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5/183）-清-永瑢

（本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25/183 部分）

明高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之作，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之鲁史者以其尚存《周礼》，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乃偶然异文，滕侯称子乃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
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馀诸家之纷纷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之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迥出诸儒之上矣。
△《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是编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见”。此本凡《辑传》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盖彝尊偶误。又《凡例》二卷今实附刻书中，彝尊亦偶未检也。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犹为醇正。其《凡例》则比类推求，不涉穿凿，较他家特为明简。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於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失笔削之微旨。樵作此书，差为笃实。其在当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学者矣。
△《春秋亿》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曰《外编》。盖其全集之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诠义。
盖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圣人所笔削。
一扫《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实胜宋元诸儒之穿凿。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者矣。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姜宝撰。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俱载是书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有所阙佚，疑或别有附录而佚之欤？其大旨虽以胡《传》为本，而亦颇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亦胥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皆无以甚异於诸家。惟向来说《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皆谓孔子有意贬绝。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於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於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谓阐笔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虽颇近科举之学，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传考误》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宋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
其意则忠，而於《经》未必尽合。其说良是。至谓安国之《传》非全书，则不尽然。安国是编，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岂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国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旧史阙文；齐仲孙来之非贬；召陵之役，齐桓不得为王德，管仲不得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谦；晋卓子立已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壻；鼹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正月书襄公在楚，非以存鲁君之名；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左传》“莒展舆事以攻”当为“已攻”，齐豹非求名不得；归郓、讙、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会防”一条，义不系於胡《传》；“蔡桓侯”一条，谓葬以侯礼：亦以意为之，别无显证。石之纷如本非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例见《经》。仁一概排之，则吹求太甚矣。
△《左传属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字士凯，太仓人。尝游归有光之门。困顿场屋，晚岁乃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是书发端於其友王执礼，而逊续成之。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
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时亦纠正焉。逊尝自云：“《传》中文义颇竭思虑，特於地理殊多遗憾，恨不获遍蒐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
其用心深至，推让古人，胜於文人相轻者多矣。
△《左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明史冯恩传》。此书皆发明《左传》训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谓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无祈，有省而无禳，用鼓已末，何况於攻？董仲舒、杜预之说皆误。考《周礼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说。”郑康成《注》谓攻、说则以辞责之，如其鸣鼓。然则攻固六祈之一矣。时可所言，殊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皆谓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时可则引王肃《家语注》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於用。则胜《注》、《疏》说多矣。盖虽间有臆断，而精核者多，固赵汸《补注》之亚也。此书旧与《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标曰《元敏天池集》。意当时编入集内，故钞本尚袭旧题。今惟录此编，而所谓《讨》与《论》者则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於《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辨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於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於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於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於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
△《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是书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之《传》，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意主於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者不敢信，《传》无《经》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义》，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议，犹说《经》之谨严者矣。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曰“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龙惟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之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於读者亦不无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卷二十九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夥於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
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於《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於是也。
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於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於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於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於郡县。
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於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於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此本为汝言手稿，其中涂乙补缀，朱墨纵横，其用心勤笃，至今犹可想见也。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之言，称汝言研精经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盖亦好学深思之士，所由与枵腹高谈者异欤？△《春秋四传纠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是岁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旨。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僣，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策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臆测近诬，转未免自蹈臆测。又《公羊》褒齐襄之复仇，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岁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说。又一行、卫朴推验《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颟顸其说。如斯之类，虽或间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
△《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於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所补二卷，多用顾炎武说。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称庚申之秋，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则，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鹤龄斥林尧叟《音义》之陋，所取仅三四条，持论极允。至孔颖达《正义》，家弦户诵，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至《襄九年传》“闰月”当作“门五日”，本为杜《注》，乃引以补杜，尤为床上床矣。他如於《定公八年传》，谓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张公室，阳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传》，则云“公山不狃、叔孙辄之徒据费以畔，说者谓叛季非叛鲁，其说非也。彼稔见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张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顿殊。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为姜姓之训；於《昭九年传》，又续引汪琬之说驳张守节失《左氏》之指。是一义而去取迥异。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斗辛以驳伍员之复雠，天经地义，为千古儒者所未发。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壻池非晋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之类：亦具有考证。
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薈稡众长，断以新义，於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骕撰。骕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进士，官淮安府推官，终於灵璧县知县。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
内《地舆》有说无图，盖未成也。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载所著诸书与此本并同，惟无《字奇》及《事纬》，岂士祯偶未见欤？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穀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则多有师承。《朱子语录》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谬。盖笃论也。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骕於《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自昔说《春秋》者但明义例，至宋张大亨始分五礼，而元吴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龄是书，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凡二十二门。又总该以四例：曰礼例，曰事例，曰文例，曰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於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穀》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
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穀》虽先立於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於《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郕国之女。《考古图》“许”或作“鄦”、“鲁”或作“卤”，俱勒诸钟鼎，断非讹写。古字异文，如斯者众，未可尽以今文绳之。又谓“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昔字训夜，虽见《列子》，然不应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称“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称“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昔夜二字并用。又谓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术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异。是以后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转音。不知《檀弓》以“木”为“弥牟”，《战国策》以“包胥”为“勃苏”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类，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为未得其平。甚至“于”作“於”、“飨”作“享”，《经》、《传》处处通用，於《公》、《穀》亦缕摘之，益琐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春秋传》，分义例为二十二门，而其书则仍从《经》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汸之体，条理颇为明晰，考据亦多精核。盖奇龄长於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馀。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是书为奇龄门人所编，云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惟载六卷，且云“未见”。此本於二十二门之中仅得七门，而“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编次未竟之本。虽非完书，核其体要，转胜所作《春秋传》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於平湖。以诸生荐直内廷，授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是编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并成是书奏进。据阎若璩《潜邱劄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鞍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疏舛，颇为精核。惟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者。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殊於地理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为何地，但称犹云苏忿生之田，则亦安贵於考耶？是则过求详备之失也。
△《春秋管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庭垣撰。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秀水人，官新昌县县丞。然不言书成於何时。前有庭垣《自序》，亦无年月。案庭垣为朱彝尊同县人，而彝尊《经义考》不载是书，则在彝尊以后矣。自宋以来，说《春秋》者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贬黜天王，改易正朔，举天下干名犯义之事，皆诬称为孔子之特笔，而不知已乱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驳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於周天子则其大君，於鲁公则其本国之君，於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者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遏之”云云，其持论最为正大。又自述注释之例曰：“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传》及诸儒论释，其合於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据《经》文先后以驳正之”云云，其立义亦为明坦。其中如桓不书王之类，间亦偶沿旧说，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经》意。与焦袁熹之《阙如编》，其识皆在啖、赵诸儒之上，正未可贵远而贱近也。旧帙蠹蚀，字句间有残阙，无别本可以校补。然大旨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以一二断简废之矣。
△《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微言大义，亦多错见於其中。
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夥，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於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蒐罗薈稡，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於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
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於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於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於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
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於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於门人杂录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说，以为鲁之大夫。於秦获晋侯，辨所以不书名之故。於宋师败绩，辨所以不书公之故。於司马华孙来盟，辨胡《传》义不系乎名之说。於盟宋，罪赵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书法见《春秋》微显之义。於齐杀高厚谓非说晋，而於卫人立晋一条尤得《春秋》深意。
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亦其亚矣。
△《春秋通论》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编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意，贯穿全经，按所属之辞，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为篇四十。每篇之内，又各以类从。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笔削之迹，自古无徵。《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原本、改本并存者此一条耳。《左传》甯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至《左传》称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语矣。故黄泽曰：“《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正自显然易见。”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见鲁史无从辩别为憾。苞乃於二千馀载之后，据文臆断，知其孰为原书，孰为圣笔，如亲见尼山之操觚。此其说未足为信。
惟其扫《公》、《穀》穿凿之谈，涤孙、胡锲薄之见，息心静气，以《经》求《经》，多有协於情理之平，则实非俗儒所可及。譬诸前修，其吴澄之流亚欤？△《春秋长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苏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内廷，改授检讨，终右谕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约略篇页，釐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尤足以资考证。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皆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以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之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退一月就之，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
以下朔闰，因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载焉。杜预书惟以干支递排，而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厚耀明於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於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
△《春秋世族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见於《经》、《传》者，不可殚数。汉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传。今惟孔氏《正义》中偶载其文，而书则久佚。《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无存。杜预作《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具载其世系昭穆之详，而自宋以来，湮没不见。今恭遇圣代表章遗籍，《释例》一书，得於《永乐大典》中，裒辑丛残，复为完帙。独《世族谱》仅存数条，仍不免於阙略。厚耀当时既未睹《释例》原本，因据孔氏《正义》，旁参他书，作此以补之。其体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图》，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后。次鲁、次晋、次卫、次郑、次齐、次宋、次楚、次秦、次陈、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许、次邾、次吴、次越、次小国诸侯。皆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无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鲁之众仲、秦子之类，则别曰《杂姓氏名号》，另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采颇为该洽。近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相近，而考证互有异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庄公诸人，此书徵引不及顾本之备。
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载，亦为逊於顾本。然顾氏於有世系者叙次较详，其无可考者概阙而不录。此书则於《经》、《传》所载之人祇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实为顾本所未及。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考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士奇父周惕，长於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於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於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穀》。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於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
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爵姓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赏》、曰《田赋》、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其《险要表》后附以《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以《五礼源流口号》。《舆图》则用朱字、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附录》则皆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以《传》文类聚区分，极为精密。刊版久佚，钞本流传亦罕。栋高盖未见其书，故体例之间，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为体，昉於《周谱》。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於条贯。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参以七言歌括，於著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隐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说，与陈厚耀所推长历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高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
△《春秋识小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著录。是书凡《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其考职官，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证，颇为精核。末为《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而详列其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后，亦皆整密。惟置诸国而独详晋，则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为《晋书地理志证今》，以杜预注《左传》，皆用晋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之。大致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相出入，而较为简明。
虽似与《经》义无关，然读《经》、读《传》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异，於当日之事迹不能融会贯通。因於圣人之褒贬，不能推求详尽。如胡安国之误执季孙，横生异论，毛奇龄之附会尹氏，牵合正经者，盖有之矣。则廷祚是书，固读《春秋》家所当知也。
△《左传补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