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8/183）-清-永瑢

（本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28/183 部分）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騑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於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於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於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
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
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
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惲《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
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
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於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於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於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於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
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项霦撰。霦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
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於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作於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於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於礼，约礼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其《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於此，实其著书之纲领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属下章，如《中庸尚絅章》例，今则仍附於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
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盖起草於崇祯戊寅，卒业於癸未，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於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经》词近而旨远，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於神明。
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於阐绎。是编《御注》约一万馀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於世。
司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范围。今更得圣制表章，使孔、曾遗训，无一义之不彰，无一人之不喻。回视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万倍矣。
△《御纂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孝经》书止一卷，而虞淳熙称作传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几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遗文绪论，传者寥寥。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於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馀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盖我世祖章皇帝四海会同，道光缵绪。我世宗宪皇帝九重问视，礼备承颜。孝治覃敷，胪驩万国。以圣契圣，实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矣。
△《孝经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驳诘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二书。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凡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孝经》事，四曰《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
然其第十条乃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子之尊二程过於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盖目为门人所加，非奇龄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於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右“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今择其稍有精义者，略录数家，以见梗概，故所存独少。）
○孝经类存目△《孝经句解》一卷（内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编注释极浅陋。如“仲尼闲居”句下注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谓闲暇居处之时。”“曾子侍”句下注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子曰”句下注曰“孔子言曰”。
“参”字下注曰：“呼其名而告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者也。卷首题《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通志堂经解》刻之，盖姑以备数而已。
△《孝经正误》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府以《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或数章而合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数章，一节之内，前后互移，数节之中上下变置，定为一十三章。其注则兼采诸儒之说。附录《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载《总说》六条。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孝经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附见《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
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而陈继儒《秘笈》中实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别引一说，以为罗洪先撰，亦非也。
△《孝经疑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以《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开宗明义》、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无所取义，因悉为删去。其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也。又谓《经》文多出汉儒附会。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语，似类汉儒之言。
“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义不接续，并宜删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孝经集讲》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字。盖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
其训释皆词旨鄙陋，一无可观。前列一图，以圈内为五品人伦之正，圈外为万物之偏邪。又以元为天、父、君，亨为长男、中男、少男，利为长女、中女、少女，贞为地、母、后。又演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皆迂谬穿凿，毫无义理。盖无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经注义》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号贞菴，柏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是书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
△《孝经集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编顺文诠释，以训童蒙，乃其官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本与《小学》合刊，名曰《孝经小学集解大全》。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於伦，难於著录。今分为二书，各存其目焉。
△《读孝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是撰。是字敬非，号敬斋，宜黄人。康熙己酉举人。是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以陈选《集注》及各家之说。其自为之注者，称“愚案”。多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孝经类解》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县人。康熙壬子举人，官绩溪县教谕，迁镇江府教授。是书多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然释经在发挥微意，不当旁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若释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经，则《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语；所引之史，则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类书一门。典籍浩博，岂复胜载乎？△《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书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经刊误》为本。首为《正文》一卷，《经》文每章之后，缀以注释数语，词旨颇为浅略。次为《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之言与《孝经》相证佐者。次为《外传》三卷，则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实也。
△《孝经详说》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遵用今文，全载唐玄宗之《注》，节录邢昺之《疏》，兼采元董鼎、明瞿罕、陈士贤诸家之说，末附以朱子《刊误》。而大旨则在辨定吕维祺所著《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义，复附《馀义》一篇，以纠其误。盖维祺之学兼入陆王，觐祖则恪守程朱，故所论有合有不合也。顾所载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附录拟题数目，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诸名，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孝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注。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凡不题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称“轼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称“其书不标目第，自称曰朱某学。
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捴谦若是”云云。按汉儒传经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书》之类，多不立名目，轼盖从此例。又何休注《公羊传》，称“何休学”，亦非轼所自创也。
△《孝经三本管窥》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有《易宫》，已著录。是编首为《孝经今古文考》，次为《古文本》，次为《今文本》，次为《朱子刊误本》。其大旨以古文为是，盖以朱子《刊误》用古文本云。
△《孝经集解》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星徽撰。星徽号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经刊误》，始删削字句，分别《经》、《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儒已不能无疑。至国朝蔡衍鎤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学》之本。夫圣《经》贤《传》，其垂训之意并同，而文章体例则非有一定。今《大学》一《经》十《传》，《孝经》亦必一《经》十《传》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时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圣贤乎？衍鎤所见殊误，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经章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一遵朱子《刊误》本，而於《传》之十章增“君子无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与《礼记》小有异同，而今本《孝经》皆无之。启运《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熊安生所传之本。又云：“王肃於《家语》言本文有见《戴记》者，后人辄於《家语》除其文。此章之阙，亦必因本文见《戴记》而后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为北齐人，其传本安得至今犹在？其说无徵。且马昭以《家语》为王肃伪作，其说今载《礼记疏》中，言之凿凿。启运乃又引以为证，恐此章亦王肃《家语》之类矣。
△《孝经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有《禹贡约义》，已著录。是书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谓《孝经》一篇，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与《传》。其间字句删削，则从朱子《刊误》。简文错误，则从吴澄所考定。盖《孝经》至玉淳而又变一本矣。
△《孝经本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
△《孝经通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此书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载於下。其辑注则徵引颇备，所录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国朝十家，旁证诸说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经》词义显明，不比他经之深隐，诸说大同小异，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说家》。黄榦《孝经本旨》、江直方《孝经外传》、李长桂《孝经纲目》、朱鸿《经书孝语》，绝不笺释《经》文，今别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经内、外传》犹列《孝经正文》后，则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
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后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为《五经异义》，传於世。《郑玄传》载玄所著百馀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玄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於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於《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釐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於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
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蒐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复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其间有《异义》而郑无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
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馀，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
残章断简，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本传则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
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其说不同。然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徵。《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非唐宋诸《志》动辄疏舛者比、断无移甲入乙之事。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
《后汉书》原其始，《隋书》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
《新、旧唐书》载《郑记》六卷，尚与《隋志》相同。而此书则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总目》始不著录，则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谁氏。
观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答赵商之问者，前后两见，而详略小异；又陈铄之名前后两见，而后一条注一作铿：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於诸经《正义》裒辑而成。然如所载“弼成五服”答赵商问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则正合孔《疏》所云郑氏之本。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牿”一条，今《周易正义》中不见，而《周礼正义》引之，较此少冷刚问云以下六十馀字。
《周礼正义》引答孙皓问一条，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亦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乃不载《正义》中，则亦博采诸书，有今日所不尽见者，非仅剽剟《正义》。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此本“先师”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师非指仲梁子。如此之类，亦较他书所载为长。足证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所新编也。间有蒐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附录之，以存郑学之梗概。并以见汉代经师专门授受，师弟子反覆研求，而后笔之为传注，其既详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与胡纮争宁宗持禫之礼，反覆辨难，终无据以折之。后读《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郑志》一条，方得明白证验。因自书於《本义》之后，记其始末，有“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语。是朱子《议礼》，未尝不折服於玄矣。后之臆断谈经而动辄排斥郑学者，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陆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
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前有《自序》云：“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示传一家之学。”考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首为《序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列《老》、《庄》於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陈季，犹沿六代之馀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书，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板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并之矣。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
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自宋代监本注疏，即析附诸经之末。故《文献通考》分见各门后，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与注相淆，不可辨别。此为通志堂刻本，犹其原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口蚩>顾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讹，规模自在，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然《公羊传》仅一条，又皆校正《传》文衍字，於《传》义无所辨正，后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