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2/76）-晋-杜预

（本文为《春秋左传正义》第 2/76 部分）

○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於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
○婉，於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
○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於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
○汙，於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
○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
○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
○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
○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
○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於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於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
○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
○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
○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
○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於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
○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
○《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
○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
○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
○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
○《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
○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
○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
○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
○《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於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
○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
○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
○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
○《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
○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
○黜，敕律反。危行言孙，
○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
○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
○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於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
○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
○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
○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
○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
○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
○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
○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
○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於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於鲁隐公，不始於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於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於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於他国，言“隐”决其不始於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於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
○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
○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於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
○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
○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
○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於夏台，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滞於东都，孔子绝粮於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於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
○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於尧舜；贱为匹庶，何损於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巳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
○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
○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於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於此一事巳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
○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实”。
○《穀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获麟，则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
○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
○《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
卷二隐元年，尽二年
卷二隐元年，尽二年
◎隐公
○陆曰：“解，佳买反。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声子。谥法：‘不尸其位曰隐。’‘第一’，此不题《左氏传》，《公羊》、《穀梁》二传既显姓别之，此不言自见。”
[疏]正义曰：五经题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题无常准。此本经传别行，则经传各自有题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难可复知。据今服虔所注，题云“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不题“春秋”二字，然则“春秋”二字，盖是经之题也；服言“左氏传”三字，盖本传之题也。杜既集解经传，《春秋》此书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说《左氏》言巳备悉，故略去“左氏”，而为此题焉。“经传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馀皆旧本也。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谓之“经传集解”。隐公，鲁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书》、《世本》，旁引传记，以为《世族谱》，略记国之兴灭。《谱》云：“鲁，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为鲁侯，今鲁国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灭鲁。”依《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隐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岁岁在豕韦。《礼记檀弓》曰：“死谥，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则累其德行而为之谥。《周书谥法》云：“隐拂不成曰隐。”鲁实侯爵，而称公者，五等之爵虽尊卑殊号，臣子尊其君父，皆称为公，是礼之常也。字书云“第训次也”。一者，数之始。此卷於次第当其一也。
杜氏
[疏]正义曰：杜氏，名预，字元凯，畿之孙，恕之子也。陈寿《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文帝时为尚书仆射，封乐亭侯。试船溺死，追赠太仆，谥戴侯也。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预，司马宣王女婿也。王隐《晋书》云：预，知谋深博，明於治乱，当称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预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穀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为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预有大功名於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时人号为武库。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义在谦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无称谓者，以《集解》之名已题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刘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汉承焚书之后，诸儒各载学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传之私族，自题其氏，为谦之辞。”
传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惠公，名不皇。谥法爱人好与曰惠。”其子隐公，让国之君。元妃，芳非反。传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历反。
[疏]传“惠公元配孟子”。正义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谥法：“爱民好与曰惠。”《释诂》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传云“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元者，始也，长也。一元之字，兼始適两义，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则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类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类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异。其尊卑殊称，则《曲礼》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是也。郑玄以为后之言后，盖执治内事在夫之后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属，言其系属人也；妇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齐，言与夫齐等也。庶人之贱，见其齐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为立别号，其实皆配夫，通以妃为称。《少牢馈食礼》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称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孟伯俱长也。《礼纬》云“庶长称孟”，然则適妻之子长者称伯，妾子长於妻子，则称为孟，所以别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释例》皆云：“庆父为长庶，故或称孟氏。”沈氏亦然。案传赵庄子之妻，晋景公之姊，则赵武適妻子也，而武称赵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请后，曰“郑甥可”，则荀吴妾子也，而吴称知伯。岂知氏常为適而称伯，赵氏恒为庶而称孟者也？盖以赵氏赵盾之后，盾为庶长，故子孙恒以孟言之，与庆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后，传云“中行伯之季弟”，则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并得立家，故荀首子孙亦从適长称伯也。或可春秋之时不能如礼，孟伯之字无適庶之异，盖从心所欲而自称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后，故子为宋姓。妇人以字配姓，故称孟子。
孟子卒，不称薨，不成丧也。无谥，先夫死，不得从夫谥。
○谥，实至反。
[疏]注“不称”至“夫谥”。
○正义曰：鲁之夫人皆称薨举谥，此独无谥，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传曰“不成丧”，则知此不称薨，亦不成丧也。案传例“不赴则不称薨”，然则此云不成丧者，正谓不赴於诸侯也。《周礼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止赐卿大夫，不赐妇人，则妇人法不当谥，故号当系夫。《释例》曰“谥者，兴於周之始王，变质从文，於是有讳焉”。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易之以谥。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妇人。妇人无外行，於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诗》称庄姜、宣姜，即其义也。是言妇人於法无谥，故取其夫谥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国冠之，韩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谥冠之，庄姜定姒是也。直见此人是某公之妻，故从夫谥，此谥非妇人之行也。夫谥巳定，妻即从而称之。先夫而死，则夫未有谥，或随宜称字，故云“无谥”，言妇人法无谥也。“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解其不称“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则为之作谥。景王未崩，妻称穆后，如此之类，皆非礼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与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声，谥也。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
○侄，直结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大计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证反，又绳证反。
[疏]注“声谥”至“继室”。正义曰：谥法不生其国曰声，是“声”为谥也。襄二十三年传称“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则侄之与娣皆得继室。此既无文，故设疑辞云“盖孟子之侄娣也”。成八年传曰：“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庄十九年《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聘九女。”然则诸侯娶於三国，国别各有三女。此言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侄娣，省略为文耳。其实夫人与媵皆有侄娣。但声子或是孟子侄娣，或是同姓之国媵者侄娣，以其难明，故杜两解之。初云“孟子之侄娣”，又云“同姓之国以侄娣媵”是也。故《释例》曰“古者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阴讼息，所以广继嗣”，是其义也。然宋之同姓国，依《世本》“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萧”，但《春秋》不载其国，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释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侄娣亦称媵也。经传之说诸侯，唯有继室之女，皆无重娶之礼，故知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次妃谓侄娣与媵诸妾之最贵者。《释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侄娣媵继室”。是夫人之侄娣与二媵皆可以继室也。適庶交争，祸之大者，礼所以别嫌明疑、防微杜渐，故虽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又异於馀妾，故谓之继室。妻处夫之室，故书传通谓妻为室，言继续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妇人谓嫁曰归。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鲁。
○妇人谓嫁曰归，本或无曰字。此依《公羊传》。
[疏]“宋武”至“于我”。正义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为司徒，封於商。成汤受命，王有天下。及纣无道，周武王灭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周公伐而诛之，更封纣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启为宋公，都商丘。今梁国雎阳县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获麟之岁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传终矣。其后五世百七十年，而齐魏楚共灭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孙。谥法：“克定祸乱曰武”。
○注“妇人”至“於鲁”。
○正义曰：妇人谓嫁曰归。隐二年《公羊传》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然，故嫁之於鲁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为”。此传言“为鲁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国之妻，故传加“为”以示异耳。非为手文有“为”字，故鲁夫人之上有“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隶书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从从}，鲁作，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当有似之者也。传重言“仲子生”者，详言之，与上重言“孟子卒”其义同也。旧说云：“若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此虽手有文理，更无灵验，又非梦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归”至“年薨”。
○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长幼，理无所异，杜言此者，欲明庆父为庄公庶兄，故显言此以张本也。《释例》曰“今推案传之上下，羽父之弑隐公，皆谘谋於桓，然则桓公巳成人也。传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谓生在薨年也。桓巳成人而弑隐，即位乃娶於齐，自应有长庶，长庶，故氏曰孟”。是杜张本之意也。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祯音贞。为桓，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太”字皆作“大”。后“大”字皆放此。为经，于伪反。后凡为经为传张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隐公”至“位传”。
○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於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於岁首不即君位。传於“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蒐於夷传”者，以“蒐於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后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后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后仍可以称大子也。
经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
○朝，直遥反。下同。
[疏]经“元年，春，王正月”。
○正义曰：此“经”字并下“传”字亦杜氏所题，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经”字，何以异传？不有“传”字，何以别经？又《公羊》、《穀梁》二传，年上皆无“经”、“传”字，故知杜所题也。《释诂》云“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其意以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谓大禹成汤也。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旧主，每月书“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见其可。杞、宋，二王之后，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诸侯遍视二代，考诸典籍，未之或闻。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则是重过去而忽当今，尊亡国而慢时主，其为颠倒，不亦甚乎！且经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当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谓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说，《春秋》黜周王鲁，则杞非王后，夏无可尊，复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巳有“王正月”者，则二月不复书“王”；若巳有“王二月”者，则三月不复书“王”。以其上月巳是此王之月，则下月从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隐公摄行君事，虽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庙，与人更始，异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书其事，见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庄、闵、僖元年，皆书“春王正月”，与此同也。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者，正月之时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岁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见下文，正月无所可见，故不书也。然则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其史官定策，虽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非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也。《释例》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丧在外，逾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殡之节，国史用元年即位之礼，因以此年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汉魏以来，虽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继世之王奉而行之，每岁颁於诸侯，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当时之王。序云“所书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为，颁於诸侯，非复文王之历，受今王之历，称文王之正，非其义也。
○注“隐公”至“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