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5/6）-清-凌廷堪

（本文为《燕乐考原》第 5/6 部分）

(否!唐之南吕相当于宋之林钟，故南吕调(高平调)在唐为南吕(之)羽、在宋为林钟(之)羽。如此而已!)
[又案：正平调省文则曰“平调”，南吕调高于平调一律，(当是一声，实高两律。)故谓之高平调。
是以北宋人既有平调，又有南吕调，此明证也。
王晦叔谓“平调俗呼高平调”者误矣！说见前。]
《宋史乐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六曲)，
南吕调曲二：<绿腰>、<罢金钲>；
队舞大曲十八，南吕调曲一：(明南监本，调字上衍一宫字。)<文兴礼乐欢>；
曲破二十九，南吕调曲一：<凤城春>；
小曲二百七十，南吕调曲七：<春景丽>、<牡丹开>、<展芳茵>、<红桃露>、<啭林莺>、<满林花>、<风飞花>；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南吕调曲二：<倾杯乐>、<三台>；
云韶部大曲十三，高平调[即南吕调]曲一：<罢金怔>。
[案：柳永《乐章集》，南吕调有<透碧霄>、<木兰花慢>、<临江仙>、<瑞鹧鸪>、<忆帝京>五曲。
张先《子野集》，高平调有<怨春风>、<于飞乐令>、<临江仙>、<江城子>、<转声虞美人>[又名<胡捣练>]、<燕归粱>、<酒泉子>、<定西番>八曲。
《姜白石集》高平调有<玉梅令>一曲。
“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有高平调<庆千秋>一曲，注云“笛独吹”。]
金院本，高平调五曲：<木兰花>、<于飞乐>、<糖多令>、<青玉案>、<牧羊关>。
[案：金院本有南吕调<一枝花>，当是南吕宫之误，故不入此。
明人若北曲谱，于此调<牧羊关>下注云“借南吕”，不知高平调即南吕调也。]
[又案：元人北曲，商调中有“高平杀”，又有“高平随调杀”，则高平调元以后并入商调矣！
仙吕调
《琵琶录》：”羽七调，第四运仙吕调”。
《宋史律历志》：”仲吕(为)羽，为仙吕调”。
《补笔谈》：”上字配仲吕”。
又：”中吕(为)羽今为仙吕调，杀声用上(仲吕)字”。
又：”仙吕调用九声，与仙吕宫、林钟商(及林钟角)同(夹钟均)”。
《碧鸡漫志》：”夷则(之)羽即俗呼仙吕调”。
《齐东野语》：”仙吕(调)，夷则(之)羽也”。
《词源》：”夷则(之)羽俗名仙吕调”。
[案：七羽之第四运，即琵琶四弦之第六声也。(何据？)
南吕(七羽)一均，既如七宫，实用太簇(一)、夹钟(二)、仲吕(三)、林钟(四)、南吕(五)、无射(六)、黄钟(七)之(夹钟均)七律，则此调居第六，名为仲吕，实应无射，故不曰仲吕羽，而曰仙吕调也。](否!仙吕调对应的声律调名，正就是仲吕为羽。)
又案：南宋燕乐七羽一均，亦用黄钟以下七律，此调居第六，当夷则之位，故《碧鸡漫志》、《齐东野语》皆以仙吕调为夷则羽也。羽，与仲吕(为)羽是同一事。只有之/为调名制之别，凌氏对此却毫无所知!)
《宋史乐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六曲]，
仙吕调曲二：<绿腰>、<彩云归>；
队舞大曲十八，仙吕调曲一：<齐天长寿乐>；
曲破二十九，仙吕调曲一：<梦钧天>；
琵琶独弹曲破十五，仙吕调曲一：<寿星见>；
[案：琵琶独弹曲破，又有正仙吕调<朝天乐>一曲。]
小曲二百七十，仙吕调曲十五：<喜清和>、<芰(ㄐㄧ)荷新>、<清世欢>、<玉钩栏>、<金步摇>、<金错落>、<燕引雏>、<草芊芊>、<步玉砌>、<整华裙>、<海山青>、<旋絮绵>、<风中帆>、<青丝骑>、<喜闻声>；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仙吕调曲四：<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
云韶部大曲十三，仙吕调曲一：<彩云归>。
[案：柳永《乐章集》，仙吕调有们<郭郎儿近拍>、<西施>、<如鱼水>、<玉蝴蝶>、<满江红>、<洞仙歌>、<引驾行>、<望远行>、<八声甘州>、<临江仙>(慢曲)、<竹马子>、<望海潮>、<小镇西>、<小镇西犯>、<迷神行>、<促拍满路花>、<六么令>、<剔银灯>、<红窗睡>、<临江仙>(令曲)、<凤归云>、<女冠子>、<玉山枕>、<减字木兰花>、<王楼春>、<甘州令>、<河传>二十七曲。
张先《子野集》仙吕调有<河传>(一作<怨王孙>)、<偷声木兰花>、<醉桃源>(与大石调字句同)、<千秋岁>、<天仙予>(与中吕调字句同)五曲。
《姜白石集》仙吕调有<鬲溪梅令>一曲。
《碧鸡漫志》，“今世<河传>乃仙吕调。”
又云，“近世有<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属仙吕调”。]
[又案：《白石集》自制<凄凉犯>一曲，有注“仙吕调犯商调”(当是双调)。序云，“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宇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它准此。”
窃谓仙吕调上字住，商调凡字往。所住字不同，何由相犯？
若双调则亦上字住，盖“商调”当作双调，传写之误耳。
元人南曲“仙吕入双调”，实导源于此。(卓见)
近汪氏绂(ㄈㄨ/)《参读礼志疑》乃云，“今以仙吕调曲辞，而错在双调曲中”，此不知本之言也”。]
金院本，仙吕调二十七曲：<醉落魄缠令>、（整金冠>、<风吹荷叶>、<剔(ㄊㄧ)银灯>、<满江红>、<六么实催>、<醉落魄>、<一斜叉>、<醍醐香山会>、<点绛唇缠>、<醉奚婆>、<哈哈令>(疑即<咍(ㄏㄞ)咍令>)、<惜黄花>、<恋香衾(ㄑ一ㄣ)>、<整花冠>、<绣带儿>、<相思会>、<台台令>(重复)、<乐神令>、<瑞莲儿>、<喜新春>、<河传缠令>、<乔合笙>、<临江仙>、<朝天急>、<香山会>、尾。
黄钟调(一作黄钟羽)
《琵琶录》：”羽七调，第五运黄钟调”。
《宋史律历志》：”林钟(为)羽为黄钟调”。
《补笔谈》：尺字配林钟。
又：”林钟(为)羽，今为大吕调疑有误，杀声用尺(林钟)字”。
又：”黄钟羽用九声，与黄钟宫、越调(及越角)同(无射均)”。
《词源》：”无射(之)羽俗名羽调”。
[案：七羽之第五运，即琵琶四弦之第七声也。(何据？)
南吕(七羽)一均，既如七宫，实用太簇(一)、夹钟(二)、仲吕(三)、林钟(四)、南吕(五)、无射(六)、黄钟(七)之(夹钟均)七律，则此调居第七，名为林钟，实应黄钟，故不曰林钟羽，而曰黄钟调也。]
《宋史乐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六曲)，
黄钟羽曲一：<千春乐>；
队舞大曲十八，黄钟羽曲一：<降圣万年春>；
曲破二十九，黄钟羽曲一：<贺回銮>；
小曲二百七十，黄钟羽曲七：<宴邹枚>、<云中树>、<燎金炉>、<涧底松>、<岭头梅>、<玉炉香>、<瑞雪飞>；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黄钟羽曲一：<倾杯乐>；
金院本，黄钟调五曲：<侍香金童>、<喜迁营缠令>、<四门子>、<柳叶儿>、尾。
《燕乐考原》卷六后论
燕乐二十八调说上第一
燕乐之源，据《隋书音乐志》，出于龟兹琵琶，惟宫、商、角、羽四均(当是四声调!也就是四音阶!四声调为四均说，系作者的独见)，无征声。一均(声调)分为七(律)调，四均故二十八调也。
其器以琵琶为主，而众音从之。《辽史乐志》曰：“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协之，皆从浊至清”是也。
虞世南<琵琶赋>，“声备商、－角，韵包宫、羽。”与段安节《琵琶录》，“商、角同用，宫逐羽音”二语正同，皆不云有征声。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矣！(四弦四均说，系作者的独见!但依乐理而论，一弦本不止一均!)
第一弦声最浊，故以为宫声(琵琶四弦分称为宫商角羽是作者的独见!)，所谓“大不逾宫”也。(大不逾宫指钟，与琵琶无关!)分为七调：曰高宫、曰仙吕宫、曰中吕宫、曰黄钟宫、曰道宫、曰正宫、曰南吕宫，谓之七宫。
此弦虽曰宫声，即用琴之第七弦，名为黄钟，实太簇清声。(否!琴之第六弦，方为黄钟。琴之第七弦，当是太簇)
故沈存中云：“夹钟(之)宫今为(时调)中吕宫，[黄钟为太簇，故夹钟为中吕，下同]
林钟(之)宫今为(时调)南吕宫，
无射(之)宫今为(时调)黄钟宫”也。
(宋之铁尺律高于唐之玉尺律二律，故宋之黄钟与唐之太簇等高!)
]
第二弦声次浊，故以为商声，分为七调：曰高大石调、曰林钟商（即商调）、曰双调、越调、曰小石调、曰大石调、曰歇指调，谓之七商。
此弦琴中无此声，即今三弦之老弦(A？)。
(今三弦之老弦与琵琶缠弦方是等高，无论三弦还是琵琶，最低弦与次低弦多为四度，而非两度!若此则三弦之老弦与中弦却成为大二度!)
琴散声无二变，故以应钟当之，名为太簇，实应钟声(？)。
故沈存中云：”无射(为)商今为(时调)林钟商也”。[太簇为应钟，故无射为林钟。？]
(宫声差两度，是唐宋律制不同的关系，商声所差则系之/为调名制不同，及声律调名与时调名不同的关系，作者把三者混同了!作者且因不知有之/为调名制之差别，乃有宋南渡后改律.之误说!)
第三弦声次清，故以为角声，分为七调：曰高太石角、曰林钟角(即商角)、曰双角、曰越角、曰小石角、曰大石角、曰歇指角，谓之七角。
此弦琴中亦无此声，即今三弦之中弦(D？)，与七商声相应(D？)，故其调名与七商皆同，所谓“商、角同用”也。名为姑洗，实亦应钟声。
故沈存中云："黄钟(为)角今为(时调)林钟角"也。姑洗为应钟，故黄钟为林钟
第四弦声最清，故以为羽声。所谓“细不过羽”也，分为七调：曰高般涉调、曰仙吕调、曰中吕调、曰黄钟调(即黄钟羽)、曰正平调、曰般涉调、曰高平调、(即南吕调)，谓之七羽。
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A？)，实七宫之半声(高八度)，故其调名与七宫多同，所谓“宫逐羽音”也。名为南吕，实亦太簇声。
故沈存中云：”黄锺(为)羽今为(时调)中吕调”(南吕为太簇，故黄钟为中吕，下同。)
“林钟(为)羽今为(时调)黄钟调”也。(今《补笔谈》误大吕调)
后之言乐者，不知二十八调为何物，不知古今律吕不同为何故，多置之不论，即论之，亦茫如捕风。故或于琴徽应声求之，或直以为贸(杂也)乱，皆不得其解而妄说也。
盖燕乐自宋以后，汩(ㄍㄨv沉没也)于儒生之陋者，数百年矣。明魏良辅制水磨腔，又高于宋之燕乐，虽有六宫十一调之名，其实燕乐之太簇一均而已(？)。
今为考之陈编(古书也)，按之器数，积之以岁月心力，始得其条理，惜孤学独是独非，未敢自信，愿与世之同志者共质(评也)焉。
燕乐二十八调说中第二
宋南渡燕乐不用七角声及三高调，盖东都教坊之遗制也。
至如七商、七羽，亦如七宫，用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林钟七律，则与东都之燕乐互异焉。(何异？)
夫古今律吕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为贸(易也)乱。而东都之律吕，复异于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则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益樊然(纷乱貌)莫辨矣！
七商(之大石调？)本起太簇也，南渡乃起黄钟。
故姜(夔)尧章云：“黄钟(之)商俗名大石调”。
王（灼）晦叔云：“夹钟(之)商俗名双调”，
朱文公(熹)云：“无射(之)商俗名越调”，
而周(密)公谨亦有：“夷则(之商俗名林钟)商调也”。
[七商起太簇，则无夷则(之)商]
(若以夹钟为律本，方无大吕、夷则两均之所有声调。
七商起太簇，则何以见得，就无有夷则(之)商呢？)
七羽本起南吕也，南渡方起黄钟。
(七羽起盘涉调
「为调名制」属南吕羽，
宋「之调名制」为黄钟之羽，
六度之差乃「之/为调名制」不同的关系!)。
故王（灼）晦叔云：
“黄钟(之)羽俗呼般涉调”，
“夹钟(之)羽俗呼中吕调”，
“林钟(之)羽俗呼高平调”，
“夷则(之)羽俗呼仙吕调”。
周(密)公谨亦云：
"中吕(调)、夹钟(之)羽也”，
“高平(调)、林钟(之)羽也”，
“仙吕(调)、夷则(之)羽也”。
案，《梦溪笔谈》(采「为调名制」)，燕乐字谱分配十二律及四清声：
七宫一均，(杀声)用黄钟、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等大吕均)七律，故杀声用
六[配黄钟清]、
(下)四[配大吕]、
(下)一[配夹钟]、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
(下)工[配夷则]、
(下)凡[配无射]七字也。
七商一均，(杀声)用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南吕、无射、黄钟(等夹钟均)七律，故杀声用
(高)四(配太簇)、
(下)一(配夹钟)、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
(高)工(配南吕)、
(下)凡(配无射)、
六(配黄钟清)七字也。
七羽一均，(杀声)用南吕、无射、黄钟、太簇、姑洗、仲吕、林钟(等无射均)七律，故杀声用
(高)工、(配南吕，旧作”四”误!)、
(下)凡(配无射)、
六(配黄钟清)、
(高)四(配太簇)、
(高)一(配姑洗)、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七字也。
[七角不用，故不数]。
南渡之律吕，虽与此异，而杀声则未闻有异，是名异而实不异也。
(所谓名异者，之/为调名制不同也。南宋采「之调名制」、北宋采「为调名制」。)
于是：
大石调本太簇(为)商，更为黄钟(之)商矣；(之/为两制间，商调差大二度)
双调本仲吕(为)商，更为夹钟(之)商矣；
小石调本林钟(为)商，更为仲吕(之)商矣；
歇指调本南吕(为)商，更为林钟(之)商矣；
商调本无射(为)商，更为夷则(之)商矣；
越调本黄钟(为)商，更为无射(之)商矣。
此七商互异之故也。
般涉调本南吕(为)羽，更为黄钟(之)羽矣；(之/为两制间，商调差大六度)
中吕调本黄钟(为)羽，更为夹钟(之)羽矣，
正平调本太簇(为)羽，更为仲吕(之)羽矣；
高平调本姑洗(为)羽，更为林钟(之)羽矣；
仙吕调本仲吕(为)羽，更为夷则(之)羽矣；
黄钟调本林钟(为)羽，更为无射(之)羽矣：
此七羽互异之故也。
(两理，角调之两制间，会差大七度。但作者是完全不知道，之/调名制间之区别的。)
姜尧章《大乐议》曰：[见《宋史乐志》]
“郑译八十四调，出于苏只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林钟七律（律调）之宫、商、羽（三声调）而已（宋后阙角调），于其中又阙大吕之商、羽（即高大石与高般涉）焉。
[(阙三高调，今云商羽，)
盖当时高宫尚存，(故只云阙大吕之商、羽)]
亦其证也。
二十八调阙七角声及三高调，尚有六宫十二调。
干兴(公元1022)以来，教坊新奏又阙一正平调，金、元人因之，遂余六宫十一调”云。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云：
”自轩辕制律，一十七宫调，今之所传者一十有二。”
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乐二十八调说下第三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陶宗仪《辍耕录》论曲，皆云有六宫十一调。六宫者：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道宫、正宫、南吕宫是也。[旧皆以正宫(原文为仙吕宫)为首之次序，今以均次表之，十一调仿此。]
十一调者：商调、双调、越调、小石调、大石调、歇指调、般涉调、高平调、宫调、角调、商角调是也。（此三调皆无曲也!当是中吕调、仙吕调、黄钟调。）
案，燕乐既有七宫、七角矣，何由又有宫调、角调也？
七角调宋教坊及队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调也？
皆可疑之甚者！
考《宋史乐志》，太宗所制曲，干兴(公元1022)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曲。所谓十七调者，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道宫、正宫、南吕宫六宫;商调（《宋史》误脱“商调”，今补）、双调[《宋史》误脱“调”字，今补]、越调、小石调、大石调、歇指调、仙吕调、中吕调、黄钟羽[即黄钟调]般涉调、高平调、十一调。
燕乐二十八调，不用七角调及宫、商、羽三高调，七羽中又阙一正平调，故止十七调也。此则正史所传，凿然可信者矣！
盖元人不深于燕乐。见中吕、仙吕、黄钟三调与六宫相复，故去之，妄易以宫调、角调、商角调耳，所以此三调皆无曲也。[《中原音韵》有商角调＜黄莺儿＞六章，<缀耕录>并入商调，则商角即商调之误也。]
六宫之道宫，元人杂剧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时六宫尚全也。
十一调之小石调（附于大石调）、歇指调（附于双调）（等两商调）、仙吕调（附于双调）、中吕调（附于中吕宫）、黄钟调（附于黄钟宫或仙吕宫）、般涉调（附于中吕宫）、高平调（附于双调）（等五羽调），元人杂剧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唯无歇指调，是金时十一调仅阙一调也。
以金、元之曲证之，《中原音韵》小石调<青杏儿>注云，“亦入大石调”，则小石调附于大石调矣。(两调同音阶)
元北曲双调有<离亭宴带歇指杀>，则歇指调附于双调矣。(两调同音阶)
般涉调诸曲，《缀耕录》皆并入中吕宫，则般涉调附于中吕宫矣。
中吕调金院本与<石榴花>同用，则中吕调亦附于中吕宫矣。(两调同均)
元北曲商调有<高平随调杀>，则高平调（即南吕调）附于商调矣。
元南曲有“仙吕入双调”之名，则仙吕调附于双调矣。(两调同杀声)
黄钟调金院本与<喜迁莺>同用，则黄钟调附于黄钟宫矣。(两调同均)
又，金院本有羽调<混江龙>、元南曲有羽调<排歌>，此羽调不知于七羽中何属？当是黄钟羽也。<混江龙>本仙吕宫曲，<排歌>亦在仙吕宫<八声甘州>之后，然则黄钟羽又可附于仙吕宫也。
故元人杂剧及(元陶九成)《辍耕录》有曲者，只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南吕宫五宫，商调、双调、越调[其锦案，<缀耕录>越调无曲，疑传写脱误]、大石调四调；较《中原音韵》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调，明人不学，合其数而计之，乃误以为九宫，至于近世，著书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为典要也。
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第四
燕乐之字谱，即雅乐之五声二变也(否!燕乐字谱是固定调，而五声二变是首调!)。论乐者自明郑世子（朱载堉）而后，如胡氏彦升《乐律表微》(1730)、沈氏管(ㄍㄨㄢv)《琴学正声》(1715)、王氏坦《琴旨》(1745)，皆知以
合字配下征声，
四字配下羽声，以
上字配宫声、
尺字配商声、
工字配角声、
(高)凡字配变征声，
六字配征声，
五字配羽声，
乙字配变宫声，
而世终以其与宋人所配者不同，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与宋人无异也。
(否!宋人但云合字配黄钟，不云配宫声(或征声)也!)
[(清)吴氏颖芳《吹豳录》(1762)又谓合字当配林钟，而以宋人配黄钟为误，则亦不知声与律不同之故。
(否!唐以下征音阶为基本调，宋以正声音阶为基本调，故唐以合字配林钟，宋以合字配黄钟，两皆不误!与声律之有别无关!)
盖十二律长短有定者也，五声二变，递居之无定者也。
黄钟为宫，亦可以为商、为角，为征、羽，为二变也(不错!)，
黄钟为合，亦可以为四，为上，为尺、工，为乙、凡也
(否!燕乐字谱为固定调!唐以合字配林锺，宋以合字配黄钟!)。
宋人但云以合字配黄钟，不云以合字配宫声也
(可不是么!但同样的论据，作者却有相反的结论!
因为他以为燕乐字谱也是首调!故与五声二变合，而与律名不合!
实则燕乐字谱当是首调!故与五声二变不合，而与律名合!)。
[考《隋志》，郑译似以合字当宫声。然译之言曰：“应用林钟为宫”，则亦知以征声为合字(用林钟为宫与以征声为合字何干？)，故唐、宋人但以合字配黄钟，不云宫声也]。(不云宫声，不是因为黄钟不为宫声，而是合字本不为宫声，只是黄钟!)
(元)赵(孟俯)子昂(1254-1322)《琴原》以
一弦为宫，曰黄钟之均；
二弦为宫，曰夹钟之均；
三弦为宫，曰仲吕之均；
四弦为宫，曰夷则之均；
五弦为宫，曰无射之均。
仲吕均者，琴之正(宫)调也，各调皆以此为主。
三弦为仲吕，[琴弦一为黄钟，二为夹钟，三为仲吕，四为夷则，五为无射，六、七即一、二之清声。五声虽递交，而五律之各不变，故燕乐亦用此五律，加大吕、林钟，则为燕乐之七律矣。]
(否!正调定弦为黄/太/仲/林/南，属仲吕均。定弦若为夷/夹/无/仲/黄五音，则如上所述，系一弦为角之夷则均。不知作者何以数度认为，这是股琴之定弦法。)
燕乐以仲吕配上字，则是宋人亦以上字为宫无疑也(仲吕既并不永远是宫，则仲吕配上字，与上字为宫何干？)。
[(明)宋濂《论琴》谓南宋以仲吕为宫无疑，不知此正唐/宋上字为宫之遗法。]
仲吕配上字为宫声，则
林钟配尺字为商声，
南吕配工字为角声，
应钟配(高)凡字为变征声，
燕乐所谓变征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即此意，盖应钟本变宫(？)，今配变征故也。
黄钟配合字为下征声，
太簇配四字为下羽声，
姑洗配乙字为变宫声，
黄钟清配六字为征声，
太簇清配五字为羽声，
(以上律名所配字谱无误!但并言为某声者，无据!)
而蕤宾之配勾，
[燕乐因蕤宾为变征，故立勾字之名，其实即下尺也。]
夷则之配下工，
无夷之配下凡，
大吕之配下四，
夹钟之配下乙，皆所以辅五声二变者也。
又各声皆分高下，惟上字无高下，亦可见宫声之独尊矣！
(有高下之分者，惟四/工/乙/凡四字，余字皆无高下之分。由此何可见宫声之独尊？)
然则宋人之所配，与后人宁有异邪？乃不得其解者，泥定合字为宫声，遂起扞(ㄏㄢ)格(抵触)，不知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也。
(作者认为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而是以上字为宫声，合字为征声也!但事实上，声名是首调，字谱与律名则是固定调，无论唐宋都只以字谱配固定的律名，未尝言及配首调声名)。
[宋房庶谓太常乐黄钟适当仲吕，司马温公以为开元之仲吕。此又唐人以上字为宫之一证。]
(宋之黄钟适当唐之仲吕，就只能证明唐以宋之林钟为黄钟么!也就是说唐朝是以下征音阶为基本调啦!又怎能证明唐人以上字为宫呢？)
夫雅乐去二变可以成乐，俗乐去乙、凡亦可以成乐，若合字为宫，则乙、凡不当二变之位，而俗乐不能去二变声，转可以去五正声矣！有是理乎？
(事实上日本唐传雅乐音阶，就是这样!)
今乐器中，惟琴尚有五声二变之名，而古人精义，多为陈言瞽(瞎)说所晦(隐也!)，学者未遑(暇也)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于俗乐也。
至于萧山毛(奇龄1623-1713)氏以四字为宫，而乙、凡不当二变，乃移二变于宫、征之后以就之，益武断，不必辨矣！
[萧山(毛奇龄)说经，廓(ㄎㄨㄛ\扫)除宋儒蒙晦，于圣门颇为有功，然间有矫枉过正，近于武断者，不独论乐也，学者辨之。]
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下第五
《辽史？乐志》大乐各调。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宋史？乐志》虽有高、下(如四，五，工，一，凡)、紧(如五)之分，亦止此十声，盖唐人之遗制也。
[朱子《琴律辨》自注：“契丹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疑唐之遗声。”]
自明以来，俗乐字谱，但有九声，无勾字。
(明)韩邦奇(1479-1555)曰：“勾即低尺也。”
韩氏之言虽以意断，而实与古人暗合，何以证之？于燕乐杀声征之也。
按，五声二变只有七声，今字谱有九声者，以四即低(八度之)五，合即低(八度之)六也。故燕乐二十八调杀声，有六无合，有四无五，有尺无勾，沈氏《笔谈》可考也。
(否!勾是蕤宾，也就是低半音的尺(林钟)，而非低八度的尺!勾字与四合两字，两不相侔，不可并论!)
燕乐以勾字配蕤宾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吕，皆无蕤宾。唯七角一均，名为起姑洗，实生于应钟，则歇指角即蕤宾角，杀声当用勾字。而沈氏乃云“歇指角用尺字”，岂非勾即低(半音)尺之明证邪？
宋人以字谱分配律吕，某宫某调，则杀声用某字。“杀声”者，即姜尧章所谓“住声”。蔡季通所谓“起调/毕曲”也。
[蔡氏毕曲，即窃燕乐之杀声以为说，而增一“起调”以惑人。]
(沈括之杀声乃调首宫音，姜夔之住声，亦是宫音，王延龄认为起调就是音阶的首音，而非曲调的首音，若然，则三者本皆不误!)
以今器考之，琵琶
第一弦最浊，即琴之第七弦，燕乐七宫应之。
三弦第一弦最浊，即琵琶之第二弦，燕乐七商应之。
七宫一均杀声：
高宫用（下）四字（为宫），即“四字调”(宫=G？正工调)、
仙吕宫用（下）工字（为宫），即“工字调”(宫=D？)、
中吕宫用（下）一字（为宫），即“一字调”(宫=A？)、
黄钟宫用（下）凡字（为宫），即“凡字调"(宫=bE)、
道宫用上字（为宫），即“上字调”(宫=bB)、
正宫用六字（为宫），即“六字调”(宫=F)、
南吕宫用尺字（为宫），即“尺字调”(宫=C)、
此今琵琶之七调也。
七商一均杀声：
高大石调用（下）一字（为宫），即“一字调”(宫=A？)、
商调用（下）凡字（为宫），即“凡字调”(宫=bE)、
双调用上字（为宫），即“上字调”(宫=bB)、
越调用六字（为宫），即“六字调”(宫=F)、
小石调用尺字（为宫），即“尺字调”(宫=C)、
大石调用（高）四字（为宫），即“四字调”(宫=G正工调)、
歇指调用（高）工字（为宫），即“工字调”(宫=D)、
此今三弦之七调也。
今之俗乐，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则今之四字调乃古之正宫(正工？)。
(上两表：宫调之四字调属高宫，商调之四字调属大石调，则今之四字调怎会是古之正宫呢？)
一字调乃古之高宫
(上两表：宫调之一字调属中吕宫，商调之一字调属高大石调，则今之一字调怎会是古之高宫呢？)，
[今人不用一字调，犹宋教坊不用三高调之遗。]
（下）一字（夹钟）调乃古（唐）之高宫，(宋之中吕宫。)
（下）凡字（无射）调乃古（唐）之仙吕宫，(宋之黄钟宫。)(宫=bE)、
上字（仲吕）调乃古（唐）之中吕宫，(宋之道宫。)(宫=bB)、
六字（黄钟）调乃古（唐）之黄钟宫，(宋之正宫。)(宫=F)、
尺字（林钟）调乃古（唐）之道宫，(宋之南吕宫。)(宫=C)、
四字（太簇）调乃古（唐）之正宫，(宋之高宫(大吕？))(宫=G正工调)、
工字（南吕）调乃古（唐）之南吕宫，(宋之仙吕宫(夷则？))(宫=D)、
故南宋七商，亦用黄钟至无射（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也。
七角一均，闰声也，[燕乐七闰为角，非正角声。]宋人已不用。
七羽一均，么（末）弦也，
[唐人六ㄠ皆在七羽。羽弦最小，故曰"ㄠ弦”。]
元人已不用。
今俗乐所用之七宫，又古燕乐之七商，则今乐又高于古乐二律矣。
[太簇高黄钟二律。]
此皆按之典籍器数而得者，非向壁虚造(凭空想象)也。
由此观之，古之字谱，与今之字谱，古之宫调，与今之七调，无以异也，学者又何疑乎？
（否!古之字谱，属固定调，今之字谱属首调。古之宫调，有四声调，今之七调，只属一声调!岂非有异？）
字谱十字见《辽史》，(明)唐(顺之)荆川(1507─1560)谓载籍无考，而以《楚辞》“四上竞气”当之，误也。
述琴第六
琴之一弦为黄钟，二弦为夹钟，三弦为仲吕，四弦为夷则，五弦为无射，六弦、七弦则一、二之清声也。
(此系一弦为Mi，四弦为Do之夷则均)
一弦为宫，谓之「黄钟之均」，即慢角调也。
二弦为宫(一弦为羽)，谓之夹钟之均，即清商调也。
三弦为宫(一弦为征)，谓之仲吕之均，即(正)宫调也。
四弦为宫(一弦为角)，谓之夷则之均，即慢宫调也。
五弦为宫(一弦为商)，谓之无射之均，即蕤宾调也。
(以上皆采紧角为宫法，故生低五度调。)
非一弦(必)定为征也，唯仲吕之均，一弦始为征尔。
[《律吕正义》：”一弦为征”，专指正宫一调而言。]
非三弦十一徽，(必定)应五弦之散声也，乃宫弦(之)十一徽(大三度)，(方)应小间(角弦)之散声尔。
盖琴无变宫/变征二弦，其商弦与征弦、角弦与羽弦、征弦与宫弦，(羽弦与商弦)其中皆有二变。是名为隔一弦，实隔二弦也。故按十徽(纯四度)，即应小间(高纯四度弦)之散声，唯宫弦与角弦，则真隔一弦，故按十一征(大三度)，始应小间(高大三度弦)散声也。此其故，宋姜氏夔言之详矣。其《七弦琴图说》曰：“慢角调于大弦十一徽应三弦散声”，慢角调大弦为宫，故大弦下一徽也。大弦为宫，则四弦为征矣。
又曰：“清商调于二弦十一徽应四弦散声”，清商调二弦为宫，故二弦下一徽也。二弦为宫，则五弦为征矣。
又曰：“宫调于三弦＋一徽应五弦散声”，宫调三弦为宫，故三弦下一徽也。三弦为宫，则一弦为征矣。
又曰：“慢宫调于四弦十一徽应六弦散声”，慢宫调四弦为宫，故四弦下一徽也。四弦为宫，则二弦为征矣。
又曰：“蕤宾调于五弦十一徽应七弦散声”，蕤宾调五弦为宫，故五弦下一徽也。五弦为宫，。则三弦为征矣。
何尝拘定一弦为征，三弦独下一徽哉？
近通州王氏坦着<琴旨>，以一弦为征，及三弦独下一徽，为独得之秘，
[一弦为征，明郑世子（朱载堉）已有此说。]
反复辨论，而不知其昧于旋宫之理也。
故于姜氏之说，不得其旨，反谓斯言只得乎当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傎(颠)也！
盖自唐、宋以来，乐之失其传也久矣，以王(坦)氏习予其器，又殚(ㄉㄢ竭尽)毕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不习其器，而托之空言者乎？
王氏又谓琴声不当用律吕，只当较以五声二变。斯言也，但可以论琴徽，不可以论琴弦也。夫五声二变，高下无定者也，无定者亦必有定者程(法)之，方不迷于所往。
若不考律吕，而但用五声二变，譬之舍规矩(画方圆的工具)而谈方圆，弃权衡(称轻重的工具)而论轻重，有此理乎？
故琴徽虽具五声二变，而琴弦必用黄钟、夹钟、仲吕、夷则、无射五律之名，然后无定之声，皆归于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岂虚哉！
(王氏所谓”琴声不用律吕，只当较以五声二变”者，当系指不同均之调，首调定弦往往相同之谓也!如
黄钟均与大吕，应钟同定弦──一弦为宫
仲吕均与姑洗，夹钟同定弦──一弦为征
无射均与南吕，夷则同定弦──一弦为商
夹钟均与太簇，大吕同定弦──一弦为羽
夷则均与林钟，蕤宾同定弦──一弦为角
茍论律吕，则许多均调(如大吕，夷则….)，因转调法之不同，定弦反而不同)
述笛第七
丝声之度，长短不齐，今之琴徽可验也。[琵琶、三弦同。]
竹声之度，长短如一，(何意？)今之笛孔可验也。[箫管同。]
《续汉志》载京房之言曰：
“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
(竹声不可以度调，指管乐有管口补正问题。)
准之状如瑟，则丝声也。其律之长短皆用准定之，但以准之尺为律之寸而已，非竹声真度也。
[《史记》律数，亦是丝声，又在京房之前]
(意指用准所定之律，系丝声之度，而非竹声之度)
自后儒者悉依其数以制律，故陈其义则可观，施于用则鲜合。
而竹声真度，仅存于伶人(如晋协律中郎将列和)之口，太常之器(如四通十二笛)，简编具在，无有深求其故者矣！
何谓伶人之口？列和之辞是也；何谓太常之器？梁武之笛是也。
案，《宋书律志》载列和对荀勖之辞曰：
[<晋书律志>同。]
“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长笛有七，由倍无射至姑洗，长律者每笛差二寸)
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短笛亦有七，由仲吕至应钟，长短者每笛差一寸)
又曰：
“太常东厢长笛长四尺二寸。”(应倍无射律)
又曰：
“笛孔率短一寸”，七孔声均。”(此指七短笛，七长笛则笛孔率短二寸)
又曰：
“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声清者用二尺九笛。”
此盖列氏以来相传之旧轨也。
<隋书音乐志>载梁武帝十二笛之制曰：
黄钟笛长三尺八寸，(黄钟笛之前，当尚有更长之二笛，一名倍无射长四尺二寸，一名倍应钟长四尺，由倍无射至姑洗七笛，属长笛之五声二变)
大吕笛长三尺六寸，
太簇笛长三尺四寸，
夹钟笛长三尺二寸，
姑洗笛长三尺，（下有“一寸”二字，疑衍）。(因自黄钟笛至姑洗笛，五律率短二寸）
中吕笛长二尺九寸，
毅宾笛长二尺八寸，
林钟笛长二尺七寸，
夷则笛长二尺六寸，
南吕笛长二尺五寸，
无射笛长二尺四寸，
应钟笛长二尺三寸。
此盖窦公以来相传之遗则也。
自黄钟笛至姑洗笛，五律率短二寸，即列和所云
“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也。
列和又云
“东厢长笛长四尺二寸”，以其数推之，则黄钟笛之前，尚有二笛，盖长笛之五声二变也。(即列和所云“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
自中吕笛至应钟笛，七律率短一寸，即列和所云“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也。(盖短笛之五声二变也)
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以其器考之，则笛之差数，即笛孔之距，盖短笛之五声二变也。
列和所云三尺二笛者，即梁武之夹钟笛也。
列和所云二尺九笛者，即梁武之中吕笛也。(《宋书律志》谓三尺二笛应倍无射律，二尺九笛应黄钟律)。
故今时所用之笛，七孔相距，长短如一，与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否!民间匀孔笛，七孔相距，并非完全长短如一，也并非七平均律!)
然则经生文士之辨论虽纷，而弦工吹师之授受又变也。
荀勖不知竹声之度，异于丝声，乃依京房之术，妄以笛孔取则琴徽，
[见晋、宋二志。]
反讥列和作笛无法，无怪其十二笛当时不能用，后世不可行也。
(否!荀勖之泰始笛，已作管口补正，目的正在于使竹声之度合于丝声之度，详见1995人民音乐出版社王子初<荀勖笛律研究>。之所以未见用者，可能是因为民间已惯用七匀孔律)
后之论乐者，于箫笛之孔，漫不加察，岂知为竹声之关要乎？
今之箫盖古之笛，今之笛盖古之横笛也。
(十二枝的套笛，既古已有之，可见要奏燕乐28调之七均，并无问题!)
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第八
起调、毕曲用某律，即为某调，始见于蔡(元定)氏《律吕新书》，盖因燕乐杀声而附会之者，[朱子所云《行在谱》，亦即燕乐之杀声]古无是也。
(福建)安溪李氏(光地，字晋卿1642-1718)论乐，笃(深)信不疑，彼盖不习于器数，因无足责焉耳。
明荆川唐氏(顺之1507─1560)颇知于燕乐推寻，乃亦言宫调之辨惟在起调/毕曲，殊可哂(ㄕㄣv讥)也。
夫沈存中(沈括)、姜尧章(姜夔)但言燕乐某宫调杀声用某字(否!姜白石但言住声，未言杀声，亦未言燕乐某宫调住声当用某字)，非谓杀声用某字方为某宫调也，亦非谓宫调别无可辨，徒恃此而辨也。
如宫调别无可辨，徒以杀声辨之，则黄钟起调/毕曲谓之黄钟宫者，改作太簇起调/毕曲，又可谓之太簇宫，则宫调亦至无定不可据之物矣！(宫调非以起调/毕曲辨之，是不错的!但宫调以杀声辨之则更是对的!只是起调/毕曲并非杀声而已!)
夫五声之于耳，犹五色之于目也，必青色然后谓之青，必黄色然后谓之黄，必赤白、黑色然后谓之赤、白、黑也。
若不问其何调，而但以起调/毕曲辨之，则与以一色之物，但题青、黄、赤、白、黑之号以辨之者何异？
试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调与六字调，迥不相同，虽俗工亦知之也。
倘以工字调之曲，用六字起调/毕曲，即可谓之六字调，闻之者有不哑然失笑者乎？](举例不当!工字调与六字调之别在调高，而不在毕曲。若工字调与六字调之别本在毕曲，则工字调之曲，用六字起调/毕曲，当就可谓之六字调么!两者并不宜相喻!燕乐宫调之别在杀声，也就是音阶这一层次)
近方氏成培谈燕乐，亦仍其谬，谓如黄钟宫则用合字起调/毕曲，然则以合字起调/毕曲，不拘今七调中何调，皆可谓之黄钟宫，是古之宫调尚未明，今之宫调已全昧，古之宫调反不如今之七调凿（显）然为可考矣！（不但燕乐宫调与起调/毕曲无关，所有中国音乐根本也与主音无关!）
推其意，以为燕乐有二十八调，今只七调，对之如治丝而棼(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正确，使问题更加复杂)，心目俱乱，中既无所见，而外又震于考亭(先生，朱熹)、西山(先生，宋蔡元定号)之名，遂不得不从其说。
不知燕乐二十八调（中之七律调），即今之七调，一均七调（一旦七宫），四均故二十八调，不必作捕风系(捉)影(虚幻无实或无根据地臆测)之谈也。
即以蔡氏之说而论，
黄钟(之)宫、
无射(之)商[即无射（作）宫]、
夷则(之正)角[即夷则（作）宫]、
仲吕(之)征[即仲吕（作）宫]、
夹钟(之)羽[即夹钟（作）宫]井用黄钟起调/毕曲者，在燕乐杀声则有六、凡、(下)工、上、(下)一之不同，亦毫厘之于千里也。
(否!此五调之杀声皆为黄钟六，并无不同!作者不知之/为调名制之别，乃有此言!.)
且其所论者雅乐耳，[雅乐亦无此说特就蔡氏言之]方氏必欲强合于燕乐，其参差不齐之故，虽支离牵附，究何益乎？
方氏又讥今之度曲家杀声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谓“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是也。
（否!沈括的“不能尽归本律“指谱字的对应律，与杀声无涉）
杀声虽不归本律，而调之为调，不因杀声而改，则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其理益明矣！
（否!调之为调，皆因杀声而改，杀声若不同，音阶即各异也!宫调之辨在此!宫调之辨，既在杀声，而不在起调/毕曲，则起调/毕曲，不必合于杀声，有何不可？）
萧山毛(奇龄)氏曰，“设有神瞽于此，欲审宫调，不幸首声已过，必俟歌者自诉而后知之？”诚快论也。
（此结论不错!但真正原因是杀声本非曲调的起调/毕曲，而是音阶的起调/毕曲么!）
征调说第九
丝声以一弦为一均(旦)，犹之竹声以一管为一均，金石以一虡(ㄐㄩ\架)为一均也。
(一虡钟磬若十二律具备，又何止一均？作者以为的「均」，与乐界之认知，绝不相同!)
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无征调也。
(凌廷堪所谓的均，似相当于苏只婆的旦，即何昌林之所称为纵均者，所以一旦是可以有四声调的，以西乐譬之，C旦就可有C大音阶与c小音阶两音阶，合称C旦。
同理林钟弦就有林钟(为)宫，林钟(为)商，林钟(为)羽，林钟(为)角四音阶，此四音阶皆以林钟为宫，合称为林钟旦，但凌廷堪却称为征旦!矛盾)
然唐人乐器中有五弦弹者，能备五调，[杜氏《通典》谓之五弦琵琶]。
盖五弦则宫、商、角、征、羽五(声)调皆全矣！
元稹<五弦弹>诗云：
“赵璧(人名)五弦弹征调，征声巉绝何清峭。”
[《乐府杂录》：五弦，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技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又张祜<五弦>诗云：
“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
皆云此器有征调也。
《新唐书乐志》：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
(故乐史谓手搊琵琶者，初为五弦琶)
又，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乐皆用五弦，亦此器也。
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时，置大晟府，命补征调，其时在事如柳(永)耆卿、周(邦彦)美成辈，不过习于燕乐之抗坠，余则佐之以俗工，虽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张祜诗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黄钟宫弦妄为之，而住声(毕曲于)林钟，谓之征调，故丁仙现闻之，即讥其落韵也(因住声于林钟本无毕曲于林钟之意)。
又不能备七征，但有黄钟征而已。
案，(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云：
“(宋徽宗)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因为征调是指下征音阶，与毕曲本无关。)
《姜白石集》<征招序>云：
“黄钟以林钟为征，住声于林钟，若不用黄钟声，便自成林钟宫矣。故大晟府征调兼母声，一句似黄钟均，一句似林钟均，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
又云：
“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征调，故足成之。虽兼用母声，较大晟曲为无病矣”。
[余皆论琴，与燕乐无涉、故不录。]
合二说观之，岂非宋人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之明证哉？
姜氏又谓征调无清声，只可施之琴瑟，
[琴之无射均即征调也]，
(以此也可见征调与均有关，而与毕曲无关!)，
难入燕乐。则亦不知唐人五弦之器有征调矣，甚矣解之难人索也！
夫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虽住声(毕曲)于林钟，而其为黄钟宫声自若也。
(住声本无毕曲之意，世人都误)
即此，足见蔡元定起调/毕曲为某调之不足凭矣！
乃或者谓燕乐无征调，犹之<周官>三大乐无商声，则又与于穿凿
(将无关之事硬扯在一起牵强地解释)诬诞之甚者。
朱文公云：
“不知有何欠缺，做征调不成？”
朱氏不知乐，固自言之，(如清吴梅亦言：”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似后人强不知以为知也！
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第十
或曰，蔡氏元定《燕乐书》[见《宋史.乐志》云：]“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此何说也？曰：此燕乐之关键！
初读之亦不能解，积疑至二十余年，渐有所悟入，始知蔡氏虽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案，《唐书乐志》云：
“俗乐二十有八调，其宫调应夹钟(为宫之七均)之律，燕设用之，其器以琵琶为首。”
《宋史乐志》云：
“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
凡乐器，皆以声之最浊者为黄钟之宫声，即所谓「律本」是也。
《辽史乐志》云：
“燕乐不用黍律，以琵琶弦谐之”，
自是唐人相传之旧法。
琵琶第一弦声最浊，即燕乐之「律本」也，其弦之巨细，如琴之第七弦。
[以器考之，琵琶大弦即用琴之第七弦也。]
考赵孟俯《琴原》：
“以二弦为宫，谓之夹钟之均。”
二弦者夹钟也，七弦比二弦，是夹钟清声也。
以琴之夹钟清声(七弦？)，为琵琶之黄钟宫声(何意？)，故曰燕乐以夹钟为「律本」也。(否!「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者，唐燕乐七均──夹/无/仲/黄/林/太/南，形同夹钟一均之谓也。宋燕乐改用形同大吕均的，大/夷/夹/无/仲/黄/林等七均后，已改为用大吕为「律本」了!)
或曰：何以知蔡氏虽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曰：蔡氏《燕乐书》又云：
“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此为宫。”
此说则误甚。
俗乐以夹钟为宫者，谓琴之夹钟清声。非谓燕乐紧五之夹钟清声也，故曰燕乐高于雅乐。
若用紧五为宫，则燕乐中再无高于紧五之声者，何以相旋而成曲。此理极易明，不谓蔡氏竟昧之也，是以知其不知也。
(否!俗乐以紧五(夹钟清声)为宫，则低八度之下乙亦为宫矣!就算燕乐中再无高于紧五之声者，仍有许多低于紧五之声者，如何就不能「相旋成曲」呢？)
或又曰：近方氏成培《词尘》云：
“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以夹钟为律本者，以紧五为夹钟之清声，而曲之腔，乐器之字眼，皆从五字调(G调？)而生也。”
此说何如？
曰：此又因蔡氏之误而误者也。
夫宋人所谓下五、高五、紧五者，琵琶弦乃有之。若今笛中，但有五字而已，安所得高五、紧五哉？
且字眼(调？)皆从五字调而生者，
盖谓五字调(G调)之
工字(mi)为五字(la)即工字调，
尺字(Re)为五字(La)即尺字调。
此亦俗工相沿之肤(浅也)语，
不知六字调(f调)之
工字(mi)为六字(so)亦工字调(D调)，
尺字(Re)为六字(so)亦尺字调(C调)，
七调旋相为宫皆如此，不独五字调也。
(卓论!
以上字调之工字为上字者，即工字调，
故以工字调之上字为工字者，即上字调、
以工字调之尺字为工字者，即尺字调、
以五字调之工字为五字者，即工字调、
以五字调之尺字为五字者，即尺字调、
以六字调之工字为六字者，即工字调、
以六字调之尺字为六字者，即尺字调、……………..
不独上字调、工字调、五字调、六字调也。)
今笛之七调，以琵琶弦谐之，实应唐、宋人燕乐之七商(太簇均？何据？)。
盖今之俗乐，又高于古燕乐二律矣！方氏于古今器数，全未考究，仅能吹笛唱昆山调，不知夹钟为何物，夹钟在何处，漫欲于今值中求燕乐之律本，岂非强作解事者耶？
又或曰：子论二十八调，则以琵琶宫弦为太簇，论律本，又以为夹钟，何说之歧也？(可不是么？)
曰：《梦溪笔谈》以高四字近夹钟，《补笔谈》又以高四字配太簇，盖燕乐声高，本无正黄钟声，故可以为夹钟者，亦可以为太簇，非歧也。
(否!《梦溪笔谈》以高四字近古乐之夹钟姑洗之间(与太簇无涉)，唐乐之姑洗为宋乐之太簇，《补笔谈》才说宋乐以高四字配太簇(与夹钟无涉)，非谓高四在夹钟/太簇之间，所以可以为夹钟，亦可以为太簇!
即如凌廷堪所论在夹钟/太簇之间者，亦高四字而已，亦非合字(黄钟)，则与律本何干？可知非是!
所谓律本，乃”声之最浊者”，即生律之本也，所以都是以五度环来论的，所谓最浊之音是指五度环最左方的音。以律言黄钟为生律之本，以声言则宫声为生律之本。
俗乐二十八调，以夹钟为律本者，28调之七律调，为以夹钟为律本之七均──夹钟、无射、仲吕、黄钟、林钟、太簇、南吕也!此七律可以构成以夹钟为宫的正声音阶如下：
夹无仲黄林太南
钟射吕钟钟簇吕
变变
宫征商羽角宫征
如此而已!与”高四可以为夹钟者，亦可以为太簇无涉”!
至于燕乐七均为什么是以夹钟为律本的七均，而非以黄钟为律本的七均呢？
我们以西乐为譬，西乐虽以C调为基本调，但常用调则是bEbBＦＣＧＤＡ七调，也就是以bE为律本的七调，如下：
bEbBＦＣＧＤＡ
变变
宫征商羽角宫征
这是以正声音阶为基本调的说法
若是以大调音阶为基本调，则是以bB为律本的七调，如下：
bEbBＦＣＧＤＡ
清变
角宫征商羽角宫
但无论如何，都并非以Ｃ为律本的七调么。
同此，则燕乐虽以黄钟调为基本调，其常用的七调并非以黄钟为律本的(黄林太南姑应蕤)七调，而是以夹钟为律本的(夹无仲黄林太南)七调，则又有何不可呢？)
明人九宫十三调说第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