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康有为》（8/12）-未知-贾谊

（本文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第 8/12 部分）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艹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汉志》《史籀》仅十五篇，下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谓「杨雄作《训纂》，易《仓颉》重复之字。」是《仓颉》并有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乃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汉初安得九千字？殆刘歆欺人之辞，许慎为所欺绐耳。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歆传法，则所谓父业及外祖张敞，皆歆门附会之辞。爰礼、秦近贵显于莽世，与涂恽、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借以惑众，以行其学。辨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古文为歆伪撰，古文与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则鼎彝为歆所伪明矣。以歆奥博，作为鼎彝，必有可观，至于后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形体奇异，盖蔚成大国矣。然京师、山东市贾多能售其欺伪，即制度色泽瑰玮奇古，不为黄长睿、刘贡父之所欺，亦出于歆等所为耳。若出于歆手制，通学多为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今文与古文，必不相合，真伪不相并立，相攻如仇雠。故古文伪经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奏「歆非毁先帝所立」，公孙禄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师法」，范升奏「左氏为异端」。光武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杨雄所采，甄丰所定，共王所得，皆歆伪造，西汉以前所不经见，诸儒「大共非訾、以为好奇」，乃其守道辨伪之宜也。许慎受业于贾逵，逵父徽受业于歆，为歆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从逆矣，盗憎主人，各为其主。乃以今学诸儒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亦不足异也。其云「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即歆《七略》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许慎不学妄言，真所谓「怪旧艺而善野言」，「迷误不喻」者。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昧没，而许书遂若日中天，为后人钻仰。唐立书学，以《说文》为宗，自是奉为金科玉律矣。元行冲所嗤「父康成，兄许慎，宁言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矣。是非无常，真伪谬易，操、懿篡统，人咸戴之，王凌、稽绍且为之致命尽节矣。近世尊许尤甚，岂知其为伪学之毗佐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述所称经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说文》引《易》无与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同，角部「其牛觢」与郑同，井部「井法也」则直为郑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同。皆见《经典释文》马、郑、荀为费《易》的传，而《说文》皆与之合。然则许慎盖用费《易》，其「孟」字特误文耳。许慎纯古学家，不似郑玄古今杂揉也。门人梁启超说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当隋、唐，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授，皆伪古学，盖五百余年矣。习非成是，不足纠绳。唯其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钻仰，不可使留伪说以惑众听也。今条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二语甚精。惜其不从《经解》之次第，而惑于刘歆，曲为附从耳。然阮孝绪先从之，安能责元朗哉！
周易
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周礼》有三《易》，《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故不详录。
《史记儒林传》及西汉以前经子传记，无言「《易》有三」者，至刘歆伪撰《周官》，始着三《易》，然其为《艺文志》，不敢着也。《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云「《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以上《正义》皆古学附会之辞也。此云「《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隋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真撰。」又云「《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则东汉人述古学者所为无疑也。《隋志》又云「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则《隋志》已了其伪，但未决之，较德明似稍有知识也。
古文尚书
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伏生所诵，是曰「今文」，阙谬处多，故不别记。马、郑所有同异，今亦附之音后。
直谓「伏生阙谬」，可谓无知而悍犷矣。然古学盛行，于是五百余年，积非成是，盗憎主人，奚足记哉？唯「不别记」，则今文遂亡，德明不能无罪焉。
毛诗
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诗》虽有四家，齐、鲁、韩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礼
《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然古有《乐经》，谓之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三礼」之谬，辨见《汉书艺文志》篇。唯云「《周》为本，《仪》为末」，据《中庸》「《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附会之。于是尊刘歆之伪《周官》，而抑孔子之《仪礼》，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毁师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按六经之序，自《礼记王制、经解》《论语》《庄子徐无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书农战》《史记儒林传》，皆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无不以《诗》为先者。《诗》《书》并称，不胜繁举，辨见卷二者，无疑义矣。自歆定《七略》，改先圣六经之序，后世咸依以为法，则无识也。元朗盖为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会疑有序焉。不知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兴必以《诗》，教小子先以《诗》。六经先《诗》，圣教之序，刘歆务求变乱，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或云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按：《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杨雄传》「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艺文志》「《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系辞》至汉人之说，莫不以重卦为文王，虽刘歆亦不敢生异论。自商瞿传授，不经秦火，西汉前更无异说，至足据也。东京以后，异论横兴，郑康成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响壁虚造，不知从何得来？盖自刘歆多为伪说，惑乱正经，令学者耳目纷纭，从无可从，信无可信，于是马、郑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经学之中异端蜂起。推所自来，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按：孔冲远引《说卦》、伪《周官》、伪《孔序》俱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此未确也。《朱子语类》云「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简》云「《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禺陈氏澧曰「《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于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说「取」义最通。又曰「此以伏羲创始牵连于用蓍，又以用蓍傅合于六画，已纡曲矣。且三画非创始，六爻乃为创始乎？六爻诚用蓍矣，何以知三画不可用蓍乎？《周礼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贾《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为之。’然则‘幽赞用蓍’非谓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谓创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疏》固以为文王、周公矣。」按：从来无谓伏羲造书契者，伪《孔序》、伪《周官》不足据，冲远附会之，益谬矣。
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为《十翼》不同，解见余所撰□□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杨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唯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羲、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
「《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后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令传《易》，授郎邪王璜，字平仲，又传《古文尚书》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七录》云：「直《易章句》四卷，残缺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晔《后汉书》云：「京兆陈元，字长孙，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南郡太守，议郎，为《易传》又注《尚书》《毛诗》《礼记》《论语》河南郑众，字仲师，大司农，兼传《毛诗》《周礼》《左氏春秋》北海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师事马融，大司农征不至，还家。凡所注《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笺《毛氏》，作《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针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休见大惭颍川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为《易言》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为郎及兰陵母将永，豫章都尉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置郑《易》博士，诏许，值王敦乱，不果立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刘歆伪经散布中外，其存于中者曰「中古文」，其托之外者，如《书》，则《移太常书》云「传问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今乱《易》亦然。《易》则费氏与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诿属也。「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按郑康成、王辅嗣之本，即费学本，安得谓其无传？又《汉书艺文志》「费氏亡章句」，今云「费直《章句》四卷」，其然，岂其然乎！子夏未尝传《易》，此云「《子夏易传》三卷」，伪托显然。余辨见前。
《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
《书序》另有专篇辨于下。
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汉兴，欲立《尚书》，无能通者。闻济南伏生名胜，故秦博士传之，文帝欲征。时年已九十余，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古文官书》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汉书》云：「伏生为秦禁书，壁藏之。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郑玄以为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
秦虽禁书，而博士之职不禁，孔氏之传世世不绝，《书》不待壁藏始见，亦无亡失。汉兴，非无书本，口诵者乃其传义，辨见前。
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
《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别，其实伏生仅得二十八篇，《泰誓》后得而附之今文，为二十九篇，因并误以为伏生所传耳。《论衡正说篇》：「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儿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与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内所得《泰誓》计之，以其后得，故附会为斗也。《隋志》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于《史》《汉》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传」二字误耳。此云「合三十篇」，则谬甚。
然《泰誓》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
《释文》与《隋志》引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出于王充《论衡正说篇》，房宏说同之。见《尚书正义》一又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尚书正义》一引然《尚书大传》引之，董子、《汉书董仲舒传》终军《汉书终军传》引之，《史记周本纪》引之，则王充、刘向传闻稍有误矣。或董子、终军、《史记》所引为孔子未修之《书》，如《史记》引《汤诰》之类，则《论衡》及刘向《别录》之说未为有误也。龚氏自珍《泰誓答问》，以《史》《汉》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不当有后出之《泰誓》，据《书序》以《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数。按：《康王之诰》，马融以为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见《释文》融时欧阳、大小夏侯经犹存，融亲见其本，若《康王之诰》与《顾命》分为二篇，则融言大妄矣。今《汉志》、大小夏侯《经》《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刘歆云「《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移太常书》则伏生之始为二十八篇，武、宣之后增多《泰誓》，博士读后为二十九篇无疑矣。王充谓「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说最明。汉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为确证。《尚书大传》云「‘五诰’可以观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诰》《康诰》《酒诰》《召诰》《雒诰》也。若《尚书》本《康王之诰》另篇，《传》应有「六诰」之文，汉儒且无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记》省文，遂增异说耳。至马融等所疑「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不相应」，固然。外此尚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无之。大体其文怪异，与《汤诰》《武成》同为孔子所删之余，赵岐《孟子注》以为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则谬。国朝刘逢禄见龚氏《泰誓答问》以为战国之《泰誓》，其或然乎？
《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后遂黜其书。」《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汉景帝程姬之子，名余，封于鲁，谥共王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卫恒《四体书势》「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见《晋书卫恒传》实歆伪说也。
博士孔安国，字子国，鲁人，孔子十二世孙，受《诗》于鲁申公，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艺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之私家。安国并作《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传。《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晚出《古文尚书》，自梅鷟、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辨之详矣，而未有实得其主名者。考《家语》《孔丛》，为魏王肃所作以难康成者。而孔安国作《传》之事，《家语后序》《孔丛论书篇》皆已言之，则非出于肃而何？又伪《孔传》与肃诸经注无不符合，亦犹刘歆所造古文，伪窜诸经，内外相应之故智。故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书》已厕其中。见《晋书荀崧传》晋武帝，王肃之外孙，尊崇肃学，固其宜也。或疑《晋书荀崧传》「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数之实得十人，疑《古文尚书》孔氏为衍文，则崧疏所称武帝置孔氏《书》博士，或亦不可信。按：两处皆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谓「凡九人」者，盖《论语》《孝经》郑氏合为一人。考《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亦合《论语》《孝经》为一，故十一经而为十人，与晋十经而为九人一例。盖《论语》《孝经》文字无多，六艺附庸，故博士从简。晋、宋相承，沿革多因，《论语》《孝经》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为衍，则孔冲远《尚书正义》一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语今《晋书》无之，唐初诸家《晋书》尚存，冲远采而用之。然则诸家《晋书》皆有西晋立孔氏《书》博士事，不独唐人官撰之本为然，岂一史衍而群史皆衍？必不然矣。伪《孔传》西晋已立，且与肃所著书征应皆合，其为肃撰无可逃遁矣。国朝惠氏栋、江氏声、王氏鸣盛、李氏惇、刘氏端临、丁氏晏，皆有伪古文出于王肃之说
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艺文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名谭，亦传《论语》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至部刺史，又传《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涂恽，字子真恽授河南乘钦。字君长，一本作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恽、璜等贵显。
右皆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范晔《后汉书》云「中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左中郎将，侍中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按：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
杜林所传，马、郑所注，则刘歆古文伪《尚书》。《后汉书》以为「古文复兴」，与伏生今文相对而言，陆德明以为「并伏生所诵，非古文」，对王肃伪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眘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孔《序》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止于「帝曰往钦哉」，而马、郑、王之本同为《尧典》，故取为《舜典》学徒遂盛。后范宁字武子，顺阳人，东晋豫章太守，兼注《谷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书》无《舜典》，辨已见前。梁武之说，虽苏、张无可置辨，徒以《书序》所著，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则王肃之书自易行矣。
汉始立欧阳《尚书》，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哀、平之末，刘歆倡伪经而经一变；永嘉之乱，今学销亡而经几灭矣。「平帝立《古文》」者，刘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肃之《古文》；「马、郑、王注遂废」，则刘歆之古文伪《书》亦亡。譬操、丕篡汉，而马懿篡操、丕之统，「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也。
《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西汉以前，未闻三百一十一篇之说者，此刘歆《毛诗》伪经既行后之说也。《毛诗》多《笙诗》六篇，并三百五篇，故为三百一十一篇，篇数与三家异，益见其作伪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刘歆伪撰《毛诗》，其《七略》但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已，不以为子夏作《序》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毛诗序》」，尚得其实。自郑玄《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释文》引王肃《家语注》以为「子夏《序》即今《毛诗序》。」按之两《汉书》志、传，皆乌有子虚事也，此盖沿袭其谬者。考《毛诗大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与三家《诗》不合。《唐书艺文志》载「《韩诗卜商序》」，如《毛诗》亦出子夏，何至歧绝？且《风》《雅》、《颂》为「六诗」之三，以为「四始」，岂非大谬！「三颂」不知据鲁、新周、故宋之义。至于《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详其乐章之所用，《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为刺幽王诗，而杂见传记者则为昭、懿、厉、宣、平诸王之诗；《楚茨》诸诗，亦不以为乐章也。十三国之无正风，与燕、蔡、莒、许、杞、薛之并无变风，既以《序》不明而弃之矣，则所存诸国之《序》，当必可为诗史。乃《国风小序》于《史》有《世家》者，皆傅之恶谥，至魏、桧之《史》无《世家》者，则但以为「刺其君」、「刺其大夫」，而无一谥号世次之可傅会。又《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类，皆望文生义，一味空衍，非如鲁、韩逸说以《芣苢》为「蔡人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柏舟》为「卫宣夫人作」、《燕燕》为「定姜送归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傅母作」、《硕人》为「庄姜傅母作」之皆有实人实事也。使子夏为之，去其时不远，安得谬悠若是乎？则《大序》及《小序》，初句为刘歆所伪，其余则卫宏所润饰，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刘歆作矣。汉、魏后《毛诗》独盛，而辨《序》之说纷如。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成伯玙以为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王安石以为诗人所自制。甚至程明道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国史旧文。王得臣以首句为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举不足辨，唯郑樵、王质、朱子掊击其妄，识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后人来反唇之稽。《诗》至今乃为决其蔀耳。
口以相传，未有章句。战国之世，专任武力，《雅》《颂》之声为《郑》《卫》所乱，其废绝亦可知矣。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讽诵，不专在竹帛故也。
秦焚书，《诗》本仍存，不徒赖讽诵。辨见前。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名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徐整作「长公」长卿授解延年，为阿武令，《诗谱》云「齐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陈侠。」王莽讲学大夫或云「陈侠传谢曼卿，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
《毛诗》源流皆伪托，辨见前。若陈侠、谢曼卿，其为歆传者欤！公车特征，歆所授意，以广其伪学者也。
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
三家之废，由于马、郑。以此推之，马、郑党伪破经，罪难末减。若必科断，应与刘歆首从并诛矣。自尔王肃、王基之徒，孙毓、陈统之彦，互相申难，皆盘旋于《毛诗》之下。穴中斗蚁，角里争蛮，但供噱哂，不足树颊。而《齐》《鲁》之早亡，《韩诗》之仅存者，得无以郑尝用《韩》故，学者因而存之邪？自是《毛诗》独尊。遍观所录之书，无一部三家者，刘歆丰蔀之力亦至矣。
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郑《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淹中。」苏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兴，字少赣，河南人，后汉大中大夫。子众，已见前。并作《周礼解诂》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河间献王无得《古经》事，《逸礼》《周官》为歆伪撰，辨见前。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字子干，涿郡人，后汉北中郎将。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礼记》云为后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礼察》，《贾子》之书得附入，不独《中庸》《缁衣》采自《子思》《公孙尼子》也。《月令》亦刘歆伪撰，辨见《王莽传》。若卢植以《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则殊非。考《史记封禅书》索隐，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郑康成以《王制》制度与《孟子》同，故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今验《王制》与《公》《谷》全同，句容陈立、德清俞樾说体大物博，本末兼该，盖孔氏遗书也。刘歆作伪，盗憎主人，故排挤之，而卢植误述之。
陈邵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隋志》云「戴圣删《大戴》为四十六篇，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四十九篇。」《别录》《后汉书桥元、曹褒》二传及元朗说，皆不足据也。
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范晔《后汉书》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郑《注》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义。郑玄《三礼目录》云「二郑信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辩之。」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后又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礼》。后汉「三礼」皆立博士。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俱以郑为主。
「三礼」说辨见《艺文志》。然自是古学大行，庆氏《曲台》之《礼》亡，今学说从此衰息，则郑玄为刘歆功臣之首，亦为孔学罪魁，正不得稍从末减也。云「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则今《仪礼》亦为郑玄所乱，虽注犹别称今古，然大小戴、庆氏三家则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齐人。子夏弟子，受经于子夏谷梁、名赤，鲁人。糜信云：「与秦孝公同时。」《七录》云：「名淑，字符始。」《风俗通》云「子夏门人。」邹氏、王吉善《邹氏春秋》夹氏之《传》。邹氏无书，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梁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字长子，清河人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
按：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按向治《公羊》，后奉诏治《谷梁》，其书本《公羊》者十之九，本《谷梁》者十之一，未尝言《左氏》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谨始也。’‘谨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谨始」之说，本《公羊》《谷梁》绪言，「明智」之说，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说也。《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春秋》当系《梼杌》，犹《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书。《史记》言「四十章」，《艺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驯，歆所托也。《虞卿传》云「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盖虞氏之书虽亡，其体例略同《吕览》，非传《左氏》者也。《史记》言「八篇」，《艺文志》于「儒家」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传》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托也。荀卿之书多本《谷梁》，亦非传《左氏》者。《释文》兼采伪《别录》及《汉儒林传》而为之。然《左氏》传授不见《太史公书》，班固别传亦无征。当东汉初，范升廷争，以为「师徒相传，又无其人」，若果出于《别录》，刘歆之徒及郑兴父子、贾逵、陈元、郑玄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无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称管仲，必非为左氏之学者。吴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传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饰尤甚，盖吴起为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传弟子也。张苍非荀卿弟子，贾生亦非张苍弟子。贯公《毛诗》之学，亦非贾嘉弟子。嘉果以《左氏》为传《春秋》，授受详明如此，何不言诸朝为立博士？此又从《贾谊传》增设之。嘉与史公善，当武帝时；贯公为献王时，必非嘉弟子。《史记》《汉书》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牵合佚书，妄造此文。元朗、冲远以江左以后文人独尚《左氏》，不加深察，叙录如此，不可为典要矣。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字符伯，后汉颍阴令，作《春秋条例》二十一卷徽传子逵，逵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为《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记先师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风人魏司徒王朗、字景兴，肃之父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炖煌周生烈，并注解《左氏传》。梓潼李仲钦着《左氏指归》，陈郡颍容字子严，后汉公车征不就作《春秋条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后汉谏大夫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自是《左氏》大兴。
贾逵《左氏长义》，陈元《左氏异同》，郑众《左氏条例章句》，马融《三家同异》，李仲钦《左氏指归》，颍容《春秋条例》，众作纷纭，皆言《左氏》之长，于是《左氏》大兴。即有范升之《难》，何休《膏肓》，亦皆于《左氏》书法校量得失，既已入其笼中，无怪助其焰之益炽也。若知为刘歆引传解经，伪造书法，据《史记》以难《汉书》，则《左氏》但为记事之书，无预《春秋》之义，虽有百贾逵之徒，何能措一辞乎？《左氏》书法之义与《公》《谷》颉颃，斯固歆目睹《公》《谷》之争，但有所长，便可自立，故伪造书法，诸「书」、「故书」、「不书」，时用《公》《谷》日月例为之，伪《毛诗》《周官》以为之证，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后汉攻《左氏》者谓之「蔽固」，东晋抑《谷梁》者谓之「肤浅」。至德明之世，至谓「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呜呼，以先圣微言大义之所寄，而至于垂绝，则谁之罪乎！故自魏、晋之后，莠言繁兴，不可复言经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