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9/32）-清-姚鼐

（本文为《古文辞类纂》第 9/32 部分）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住十馀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阢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人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亡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亡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人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中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人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亡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扬子云谏不许单于朝书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常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埽其阊，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刘子骏毁庙议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咩咩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
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使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由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
《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
○诸葛孔明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毙，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讳、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狂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讳、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棉、允等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卷十六
○韩退之禘袷议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日“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以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蝉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日“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
四日“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
五日“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蝉，去蝉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稀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袷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
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
○韩退之复仇议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韩退之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人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人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采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侍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人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人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
○韩退之潮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与官吏百姓等相见，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子养亿兆人庶，无有亲疏远迩，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有善必闻，有恶必见。早朝晚罢，兢兢业业，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问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陈。国家宪章完具，为治日久；守令承奉诏条，违犯者鲜。虽在蛮荒，无不安泰。闻臣所称圣德，惟知鼓舞欢呼，不劳施为，坐以无事。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白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辟；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高祖创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馀，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罪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谨附表陈谢以闻。
○柳子厚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卷十七
○欧阳永叔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
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既尽疑其臣，则必自用其所见。夫以疑惑错乱之意，而自用则多失。多失，则其国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则人主之意难回；争之切，则激其君之怒心，而坚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争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人，希旨顺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从而助之。夫为人主者，方与其臣争胜，而得顺意之人，乐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与之并力以拒忠臣。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入主无不昏也。
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臣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人。忠言人，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其与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臣闻《书》载仲虺称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又戒汤曰：自用则小。成汤，古之圣人也，不能无过，而能改过，此其所以为圣也。以汤之聪明，其所为不至于缪戾矣，然仲虺犹戒其自用。则自古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后得为治君明主也。
臣伏见宰臣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叶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尧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纪纲日坏，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其亦何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
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故宰相虽有大恶显过，而屈意以容之；彼虽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虽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亡道路，皆不暇顾，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言事者何负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谗邪很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今陛下用执中之意益坚，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胜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人，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将曰执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动摇，甚者则诬言事者欲逐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圣聪，乐闻斯言之顺意，不复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执中益坚。夫以万乘之尊，与三数言事小臣角必胜之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论梁适罪恶，陛下赫怒，空台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爱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恶之，拒之绝之。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爱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聪明，群臣善恶，无不照见，不应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尔。执中不知廉耻，复出视事，此不足论。陛下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时也？
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材，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则天下幸甚。
臣以身叨恩遇，职在论思，意切言狂，罪当万死。
○曾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疏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跻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天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
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约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通求厥宁。既定晋疆，钱俶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藩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人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馀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欷献。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宋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施议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访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宋英宗。
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过纵之诛，重误人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尝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巳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簇赍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核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天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馀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抱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鹭》，戒有《公刘》、《泂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置》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二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悟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
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泂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锯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卷十八
○苏子瞻上皇帝书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芴、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
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克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士皆虚浮？孔子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人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叱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
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贡‘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意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干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刀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司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荫，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晶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旧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
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