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54/66）-明-邱濬

（本文为《大学衍义补》第 54/66 部分）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杰、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杰、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勋，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昧于责成，以指麾顺旨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高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被），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仇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岂下于相哉？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将帅）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下）
卷一三○
▲将帅之任（中）
《左传》：襄公三年，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陈之次）于曲梁（晋地），魏绛戮其仆，公必杀魏绛。魏绛至，授仆人书，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使臣为此司马之官）。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会盟）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
臣按：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臣按：将兵者一夫之能，将将者万乘之智，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人君必能将将，然后将效其力，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为不然，君之于将也，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将之于兵也，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驾驭之道奈何？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性明达而好谋能听，知人善任使，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较之《易》所谓“神武不杀”，虽不及，然亦无庶几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相见甚欢。
臣按：昔人谓光武善将将，关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斗而独遣冯异，荆州之事以吴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权、结之以心。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及贾复之于寇恂有部将诛戮之耻，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其御将亦多术矣。
光武时，冯异专制关中，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罪，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臣按：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而于武将尤不可，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则君臣有不终者矣。光武于冯异，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
唐德宗时，以朱乱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颇恚恨，屯兵不出战，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晟惧为所并，乃移屯，陆贽上状言：“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借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御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
臣按：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后数日李怀光果并李建徽、杨惠元兵，惠元死之，贽之料敌可谓明矣。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离合疾徐之势，所谓得其要、契其时者，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
陆贽言于德宗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养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
臣按：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驭，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以强毅为任，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虽然，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谓将臣者，非求之于文臣之外，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人君待之当如一，诚心以信之，直道以临之，任之云耳，何名为驭哉？
贽又曰：“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辩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躬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所，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陈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
臣按：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过，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隐忍，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无伤也，然渐不可长，微所当防，功过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审。是非审而功过明，如是，则万里之远如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蕴，诬罔者不能行其私，将见将无不竭其才、卒无不尽其力矣。
宋太祖尝命有司为鞁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听堂悉用＜同瓦＞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邪？”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大哉言乎！帝王无间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属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视其国，非人也。
太祖时，内臣有逮事后唐者，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驭，诚为儿戏。联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
臣按：人君之与将臣，待之不可不诚，驭之不可不严，太祖盖得之矣。
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忧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臣按：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真知所轻重缓急，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
太祖时，郭进御军严，部下整肃，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妄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廷。”军校果立功而还。
臣按：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却又责之，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然则奈何？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师征蜀。十二月，京师大雪，帝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全斌拜赐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
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臣按：王者兴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广吾仁也，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岂仁者之师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许彬以为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
吕中曰：“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臣按：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而不可无意外之虑，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后又有功，将何以加之哉？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还，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祀，以为武宁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赐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臣按：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大抵人君为事，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
苏洵作《衡论》，其《御将》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杰，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食，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将之才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
臣按：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是已，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所谓智者结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呜呼，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是则所谓信也，而能先觉，岂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仁以保爱之、义以节制之、礼以优待之，是则所谓天之道、君之德、国之政也，术云乎哉？
洵又曰：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
臣按：暐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以上言驾驭）
汉兴，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
北魏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请重将镇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嘱，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非但在当时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臣窃以为，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若夫兵家胜败无常，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果昏愚而谓之智，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宜加研审核实，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不然，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曰：“唐《选举志》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故不复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臣按：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而亦于文吏中求焉，今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比其原资超三级，不如此，则人不肯应，何则？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复扰边，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諴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以臣观之，非其才之难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
宋太祖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但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六年，策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臣按：武事与文艺异，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资世用，贵乎得识义理、知机变之人，无间文武皆然也，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彼诚识义理、知机变，一旦临事料敌、出奇应变，举诸此而措之耳。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臣于武举亦云。
真宗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臣按：真宗谓“将帅才难，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经战陈无由知之”，然战不可试，苏轼谓试之于治兵，盖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边上将帅尝患少人，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分将校长行，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
臣按：就军伍阶级中求将，拔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则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然遇有非常之变，则又在乎变通焉。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
臣按：修谓“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人君之选将才，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升赏者，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臣按：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盖祖宗以来，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难遽更改，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较等而上之，试以军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固不敢望得异士。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敻相远也。”
臣按：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不责罪过，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况求将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亦令杂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佐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当杂用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臣按：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为武也。然此三代之学也，后世事事不如古，生于世者皆今之人，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是务虚名而无实效，武学之设虽非古，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专为一事之学，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韩愈谓事业有专攻，亦未必无益也。
苏洵言于宋仁宗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裛，安即转而危矣。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贤才汇进之际，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给，使令用之理政务、莅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难，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圉、息祸乱者谁欤？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试以繁难，宽其约束，养其威望，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神宗熙宁五年，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
臣按：富弼于仁宗时已讲立武学，至是神宗始立学，后世于儒学之外别立武学始此。
张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如必欲战而取胜，则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兴叹，侧席而为忧。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此岂皆战之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岂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养乃可至此。今敌人未殄疆场，楼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传云‘内无良将，外有敌国’，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窃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干栝柏何时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云，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几有备之实，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斯人也岂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浇灌之，壅其根而条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则奸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谋自销矣。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促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
臣按：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闲时求而收之，急时出而用之，则无缺绝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随取而随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须多方以求之，诸路以来之，积之于无用之地，以俟夫一时之需，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浅深，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
臣按：开武举以试将才，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试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学识，亦可仿佛其一二焉，武科之于将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于武举谓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臣按：债帅之说起于晚唐，至宋南渡后亦有之，方国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委曲亲切，如躬临其事，亲见其人，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牍具备、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卷一三一
▲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
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盖古有此礼也。后世此礼不行久矣，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告庙任将而许便宜，无以异于致斋、推毂，不须参定，况其他乎？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安定国家，付人以斩杀之权，俾其司三军之命，夫岂细事，而轻易苟简，略无礼仪，何以激劝士心、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异宜，不能尽制，请命礼官斟酌古制，参之时宜，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
汉文帝谓冯唐曰：“吾居代时，闻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得尽其智能。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臣按：文帝叹不得颇、牧之为将，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末以魏尚事实之，此非但当时之弊，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其弊至今犹然。明主之任将帅，专其委任，责其成功，惟以兵政修举、寇盗息灭为效，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材，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其赏者不以为滥，当其罚者无得而辞，付受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勣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选任将帅之方，贽此疏尽之矣，后之人主所当遵行者也。
贽又曰：“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夫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逗遛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啬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按：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
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
臣按：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以畀赵衰，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貂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任阃寄乎？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触类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
臣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一言，诚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则天下无难为之事，人主无不成之功矣。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非独唐之征淮西也，有国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时，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悟不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穆宗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卿更思其次。”度请流之。
臣按：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为彼所囚，裴度请罪之是也，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欲以此收藩镇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无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窃以谓，承偕果有罪，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明正其罪，如此，则得之矣。虽然，承偕，太后之养子也，诛之则伤母后意，奈何？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为宗社忧，言之至再至三，必从之而后已。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武宗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岂但当时之弊哉？德裕此举善矣，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枢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为国而不为其党，吁，贤矣哉！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贬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唐末时，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弱者就战，故每战多败。
臣按：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疑之也，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监军以中使，适使之挠将权、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将帅也。将帅不能肃其下，则有仁而不能施，有义而不能振，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赐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才能奋，久其任则事体熟，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欤。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虽然，将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岂不益长恶哉？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谓微劳尽甄、下情必达，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况微劳乎？
孙何言于真宗曰：“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推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但授尺一之诏，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后世命将之礼久废，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其仪注之详，具载于有司可考也，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侬智高，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