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2/183）-清-永瑢

（本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22/183 部分）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於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於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適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適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
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適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於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於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於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
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於《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
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於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於《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於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於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於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
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於长子。”
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於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於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
△《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於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徵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於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於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於《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
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
△《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榦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捴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醆，醴醆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於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於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醆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醍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瓒酌郁鬯，后以璋瓒酌亚祼，则再祼也。
今捴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文，增以宾祼为三祼。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祼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祼。”《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祼将”亦第奉而助王祼耳，岂自行祼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捴谦必一一反其说。
舍康庄而旁骛，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於今古之间，故於今礼多所纠正，於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
△《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榦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於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
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
△《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榦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於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
──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
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
△《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於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
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雝旧本，於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濬所言不合。又图散於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
△《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与门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
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於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於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
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
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
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继母，义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於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
△《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濬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
△《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
△《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於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
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於“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於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於行事亦多违碍矣。
△《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
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於《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緦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緦。”盖妾之子於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则为庶母服緦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
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
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
《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
《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
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
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
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勋疏。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於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
《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於竹帛，则不可考耳。《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传》亦各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范甯《集解》，乃并《经》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属下文，颇疑其割裂。然考刘向《说苑》，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经》文以“春王”二字别为一节，故向有此读。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桓王”一条与《左传》合，馀皆不知所引何《传》。疑甯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晋书》本传称甯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甯别有《略例》百馀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藉之资。又《左传》成於众手，此书出於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其《疏》“长狄眉见於轼”一条，连缀於“身横九亩”句下，与《注》相离。盖邢昺刊正之时，又多失其原第，亦不尽士勋之旧矣。
△《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撰。《后汉书》玄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书经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
而又别出《穀梁废疾》三卷，注云“郑玄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於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馀条、《起废疾》四十馀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编，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馀并已蒐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於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归总於“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馀，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
地名本之《泰始郡国图》，《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僣号於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会图》、《长历》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
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著於录，均止十五卷。
惟元吴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馀亦多有脱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颖达《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补之。校其讹谬，釐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
吴莱《后序》亦并附焉。按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终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卫遇於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
《长历》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历数在地名、谱第后也。《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