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证也。董子云：“《春秋》重义不重事”，但谓不重，非全不学。《公》、《穀》师说不重事，谓义较事尤重，非先师不传事也。后人重《左氏》者，辄以《左氏》为史官，谓《公》、《穀》不详事。果为史，则一经必有一传，不应详略悬殊。考二《传》说事多出《左氏》外，凡二《传》微文孤义不能详备者，《左传》亦皆无说。如“祭伯来”、“肆大眚”、“郭公”之类是也。不知《春秋》记大事，以明祸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国史所纪。经所记小事，多详礼制，阐发微义，其细已甚，史所不详。且《春秋》有笔有削，史所有而削之为“削”，史所无而加之为“笔”。传曰“我无加损”，是有“加”例可知。旧无而新创之制，则不得不见。祭伯、祭仲、祭叔、单伯、女叔、原仲，当时诸人曾否为监，不可知也。此等事乃欲以史法言之，则难矣。《左氏》原书，本为《国语》，惟有大事，不详琐屑，不能有一经必有一传也。总之，《春秋》之功，全在定一王之制，以为万世法，不徒刘四骂人。“乱臣贼子惧”，谓其改制作、绝乱源、失为厉之阶，非谓褒贬而已。经传果为史法，则不足重，古史、董狐之书故不传。若以为经学，则不徒以史例责之矣。
《论语》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谓“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耻之，某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某亦耻之”者，盖倒装句法，师生一气，贤为圣译，故见解好恶相同。
圣门文学为传经先师，以游、夏为主，即博士之根源，为儒家之统宗。道家专详帝道，后来文学详于王制，自命为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别以黄老为主，实则皆弟子所传，为德行科。盖德行皆帝学，流为道家。文学主六经，别为儒家。学者须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实则道家地步高于儒家，以所祖颜、闵、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庄》于颜、闵多所推尚。所诟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国语》上始穆王，下终三家分晋，此不传《春秋》之实据。孔子六艺，由旧文而翻新义，《国语》纪事，亦由史事而加润色。孔子举新事托之帝王，贤者举六艺缘饰于史事，其用心正同。今于《左传》分出《春秋》，原书不但传《春秋》，兼足为六艺之传。所言皆佚闻轶节，盖各经师说，《左》实为总括，其书当与《戴记》同重。此为弟子依经立义，非真史文，当时亦绝无此等实事。若当日真史文，则全为《四代礼制佚存》所录，与六艺相反者也。今言《左传》不传《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驳之也。若以为真史文，专为《春秋》而作，则反小视之。且其事不见于经，则史文皆在可删之例矣。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灾，御大难，与夫开辟疆宇如华盛顿之类，中国古之帝王，实亦如此。大约孔子未出之先，中国即如今之西人，于保庶兵食之制，详哉言之。而惟伦教未极修明，孔子乃专以言立教，详伦理。六经一出，世俗尽变。以今日之中国论，则诚所谓文敝，先师所谓周末文敝者，为今之天下言也。服习孔教久，则兵食之事多从简略，故百世以下，则以文质合中为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则以海外通中国，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闻孔子之教，即与春秋时闻孔子之言相同。学者不见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国，观于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采风记》言：西人希腊教言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纪，与中国同，耶稣出而改之。盖采之近人之说。窃以此言为失实。三纲之说，非明备以后不能兴，既兴以后则不能灭。西人旧法不用三纲，恐中人鄙夷之，则以为古实有之，非中国所独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则使中国教失所恃，西教乃可专行。中人不察，群然附和，以为耶稣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为误谬！六经中如《禹贡》言九州平治矣，周初乃“断发文身”、“筚路蓝缕”，以为由中国而变夷狄，则与耶稣改三纲之说同。既经立教，则万无改变之理！缘立教在文明以后，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强迫。既作之后，人人服习，则亦万无议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国，兵食之政方极修明，无缘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国言之，无论远近荒徼，土司瑶僮，凡一经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从无翻然改变之事。故至于今，中国五千里皆沾圣教，并无夷狄之可言。以一经教化，则从无由夏变夷之理也。
历观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学，积久必成一绝技，超前绝后，实至名归。唐之诗歌，明之制义，久为定论。国朝诸事不及古，惟经学一门，超轶唐、汉，为一代绝业。汉人虽近古，西汉旧籍，百不存一；东汉囿于古文，贾、马、许、郑别为新派，不似国朝精心孤诣，直凑单微。由东汉以溯西汉，由西汉以追先秦，人才众多，著述宏富，群力所趋，数十年风气一变。每况愈上，灿然明备，与荀、邹争富美，一扫破碎支离之积习。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学奕棋，独胜古昔。盖形迹之事，心思日辟日开，前辈所能，后贤可以掇拾，踵事臻华，后来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诸学，日盛一日，其进不已。经学之用心，与算奕同，故风会所趋亦同。西学目前已如此，再数百年后，其休明不知更为何如！诗歌帖括，体用皆不及经学之尊。留此至诣，以待时贤，百世可知。验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诣独造，不有默默者为之引导乎！
历代科举专精之业，皆数十年风气一变。唐、宋诗文无论已，明之制义，相传有成、宏、正、嘉、隆、万、天、崇等派，分年画代，不为苟同。亦如唐诗之初、盛、中、晚，宋诗之西昆、元祐、江西、四灵、江湖。国朝经学，大约可分为四派：曰顺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国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顾、黄、胡、姜、王、万、阎、朱诸老，内宋外汉，考核辨论，不出紫阳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戴挺出，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莽、歆，与西汉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忠臣，但毕生勤劳，实未一饱藜藿。二陈著论，渐别“今”“古”，由粗而精，情势然也。李、张、龚、魏，推寻汉法，讼言攻郑，比之莽、操，罪浮桀、纣，思欲追踪西汉，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来，由委溯源，始知尊法孟、荀。开创难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综其终始，穷则必通，以横诋纵，后止终胜。廿年以来，读遗书，询师友，昔贤构室，我来安居。旧解已融，新机忽辟，平分“今”、“古”，不废江河。初则周圣、孔师，无所左右；继乃探源竟委，若有短长。博综同学，分类研精，图穷匕首乃见，附缀不类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钟鼓，独享一人，六艺同原，贯以一孔。斯事重大，岂敢任情。既风会之所趋，又形势之交迫，营室求安，菟裘乃创。师友药言，佩领夙夜，事与心违，未得轻改。由衷之言，有如皦日。风疾马良，时惧背道。
中国谭天家旧法，皆谓天动地静，西人改为地动天虚。中土初闻，莫不河汉其言。积久相习，以为定论。搜考古说，乃多与相同。旧说六经，误据《左》、《国》，以为文、周国史所撰，孔子传述之。今以为孔子所作，托之帝王。地静天动，与地动天虚，节气昼夜，事无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辩者，亦如西法得之目验，积久推测，确有实验，不能舍实据而谈空理。且征之古书，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载，且自东汉以后，皆主文、周。秦火经残，以孔子为传述家，其说孤行二千年，道术分裂，人才困绝，其利弊可数。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于十四博士之外，请更立三事，谓以“广异闻、尊道术”，今新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岁月积累，居然别成一家。旧说之外，兼存此义，未为不可。如必深固闭绝，殊失博采兼收之道。况留此以待后来审定，安知地动天虚，久之不成为定论？事理无穷，聪明有限，是丹非素，未免不公。先迕后合，事所常有，姑妄言之，何妨妄听之乎？[《劝学篇》以开民智为主，上编盖以中法开士智，使不以村学究自画。]
德阳刘介卿[子雄]舍人，心思精锐，好辟新说。因读《今古学考》，遂不肯治经。以为治经不讲“今”、“古”，是为野战；讲“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经学，专工诗辞。又以《周礼删刘》为阉割之法，于己说相迕，指为窜改，不免武断。必群经传记，无一不通，方为精博。今以“大统”说《周礼》，旧所阉割之条，悉化朽腐为神奇。惜舍人不及见之也！
国初蒋大鸿言墓宅理气之学，独标玄解，宗法古初，力攻明中叶晚出之《玉尺经》。或乃不取其书，诋其以一人臆见，欲尽废相传之旧说，谓前人无一是处，殊属偏执云云。窃以此事当论是非，不当论从违之多寡。如《尚书》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左传》乃以一人为众，此论是非不计人数之明说。蒋说虽于时术不合，证之古书，实乃相同，则其所欲去者，晚近谬说耳。用备一说，奚不可者？南皮张尚书不喜《今古学考》，谓余但学曾、胡，不必师法虬髯，并谓“洞穴皆各有主，难于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尚书》，推《诗》、《易》，六合内外，悉归部属。然皇帝各有分司，愚不过借箸而筹。淮阴之策楚项，诸葛之论魏吴，功成身退，与曾、胡实出一途。杖履逍遥，退耕畎亩。刘秉忠、刘青田，何尝不参预秘谋？亦终不失臣节。
《隋志》、《陆录》所谈各经源流，谬种百出，百无一真。证以《史》《汉》，其说自破。近人言经学，以纪晓岚为依归。当时谭经诸家，融而未明。纪氏专心唐、宋小说杂闻，未能潜研古昔正书，以辞赋之才，改而说经，终非当行。又以《隋志》、《陆录》为宗旨，故所说经籍，不脱小说謏闻，疑误后学，受患颇深。如说《周礼》以为周公旧稿，后来人非周公，随时修改，久之，当时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礼》、《开元礼》犹不足，何足以为经，使人诵习，传之万世？《毛诗序传》出于卫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侄、官爵等说，皆出《范书》以后，乃误为真。其说二人，真如孙悟空、猪八戒，此等游戏，评诗谈艺则为高手，解经则成儿戏！又如书坊伪《端木诗序》、《申培诗传》，其书窜乱删削，至为陋劣！既明知其伪，乃又摘论其中数条，以为义可兼存。似此犹可存，则又何不可存！大抵纪氏喜记杂书，好行小慧，于史学辞章尚有微长，至于经说非其素业，故于各经论述，几不知世间有博士，何论孔子！时贤推尚纪氏，故略发其说于此。大致悠谬者多，不足与细辩也。
国朝雍乾以后，郑学盛行。误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说，宁道周、孔错，不言马、郑非。积习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后，龚、李诸贤，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晋王子雍，一生专与郑为难，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考郑学自魏晋以后，盛行千余年，其人人品高，号为经师完人。至细考其著作，实不见所长。《诗》、《书》二经，推《周礼》以为说，强四代经文以就其误解之《周礼》，固无论矣！平生著述，三礼为优，《周礼》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为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于天子五倍，似此谬妄，妇孺皆知其非！《周礼》以制度为主，制度以封建为首纲，根本已失，其余均不足观。《王莽传》：莽女为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则有百二十女。明系歆等附会误说，然经无明文，尽可改正，[郑说六乡、六遂，与《王莽传》不同，是郑君改其说。]乃造十五日进御之说。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条最详。推考变节，无所不至！经所称“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齐、曹世子而言，乃以为“三孤”；经所见诸“孤”字，皆非王臣，则又伪造“大国孤一人”之说。误中又误，梦中又梦！其注《仪礼》，至以“诸公”为“即大国之孤”，“孤”何得称诸公？飨礼即乡饮酒，明知今古文“飨”皆作“乡”，何不注于题下？乃以飨礼为亡。飨礼，与乡人饮酒礼节隆杀不同。郑明知汉时所行乡人饮酒礼仪节简，为欲实《周礼》“乡”字之说，亦遂以为真乡党所行之礼。李氏但诋其破坏家法，不知即以专家论，郑君于《周礼》、《仪礼》已多不能通，又何论其于“今”、“古”相乱之旁失！考郑于各经大纲，虽多不得本旨，旧颇称其细节，如宫室、衣服仪节，实为精密，然大端已误，细节殊无足取。且进而考其细节，亦多因强附《周礼》而误。余学专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郑空负盛名，实多巨误。后生以之为天人，望洋而叹，莫敢考索。故由郑学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谬成习，以所注之书，无一明通之条，后人读之，如饮迷药。为后贤祛疑起见，但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来谈学校者，力求简约，为士人省力，以为读西书之地。观诸家昕列诸书，仍无门径、条理。过简，则谓日月可完；少繁，则老死不能尽。且所列近人义疏，沈没于声音训诂，即使背诵如流，其于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谓海王星光十二年方至地球，从诸贤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相去不止海王与地球之远也。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综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读经、读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读《王制》，则学西政之义，政高于艺。如《段氏说文》、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即使全通其说，不过资谈柄，绣槃帨，与帖括之墨调滥套，实为鲁卫之政，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国家承平，藉为文饰休明之具，与吟风嘲月之诗赋，事同一律，未为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则炊沙作饭，势所不行。释家有文学派，声训之训，正如《龙龛手鉴》、《一切经音义》，枝中之枝。从《王制》入手，则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非禁人治训诂文字，特不可锢没终身耳。]
阮刻《学海堂经解》，多嘉、道以前之书，篇目虽重，精华甚少。一字之说，盈篇屡牍；一句之义，众说纷纭。盖上半无经学，皆不急之考订；下半亦非经学，皆《经籍纂诂》之子孙。
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别，本也；形声字体，末也。诸书循末忘本，纤细破碎，牛毛茧丝，棘猴楮叶，皆为小巧。即《诗经》而论，当考其典章、宗旨，毛、郑所说相去几何，而辩论其异同之书，层见叠出。“乐”之为乐、为疗，“永”之为羕、为泳，有何关系，必不可苟同？以《尚书》论，“今”、“古”二家，宗旨在于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问辞，专考字；不问篇，专详句；说《尧典》二字三万言，询以羲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集以为《汇解》，一字每条所收数十说，问其得失异同之故，虽老师宿儒不能举。又如用其法以课十，一题说者数十百人，纳卷以后，询以本义究竟如何？旧说孰得孰失？论辨异同之关系何在？皆茫然不能对。盖尝蹈没其中十数年，身受其困，备知其甘苦利害，以为此皆不争之辩，无用之学，故决然舍去，别求所以安身立命之术。积久而得《王制》，握纲领，考源流，无不迎刃而解。以之读群经，乃知康庄大道，都会名区，绝无足音。考求旧游之车辙马迹，亦不可得，徒见荆棘丛中，穷隘巷港，积尸如麻。非黑暗不见天日，则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师弟，相继冤屈，而不自悟其非。盖得其要领，则枝自明。且悟其旨归，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枝委，则治丝而棼。予深入网罗，幸而佚出，举覆败以为后来告，愿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为今之计，以人才为主，不愿天下再蹈八比之理学、音训之汉学，以困人才。]
初以《王制》说《春秋》，于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监者，同学大哗，以为怪诞；师友讥讪、教戒不一而足。予举二伯、方伯，《穀》、《公》传有明文。或乃以为《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积久说成，乃不见可怪。近日讲《诗》、《易》，亦群以为言，不知实有所见，不如此万不可通。苟如此，则证据确凿，形神皆合，因多有。后信《诗》说，改名“齐学”，自托于一家，亦以“大统”之说，《齐诗》甚多。非积十数年精力，尽祛群疑，各标精要，不能息众谤而杜群疑。昌黎为文，犹不顾非笑，何况千年绝学，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说，不免圭角崚峋，久之融化锋锷，渐归平易。使能卒业，如三传则安置平地，任人环攻。世俗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自审十年以后，必能如三传之化险为夷，藏锋敛刃，相与雍容揖让，以共乐其成。不敢因人言而自沮也。
卢、郑之学，专以《周礼》为主，因《王制》与之相迕，故卢以为博士所造，郑以为夏殷礼。学者不知为仇口之言，深信其说，入于骨髓。窃治经以求实用为归，违经则虽古书不可用，合经则即近人新作亦可实贵。郑君斥《王制》为古制，本为祖《周礼》以驳异己，乃其《周礼注》内外封国，本经缺略，反引《王制》以补其说。《左》、《国》、《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于《王制》，与《周礼》迕。北宫铸明问周制，孟子答与《王制》同，则何得以为夏、殷制？盖因畿内封国，二书各举一端，孟子所举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则专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义乃全，[《王制图表》中，立表已明。]使二书同文，反失其精妙。说者乃谓《王制》误钞《孟子》。此等瞽说，流传已久，虽高明亦颇惑之。此经学所以不明也。且郑因《王制》异《周礼》而恶排之，不知二书不同，亦如《孟子》之异《王制》。《周礼》、《王制》，分主“大小”二统，互文相起，妙义环生。亦如《孟子》、《王制》，妙在不同，彼此缺文，以互见相起。《周礼》非用《王制》大纲，且多缺略不能备。本骨肉至亲，乃视等寇仇，此东汉以下所以无通才子。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贤者，正以见二书合通之妙。兄弟夫妇，形体相连，同室操戈，互斗何时了也！
王刻江阴《续经解》，选择不精，由于曲徇情面与表章同乡。前半所选，多阮刻不取之书，故精华甚少。后半道、咸诸书，颇称精要。陈氏父子《诗、书遗说》，虽未经排纂，颇伤繁冗，然独取“今文”，力追西汉，魏晋以来，无此识力。邵《礼经通论》以经本为全，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二千年未有之奇书。考东汉以来，惟经残秦火一说。为庠序洪水猛兽，遗害无穷。刘歆《移书》，但请立三事，广异闻，未尝倡言六经为秦火烧残。“古文家”报复博士，乃徐造博士六经不全之说。[详《古学考》。]妄补篇章，虚拟序目，种种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经残一说盛行，学人平时追憾秦火，视诸经皆为断简残篇，常有意外得观全文之想。其视经已在可增可减、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难，不再细考求通，有秦火一说可以归狱。故东汉以下，遂无专心致志，推究遗经之人。残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安知所疑所考者，不适在亡篇内？故经残一说为儒门第一魔障！余因邵说，乃持诸经皆全，亦备为孔修。盖授初学一经，首饬之曰：经皆全文，责无旁贷。先求经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残佚俗说，然后专心致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专一之余，鬼神相告。故学者必持经全，扎硬营，打死仗，心思一专，灵境忽辟，大义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书为超前绝后，为东汉下暗室明灯。[郑以飨礼为亡，不知“飨”即本经之“乡饮酒礼”。别有《飨礼补释》一卷。]
初刊《今古学考》，说者谓为以经解经之专书。天下名流因本许、何，翕无异议。再撰《古学考》，外间不知心苦，以为诡激求名。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作之非，并要挟以改则削稿，否则入集。一似真有实见，坚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非《庄子》所谓是非无定，盖马、郑以孤陋不通之说，独行二千年，描声绘影之徒，种种呓梦，如涂涂附。自揣所陈，至为明通。然我所据，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顿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虚成是，举国皆狂，反以不狂为狂。然就予所见，海内通人，未尝相迕。盖其先饮迷药，各人所中经络不同，就彼所持，一为点化，皆反戈相向。历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药，无不立苏。但其积年魔障，偶尔神光，何能竟绝根株？一曝十寒，群邪复聚，所持愈坚。又或如昌黎《原毁》，争意见不论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闭，自乐其迷，愿以终老。当此，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尘。盖彼无求化之心，不能与之庄语。万物浮沈，各有品格，并育并行，何有定解哉！
通经致用，为儒林之标准。汉儒引《春秋》折狱，立明堂，议辟雍，各举本经以对。博士明达政体，其官多至宰辅。余既立《王制》，以扫一切支离破碎无用之说、不急之辨。以《王制》为经，以《典》、《考》诸书为之传说。习《王制》者，先考《通典》，《通典》既通，然后再为推广，提纲挈领，期年即可毕功。《通典》先经后史，源委分明，经史精华，皆在于是。《典》、《考》之学，尤以《舆地》一门为先务。所有职官、封建、井田、学校、选举、兵制、食货，治法大端，舆地在先，而后诸政因舆地而起。古今解经，必先疆域一门，而后诸事随之而立。说《春秋》、《尚书》者，必先考《禹贡图》；说《诗》、《易》者，必先考《车辐图》。今于上卷附《禹贡图》，下卷末附《车辐图》以示学人入门之捷径。《春秋》、《尚书》，皆所以明五千里内之政事；《诗》、《易》，皆所以明方三万里之政事。《典》、《考》既通，如有余力，各随所近，推之别门。不能旁及，但明《典》、《考》，亦不失为通儒。
古人读书，有阙疑、存疑两条，所以爱惜精力，使得专心要理。诸葛武侯读书，但观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绝后，盖以此也。近贤不务大纲，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考，旧有两说，参差不同，苟通其意，数言可了。孔氏著为专书，海内矜为秘本，转相传刻，学者阅读已毕，询其所以然之故，诸说纷纭，迄不能明，是有书如无书也。近人《长江图说》，以文字说古地名，辗转附会。苟用其法，虽以《禹贡》全域说在蜀亦可，俗谑所谓“山水迁居”者也。
寿阳祁相国约诸名士，以其先人“祁奚字黄羊”命题，使各撰一篇。诸名士以声音通假说之，将三字互相改变，至数十说，迄无定解。苟用其法，无论诸人各衍一说，使一人操笔，衍为数十百说，亦数日可成。此真所谓画鬼神为儿戏。在寿阳几于玩弄其先人。乃互相传刻，以为美谭。经传草木鸟兽，既今古变种异名，又南北方舆同异，专好矜奇炫博，漫衍鱼龙，即如九谷养生之原，人所易知。《九谷考》演为图说，集成卷帖，说者竟茫然不能指实。邵氏《尔雅》有阙疑不说之条，郝氏乃举其阙略者，悉为衍说。当时以郝氏晚出，后胜于前，积久考其所补诸条，实恍惚无实用，故近人转谓邵胜于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使纲举目张，未为不可。乃诸家谦让未遑，以识小自居，谬种流传，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无过于此。不知《典》、《考》之学，纲领最为详明，苟得要领，事半功倍。诸贤所望而生畏者，乃实简要；所择居之下流，乃实万难。此等不急之辩，无用之学，《庄子》比之棘猴楮叶。余于《周礼凡例》，标《阙疑》一门，凡一切古有今无，及古法失传之事，皆存而不论。削除荆棘，自显康庄，不再似前人之说梦铃痴也。
汉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窃以述为主《左》、《国》，作为主《列》、《庄》。考《公》、《穀》说经，直称“传说”，以经主孔子，以传主先师。称心而谭，自我作古，此博士专主孔子制作六经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游移，《左》、《国》立说以矫之，务以各经归之古人。《易·文言》之“四德”，《春秋》之“义例”，《论语》之“克己复礼”之类。有孔子明文者，皆归之春秋时人，如穆姜、申须、子产、叔向之类，班氏所谓“不以空言说经”者也。“古学”专主此派，举六艺一概归之古人。至于《列》、《庄》，则以六经为刍狗，诸书为糟粕。托辞诋讥，其实所诋，非实孔子，盖谓《左》、《国》所言之孔子。如《左》、《国》以孔子为传述家，杂取皇帝、王伯旧事陈言，收藏传述，如昭明之《文选》、吕东莱之《文鉴》，拾人牙慧，不得与于作者之林。六艺分崩瓦解，残脱割制。如近人经说，于删《诗》、修《春秋》、序《书》，皆攻其说而不信，以六经皆原文，于孔子毫无相干，然其弊也庸昧颟顸。二说辟分两门，互有利弊。《庄》、《列》之说为微言，《左》、《国》之学为大义。“古文家”孤行于余年，其害于学术政事与八股等。经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无弊。经说有文质相救之法，文敝继以质，质敝继以文。当其文质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谓所改者之无弊。阴阳寒暑，循环反复，相反相成。盖《左》、《国》大义近于文，《庄》、《列》微言近于质。中国文法二千余年而易以质，“古文”之说亦二千余年而易以“今”。事实相因，宗旨亦相同也。
经学与史学不同：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史泛言考订，录其沿革，故《禹贡锥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说经，不得为经学。读《禹贡》，须知五千里为百世而作，不沾沾为夏禹之一代而言，当与《车辐图》对勘。详内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贡》沿边要荒不更别立州名之内。外十二州山水部属，实附见于内八州。中九州惟豫、兖不见“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见边州，非谓内州之夷。其叙九州，用大乙行九宫法，始东北，终西北，每正方见岳名，余附岳名以见。徐牧附东岳，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为九畿图，九畿三倍乃为《车辐图》。《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尚未及三千里。《春秋》收南服，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尚书》乃成五千里定制。“周公篇”又由海内以推海外，此皆《禹贡》之微言大义。胡氏概不详经义，泛泛考证，故以为史学，而不足以言经学。
经书以物、理为二大门，《尚书·禹贡》为物之主，《洪范》为理之本，以《禹贡》为案，而以《洪范》推行之。《禹贡》略如汉学，《洪范》略如宋学。一实一虚，一物一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据《禹贡》以言物，乃知汉师破碎支离之不足以为学；据《洪范》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虚惝恍之不足以为学。《尚书》此二篇，与诸篇体例不同，乃群经之总例，不但为《尚书》发。以此立学，明白简要，与汉、宋同床异梦。
《古制佚存凡例》与《春秋时人载记》，以传皆言清行浊，故于古制分新旧例。凡古事与经不同者，皆为真古事，以《礼》、《乐》二经出于孔修，如同姓昏、三年丧、亲迎、丧服、烝报诸条，其明证。箌室主人引东昏、齐高、隋炀为据，谓《礼》《乐》已定之后，未尝无怪诞狂乱之人。窃以拟非其伦，所引诸人，皆后世所谓人面畜鸣，亡身丧家，当时群相叱怪，后世引为大戒。若周穆王、齐桓公、鲁昭公、哀公、子张、子贡所行所疑，何得以恶鸱怪兽相比伦！礼丧必去官，《春秋》记鲁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礼不世卿，列国卿大夫几无不世者。在当时为通行，与高澄、东昏、隋炀，千万中不得一二者过殊。因其相攻，本义愈显，故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国，即今日之西人。如齐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卫宣、楚灵上烝下报者，西人近绝无其事。盖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渐革旧俗。今日之西人，实较春秋前之中人为文明，是古非今，俗说与情事正相反。
“古学”祖刘歆，以周公为六艺主，孔子为传述家，所言事事与《移书》相反。盖《移书》本用博士旧法，以六艺归之孔修，首以微言大义归之孔门。若如马、郑诸家，既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义之可言？每经皆有义例，在文字之外，如数术之卜筮，以及铁板数、《青囊经》，皆别有起例，在本书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训，如何能通？不惟经说，即李义山、吴梅村诗集，作注者必先于本文之外，详其时事、履历、性情、嗜好，并其交游赠答，当时朝廷盛衰、政辅忠佞，然后能注。区区后人文诗，千万不足与经比，犹于文字外，无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东汉以下之经学，则不必先求本师，预考文例，但能识字解义，按照本文，详其句读，明其训诂，即为经说。真所谓望文生训，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识丁，便可作传。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经注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训而已！靳注《吴集》，相去未远，文字之外，究心实多。以今日初识笔画之童蒙，说古昔圣神之微旨，而谓如盲词市簿，一见能解，一闻能知，岂不哀乎！学者亦尝假四字以为说，实则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训者，宁有几人？盖欲求义例，必先有师；不能得师，必先于各经先师传说义例，未读经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后可以读经。此法久绝，合宇内老师宿儒，谁能免此弊？刘歆初言微言，后力反其说。愿学者读汉臣刘歆书，勿用新室刘秀颠倒六经之法也。
井研庚子新修《县志》，所撰《四益丛书》，备蒙采入《经籍志》，四部共百四五十种。参用《提要》及《经义考》之例，序跋之外，别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门分撰者，各录姓名。先曾为《序例》，志本以文繁，多从删节。又家藏本如《楚词文集》之类，续有增补。《诗》、《易》二经，旧说未定，亦多删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县志》详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将来刊刻必与《志》本有同异，然“小”、“大”二统规模，《志》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学家皆有《学案》，予于《今古学考》外，别撰《两汉学案》四卷。西汉主微言，东汉主大义。大义主《左》、《国》，微言则主《列》、《庄》。盖《左》、《国》以孔子为述，为不以空言说经之旧法。主持此说，必须用《论语》“好古”、“敏求”、“择改”、“并行”之说。六艺虽为旧文，孔子手定，别黑白定一尊，凡沿革与不善之条，悉经删削，盖于历代美善，皆别与定一尊。如田赋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说之，而贡彻之法不取；如讥世卿，《诗》与《春秋》同书尹氏；如行夏时，四代经文皆以夏时为正，《周礼》仍为“大统”皇帝之法，以《论语》“行夏时”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张问十世”章为主。择改因革，大有经营，特本旧文，即为述古。六艺合通，全由笔削，不可如东汉“古文”说经，皆文、周、国史原文，未经孔定，杂存各代，沿革棼乱。如《诗》以为旧有撰人，可也；但既编定，则编书之意，与作者不必全同。旧本歌谣，孔修后遂成为经。《书》本多，断定二十八篇，则变史为经。其与《列》、《庄》分别之处，则微言派直以六艺皆新文，并非陈迹刍狗过时之物。托之帝王，即《庄子》“寓言”。如《春秋》、《论语》所讥，皆为新制，孔子以前，并无以言立教之事，周公旧制，未传为经。故一作一述，小异大同。亦如地静、地动，昼夜寒暑，莫不相同。二说循环，互相挽救。如“古文”专以六艺属古人，不言审定折中，以新代旧，变史为经，则其病百出，万不敢苟同者也。
尝以《春秋》、《书》、《诗》、《易》四经，比于套杯，以《书》容《春秋》，以《诗》容《书》，故旧说庄子、董子，皆以《易》与《春秋》对言。原始要终，而《诗》《书》《礼》《乐》四教在其内。以《大学》比诸经宗旨，《春秋》为家，《尚书》为国，《诗》、《易》乃为天下。[《诗》为下，《易》为天，以《诗》详地球，《易》言天道。]盖以大一统言之，“普天之下”，乃为天下，则“国”字为中国之定解。以禹州为国，以王畿为家。《春秋》书王室乱，合六经论之，则“王室”为《春秋》标目。三千里为家，五千里为国，方三万里为天下，三十六《禹贡》九九畿，然后为天下，是“家室”为《春秋》标目。凡《诗》、《易》中所言室、家、王家、王庭、王庙，皆指《春秋》、《周礼》之《禹贡》九畿；所谓大家、富家，则指皇帝。凡国，如王国、南国、邦国、下国、四国、大邦之类，一国为一王，一王为一《禹贡》，以国属王，一定不移。二帝为后，中分天下，三皇乃为至尊。群经不言皇者，皆以“天”代之；凡言天下、言天子，皆为“大统”之正称。“小统”借用其说，遂失本义。以家、国、天下比四经疆域，必得此说，而后《大学》之义显，群经宗旨乃以大畅。
未修《春秋》今所传者，惟《公羊》“星陨不及地尺而复”一条及《左传》“不书”数条。学者皆欲搜考未修底本，以见笔削精意。文不概见，莫不叹惜。即今日而论，得一大例，足以全见未修之文。盖孔子未生以前，中国政教与今西人相同，西人航海梯山入中国以求圣教，即《中庸》“施及蛮貊”之事。圣经中国服习，久成为故事，但西人法六经，即为得师，故不必再生孔子。今日泰西，中国春秋之时，若无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经立教，由中国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仪文简略，上下等威，无甚差别，与中国春秋之时大致相同。孔子乃设为等威，绝嫌疑，别同异。“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创之教，故《春秋》贵贱、差等斤斤致意也。《论语》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门、反玷，上下通行，孔子严为决别，故讥之以起义。当日通行，并不以为僭。又如西人以天为父，人人拜天，自命为天子；经教则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称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谋反、叛逆为公罪；父子不相顾，父子相殴，其罪为均；贵女贱男，昏姻自行择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无别，尊祖敬宗之义缺焉。故孔子特建纲常，以拨其乱，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谓此耳。
此册作于戊子，盖辑同学课艺而成。在广雅时传钞颇多。壬辰以后，续有修改。借钞者众，忽失不可得。庚子于射洪得杨绚卿茂才己丑从广雅钞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册流传不一，先后见解亦有出入，然终以此本为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识。
甲辰《四变记》成，以《易》《乐》诗》为哲理之“天学”，《书》《礼》《春秋》为实行之“人学”。三变“大小”，亦更精确。详于《四译馆四变记》、《天人学考》、《尚书、周礼、楚辞、山经疏证》等编。此册师席本不欲存，及门以存此踪迹，以为学者阶级，因并存之。而附记于此。受业郑可经识。
知圣续篇
初用东汉旧法，作《今古学考》，“今”主《王制》，“古”主《周礼》。一林二虎，合则两伤。参差胶镕，疑不能明。戊戍以后，讲“皇帝之学”，始知《王制》专详中国，《周礼》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郑注》用纬书“大地三万里”说之。《大行人》：藩以内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邹衍之所本。故改“今古”为“大小”。所谓《王制》“今学”者，王霸小一统也；《周礼》“古学”者，皇帝大一统也。一内一外，一行一志；一告往，一知来；一大义，一微言。经传记载，无不贯通。因本《诗》《易》再作《续篇》。方今中外大通，一处士横议之天下。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惑于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废经。中土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亲，所谓前知微言者，不在斯欤？将来大地一统，化日舒长，五历周流，寒暑一致。至圣之经营，与天地同覆帱。六艺《春秋》小始，《易象》大终。由禹甸以推六合者，其说皆具于《周礼》。正浮海洋，施之运会，验小推大，俟圣之义始显。时会所值，不能笑古人之愚。而缘经立说，理据章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光绪壬寅孟冬则柯轩主人序。
小康王道主《王制》，大同帝德主《帝德》。二篇同在《戴记》，一“小”一“大”，即小大共球之所以分。自史公有“黄帝不雅驯”，及“删《书》断自唐虞”之说，学派遂有“王伯”无“皇帝”。虽《易大传》有伏羲、神农、皇帝，《大戴》有《五帝德》，《诗》《书》所言“皇上帝”、“古帝”、“皇帝”诸文，皆以为天神，于是六经全为“王伯”，专治中国。《中庸》所云“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成虚语矣。海外袄教，真足以自立于鬼方。各遵所闻，两不相妨。中土言时务者，舍西书无所归宿，何以为百世可法之道哉？今故别撰《周礼皇帝疆域考》一书，以《五帝德》为蓝本，经史子纬所有，皆附录之。此书成，则言“皇帝”之学，方有根据，足与“王伯”之说相峙并立，亦如汉师之“今”、“古”学。以此为时务之归宗，庶几人才盛而圣道昌乎！
博士虽为儒家，间言大同，如《小戴·礼运》《伏传》五极、《韩诗》说《关雎》《公羊》之“大一统”。儒与道时相出入，德行出颜、闵，文学为游、夏，时有异同，则文学亦闻“皇帝说”也。《礼记》孔子与子游论“大同”，《列》《庄》论吕梁，引子夏云：“夫子能之而不行者也，商不能而知其说。”孔子论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儒，道家；小人儒，“王伯”，儒家。故子夏曰：“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以经师鲁齐二派而论，鲁近儒，齐则间有“皇帝”。如邹衍游齐，而言“瀛海”、“五德代谢”，皆五帝要旨。中国一隅，不可言五运也。《公羊》云“大一统”，“王伯”小，“皇帝”大。又云“王者孰谓，谓文王”。皇辐四十，大州；王八十，牧二十。四方：方命厥后，各有九州：中国，文王；西，武王；北，元王。又有汤王、平王、汾王、王后、王公及君王、侯王之称。《北山》云：天下王土，率土王臣。旧以为一王，不知一大州一王。西方为三大井，《易》以二十四子卦当之，所谓“往来井井”。非天下只一王，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王此大邦”，“四国有王”，“宜君宜王”。八伯十二牧，或六或三，皆可称王。《齐诗》言“四始五际”，即邹氏“五德运行”之说。纬详“皇帝”，《公羊》多主之。故予新撰《诗解》，改名“齐学”，以齐学宏阔，包《公羊》，孕邹氏，列、庄、董、何，凡大统说皆有之。名齐以别鲁，齐较鲁亦略有“小”、“大”、文、质之别。中国一号“齐州”，歌《商》、歌《齐》，即中外之分。
后世诸学，发源四科。儒祖文学，道原德行。《论语》“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艺”读仁义之“义”，即《老子》“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乃四代升降之说。“皇帝”道德，“王伯”仁义。政事科专言“王伯”，德行科专言“皇帝”。《论语》言“皇帝”，崇尚道德者，不一而足，“无为”、“无名”，与道家宗旨尤合。道为君道南面之学，为颜、闵、二冉之所传。治中国用仁义；以仁义洽全球，则致远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用人而不自用，与孔子论尧舜同。惟道家详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仁义宗法，谨守勿坠。道家文字虽存，大而无用。学道者，又不知道德详百世以下治统专说，失其宗旨，以至为世诟病。此非道德之过，乃言道德之过；又非言道德者之过，时会未至，大而无当，不得不流于悠谬下论。“言志”章，子路、公西华、冉求为政事言，语“王伯”之学。曾皙所言，与颜子农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曾皙，即农山之颜、曾；“异撰”即“皇帝”之所以异于“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无思不服；“咏而归”，即“皇帝”褰裳而去。全为道家宗旨。司马谈《六家要旨》论道家云：“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势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论儒道之分，精核分明。大抵儒为中国方内之治，道则地中“黄帝”，兼包四极，综合八荒而成者也。]
“无为而治”，屡见于《论语》《诗》《易》，是为微言，而后儒顾非之。今考《庄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虽落天地而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而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而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庄子》所谓“无为”，乃君逸臣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义。此《庄子》所以为德行科嫡派，而《诗》《易》之大师。后来说“无为”者，皆失此旨。
初考《周礼》，以为与《王制》不同，证之《春秋》《尚书》《左》《国》、诸子，皆有龃龉。因以为王刘有羼改，作《删刘》一卷。丁酉以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书只五官，所谓“五官奉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数十见。]此“大统”以五官为主之说也。五官者，所谓五行之官。[《曲礼》：“五官之长曰二伯”。(按《曲礼》无“二”字)]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感生帝，合则五官共一统，分则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属，而用官联。惟其为皇帝治法，故外史专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及王伯。又尺五地中及昆仑与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邹衍海外九州，或以为必有传闻。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实以方九千里开方，即邹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与《职方》《量人》，一小一大，小为禹州与五服，大为帝辐与皇辐。经云“九州之外曰蕃国”，是帝万三千里制度。“藩”、“蕃”字通，藩以内为蛮、夷、镇三服，《大行人》合称三服为要服，郑《注》遂以为周制方七千里，大不合于海州，小不同于禹迹。八牧之地，至大于王五倍，乃战国七雄所为，非成康所有。郑君撰述，此为巨谬！又官有小大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则可知《小行人》为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即“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东大东”之义。“小”为“王伯”。“大”为“皇帝”。一书兼陈二统，“小”同《王制》，“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谓“验小推大”是也。特不可于禹州中用其“大统”之说。如封建，一云百里，一云五百里；疆域，一云方五千，一云方三万。则枘凿不入，以致争竞数千年之久而不能定。今据本文为分别之，则泮然冰释，怡然理解矣。
道家尚黄帝。黄帝，即宰我问五帝德之首。《论语》言帝道无为无名、志道据德、文质合中、舍小取大者，不一而足。[已详《道出德行考》中。]《列子·仲尼》篇首，与颜子论忧乐，大约“乐天知命不忧”者，王伯也；既已乐天知命，而忧方长者，百世以下，皇帝之事，《诗》之“百忧”是也。《诗》云：“不长夏以革。”[不读为丕；“长”谓“幅员既长”；“夏以革”，变禹州为大州也。]《汤问》篇之夏革，与《诗》同。五山之为《民劳》五章，今西人之谓五大州也。五山十五鳌，三番而进，谓三统。六干年一更，三六十八，《诗》之所谓“素丝三五”、“三五在东”。言钓言弋，言御言造，罕譬而喻，皆以发明《诗》《易》。诸篇言梦言觉，以神形相接分寤寐，尤为《诗》之要例。中央，为“夙夜在公”；《王》《郑》《齐》，为夙兴，为行、为寤、为觉；西方《豳》《秦》《魏》，为夜寐，为思、为梦、为神游、为飞。[凡言“飞”，皆谓过海，飞相往来。]举一隅以反三，故每觉少梦多。其六梦思惧喜诸名，全与《周礼·占梦》同。《周礼》师说，乃在《列》《庄》，又可知同为“大同”之书矣。
“小、大”二统，古今有六大疑案。以学论，则《公羊》《周礼》、道家、今古学；以帝王论，则秦始、汉武帝。经说“皇帝”，专指百世以后，非说古之三五。故《秦本纪》博士说：古之皇帝皆地不过千里。则包海外、总六合，乃俟圣，非述古也定矣。百世之事，无征不信，博士空传其文，河清难俟，故于“小统”经传、秦汉典章勉强附会。“大统”如始皇并六国，威令不出《禹贡》外，仍小一统，而非“皇帝”。考《本纪》所有章奏制诏，全用“大统”，文辞斐然，实则羊质虎皮，非其事也。又如五帝运，本谓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始皇自以为水德，当用严酷，遂以惨刻亡天下。不得不谓为师说之误。又如汉武帝征伐夷狄，北方开通颇广，然均在《禹贡》要荒内。当时经师博士，因“大统”之说无所附丽，亦遂移以说之。后世遂以秦皇、汉武真为经说之“皇帝”。一误无外，一误以“大”说“小”。如封禅为皇帝典礼，“小统”王伯不得用之，秦汉乃躬行实举。《史记》因之著《封禅书》，亦其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