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6/183）-清-永瑢

（本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26/183 部分）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则后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确者，如《隐五年》“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案此朱子之说，非杜注也，盖因补杜而类及之）。《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及《表记》郑《注》“誉，绳也”，证杜注训誉之由。《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周书籴匡解》“年俭穀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为古礼。《僖五年》“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腊不始秦。《十年》“七舆大夫”，引王肃《诗传》，证七当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二十七年》“夏书曰”，引《墨子明鬼篇》，证《尚书》但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无《虞书》。《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二年》“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郭忠恕作“示”为误。
《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讹写。《六年》“以盈其贯”，引《韩非子》“以我满贯”，证“贯”字。《成十六年》“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
《襄二十三年》“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许慎《淮南子注》，证转即轸。《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周书常训解》，证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礼记正义》证杜《注》五献之误。《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二十六年》“錾而乘于他车”，引《说文》，证“{轻足}”误作“錾”。《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
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鹳井出《酉阳杂俎》，非始於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於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著《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於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於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於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於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於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
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
然则采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於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於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於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举焦，於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郇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於《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
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
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於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於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於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於《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於庄姜见在复娶於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
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
《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
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
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於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於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於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於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
其为先有此本，又编於《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
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於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於《附录》。）
──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甯所论为允，甯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於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徵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於《经》义，则又非所贵焉。）
卷三十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编”，明万历中刊版也。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殚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筮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掊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捃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銮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
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学者不知通活法以求义，场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当合题凡若干，各题著说，使推其正变无常，纵横各出，以御场屋之敌。”又曰：“学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则求《经》之微亦无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计。”然其书究为科举而作，非通《经》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关》四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晏兼善撰”，不著时代。据其兼及合题，是元人也。其书专为场屋而作，义殊肤浅。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则春者天之所为，圣人纪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说亦可”云云，则一书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编。首载杜预、何休、范宁、胡安国四《序》，次《春秋纲领》，述各家议论。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鲁十二公以及会盟战伐之数，并撮举大凡。次《春秋列国图说》。次《春秋二十国年表》、次《春秋诸国兴废说》。
凡《经》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胡《传》则别为标出，间加音注，别无发明参考之处。考元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始於三《传》之后附录胡《传》。吴澄《序》称其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称亦即见於澄《序》中。知胡《传》躐跻三《传》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验其版式，犹为元椠，盖当时乡塾读本也。
△《麟经指南》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题”，亦不详何人也。《序》称幼习是《经》，以举进士为业。投老山林，兵火之馀，先世遗书无复存者。间因馀暇，条分大义，立题命意。凡可引用之语，各附於后，又间引先儒破题。盖元末乡塾之陋本也。
△《春秋图说》（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谱》，终《诸儒传授》。
中间《列国世次》、《舆地山川名号》以及《经》、《传》所载名物典故，悉有图有说。其年表皆钞《史记》。其《名号归一图》即冯继先所撰，而分为十九图。
至《岁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诸图，则又掇之《五经图》中，《春秋列国图说》，则摭自东坡《指掌图》。又列郑樵《考定诸国地名》及《叙国邑地同异说》、《叙山水同异说》。大抵杂驳不伦，未见精核。卷首题曰《春秋笔削发微》。考杨甲《六经图》中有《春秋笔削发微图》，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盖掇取甲书《春秋》一卷，而搀以杂说，伪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盖朱彝尊所藏，而《经义考》不著此名。是必后觉其赝托，弃之不录，而所弃之本又为吴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饶秉鉴撰。秉鉴字宪章，号雯峰，广昌人。正统甲子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经义考》载秉鉴《春秋会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书实四卷，与《春秋会通》另为一书。彝尊盖未见其本，故传闻讹异。其书以《春秋》书时书月难於记诵，故错综而次序之，分十二公为十二篇。先列《经》文於右，而总论其义於后，大旨以胡《传》为宗。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宝撰。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乃其读《左传》所记，杂论书法及注解，然寥寥无多。盖随意标识於《传》文之上，亦其《简端录》之类也。其中精确者数条，顾炎武《左传补注》已采之。所遗者，其糟粕矣。
△《春秋经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名《春秋经世》者，盖取《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语也。所注惟隐公一卷，其注多从《左氏》。
然如“公矢鱼于棠”，全录臧僖伯谏词，惟移《传》末“非礼也，且言远地也”二句於《传》首，此亦何需校钞录耶？间有自出新意者，如谓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当作纪侯子帛，以子帛为纪侯之名；又谓挟卒乃异姓之卿：则又皆杜撰之谈矣。
△《春秋说志》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柟所著他书率笃实近理，惟此书务为新说苛论。凡所讥刺，皆假他事以发之，而所书之本事反置不论。如以“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公及戎盟于唐”、“郑人伐卫”、“卫人杀州吁”，皆为平王之罪。又如“叔孙豹卒”，谓《经》不书饿死，乃为贤者讳。谓“郯子来朝”，以其知礼录之。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至谓书季孙意如之卒为见天道之左，则圣人并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芳撰。芳字仲实，琼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是书以《集要》为名，故文殊简略。中间如谓“春王正月”为建子，谓《桓公三年》书“有年”非纪异，谓《襄公二十八年》书卫侯衎非俟其改过，谓《昭公元年》书败狄大卤非讥毁车崇卒，与胡《传》异者不过数条。馀大抵依回其说。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胡《传》误以为季孙者，亦因仍不变，无所短长。又多采董仲舒、刘向、刘歆灾异之说，穿凿事应。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为《十五年》税亩之由，事在七年之后，而应在七年之前，尤为乖谬。其采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会，而采用《左传》，尤无体例。其最甚者，《庄公二十年》“陈杀公子御寇”下，忽注“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而士蒍谮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郑”下，忽附录“被发而祭于野，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下，忽附录“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类不可殚数。其采用《左氏》义者，《襄公四年》“叔孙豹如晋”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义；《僖公九年》“会于葵丘”下，责宰孔不当阻晋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责伯宗之攘善：亦皆与《经》义渺不相关。陈烈《序》乃称其扩前人之所未发，过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盗杀郑三卿乃晋人使刺客杀之，晋文公归国非秦伯所纳。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於二千馀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
△《春秋世学》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
△《左氏春秋镌》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有《左传附注》，已著录。是编乃其由工科给事中坐劾张璁、桂萼谪都匀驿丞时途中所作。皆纠正《左氏》议论之失，亦柳宗元《非国语》之类。然於《左氏》释《经》之谬，辟之可也。至记事记言，但各从其实。事乖言谬，咎在古人，与纪载者无与也。亦谓之“镌左”，则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读意》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其论《春秋》，以为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盖以救宋儒穿凿之失。然谓《春秋》字字褒贬固为偏论，谓《春秋》竟无褒贬则数十特笔亦灼然不可诬也。读者知其矫枉之意可矣。
△《春秋录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恒撰。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书本胡氏《传》而敷衍其意，专为科举而设。故《经》文可为试题者，每条各於讲义之末总括二语，如制艺之破题。其合题亦附於后，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
△《春秋国华》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严讷撰。讷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靖。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春秋》所书周及列国之事分隶其国，而仍以鲁十二公之年编之，杂采三《传》附於《经》下，亦间及《国语》、《史记》诸书。
其甥陈瓒《序》，称讷请沐三月而成是书。则潦草编排，取盈卷帙，宜但钞录旧文，无所发明考证矣。
△《春秋四传私考》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监察御史。是书举《左氏》、《公》、《穀》、胡《传》之异同，衷以己意。於胡《传》之深刻者多所驳正，持论颇平允。然每就事论事，不相贯串。如“朱公和卒”，谓不书薨以示褒。不知外诸侯《经》皆书卒也。又凡浦无所论断之条，皆不存《经》之原文，似乎删节圣经，亦非体制。
△《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有《左传属事》，已著录。是编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前有《古字奇字音释》一卷，乃《左传属事》之附录，装缉者误置此书中，颇浅陋无可取。后附《古器图》一卷，则其孙熙之所汇编。亦剿袭杨甲《六经图》，无所考订也。
△《左氏讨》一卷、《左氏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先为《左氏讨》，继为《左氏释》，后为《左氏论》。其《释》则训诂为多，《讨》与《论》则皆评其事之是非。不知分为二书，以何别其体例也。然所讨论，皆以意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谓阳虎之攻季氏为必受命鲁君，是真信其张公室也，岂《春秋》书盗为曲笔乎？故今惟录《左氏释》，而二书则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正宪撰。正宪有《易象管窥》，已著录。是书大旨以胡安国《传》未免过於刻核，因博采旧闻，自唐孔颖达以下悉为折衷。於明世诸家则多取山阴季本《私考》、金坛王樵《辑传》二书。今观其所论，如谓尹氏卒为吉甫之后，非即《诗》家父所刺者；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地非牟娄：亦间有考证。然核其大体，则未能悉精确也。
△《春秋诸传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编凡一百八十八条。
《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合。然与睦所撰《五经稽疑》中说《春秋》者，文并相同。据睦《五经稽疑自序》，盖此书先成，别本行世，后乃编入《五经稽疑》中。今《五经稽疑》已别著录。则此本无庸复载，故附存其原名，备考核焉。
△《春秋以俟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癸酉举人。为知县张维翰所诬构，谪戍塞下。张居正援之，得释。后荐授翰林院待诏，不赴。诏有司岁廪给之，终其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多穿凿附会之谈。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气之类，皆迂谬不经。与洪化昭《周易独坐谈》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不尽从胡《传》，亦颇能扫诸家穿凿之说，正历来刻深严酷之论。视所注诸经，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义例。如列国之事承告则书，左氏实为定说。舜牧於宿男卒不书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郑伯克段”则曰：“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此一语专为后日渝平归祊、助郑伐宋起，非谓此事极大，漫书於鲁之《春秋》也。”是不考策书之例，但牵引《经》文，横生枝节。至於解纪季姜归京师，谓自季姜归后，周聘不复加於鲁，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谋婚。此无论别无确据，即以年月计之，三聘之首，是为凡伯，其事在隐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谋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并经文亦不能牵合矣。说经不应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有《易会》，已著录。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前有《读春秋》五十馀条。其言曰：“今读《春秋》，勿主诸《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恍然自见。”盖即孙复等废《传》之学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题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馀条，皆摘《传》文之纰缪。其中如费伯城郎驳《左氏》非公命不书之误，其说甚辨。公为天王请籴于四国，不书者讳之也，其说亦有理。凡此之类，不可谓非左氏诤臣。至於曲笔深文，务求瑕衅。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信杜预豕韦、昆吾之说，必以宋襄、楚庄足其数，而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如此之类，则不免好为议论矣。
△《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中允，乞假归。崇祯初，起为少詹事，不赴。此书盖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载懿典有《读左史》二卷，此即其《读左》一卷也。大抵如时文评语。
如开卷“石碏杀州吁”一条云：“石碏诱州吁离窟穴而执之，大是高识。”
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称其上世而知后有达者，可谓具只眼人。”此类亦何须赘论也？△《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不甚传。大抵捃摭旧文，无所阐发。
△《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福清县教谕。其书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即注胡《传》於下。后列合题数条，亦各拟一破题，并诠注作文之要。其体又在讲章下矣。
△《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许人。是书成於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於《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於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万历乙卯《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於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於“札闼鸿休”矣。
△《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良弼撰。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中举人。此编取胡安国《传》所未及者，拾遗补阙，续明其义。一步一趋，皆由安国之义而推之，故其得失亦与安国相等。朱彝尊《经义考》载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并《续义》三卷，俱云“未见”。今此本分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符，殆彝尊以传闻误载欤？△《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銶撰。銶，上海入。万历中由贡生官青田县训导。是编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所为提要而推广其门目，依类摘取《经》、《传》、《疏》列其下，杂引诸儒之说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总论》十二篇，语多凡陋，率以私意窥测圣人。其体例尤为复沓。如《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於锡命类。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周归脤类。而五始类中皆载之。《桓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类，又入会类。《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类，又入殊盟类。舛互殆不胜举。其《凡例》末一条云：“书成之时，梦齐桓公、晋文公各持一单，单开七事，相揖赠予，若谢而辞之意。觉而思之，各开单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义已尽，以示不必再录。又隆庆初辑《通史聚精》八十卷，亦梦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纲目》甚觉烦冗。”是又吴与弼《日录》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乌程人。其书系《传》於《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案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载卷数，而所录焦竑之《序》，与此本卷首《序》合。当即此书也。
△《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於《经》所未书、《传》所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惟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捃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宗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谬而为之欤？△《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宁人。是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削其繁冗。其《左氏传》之不附《经》文者，咸删汰无遗，亦间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无通辞，随变而移”之语，遂题曰“通辞”，以明义例之有定。然名曰“四《传》”，实则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尝以《经》正《传》也。
△《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许廷撰。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中诸生，以荐授兵部司务。其书每一公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单文只字之可资考核者，证以他书，繁称博引，以诡丽为宗，不专主於疏通《经》义。然就其所论，亦往往失之穿凿。如卫懿公好鹤，则取浮邱公之言；秦人归帑，则指为汉兴之谶：多未免於芜杂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
《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其说谓：“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又谓“《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两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圣人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云云。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於本旨，而借《经》抒论，於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曲为之说矣。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来鸾撰。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编专为科举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从胡，凡左与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传》，惟有关经题者载之，从简便也。”其书可不必问矣。
△《春秋纂》（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录。是书大抵随文生义，罕所根据。
如“成风请救须”句，乃妇人左袒母家之常态，遽以继绝美之。如斯之类，所见颇浅。又如芮伯万母事，引隋独孤后以责其妒，与《经》义了不相关。至於灾异必推事应，尤多穿凿。
△《麟旨定》（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是书成於崇祯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标拟题，各以一破题为式，而略为诠释於下。即在举业之中亦为下乘矣。
△《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是书第一编曰《列国论》，凡二十四卷。第二编曰《四传断》，凡七卷。第三编曰《书法解》，凡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之序。采又有《例言》，称《列国论》中尚阙《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阙十馀年，文公全阙，襄公以下亦全阙。采间为补之。《书法解》为目多端，仅成一则。溥与采倡立复社，声气交通，蔓延天下，为明季部党之魁。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其所撰述，惟《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罗放佚，采摭繁富，颇於艺苑有功。然在当时，止与梅鼎祚《文纪》诸书齐驱并驾。较之杨慎、朱谋<土韦>考证，已为少逊矣。至於经学，原非所擅长。此书为未成之本，亦别无奥义。采等以交游之故，为掇拾补缀而刊之，实不足以为溥重也。
△《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进士。是书杂采诸说，断以己意，而本於卓尔康《辨义》者为多。其首为《诸家考》，叙古来《春秋》家及所著书。次为《经传大旨》，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次《纪传》，辑周及列国事迹，分析《经》文，各以类从，而附以《时义、地义论》。次为《春秋总义》。
次《比事》四十二则，《自跋》附焉。总为三卷弁於首。次乃诠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不载，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鲁史原文，孔子修之。盖笔削史文以见义，非变史文以起义。自说《经》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爵号、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盖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诠说愈繁，而经学愈乱。故著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然《春秋》固本鲁史，其间亦有圣人特笔。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具述改修之义。《坊记》所引鲁《春秋》、《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及宁殖所称“载在诸侯之策”者，揆之圣《经》，有同有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而谓圣《经》仅鲁史之节文，未免矫枉而过直。其说《经》亦多臆断。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谓讥世卿，凿矣。栾、郤、韩、范世专晋，七穆世专郑，曷为不讥，而特讥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见《经》，《春秋》何由讥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恶通天，殁后必有阴祸，庄公肆眚，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说。解“郑弃其师”云：“此高克怨辞。”夫克一逋臣，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本无确证，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条云：“邑书城。台、馆、囿书筑。城，土功也，故须筑。南门、雉门书作，木功也，故须作。”夫南门、雉门岂竟不须土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凡此皆随意生文，不为典要。至其《纪传》叙事，并始於隐元年，讫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书於《经》某事不书。又自齐、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即《周本纪》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国之纪年。经解史裁，盖两无所当矣。其《诸家考》中升胡《传》於西汉诸儒之前，已为无识。卷后又自识云：“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见《考》中，而遽忘之。
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字，所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著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锺惺评点，改其名为《锺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於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饾飣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