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42/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42/66 部分）

臣按：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帝舜所以為舜也。蓋天地生人而人得以為生，是人之生也莫不皆欲其生，然彼知己之欲生而不知人之亦莫不欲其生也，是以相爭相奪以至於相殺，以失其生生之理。人君為生人之主，體天地之大德，為生靈之父母，於凡天下之人無不欲其生，於凡有生者苟可以為其養生之具者無不為之處置營謀，俾之相安相樂以全其生生之天，苟於其中有自戕其生而逆其生生之理者，則必為之除去，此所以有刑法之製焉。所以然者，無非欲全民之生而已，聖人欲全民之生如此，一言以蔽之曰好生。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好生之謂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曰：“此慎罰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臣按：《康誥》所謂“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此後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條所自出也。
非汝封（康叔名）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三字當在“又曰”下）又曰劓（割鼻也）（截耳也）人，無或劓人。
蔡沈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或無以已而刑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
朱熹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人，則人亦無敢劓人。蓋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臣按：《康誥》此言可見刑無大小，皆上天所以討有罪者也。為人上者苟以私意刑戮人，則非天討矣。一人殺人有限，而下之人效之其殺戮滋多，為人上者奈何不謹於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殺，享年所以不永、國祚所以不長，其以此夫。
王曰：“汝陳時臬（法也，為準限之意）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宜也）刑義殺，勿庸以次（次舍之次）汝封。乃汝盡遜（順也）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蔡沈曰：“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罰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臣按：此武王封康叔於衛，告以謹罰之意。蓋衛是殷之故都，周承殷之後，康叔往殷故都而治其遺民，故欲其敷陳是刑法之事，其有所罰者一斷以前殷之常法矣。然殷之刑殺不必皆是也，有合義者焉有不合義者焉，惟取其合於義者而用之，然所謂合義與否又不可專用以就己意也，夫既合於義又不徇己，則刑罰當其罪矣。設使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而汝亦惟曰未有順義之事焉。蓋刑殺關乎人之性命，一人負冤，天地為之變色，和氣為之感傷，人心為之喪失，烏可以輕忽哉？武王告康叔以雖盡遜而惟曰未遜事，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人命而苟具獄辭，則問刑之人與受刑之人兩無所憾焉，刑罰無不中者矣。人君命臣以治民而欲其慎罰，拳拳告教如此，為之臣者安敢不盡其心哉？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蔡沈曰：“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又曰：“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呂祖謙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尤重，獨舉之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於庶獄庶慎，到此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大底事最重處隻在於獄，故三代之得天下隻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隻是獄不謹。惟是以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所謂事最重處隻在於獄，最為切要，人君為治真誠知獄之為重，則必調和均齊。夫獄慎之事，擇人以用而不間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誤以己私，惟在內之獄專任之以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之以收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敕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兼之也。
以上總論製刑之義（上）
卷一○一
▲总论制刑之义（下）
《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沈曰：“典，礼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礼以折民之邪妄。”苏轼曰：“失礼则入刑，礼、刑一物也。”
吴澂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礼，民入于礼而不入于刑，折绝斯民入刑之路也。”
臣按：虞廷九官，伯夷作秩宗典礼、皋陶作士师掌刑，而此则云伯夷折民惟刑，蔡沈谓舍皋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论也。盖礼与刑二者出此则入彼，立典于此而示民以礼节之所当然，而又象刑于彼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当然者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于民，使其知必如此则为合于礼，不如此则为犯于刑，启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转之，使不入于刑而入于礼焉。所以然者，盖以祸乱之兴多起于民之干犯礼典，民神杂揉、妖诞肆兴则人心不正而祸乱作矣。伯夷作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之三典播告之，修著为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有所当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非祭者有禁，犯禁者轻则有罚、重则有诛，是以各安其分而不敢渎齐盟、行僭礼、举淫祀、习妖术，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则伯夷所降之典，其礼仪等级虽非一端，而折绝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于刑焉耳。所谓折民惟刑，意或在此欤？又按班固《汉书刑法志》引此言“折”作“悊”，下文即继之以言制礼以止刑，解者谓悊，知也。言伯夷降下礼法以道人，人习知礼然后用其刑也，其言亦有理。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蔡沈曰：“舜命皋陶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检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吴棫曰：“皋陶不与三后之列，遂使后世以刑官为轻，后汉杨赐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与，盖吝之也。’是后世非独人臣以刑官为轻，人君亦以为轻矣。观舜之称皋陶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又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其所系乃如此，是可轻哉？”
臣按：《吕刑》虽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传授非虚言也。夫伯夷，礼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皋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见有虞为治专以礼教为主而刑辟特以辅其所不及焉耳。礼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于未然；刑罚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启其祗敬之心而制刑辟于已然。礼教、刑辟之相为用如此，帝世之制所以本末兼举，而民协于中自不犯于有司也欤。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辉光发越而四达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观感动荡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犹有未化者，故士师明于刑之中使无过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辅其常性，所谓刑罚之精华也。”
吕祖谦曰：“当时承蚩尤之弊，妖诞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绝地天通，固区别其大分矣。然蛊惑之久，未易遽胜，伯夷复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蛊惑消荡不留，所谓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观之，平水播谷若所急而降典可缓，抑不知人心不正，胥为禽夷，虽有土安得而居、有栗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自伯夷之典迄皋陶之刑，制度文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术之运也。苟无其本，则前数者不过卜祝、工役、农圃、胥史之事耳。”
臣按：虞廷君臣其德存于中，其容著于外，天下之人瞻而望之，见其明白显著，在上者灼然而明，在下者晓然而喻，无有回护掩蔽之私、幽深隐僻之事，是以当世之民耳闻而心孚，目击而意钑，固无有不化者而无待于刑罚之加。然圣人之心，则自以为吾之君臣固勤矣，然吾民之生生无穷，安能皆保如今日乎？故命士师明于刑之中制，为一定之制以晓天下之人，如是则为太过，如是则为不及，必如是而后为无过不及而中矣。所以然者，率乂于民，辅其常性，使其常循乎矩度之中而不出乎防范之外，而天然自有之中、本然不易之性常全而不失矣。
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蔡沈曰：“刑狱非所恃以为治也，天以是整齐乱民，使我为一日之用而已。非终即《康诰》‘大罪非终’之谓，言过之当宥者；惟终即《康诰》‘小罪惟终’之谓，言故之当辟者。非终惟终皆非我得轻重，惟在夫人所犯耳，尔当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虽以为辟，尔惟勿辟，我虽以为宥，尔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刚柔正直之德，则君庆于上、民赖于下，而安宁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臣按：刑，天讨也，天以是而齐乱民，不得已而为一日之用尔，非常用以为治之具也。人君奉天道以出治，所以为治者德也，刑非所先也，民有不齐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姑以为一日齐民之用也，所以为治者不颛颛在是也。典狱之官必当敬逆天之命以奉承乎君，过之当宥者则承天之命以宥之，不当宥者君虽宥之不宥也，过之当辟者则奉天之命以辟之，不当辟者君虽辟之不辟也。所以然者，守君之法所以奉君也，顺天之理所以敬天也，奉君之法而不奉君之意，则是能敬迎天命矣。所以敬迎天命者，敬五刑以成三德而已矣，敬五刑以为一日之用，成三德以立万世之则，刑用而即已，德立而无穷。所以为国家之庆者容有既乎，兆民以之而永赖，国祚由是而延长，三代有道之长用此道也。秦人恃刑罚以为一世之用，卒之流毒海内，二世即亡，岂非永鉴哉？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蔡沈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谓之祥者，刑期无刑，民协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汉世诏狱所逮有至数万人者，审度其所当逮者而后可逮之也。曰何、曰非，问答以发其意，以明三者之决不可不尽心也。”
吴澂曰：“刑而曰祥刑，盖慈良恻怛、详审谨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谓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当择，非人乎？何者当敬，非刑乎？何者当揆度，非及乎？人谓用刑之人，及谓刑之所加，犹罚及尔身之及。”
臣按：参错讯鞫，极天下之至劳者莫若狱；割断棰击，极天下之至惨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器也，而古人谓之祥刑者，盖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则至善大祥之所在也。苟用人而不择，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其为不祥之器也宜哉。苏轼谓罪非己造为人所累曰及，秦汉间谓之逮，狱吏以不遗支党为忠，以多逮广系为利，汉大狱有逮万人者，国之安危、运祚长短咸寄于此。噫，汉狱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当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张释之、于定国辈为廷尉，无此也。穆王设为三问而三答之，其要尤在于择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则不妄逮矣。
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蔡沈曰：“罚之轻重亦皆有权，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刑罚世轻世重者，《周官》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随世而为轻重者也。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言刑罚虽惟权变，是适而齐之以不齐焉，至其伦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臣按：先儒谓情之轻重、世之治乱不同则刑罚之用当异，而欲为一法以齐之则其齐也不齐，以不齐齐之则齐矣惟齐，非齐以不齐齐之之谓也。先后有序谓之伦，众体所会谓之要，所谓法之经也，经一定而不可紊，权则因时而制宜。穆王年虽耄荒，而其训刑也犹守文武之法，惓惓然犹有唐虞之遗意，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王曰：“呜呼，嗣孙（嗣世子孙），今往何监（视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善也）师（众也），监于兹祥刑。”
蔡沈曰：“此诏来世也。言今往何所监视，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当监者。五极，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无穷之誊，盖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庆也。诸侯受天子良民善众，当监视于此祥刑。”
吕祖谦曰：“中者《吕刑》之纲领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狱勉是中者也，末章训迪，自中之外亦无他说焉。今尔何所当监，岂非德于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誉，欲以德名而不足以为德，所以为德者必于民之中而后可也。”
夏僎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尝不善，其陷于罪恶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师；刑虽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虽曰不祥，乃所以为祥也，故刑曰祥刑。尝为之说曰，民之犯刑无非恶也而谓之嘉师，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谓之祥刑，能以恶为嘉、以不祥为祥而后知用刑之道矣。”
臣按：帝王之道莫大于中，中也者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帝王传授心法，以此为传道之要，以此为出治之则。《书》始于《虞书》“允执厥中”，大舜以之而传道；《书》终于《周书》“咸中有庆”，穆王以之而训刑。圣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为者无过不及，非独德礼乐政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
《周礼》：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郑玄曰：“秋官司寇者，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礼而辅之以刑政，故司寇掌刑而属于秋官。秋者天气肃杀，而刑以义为主也，刑官司至于寇，则刑官之事无不举矣。”
臣按：小宰言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而此言掌邦禁，盖禁者戒之于未然，刑者治之于已然，先王之心惟恐民愚而误入于刑罚，故豫为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恶必丽如是之辟，明威立义，俾知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必不得已而后刑之。禁之所以为仁，刑之所以为义，禁之不已犹有犯焉，于是乎以义断仁焉，此其所以立民极也欤。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林之奇曰：“司寇刑新国用轻典者，以其旧染污习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义也。刑平国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服莫不卞治，则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宜以正直之义也。刑乱国用重典者，以其顽昏暴悖不可训化，则歼渠魁、灭强梗，宜以刚克之义也。《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谓乎。”
臣按：典者常也，民失其常则为权时之制，本三德以趣时，分三典以兴治，使之复其常焉。圣人于此何容心哉？伏惟我圣祖作条训以示子孙，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历涉其中，奸顽刁诈之徒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禬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者，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由是观之，可见圣祖以重刑待前元，盖非得己也，文子文孙当承平之时，守祖宗之训，一用平典以安兆民，敷仁恩于四海，延国祚于万年，臣不胜至愿。
以五刑纠（察也）万民，一曰野刑，上功（农功也）纠力（勤力也）；二曰军刑，上命（谓将命）纠守（谓不失部伍）；三曰乡刑，上德（谓六德）纠孝（谓善事父母）；四曰官刑，上能（谓能其事）纠职（谓修其职）；五曰国刑，上愿（悫慎也）纠暴（“暴”当作“恭”，不恭者当纠也）。
刘彝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岂圣人所乐哉？故力不懋则财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乱不除则民不安，而民散国离矣，是军刑不可已也；孝不尽则忠不纯，而家破国微矣，是乡刑不可已也；职不举则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礼不行则中不建，而君弱臣强矣，是国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时者，六官之序，圣人体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军、乡、官、国者五刑之序，圣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万民于中和之道也。”
臣按：先儒谓，以五刑纠万民者，建六典以为民极也，是故六卿各职于其官而建之使必行于天下、行之使必范于后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是故野刑不立则事功不成，功之所以成者，役民以作事咸赴力以致其力也，野刑之用专以纠不致力之人，则凡国家之沟涂、堤防、城邑、树艺，野无不辟而功无不成矣，则是《冬官》所建之事典待刑而立也；军刑不立则军令不行，令之所以行者，设民以立政咸用命以死守也，军刑之用专以纠不死守之人，凡国家师旅、茇舍、校阅、征戍，军无不振而命无不用矣，则是《夏官》所建之政典待刑而立也；孝不尽则德不纯，设为乡刑以纠不孝之人，则民皆上德而无不孝之子，凡司徒八刑所纠者，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备矣，是教典资于刑也；职不举则能不见，设为官刑以纠不职之人，则吏皆上能而无不治之职，凡冢宰百官所建者官联、府史胥徒之职举矣，是治典有资于刑也；礼典之建所以和邦国也，国必有礼，礼之所行以愿悫为上而不恭则不足以为礼矣，设为国刑专纠夫不恭之人，使之皆愿悫为上焉，是礼典有资于刑也。由是观之，则刑之为刑虽属于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盖治也、教也、政也、礼也、事也，圣人治天下之具也，然所以致其功之立而化之成舍，刑以纠之，安能保其终不怠而久不废哉？
《大戴礼》：刑罚者御人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纻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刑为纻，以人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之途不与之言，屏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臣按：古者待刑人其严如此，非故绝之也，欲人知所惩而不敢为恶也，绝其所已然以惩其所未然，所绝者少而所全者众，圣人大公至仁之心也。
《礼记》：凡制（断也）五刑必即天伦（天理也），邮（与尤同，责也）罚丽于事。
陈澔曰：“天之理至公而无私，断狱者体而用之，亦至公而无私。凡有罪责而当诛罚者，必使罚与事相附丽，则至公无私而刑当其罪矣。”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
方悫曰：“父子之亲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义错诸事，故曰立。亲主于爱，一于爱则刑有所不忍加；义主于敬，一于敬则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岂足以为法之经哉？其或于亲有所原、于义有所立者，特徒法之权而已，故曰以权之也。”
陈澔曰：“父子、君臣，人伦之重者，故特举以言之，亦承上文天伦之意。所犯虽同而有轻重浅深之殊者，不可概议也，故别之所谓权也。明视聪听而察之于词色之间，忠爱恻怛而体之于言意之表，庶可以尽得其情也。”
陈栎曰：“后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狱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于悉其聪明，哀矜勿喜尤在于致其忠爱欤。”
臣按：刑法之制所以弼教，而教之本在乎天伦，而天伦之重者父子、君臣也。父子主仁，君臣主义，一切轻重之罪、浅深之情，皆主于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必原其本然之心，必立其当然之义，意而论之，慎以测之，序有先后而必循其次，量有大小而不过其剂，所以分而别之者，用以合其权度也。既别之而又尽之，尽之则理无遗矣，不徒尽之而又成之，成之则狱斯备矣。君子之尽心于刑如此，天下岂有冤民哉，彝伦又岂有或斁哉？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烝也，烝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郑玄曰：“烝是刑体。”
马晞孟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虽轻无赦，所以使人难犯也。惟其当刑必刑，轻且不赦，而况于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尽心焉。盖刑之所以为刑者，犹人之有烝也，一辞不具不足以为刑，一体不备不足以为成，人辞之所成则刑有所加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君子无所不尽其心，至于用刑则尤慎焉者也。”
臣按：先儒谓无赦则民不至于犯罪，尽心则吏不至于滥刑，有无赦之法以禁于未然之前，有尽心之吏以应于已然之后，此民所以畏法而亲上也。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臣按：刑以弼教，教之大者伦理也，人君者生民之主，圣人者道德之主，父母者生身之主。亲为一家之主，孝其亲则人道以立；君为一世之主，忠其君则治道以成；圣人为万世之主，尊圣人则世教以明。先王制为刑法以弼世教，世教之大在此三者，人人孝其亲、忠其君、尊夫圣人，则天下大治矣，否则大乱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于一家，家积而国，国积而世，故尤严于不孝之罪，以为天下事无有不起于近而后及于远，始于微而后至于著也。故律文著不孝之罪，而所谓要君非圣人者则略焉，非略之也，不可言也，著其可言者以示微意，万一有是狱焉，准此以权度之也。
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
金履祥曰：“事有条理则有礼乐，事得其序则为礼，事得其和则为乐，事既不成则何以能有礼乐？无礼则无序而施之也乖缪，无乐则无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缪忿戾则刑罚安能中理，刑罚不中理则民难于避就。”
臣按：礼乐、刑政其致一也，必有礼乐以为刑政之本，则政事之行、刑罚之施皆本乎自然之理以立为当然之制，使民知所避而不敢违，是以民生日用之间，心志有所主、耳目有所加、举动云为有所制，是以不犯于有司。有犯焉者然后施之以刑罚，苟为不然，蚩蚩蠢蠢之民，一举手一动足皆罹于宪网之中而不知所以为生者矣。民不知所以为生则求所以为生之路，求之不得则舍死以求，祸乱之作往往以此，秦、隋之亡其明验也。
孟子曰：“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程颐曰：“以生道杀民谓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恶之类是也。盖不得已而为其所当为，则虽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熹曰：“彼有恶罪当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后杀之以安其众而厉其余，此以生道杀之也，亦何怨之有？”
张栻曰：“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趋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于法，则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将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其间，其为生意未尝有间断也。若后世严刑重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与夫有果于疾恶之意一毫之萌，亦为失所谓生道者矣。”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以为生，莫不好生，圣人体天地之德以为生人之主，故其德亦惟在于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存心治政莫不以生人为本，人见其德教之施、恩泽之布以为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罚之加、兵戈之举亦皆所以为生人焉耳。盖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实有害于生人，决不忍致之于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万人也，是故无益于生人，必不轻致人于死。
《荀子》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屦、赭衣而不纯（菲，草屦也。纯，缘也。衣不加缘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耶？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为人或触罪戾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恶且惩其末也，杀人者不及、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其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重”，此之谓也。
洪迈曰：“《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其膑，犯宫者■，■，草履也，大辟者布衣无领。’”
臣按：《虞书》云“象以典刑”即继以“流宥五刑”及“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若如画衣冠之说象以典刑为之象设可也，若夫流与鞭扑若何而为之制耶？意者当时有犯者其人在可议可矜之辟，偶为此制耳，不然，古无此制而好事者见后世之刑惨刻，矫其枉而为此言欤。
汉《刑法志》曰：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古人有言曰：“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桀务私，奸不辄得，狱犴不平之所致也。《书》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陵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桀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
臣按：班固此言非独汉世治狱之失，后世之狱类此亦多矣。所谓“‘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深得帝王为治礼刑先后之序，其间向隅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人主万几之暇，以其言与前书所载路温舒之疏并观，宁能不惕然于心乎？其所谓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请合而言之，曰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罪疑从轻可也，不疑然后杀之，如是则狱无不得之情，世无冤死之鬼矣。
光武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破矩为圜，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类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全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帝从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说大法，礼顺人情”，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恩情之契、礼俗之交也，若一切绳之以法，凡岁时交馈皆以为赃，寻常举动皆坐以罪，鸟兽不可与同群，而人之与人曷以相聚处，而礼义何自而兴哉？杜林之议所谓“集以为赃”及“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非惟汉世，后世亦有此弊，乞定为明制，馈送之赃不许集计，其小事无妨于义者，虽若于法不应，然于大义无害者亦不以为罪，如此，则刑辟不多而动居于厚矣。
以上总论制刑之义（下）
卷一○二
▲定律令之制（上）
《舜典》曰：象以典刑。
孔颖达曰：“《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象为仿法，故为法也。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
朱熹曰：“画象而示民以墨、劓、禬、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或问“象以典刑”如何为象？曰：“此正言法，象如悬象魏之象。”
臣按：《吕刑》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惟作五虐之刑”，则肉刑在蚩尤之世已有之，非起自虞世也。夏作禹刑。
汤制官刑，儆于有位。蔡沈曰：“官刑，官府之刑也。”
《周礼》：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凡十日）而敛之。
郑玄曰：“象魏，阙也。鲁灾，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
王昭禹曰：“刑虽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当因时而为之变通，量时而有轻重。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国、都鄙，为是故也。盖先王之法若江河，贵乎易避而难犯，若匿为物而愚不识，其陷于罪又从而刑之，不几于罔民乎？其使民观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臣按：成周刑典之设，既布于邦国、都鄙，又县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误犯也。夫设法令以待天下，固将使民易避而难犯，顾乃深藏于理官、法家，自典正职掌之官犹不能遍知其所有、洞晓其所谓，况愚夫细民哉？闾阎之下望朝廷之禁宪，如九地之于九天，莫测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岂圣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周礼》六官俱于正月之吉各布其典于象魏，以示万民，其所示者有善有恶，使之知所好恶，惟刑典则示之以所禁，使不犯焉。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罚，一曰宫（王宫）禁、二曰官（官府）禁、三曰国（城中）禁、四曰野（郊野）禁、五曰军（军旅）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巷门曰闾）。
郑玄曰：“古之禁书亡矣，今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入城门，野有田律，军有嚣讙夜行之制。”
贾公彦曰：“凡设五刑者，刑期于无刑，于刑外豫设禁，禁民使其不犯于刑，是左右助刑罚，无使罪丽于民也。”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谓禁者即是豫为法禁以制之于未然，虽无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于此矣。违乎禁则入于刑，入于刑则犯于法，犯于法则加以罚焉。然非徇之以木铎、书之于门闾，则蚩蚩蠢蠢之民何以知其为禁而不犯哉？故以木铎徇之于朝，使之内有所闻，以书而悬于门闾，使之外有所见闻，见于耳目之间，警省于心思之内，知所禁忌而不犯刑法，所谓五禁之法左右乎刑罚，岂不然哉？
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
吴澂曰：“先后犹左右也。以言折之曰誓，若《汤誓》之类。以言告之曰诰，若《康诰》之类。止使勿为曰禁，察其有犯曰纠，表而悬之曰宪。以五戒左右其刑罚，则无犯法之民矣。”
臣按：以五戒先后刑罚，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职制、敕令、格式之意也。盖禁止使勿为，施于未然之前，戒敕其怠忽，施于事为之际，先之则引而导之，使无进，而丽于罚后之，则柅而止之，使无退而丽于刑。圣人之心见于毋之一言，其慈爱过于父母，其覆载同于天地。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郑众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决事比。”
吴澂曰：“汋读如斟酌之酌，谓刺探邦之机密而泄于外者。贼谓潜谋阴结，将为逆乱者。谍谓敌国行间，觇伺虚实者。令谓故恃傲狠以干号令者。挢读如矫诈之矫，谓诈为符玺以行号令者。盗谓窃取国之宝藏者。朋谓私党相阿使乱政者。诬谓诬罔造妖以惑众者。”
臣按：先儒谓官府之八成则其经治之成法也，士师之八成则其正乱之成法也。先王之时，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患夫奸人之为祸于邦家也。且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使其知有犯于此者必刑之而无赦，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岂不豫哉？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附也）万民之罪，墨（墨刻颡而涅之）罪五百，劓（割其鼻）罪五百，宫（丈夫割势，女子幽闭）罪五百，刖（截其足）罪五百，杀（死也）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见于《虞书》，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司刑所掌者以五刑之法丽民之罪，司寇断狱弊讼则诏之，处其所应否，或轻或重，咸听其所附丽焉。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郑玄曰：“此六约者，诸侯以下至于民皆有焉。剂谓券书也。”
吴澂曰：“约，言语之约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约谓命祀郊社、群望及祖宗也，民约谓征税迁移及仇仇既和之类也，功约谓王功、国功之属爵赏所及也，器约谓礼乐、吉凶、车服所得用也，挚约谓玉帛、禽鸟相与往来也。”
臣按：有约以结其信，有剂以固其约，谓之约剂则约而有其剂也。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有六焉，是六者朝廷皆为之约剂，付司约掌之而属于秋官焉。先为之约剂，使人知所守，而有不如其约者则考其券书以治之，亦犹后世之格式也。
禁杀戮（官名），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
郑玄曰：“掌杀戮者，禁民不得相杀戮。司犹察此四者，告于司寇罪之也。斩杀戮，谓吏民相斩相杀相戮者。伤人见血，见血乃为伤人耳。”吴澂曰：“攘狱，谓罪人之劫狱者。遏讼，止遏民讼也。”
臣按：人君为生民之主，必使之相安养以全其生，彼其相斩、相杀、相戮及伤人见血而不以告，则必杀伤人者之强众而被杀伤者之寡弱也，与夫狱已具而攘夺之、讼将兴而遏止之，则民之情将郁而不伸，下之恶将长而益炽，国之法将格而不行。苟不设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则以告之于其长，则民寡弱者含冤而莫诉，强众者稔恶而不悛，气久郁则无聊，力不敌则舍死，而乱由是生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矫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
郑玄曰：“民之好为侵陵、称诈、谩诞，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者，以力强得正也。”
吴澂曰：“禁，止也。乱谓悖于人伦，暴谓敢作威怒，力正谓胁众从己、以邪为正也，矫诬谓矫曲为直、诬善为恶以冒犯禁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书，凡秋官司寇所设之官属、所掌之刑禁，凡所当禁约施行者，即后世法律之条件也。说者谓秋官自禁杀戮至修闾氏八官皆几防盗贼奸轨者，较之今律，斩杀戮即今之人命律、攘狱即今之劫囚律、遏讼即今之告状不受律，姑举一二，余可以类推矣，兹不备载云。
《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禬（刖足也）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死刑）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
蔡沈曰：“三千，总计之也。《周礼》司刑所掌五刑之属二千五百，刑虽增旧，然轻罪比旧为多而重罪比旧为减也。比，附也。罪无正律，则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乱辞，辞之不可听者。不行，旧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无差误于僭乱之辞，弗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详明法意而审克之也。”
吕祖谦曰：“墨劓所增皆轻刑，宫所损二百、大辟所损三百皆重刑也，禬无增损，居轻重之间者也。轻罪则多于前，重罪则损于旧，观其目则哀矜之意固可见，观其凡则文胜俗弊亦可推矣。”
陈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条载之刑书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无穷，三千之属众矣，犹不能尽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无穷而法不可独任也。既无正律，复僭乱而无定辞，将安所据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尝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无差乱其辞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如汉长安贾人与浑邪王市者罪当死凡五百余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贾长安中，而文吏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此类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先儒谓三千已定之法载之刑书者也，天下之情无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尽无穷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损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载者任法，法不载者参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则见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则见其轻，故于轻重之间裁酌之，然必以辞为主，辞若僭乱，情与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当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当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后允当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审克之而已。是说虽以解经，然而万世之下律文所不该载者，比附之法莫切于此，所谓察之情求之法，比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轻而参酌于轻重之间，必允当乎人情法意，可谓得审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叔向使诒（遗也）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杜预曰：“权移于法，故民不畏上，因危文以生争，缘侥幸以成其巧伪。”
孔颖达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矣。且法之设文有限，民之犯罪无穷，自然有危疑之理以生其与上争罪之心，缘侥幸以成其巧伪，将有实罪而获免者也。夏商之末至有以私乱公、以货枉法，其事不可复治，乃远取创业圣王当时所断之狱，因其故事制为定法，至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三辟谓禹刑、汤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皆叔世所为，不起于始盛之世，为其文是制，参辟勒于鼎，是铸刑书也。子产亦采取上世之法，断狱善者制为法也，今铸鼎示民，民知争罪之本在于刑书，将弃礼而取征验于书，则虽刀锥微细之事亦将尽争辨以求侥幸，如此，则纷乱之狱讼愈益丰盛，或以贿赂文致人罪，或以贿赂幸脱刑辟，郑国必有祸败也。”
昭公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
孔颖达曰：“范宣子制作刑书施于晋国，自使朝廷承用，未尝宣示下民，今荀寅谓宣子之书可为国法，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犹如郑铸刑鼎。仲尼讥之，其意与叔向讥子产同。”
又曰：“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如此，则刑之轻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萧何造律，颁于天下，悬示兆民，秦汉以来莫之能革，不可一日无也。盖古者分地建国，作邑命家，诸侯则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孙不绝，皆知国为吾土，众实我民，自有爱吝之心，不生残贼之意，故得设法以待刑，临事而议罪，不须预以告民，故仲尼、叔向所以讥其铸刑书也。秦汉以来天下为一，长吏以时迁代，其民非复已有，懦弱则为殿负，强猛则为称职，且疆域阔远、户口滋多，大郡境余千里，上县数以万计，豪横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张闾里，酷吏专任刑诛，或乃肆情好杀、违众用己，至有积骸满阱、流血丹野，若复信其杀伐、任其纵舍，必将喜怒变常、爱憎改度，不得不作法以齐之，宣众以令之所犯，当条则断之以律，疑不能决则谳之上府，故得万民以察天下以治。圣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于今，今人所作非能圣也，足以周于用，所谓观民设教、遭时制宜，谓此道也。”
臣按：郑、晋铸刑书，盖以其前世所用以断狱者之法，比而铸于器以示民于久远也。考《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县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浃旬而敛。夫国之常刑而又岁岁布之于邦国、都鄙，何哉？刑虽有常，亦当量时而为之轻重，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既布其制，又悬其象，所以晓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非谓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先儒谓详《左氏》所载夫子之说，第令守晋国旧法，以为范宣子所为非善耳，非谓圣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郑、晋二国所谓刑书皆先世所有临时处置者，固已载于方策，至是子产、范鞅始铸于器，则为一定之制，无复古人酌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讥之，非谓刑书不可有，特谓不可铸耳。后世以律令锓于木以颁行天下，其亦铸之之意欤？但是时未有律之名而谓之书耳。
魏文侯时，李悝著《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为书始于此。成周之时虽有禁法著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系于其所职掌，未有成书也。然五刑之目，其属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类而相从焉，著之篇章，分其事类，以为诠次则于此乎始焉。
汉高祖初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苛法。后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萧何捃摭秦法定律令，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于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兴》《厩库》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见于此。春秋之时子产所铸者谓之刑书，战国之世李悝所著者谓之法经，未以律为名也。《礼记》虽有加地进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诛，解者谓进律为爵命之等，破律虽以去律言，然《王制》汉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固已出萧何之后也。律之言昉于《虞书》，盖度量衡受法于律，积黍以盈，无锱铢爽，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正。律以着法，所以裁制群情，断定诸罪，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书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诏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子也），朕甚弗取，其议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臣按：虞廷罚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既殊，国祚所以有长短之异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汉祚之延几于三代，未必不基于斯。
十三年，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无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满其年数免为庶人）。具为令。”
马端临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诏谓今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注谓黥、劓、斩趾三者，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独不及宫刑。至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况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
臣按：后世以笞棰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墨、劓、禬、宫、大辟也，至汉初仅有三焉，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缇萦之言，始下诏除之，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支体、刻肌肤，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绝其类者，文帝之德大矣。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上）
卷一○三
▲定律令之制（下）
景帝中六年，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
孝武即位，征发频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见知人犯法不举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决事比（比，以例相比况也）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汉祖入关约法三章，后萧何广为九篇，叔孙通又增为十八篇。自高帝世至武帝时仅五六十年间尔，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其决事比乃至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网之密一至此哉？观吕步舒治一淮南狱，死者数万人，由是推之，则当时死者不知凡几千百万也。意其当世之民举手动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诛，小者可论，其不聊生也甚矣，国之不亡盖亦幸尔。我朝自圣祖定律之后百有余年，条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尝敢有擅增一条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我列圣有焉。
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臣按：圣人制刑以弼教辅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乱。有虞之刑必得皋陶以为士，有周之刑必得苏公以敬狱，盖为政在人，人必与法而兼用也。郑昌乃谓刑法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明王垂听，不必置廷平；无律令而有廷平，政衰听怠，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是乃一偏之见也。夫治国而无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无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虽有聪明之资，亦无不用人用法而自垂听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