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7/12）-清-章学诚

（本文为《文史通义》第 7/12 部分）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於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委巷，甚至佣妪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於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由是推之，名将起於卒伍，义侠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谓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口皆叶宫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於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於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於绘画，则有所谓点晴添毫；拟於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谓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前人业评选之，则亦就文论文可耳。但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於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於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谓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谓发轫之离奇；於刊削馀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於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於是坦荡之涂，生荆棘矣。夫文章变化侔於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盛，发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谓误学邯郸，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东学术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於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後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於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学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於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於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妇学
《周官》有女祝女史，汉制有内起居注，妇人之於文字，於古盖有所用之矣。妇学之名，见於《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该者广，非如後世只以文艺为学也。然《易》训正位乎内，《礼》职妇功丝，《春秋传》称赋事献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议，则妇人职业，亦约略可知矣。（男子孤矢，女子ひ，自有分别。至於典礼文辞，男妇皆所服习。盖后妃、夫人、内子、命妇，於宾享丧祭，皆有礼文，非学不可。）
妇学之目，德言容切。郑注：“言为辞令。”自非娴於经礼，习於文章，不足为学。乃知诵《诗》习《礼》，古之妇学，略亚丈夫。後世妇女之文，虽稍偏於华采，要其渊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妇学掌於九嫔，教法行乎宫；内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详，自可例测。《葛覃》师氏，著於风诗。（侯封妇学。）婉娩姆教，垂於《内则》。（卿士大夫。）历览《春秋》内外诸传，诸侯夫人，大夫内子，并能称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满之祥，邓曼详推於天道；利贞之义，穆姜精解於乾元；鲁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训；齐司徒之内主，有礼加封；士师考终牖下，妻有诔文；国殇魂返沙场，嫠辞郊吊。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赋怀归之什；燕飞上下，凄凉送归媵之诗。凡斯经礼典法，文采风流，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然皆因事牵联，偶见载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专篇，类徵列女，则如曹昭、蔡琰故事，其为皇彪炳，当十倍於刘、范之书矣。是知妇学亦自後世失传，三代之隆，并与男子仪文，率由故事，初不为矜异也，（不学之人，以溱、洧诸诗，为淫者自述。因谓古之孺妇，矢口成章，胜於後之文人。不知万无此理，详辨其说於後，此处未暇论也。但妇学则古实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
春秋以降，官师分职，学不守於职司，文字流为著述。（古无私门著述，说详《校雠通义》。）丈夫之秀异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战国先秦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还经史专门之业。）至於降为辞章，亦以才美所优，标著文采。（此指西汉元、成而後，及东京而下诸人诗文集。）而妇女之奇慧殊能，锺於气，亦遂得以文辞偏著，而为今古之所称，则亦时势使然而已。然汉廷儒术之盛，班固以谓利禄之途使然。盖功令所崇，贤才争奋，士之学业，等於农夫治田，固其理也。妇人文字，非其职业，间有擅者，出於天性之优，非有争於风气，骛於声名者也。（好名之习，起於中晚文人，古人虽有好名之病，不区区於文艺间也。丈夫而好文名，已为识者所鄙。妇女而骛声名，则非阴类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长信》之赋，《风》、《雅》正变，（《雅》指《房中》，《风》指《长信》。）起於宫闱，事关国故，史策载之。其馀篇什寥寥，传者盖寡，《艺文》所录，约略可以观矣。若夫乐府流传，声诗则效，《木兰》征戍，《孔雀》乖离，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芜之什，四时《白》，《子夜》芳香，其声单以缓，其节柔以靡，则自两汉古辞，（皆无名氏。）讫於六朝杂拟，并是骚客拟辞，思人寄兴，情虽於儿女，义实本於风人，故其辞多骀宕，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类，虽以贞洁自许，然幽女子，岂喋喋与狂且争口舌哉。出於拟作，佳矣。）至於闺房篇什，间有所传，其人无论贞淫，而措语俱有边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头》止讽相如。蔡琰，失节妇也，而钞书恳辞十吏。其他安常处顺，及以贞节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於天娴，而范思不逾阃外。此则妇学虽异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所拟；以汉、魏、六朝篇什证之，更无可疑。（古今一理，不应古人儿女，矢口成章。後世学士，力追而终不逮也。）譬之男优，饰静女以登场，终不似闺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谓古人虽儿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谓妇女宜於风雅；是犹见优伶登场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动止，必先歌曲也。（优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传中夹论赞体，盖有意中之言，决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观之见，断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时涉於自赞，宵小有时或至自嘲，俾观者如读史传，而兼得咏叹之意。体应如是，不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无是理矣。《国风》男女之辞，与古人拟男女辞，正当作如是观。如谓真出男女之口，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也。）
昔者班氏《汉书》，未成而卒，诏其女弟曹昭，躬就东观，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执贽请业，（大儒马融，从受《汉书》句读。）可谓扩千古之所无矣。然专门绝学，家有渊源，书不尽言，非其人即无所受尔。又苻秦初建学校，广置博士经师，《五经》粗备，而《周官》失传。博士上奏，太常韦逞之母宋氏，家传《周官》音义。诏即其家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帏而受业，赐宋氏爵号为宣文君。此亦扩千古之所无矣。然彼时文献，盛於江左，苻氏割据山东，遗经绝业，幸存世学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与闻也。此二母者，并是以妇人身行丈夫事。盖传经述史，天人道法所关，恐其湮没失传，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礼；非谓才华炫，惊流俗也。即如靖边之有谯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阳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则特开幕府，辟署官属，一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以为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属不可；必欲天人妇人以是为法，非惟不可，亦无是理也。
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论者以十六国分裂，生灵涂炭，转咎清谈之灭礼教，诚探本之论也。
王、谢大家，虽愆礼法，然其清言名理，会心甚遥；既习儒风，亦畅玄旨；方於士学，如中行之失，流为狂简者耳。（近於异端，非近於娼优也。）非仅能调五言七字，自诩过於四德三从者也。若其绮旎风光，寒温酬客，描摩纤曲，刻画形似，脂粉增其润色，标榜饰其虚声；晋人虽曰虚诞，如其见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谢大家，虽愆礼法，然实读书知学，故意思深远。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浅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还，妇才之可见者，不过春闺秋怨，花草荣凋，短什小篇，传其高秀。间有别出著作，如宋尚宫之《女论语》，侯郑氏之《女孝经》；虽才识不免迂陋，（欲作女训，不知学曹大家《女诫》之礼，而妄拟圣经，等於《七林》设问，子虚乌有。）而趋向尚近雅正，艺林称述，恕其志足嘉尔。（此皆古人妇学失传，故有志者，所成不过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编摩，管道之书画精妙，後世亦鲜有其俪矣。然琳琅款识，惟资封勘於湖州；笔墨精能，亦藉观摩於承旨；未闻宰相子妇，得偕三舍论文；（李易安与赵明诚集《金石录》，明诚方在太学，故云尔。）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挥尘。盖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耶？
盖自唐、宋以讫前明，国制不废女乐。公卿入直，则有翠袖薰炉；官司供张，每见红裙侑酒。梧桐金井，驿亭有秋感之缘；兰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见於纪载，盖亦详矣。又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擅声诗，都士大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思远秋枫，投赠类於交游，殷勤通於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阃外，其道固当然耳。且如声诗盛於三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诫，此亦其明徵矣。
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矣。而古人思君怀友，多男女殷情。若诗人风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区分三种，蹊径略同，品骘韵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谊友，隐跃存恳挚之诚；讽恶嫉邪，言外见忧伤之意。自序说放废，而诗之得失悬殊，本旨不明，而辞之工拙迥异。（《离骚》求女为真情，则语无伦次；《国风》溱、洧为自述，亦径直无味。作为拟，文情自深。）故无名男女之诗，殆知太极阴阳之理，存诸天壤，而智者见智，仁者自见仁也。名妓工诗，亦通古义，转以男女慕悦之实，於诗人温厚之辞；故其遗言，雅而有则，真而不秽，流传千载，得耀简编，不能以人废也。第立言有体，妇异於男。比如《薤露》虽工，惟施於挽郎为称；棹歌纵妙，亦用於舟妇为宜。彼之赠李和张，所处应尔。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门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闺阁不当有门外唱酬，丈夫拟为男女之辞，不可藉以为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虽非先王法制，实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济之佐，忠义气节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隐逸之士，往往情有寄，著於简编，禁网所施，亦不甚为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顿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职官生监，并是行止有亏，永不叙用。）虽吞舟有漏，未必尽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每见名流，板镌诗稿，未窥全集，先阅标题。或纪红粉丽情，或著青楼唱和，自命风流倜傥，以谓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娴，更何论乎文墨？周公制礼，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谓上古男女无别，而冫卖乱人伦，行同禽兽，以谓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诗集，先自具枷杖供招，虽谓未识字可矣。）
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雅者，正也，与恶俗相反。习染风气谓之俗，纤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犹无伤於世道人心，纤佻之俗，则风雅之罪人也。）以造饰标榜为声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夫佻达出於子矜，古人所有；矜标流於巾帼，前代所无。盖实不足而争骛於名，己非夫而藉人为重，男子有志，皆耻为之。乃至谊绝丝萝，礼殊授受，辄以缘情绮靡之作，於斯文气类之通，因而听甲乙於胪传，求品题於月旦；此则钗楼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静女闺姝，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是礼也。
古之妇学，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职业为学，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学，要於德、言、容、功，德隐难名，（必如任、姒之圣，方称德之全体。）功祖易举，（蚕绩之类，通乎士庶。）至其学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为最重也。盖自家庭内则，以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莫不习於礼容，至於朝聘丧祭，后妃、夫人、内子、命妇，皆有职事，平日讲求不预，临事何以成文？汉之经师，多以章句言礼，尚赖徐生，善为容者，盖以威仪进止，非徒诵说所能尽也。是妇容之必习於礼，後世大儒，且有不得闻也。（但观传载敬姜之言，森然礼法，岂後世经师大儒所能及。至於妇言主於辞命，古者内言不出於阃，所谓辞命，亦必礼文之所须也。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善辞命者，未有不深於诗。（但观春秋妇人辞命，婉而多风。）乃知古之妇学，必由礼而通诗，（非礼不知容，非诗不知言。）六艺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论《易》之类。）後世妇学失传，其秀颖而知文者，方自谓女兼士业，德色见於面矣。不知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而妄於诗，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是则即以学言，亦如农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贽矣。何足徵妇学乎？嗟乎！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夫固由无行之文人，倡邪说以陷之。彼真知妇学者，其视无行文人，若粪土然，（无行文人学本浅陋，真知学者不难窥破。）何至为所惑哉？（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骛名，转不如村姬田妪，不致贻笑於大方也。）
饰时髦之中驷，为闺阁之绝尘，彼假藉以品题，（或誉过其实，或改饰其文。）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呜呼！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知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於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
○妇学篇书後
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世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说者谓解《诗》与朱子异指，违於功令。不知诸经参取古义，未始非功令也。盖以情理言之，蚩氓妇坚，矢口成章，远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应若是悬殊。且两汉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两汉。汉人诗文，存於今者，无不高古浑朴；人遂疑汉世人才，远胜後代。然观金石诸编，汉人之辞，不著竹素。而以金石传後代者，其中实多芜蔓冗，与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悬殊。可知汉人不尽能文，传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传文，当亦如是。必谓彼时妇坚矢音，皆足以垂经训，岂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过自存一说，宜若无大害也。而近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则解诗之误，何异误解《金》而启居摄，误解《周礼》而启青苗，朱子岂知流祸至於斯极？即当日与朱子辨难者，亦不知流祸之至斯极也。从来诗贵风雅。即唐、宋诗话，论诗虽至浅近，不过较论工拙，比拟字句，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
或曰：《诗序》诚不可尽废矣。顾谓古之氓庶，不应能诗，则如役者之谣，舆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辞至今诵之，岂传记之诬欤？答曰：此当日谚语，非复雅言，正如先儒所谓殷盘周诰，因於土俗，历时久远，转为古奥，故其辞多奇崛；非如风诗和平庄雅，出於文学士者，亦如典谟之文，虽历久而无难於诵识也。以风诗之和雅，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益知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讽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则风趣之说，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诛者也。
至於古人妇学，虽异丈夫，然於礼陶乐淑，则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间俊秀，男女无不相服习也。盖四德之中，非礼不能为容，非诗不能为言；诗教故通於乐，故《关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妇无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学废，而儒多师说之歧；妇学废，而士少齐家之效；师说歧，而异端得乱其教，自古以为病矣。若夫妇学之废，人谓家政不甚修耳。岂知千载而後，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於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昔欧阳氏病佛教之蔓延，则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气，《本论》所为作也。今不学之徒，以邪说蛊惑闺阁，亦惟妇学不修，故闺阁易为惑也。妇人虽有非仪之诫，至於执礼通诗，则如日用饮食，不可斯须去也。
或以妇职丝中馈，文辞非所当先，则又过矣。夫聪明秀慧，天之赋畀初不择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岂可遏抑？正当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质朴，但使粗明内教，不陷过失而已。如其秀慧通书，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诗礼渊源，进以古人大体，班姬、韦母，何必去人远哉？夫以班姬、韦母为师，其视不学之徒，直妄人尔。
○诗话
诗话之源，本於锺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於滥觞。後世诗话家言，虽曰本於锺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
《诗品》之於论诗，视《文心雕龙》之於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於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於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後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锺氏所推流别，亦有不甚可晓处。盖古书多亡，难以取证。但已能窥见大意，实非论诗家所及。）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於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於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於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後较多。）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
《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讲学，躬行实践，不易为也。风气所趋，撰语录以主奴朱、陆，则尽人可能也。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可忧也，可危也！
说部流弊，至於诬善党奸，诡名姓。前人所论，如《龙城录》、《碧€》之类，盖亦不可胜数，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於说部也。
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恶，不过文人相轻之气习，公论久而自定，其患未足忧也。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网人於禽兽之域也。其机甚深，其术甚狡，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名义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
小说出於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锺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於《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说歌曲传奇演义之流，其叙男女也，男必纤佻轻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女子解文墨而ウ礼教者，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
●卷六外篇一
○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国，其文献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於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於古也。方志不得拟於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於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徵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自为制度，略如後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後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後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後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後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徵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於《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後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於人事，後世详人事而简於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钜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於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於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於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取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薄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亳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典章，发明大旨者也。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徵，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於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於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徵实事也。《文鉴》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习久，而所见长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於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於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於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徵，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於风诗也。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後世，济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贡》者，犹欲於荥泽、陶邱故道也。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後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於《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徵材之所馀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馀，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志後，或称馀编，或称杂志。彼於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惜，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於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州县请立志科议
鄙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於立法开先，善规防後，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後，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於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於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钜细无遗矣。至於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於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详於下。郡县异於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於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族党，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伯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国，比国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後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於诸府，诸府取於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徵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献徵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於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苟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後世专以史事责之於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後，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於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於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於一时，平日当於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於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ゼ辞，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於宗祝，考音节於工师，乃为文章不於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於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於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於统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於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於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於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於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於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於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於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於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苟於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於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於质实，时近而不能於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地志统部
阳湖洪编修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用《一统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余於十年前，访洪君於其家，谓此书於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谓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统部之官，虽有都督总管诸名，而建府无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统部之说，至以《禹贡》九州，画分郡县，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虽官制统辖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举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虽亦分路，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故又称行省。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於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此如汉制子弟封国，颁爵为王，而诏诰章奏，乃称为诸侯王；当时本非诸侯，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尽如明旧，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百馀年来，因时制宜，名称虽沿明故，而体制与明渐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