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康有为》（4/12）-未知-贾谊

（本文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第 4/12 部分）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献王传》则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书》亦诵言之。此《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实也？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着，夫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如刘说，歆亦不能自辨矣。盖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续经之传云「悼之四年」，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在孔子时且未即位，何得遽称其谥？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义》一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书名以贬。倘左氏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此歆无可置辞者也。《公羊》《谷梁》大行汉世，自君臣政事奏议咸依焉。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无之，而不惜凭虚。至其所首欲夺之者，虽以七十子亲受之说，犹痛贬之为「末世口说」「安意失真」，置之与「无是」、「乌有」之伪邹、夹同科。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昔魏收作《魏书》，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人号为「秽史」。歆之作伪乱道，其罪又浮于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盖歆之所妄分也。云「《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公》《谷》相传皆十一篇，故《公羊传》《谷梁传》《公羊》颜氏记皆十一卷也，即「子虚」之邹氏、夹氏《传》亦十一卷。然则天下相传《经》皆十一篇，盖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犹传之，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公羊闵二年》解诂盖西汉胡母生以来旧本也。歆《古经》十二篇，或析《闵公》为一篇，或附续经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伪本也。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复位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着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师古曰「张禹也。」
《鲁王骏说》二十篇。师古曰：「王吉子。」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卷。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至于《论语》《孝经》亦复不遗。传《鲁论》之庸生，当亦歆所窜入，以实其伪经之传人耳。《鲁论》由张禹传至东汉，包氏、周氏之说犹其真派，然已杂合齐、鲁，乱家法矣。至郑康成杂合古今，真伪遂不尽可考。《志》称「《论语》古二十一篇」，注云「出于孔子壁中，两《子张》。」按：《论衡正说篇》云「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见。则歆之伪《论语》尚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着之《七略》耳。然自郑康成杂合古今，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之注，则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臧氏琳《经义杂记》语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歆遍窜群经，证成伪说，不复可条辨也。《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按：《大戴》孔子对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尔雅以观于古」语，其歆伪《尔雅》所由附会者欤！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说》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
按：《孝经》传授不详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误》之疑。又未明《左氏》之为歆所窃伪，以《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与《左传》同，不知《左传》之袭《孝经》，反疑《孝经》之袭《左传》，于是孔门真传之书反疑为伪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着之《孝经》首章。」若《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刘向《说苑》，皆有援据。《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公羊叙疏》引西汉儒者言之凿凿，以为出于孔子固非。《困学纪闻》引晁氏云「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又引冯氏云「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称曾子，而末引《诗》《书》，与《坊记》《表记》《缁衣》相近似，必孔门之故书雅记，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库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经传》，而信为七十子遗书，则误矣。文侯《孝经传》，《汉志》不录，此与《子夏易传》皆伪书，不足据。《隋志》谓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确。然而江翁、后仓等所传，渊源深远。刘歆既伪造古文，必欲使经艺咸有古文而后止，不必有他义也，《孝经》与《易》《论语》，皆不过颠倒改易文字以自异。然据桓谭之言，《孝经》仅千八百七十一字，异者乃四百余字，「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共王无得古文之事，为歆伪撰，辨已见前。而歆必以《孝经》古孔氏一篇为首，托之孔安国，亦犹伪造《古文尚书》之故智耳。桓谭尝问学于歆，专守古学者，不足据也。因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国之传，安国之传亡逸于梁世，而刘炫之伪《孝经孔传》出焉，亦与王肃伪《古文书》同，则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然则伪《孔传》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余流别，山阳丁晏《孝经征文》辨之甚了，今不详。
《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详《经典释文纠谬》及歆《与杨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所称子云之言，史佚之教，皆歆假托，无俟辨。然子云本受歆学，或为歆所绐耳。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训诂、禽鱼、草木之文，非唯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张揖《上广雅表》「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孙《疏证》云「《大戴礼》卢辨注云：‘尔，近也，是依于《雅》《颂》。’是卢氏不以‘尔雅’为书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谓循乎弦，尔乎雅也。」然则刘歆盖因而附会之耳，幸有歆说在，犹可互证。《汉书王莽传》：莽奏征「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盖皆歆所伪窜，藉莽力以行其书。《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俱为歆伪无疑。《经典释文序录》称「注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凡五家。」然则歆既伪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尝有。其「犍为文学」无有姓名，亦歆所托，则徐敖传《毛诗》、庸生传《古书》之故态也。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王制》「五岳视三公」，后人校改之名也《释地》「九州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传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盖歆既遍伪群经，又欲以训诂证之而作《尔雅》，心思巧密，城垒坚严，此所以欺绐百代者欤！然自此经学遂变为训诂一派，破碎支离，则歆作俑也。
或据《周易》「《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皆与《尔雅》合，《丧服传》亲属称谓与《释亲》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尔雅序》正义引与《释诂》合，而信之。不知歆纲罗其真以证成其伪，然后能坚人信，况《易杂卦》亦歆所伪哉！郑玄、张揖、郭璞之徒为其所谩，不亦宜乎！
孙氏星衍《尔雅释地四篇》后叙云：「《尔雅》所纪，则皆《周官》之事。《释诂》《释言》《释训》，则《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及《训方氏》‘掌诵四方之传道」也；《释亲》则《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释亲疏’；《释宫》亦《小宗伯》‘掌辨宫室之禁’也；《释器》‘其緵罟谓之九罭’云云，则《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肉曰脱之’云云；则《内饔》‘辨体名肉物’；‘黄金谓之璗’云云，则《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媺恶’；‘金镞翦羽谓之鍭’云云，则《司弓矢》‘掌六弓四拏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三寸谓之玠’云云，则《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谓之縓’云云，则《典丝》‘掌丝人而辨其物’也；《释乐》则《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也；《释天》则《眂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诅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车》‘掌公车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则《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又山师、川师、邍师之所掌也；《释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师、川师‘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又《土训》‘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也；又《仓人》‘掌辨九谷之物’，《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皆在’也；《释畜》则《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牲，辨其名物’；其马属则《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鸡属则《鸡人》‘掌其鸡牲，辨其名物’也。昔鲁哀公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孔子告之《尔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着《尔雅》，为在《周礼》前。《周礼》之名物必以《尔雅》辨之也。」观此说，知《尔雅》与《周官》符合，其同为伪书易明矣。
歆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故既作《尔雅》后，复作《小尔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尔雅》一卷，李轨解。」唯《宋中兴书目》「《小尔雅》一卷，孔鲋撰，十三章。」见《玉海》四十四自后《宋史艺文志》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云「见于孔鲋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尔雅》一卷。《汉志》有此书，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轨解一卷。今《馆阁书目》云‘孔鲋撰’。盖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也。」国朝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曰「今之为康成学者，恒谤讥此书，以为不合郑君，同乎俗说。然还按《诗》《礼》，乃郑君之改易古文，非《小尔雅》之偭违经义。据其后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汉之经师，咸有家法，唯有小学，义在博通。就今所传杨子云、刘成国、张稚让诸家之作，多资旁采，尟获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于此书，则依循古文，早见凌杂，檃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尔雅训纂》逐条按之，无一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者，盖与《尔雅》同为刘歆伪撰。《古今字》当亦出于一手，门人陈千秋曰：《尚书释文》引贾逵说：「俗儒以锊重六两，《周官》剑重九锊，俗儒近是。」按逵所谓「俗儒」之说，即出《小尔雅》。逵，刘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诋为「俗儒」？然逵以其与《周官》合，故以为近是。是即《小尔雅》与《周官》出于一手之明据，逵特偶驰骋其辞耳至自尊而窜附「孝经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说，足以卫《小尔雅》；不知更足以证刘歆之伪也。至宋人以为孔鲋撰者，盖五代之乱，此书已佚，而伪造《孔丛》者尝刺取以入其书，宋人又就《孔丛》录出之，故当代书目遂题为孔鲋所撰，则展转附会，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杨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杨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杨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六经皆不他及，诚以孔子所笔削，虽《论语》《孝经》不能上列，况其它乎？小学者，文史之余业，训诂之末技，岂与六经大道并哉！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学，而附入《孝经》，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尚书大传》「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盖与《内则》俱卿、士之礼。《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此士庶人之礼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则太子之礼，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倘其自着一书，发明六例，岂不甚善？唯伪托于经，则不得不恶而辨之也。其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六体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则其时吏民皆识古文，古文之学何以不兴？且许慎、卫恒、江式之流，咸以为古文绝于秦、汉，何也？盖缪篆、虫书，以摹印章、书幡信则或有之。《八体六技》盖歆所伪撰。《史籀》十五篇，盖犹是周入小学之书，唯与歆所伪之壁中古文异体，故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丘，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谷也。
《苍颉》虽为秦篆，然上原《史籀》，当为文字正体。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时王莽柄国，尊信刘歆，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藉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杨雄之好奇字，盖为歆所惑而受歆学者，《法言》《太玄》并用伪经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易《苍颉》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盖歆征其私人以绐杨雄，又假杨雄之名使编《训纂》以绐天下，其术甚巧，杨雄有知，应悔为其所卖也。班固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固所谓「六艺」者，歆之《毛诗》《逸书》《逸礼》《周官》《左氏春秋》《尔雅》《月令》之伦，其伪古文皆取之。《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苍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苍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苍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苍颉篇》本合《苍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着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苍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苍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苍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说文叙》中只举《苍颉篇》《训纂篇》，未及班书，读者未了。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成于十二年，《说文》「隍」下引班说，可见许采班书。《新唐书艺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说文》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汉相传之正字，尽为歆所增乱，而不可识矣。吁！雄、固、许慎失之于愚，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于李斯矣。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真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再变为希腊，又变为拉丁，然后为今法文。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以音纪字，至简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焘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终于简者也。今古文反简，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为‘云’；‘渊’字，古文也，小篆加水为‘渊’；王筠曰「*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横书之，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渊’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齐，不顾偭规错矩也，岂得为古文哉？」‘矛’字，古文也，小篆加入为‘保’。《颐部》云「篆文「颐」从「页」。徐锴曰：籀文「颐」从「沓」。然则‘颐’为古文，‘沓’为籀文，‘颐’为小篆。」然则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说文叙》云：‘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王筠曰「今之书册，固不知几经改易，然‘其’‘盘’‘灾’三字皆籀文，‘敢’‘弃’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遬’字见《礼记》，此亦有所承，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书，何以复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国妄改，不合于《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说文》谐声，多与《诗》《易》《楚辞》不合。」如确是三代古文，则应相合。益以知其伪也。
按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不止如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弃」，知经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于六书，故能发出。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如柳子厚深于《国语》而作《非国语》，杨雄深于《离骚》而作《反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体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候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着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篆意，《汾阴、好峙》则有秦权意。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二十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隶」字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包氏世臣以为蔡中郎所变，然《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象》，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后人加出「八分」之说，又指为王次仲作，益更支离。然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刘氏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于古今转变之故，颇能发明。通于此义，则知自孔子时之「文」，三变至今日而犹存，未尝有人改作之，唯歆窜乱之耳。夫籀、篆之体，有承变而无大异，虽以歆之颠倒妄谬，亦不过谓「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孔子手写之经，自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世不绝，别有秦、魏之博士贾山、伏生及鲁诸生手传之本，师弟亲授，父子相传，安得变异？则汉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无别体也。子思谓「今天下书同文」，则许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表谓「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卫恒《四体书势》谓「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皆用刘歆之伪说，而诞妄之讏言也。古文、奇字本于钟鼎，今《说文》所载，古文千余，无奇字，盖即《八体六技》之书。许慎说经皆从古学，则是尽见古文。刘歆以古文之体写其伪经，然字数不过千余，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则三代金石异文亦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