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4/12）-清-章学诚

（本文为《文史通义》第 4/12 部分）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後，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後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後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良良，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亻真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後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戒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後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ウ，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後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後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後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後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後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後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琢雕，红女之传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後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後，书必数倍於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後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
○感遇
古者官师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於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於师儒，於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於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时者，隐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为仕者，躬耕乐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犹不得也。故责古之君子，但欲其明进退之节，不苟慕夫荣利而已。责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沟壑、勇于丧元之守而後可；圣人处遇，固无所谓难易也；大贤以下，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难者也。
商鞅浮尝以帝道，贾生详对於鬼神，或致隐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韩非致慨於《说难》，曼倩言於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卒死於说，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於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後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於当时；工於遇而执持不当，见讥於後世。沟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驱於後。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於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颇、牧，而魏尚不免於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远；则非学术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汉武读相如之赋，叹其飘飘凌€，恨不得与同时矣；及其既见相如，未闻加於一时侍从诸臣之右也。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党，恶白居易者，缄置白氏之作，以谓见则使人生爱，恐变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郑畋之女，讽咏罗隐之诗，至欲委身事之；後见罗隐貌寝，因之绝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爱憎，自出於党私；才貌分去取，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然而世以学术相贵，读古人书，常有生不并时之叹；脱有遇焉，则又牵於党援异同之见，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於容貌焉；则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淳于量饮於斗石，无鬼论相於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咏《鹿鸣》而致嘉宾之意也。有所以起兴，将以浅而入深，不特诗人微婉之风，实亦世士羔雁之质，欲行其学者，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然而世之观人者，闻《关雎》而索河洲，言《鹿鸣》而求苹野，淑女嘉宾则弃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乐易而畏难，喜同而恶异，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十常八九也。有贱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惬於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雅乐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郑声，郑声工也。良苗不坏於蒿莱，而坏於莠草，莠草似也。学术不丧於流俗，而丧於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而簿正之法卒不废，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圣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後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民粒食计也。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後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後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传曰：“辞达而已矣。”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各误於所似。“诲人不倦”，非渎蒙也。“予欲无言”，非绝教也。“好古敏求”，非务博也。“一以贯之”，非遗物也。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虽夫子之圣，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卷四内篇四
○说林
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於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於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术同而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从，宗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两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文辞非古人所重，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期於尽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以谓後世谁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读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所补岂不大乎？
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询人端末，岂必责其亲闻见哉？张甲述所闻於李乙，岂盗袭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张甲述李乙之言，而声容笑貌，不能尽为李乙，岂矫异哉？
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盖尝观於山下出泉，沙石隐显，流注曲直，因微渐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观於孩提呕哑，有声无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详《释通》、《答客问》。）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详《方志》篇。）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详《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者，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则却齐之辞，谓出展禽可也，谓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师说而著书，友生因咨访而立解，後人援古义而敷言，不必讳其所出，亦自无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讥诃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讥诃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辞踬者，润丹青於妙笔；辞丰而学疏者，资卷轴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实，取资无足讳也。
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言破贼之利害，此意诚出曹洪，明取陈琳之辞，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陈琳为书，琳顷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轻其家邱，谓为倩人。”此掩著之丑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後可以运垂天之翼。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噫！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
诸子一家之宗旨，文体峻洁，而可参他人之辞。文集，杂撰之统汇，体制兼该，而不敢入他人之笔。其故何耶？盖非文采辞致，不如诸子；而志识卓然，有其离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虽入他人之代言，何伤乎！
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差；固矣夫！文士之见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饮醴，而独恨不得饮醴泉，甚矣！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於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於《汉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於《隋经籍志》注。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馀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谬矣。
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旗壁垒一新焉，固未尝物物而变，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袭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轮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车，莫不然也。东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义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古书断章取义，各有所用，拘儒不达，介介而争。）
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
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则贾术通於神明。知此义者，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风尚偏趋，贵有识者持之。）
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疗寒以热，热过而厉甚於寒；疗热以寒，寒过而厉甚於热。良医当实甚，而已有反虚之忧，故治偏不激，而後无馀患也。知此义者，可以拯弊而处中矣。
转桔槔之机者，必周上下前後而运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则前如坠，倍其挽，则後如跃，倍其力之所及，以为不及之地也。人之聪明知识，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
五味之调，八音之奏，贵同用也。先後尝之，先後听之，不成味与声矣。邮传之达，刻漏之直，贵接续也。并驰同止，并直同休，不成邮与漏矣。书有数人共成者，历先後之传而益精，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先後无争心，而同时有胜气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时难互喻也；先後有补救，而同时鲜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主义理者拙於辞章，能文辞者疏於徵实，三者交讥而未有已也。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三长难兼之论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私心据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则三者不相为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如类书本无深意，古类书，尤不如後世类书之详备，然援引古书，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贵宝矣。）古之疵病，可以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如《论衡》最为偏驳，然所称说，有後世失其传者，未尝不藉以存。）是则学之贵於考徵者，将以明其义理尔。
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悖者修辞之罪人，鄙则何以必远也？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於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辞，力不能胜，辞不鄙而悖於理，所谓五谷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辞轻，天下古今之通义也。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则妍媸好恶之公心，亦未尝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风，风者空之波，梦者心之华，文者道之私。止水无波，静空无风，至人无梦，至文无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时并作人畜、水火、男妇、老稚千万声态，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千万声态，齐於人耳，势必有所止也。取其齐於耳者以为止，故操约而致声多也。工绘事者，能於尺幅并见远近、浅深、正侧、回互千万形状，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千万形状齐於人目，势亦有所止也。取其齐於目者以为止，故笔简而著形众也。夫声色齐於耳目，义理齐於人心，等也。诚得义理之所齐，而文辞以是为止焉，可以与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为其半，而不可为其全者。偏枯之药，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药，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说见《吕氏春秋》。）天下有可为其全，而不可为其半者。樵夫担薪两钧，捷步以趋；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势不便也。风尚所趋，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归之中正而已矣。惧其不足夺时趋也，而矫之或过，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则是担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为尺，八尺曰寻。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积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亩，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集长易兴地。学问之事，能集所长，而不泥小数，善矣。
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汉廷重经术，卒史亦能通六书，吏民上书，讹误辄举劾。後世文学之士，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羲之俗书，见讥韩氏，韩氏又云：“为文宜略识字。”）岂後世文学之士，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风会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语，能为燕语者，必其熟游都会，长於阅历，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及至燕，则庸奴贱婢，稚女髫童，皆燕语矣。以是矜越语之丈夫，岂通论哉？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必谓五尺童子，其才识过於管仲、狐、赵诸贤焉，夫子之所不许也。五谷之与ㄗ稗，其贵贱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谷，犹逊有秋之ㄗ稗焉。而一时风会所趋者，诩然自矜其途辙，以谓吾得寸木，实胜彼之岑楼焉，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
王公之仆圉，未必贵於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以请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以为高，王公仆圉之类也。
“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然则有为之言，不同正义，圣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辞者，不察立言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
《春秋》讥佞人。（《公羊传》。）夫子尝曰：“恶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为邪僻之名矣。或人以为“雍也仁而不佞”。或人虽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且古人自谦称不佞，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荀子著《性恶》，以谓圣人为之“化性而起伪”。伪於六书，人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盖言天质不可恃，而学问必藉於人为，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谓诬圣为欺诳，是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诸子著书，承用文字，各有主义，如军中之令，官司之式，自为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灵修，庄周之因是，韩非之参伍，鬼谷之捭阖。苏张之纵衡，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佛家之根、尘、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冯暖问孟尝君，收责反命，何市而归？则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长，而强以徇焉，是犹方饱粱肉，而进以糠秕，方拥狐貉，而进以衤豆褐也。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吾见亦罕矣。
宝明珠者，必集鱼目。尚美玉者，必竞。是以身有一影，而罔两居二三也。（罔两乃影旁微影，见《庄子》注。）然而鱼目之易售，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珠玉无心，而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难变，而能随，能随易合也。珠玉自用，而听用，听用易惬也。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