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8/65）-未知-丁甘仁

（本文为《文心雕龙义证--》第 8/65 部分）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五〕唐写本「诗」下有「矣」字。《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一〕；春秋观志，讽诵旧章〔二〕，酬酢以为宾荣〔三〕，吐纳而成身文〔四〕。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五〕。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六〕。
〔一〕《说文》：「殄，尽也，绝也。」
《汉书艺文志六义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二〕《训故》：「《春秋左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赵孟名）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按此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范注：「春秋列国朝聘酬酢，必赋诗言志，然皆讽诵旧章，辞非己作，故彦和云然。」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正义：「反将公之所怨以为宾之荣宠。刘炫云：而公显然将比来之怨以为对宾之荣乐也。」
〔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对曰：言，身之文也。」《斟诠》谓吐纳，「彦和用作『吐属』、『谈吐』解，指讽诵诗篇而言」。诵诗是当时外交上的礼节，就招待外宾讲，是「以为宾荣」；就显出自己的才能讲，是「以为身文」。
〔五〕《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引）
范注引郝懿行曰：「按《汉志》以《骚》为赋，此篇以《骚》为诗，盖赋者古诗之流，《离骚》者含诗人之性情，具赋家之体貌也。」
〔六〕明李元阳《史记题评》卷六《始皇本纪》「使博士为僊真人诗」引刘勰云：「秦皇灭籍，亦造仙诗。」《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史记》：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梅注：「《史记》：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堕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训故》略同。
《札记》：「案上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凌云气，与天地久长。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范注：「《仙真人诗》不传。」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一〕，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二〕。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三〕，严马之徒，属辞无方。〔四〕
〔一〕梁启超云：「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汉书韦贤传》载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未知孰是。楚元王为高祖同母少弟。
〔二〕诗中说：「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偷。……曾不夙夜，以休令闻。……弥弥其失，岌岌其国。」希望楚王戊能「兴国救颠」。
《史通载文》篇：「至如诗有韦孟《讽谏》，……篇则贾谊《过秦》，……此皆言成规则，为世龟镜。」《说诗晬语》：「韦孟《讽谏》，在邹之作，肃肃穆穆，未离雅正。」「继轨周人」是说韦孟的诗能继承周代诗人讽谏的轨范。
《注订》：「《风》《雅》之体，盛于周人。泽竭诗亡，至汉由韦孟始复作也，故曰：继轨周人。」
〔三〕《古文苑》卷八《柏梁台》诗：「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语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柏梁台》诗每句押韵，一韵到底，故云「列韵」。
《时序》篇：「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竟鹜：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
《日知录》卷二十一：「汉武《柏梁台》诗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肆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
《古诗源》于《柏梁台》诗下注云：「《三秦记》谓《
柏梁台》诗是元封三年作，然梁孝王薨于孝景之世，又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更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其为后人拟作无疑也。不然，郭舍人敢狂荡无礼，而东方朔乃以滑稽语为戏耶？」
今人逯钦立《汉诗别录》二《柏梁台》诗（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考证载录《柏梁台》诗最早的古籍，是西汉旧记《东方朔别传》及《汉武帝集》，而非《三秦记》。《校注》：「按《柏梁台》诗顾炎武《日知录》谓出后人拟作，确为不易之论。但前代无有疑其为伪者。如……颜延之《庭诰》：『
《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御览》五八六引）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柏梁》初构，首属骖驾之辞。』（《类聚》五五引）……并其证。」
〔四〕严，梅注、范注以为严忌，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严恐为严助。《汉书严助传》云云，又《东方朔传》云云，与司马相如并举者，有严助而无严忌。又据《邹阳传》、《司马相如传》，严忌仅仕吴、梁，未仕汉武。」《斟诠》：「案助为忌子，相如与之先后同对，此处严，彦和盖混指其父子二人，不必泥实。」
《校注》：「《汉书礼乐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才略》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范注：「《玉台新咏》卷九载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出后人附会。」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诗品序》云：『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与此同。」
按《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注：「方，犹常也。」「无方」的意思是说没有常轨，不一定是缺点，看《时序》篇的上下文就可明白。叶氏所引《诗品序》中的话，似乎和本文不符。《校注》：「郊祀歌十九章中，有三言、四言或杂言（无完整五言），并无固定形式，故云『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一〕，朝章国采〔二〕，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三〕，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四〕。
〔一〕《汉书艺文志总序》：「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二〕《斟诠》：「朝章，指文士所作朝庙乐章，……国采，指乐府所采各地歌谣而被之管弦者，如『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是。」
〔三〕《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五言诗》：「《文心雕龙》曰：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不见有五言。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故甄录未及也。」范注：「彦和之意，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著名文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之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因为五言诗起自民间，歌谣乐府用五言的比较多。文人学士每每不重视这种新体，纵然有人作，也不自居其名。《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除「宁不知」三字外，通体五言，而李延年就是出身倡家。到了东汉，五言流行久了，文人才有仿作的。
〔四〕唐写本无「妤」字。《校证》：「《御览》『疑』作『拟』。按《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伪托，非尽陵制。』则『疑』读作『拟』，亦通。」锺嵘《
诗品序》：「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自王、扬、枚、马之徒，诗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他并不认为可疑。
《文选》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又苏子卿诗四首。七首中《玉台新咏》祗录苏武「结发为夫妻」一首，其余的都不录。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古文苑》所收的还有十首。大概唐朝所传的苏李诗，除《文选》中的七首以外，还有这十首。明冯惟讷《
古诗纪》则以前七首为原作，后十首为后人拟作。后十首中，李陵八首的末两首，《古文苑》祗录首次两联，下注「阙」字，可见唐时后半已经佚失。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却有末首的全文，说是「见《修文殿御览》」。苏李诗的全部资料如此。
苏轼《答刘沔书》：「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萧）统不悟。」章樵《古文苑注》引苏轼云：「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云：「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后来洪迈《容斋随笔》、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有类似的看法。按《
文选》卷三十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如果失去了作者的原名，后世一定认为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赠答的作品，苏李诗大概也是这一类的。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在《汉魏时代之美文》一篇中辨证得详明。近人马雍又撰《苏李诗制作时代考》，比较字法、句法、章法的体裁结构，推定苏李诗为魏晋人作（见《国文月刊》）。
《训故》：「《汉书》：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后畏飞燕之谗，求供养太后长信宫。《文选》婕妤《怨歌行》。」
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胡才甫《笺注》：「
按《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怨歌行》仍题班婕妤，无颜延年作，不知沧浪所据何本。」
《文选》李善注：「《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婕妤拟之。」
按陆机《婕妤怨》：「奇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明指此诗。纵然这首诗是后人拟作，也当在西晋以前，不可能出自颜延年的手笔。这里刘勰祗是说李陵、班婕妤的诗篇后代有人怀疑，他自己并没有肯定这些都是伪作。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一〕，孺子《沧浪》，亦有全曲〔二〕；《暇豫》优歌，远见春秋〔三〕；《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四〕；阅时取证〔五〕，则五言久矣〔六〕。
〔一〕《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本书《章句》篇：「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按《大雅绵》第九章通体五言。
〔二〕《孟子离娄》篇载孺子之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按歌中虽然有「兮」字，而实际上是以清、缨，浊、足押韵，所以说是「全曲」五言。
〔三〕《国语晋语》二：「优施乃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
〔四〕梅注：「『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曰：成帝时歌谣也。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除此以外，《汉书尹赏传》载成帝时长安中为尹赏作歌云：「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也是通体五言。
〔五〕「阅」，经历。「阅时取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证明。唐写本「证」作「征」。
〔六〕《诗品序》：「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
《文体明辨序说》：「论者以为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按刘勰所举，多是一鳞半爪，并非全体五言诗。成帝时童谣虽是通体五言，但不能算作「辞人遗翰」。刘氏之意大概是说西汉文士没有人作五言诗，至于五言歌谣，则行之久矣。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二〕比采而推〔三〕，两汉之作乎？〔四〕
〔一〕枚乘，字叔。《札记》：「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又有『
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矣。」
〔二〕唐写本「词」作「辞」。「冉冉孤生竹」一首，《文选》以为无名氏诗。《乐府诗集》题作《冉冉孤竹行》古辞，属杂曲歌辞。陈沆《诗比兴笺》卷一古诗十篇笺：「『冉冉孤生竹』首，刘勰谓：『《孤竹》篇，傅毅之词。』《后汉书》言毅少作《迪志》诗，又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作《七激》以讽。此诗犹是旨也。」许文雨《诗品释》：「可见旧本均题为古诗，彦和亦无断然之意也。」
〔三〕「比」，比较；比较其文采而推论。唐写本「采」作「彩」。
〔四〕赵万里《校记》谓：「唐写本『两』上有『故』字，『乎』作『也』。按《御览》五八六引『两』上有『固』字。『固』『故』音近而讹。疑此文当作『固两汉之作也』，今本有脱误。」按「固」「故」字通。
黄侃《诗品讲疏》谓刘氏出此言是「以枚乘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
《诗品序》：「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按《古诗十九首》内容很复杂，自然不是一时代，更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沈德潜说）。刘勰根据传说，把作者归之于枚乘，自己也是疑信参半。萧统认为这些诗失去作者姓名，于是编在李陵之前，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到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中的九首，加上作者枚乘的名字，这是没有确据的。现在把《古诗十九首》时代的可疑者，列举于后：
「西北有高楼」，骆鸿凯《文选学》：「据《洛阳伽蓝记》四以此楼为西明门外之西北高楼，则杨衒之不以为枚乘作也。」
「驱车上东门」，朱珔《文选集释》：「上东门乃洛阳之门，……长安东面三门，见《水经注》，无上东门之名。」又于「
遥望郭北墓」下释云：「盖洛阳北门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则此即谓北邙之墓矣。」黄侃《诗品讲疏》：「阮嗣宗《咏怀诗》注引《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有上东门按此东都城门名也。故疑东汉人之辞。」
「青青陵上柏」，诗中有「游戏宛与洛」句，《诗品讲疏》云：「古诗注曰：『《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案张平子《南都赋》注引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赋》曰：『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诗以宛洛互言，明在东汉之世。」《艺苑卮言》云：「宛洛为故周都会，但『
王侯多第宅』，周室王侯，不言第宅。『两宫』、『双阙』亦似东京语。」
「凛凛岁云暮」，骆鸿凯《文选学》：「诗云。『锦衾遗洛浦。』准以篇中地名，显然知为东汉之作也。」
「今日良宴会」，《北堂书钞》引以为曹植作，因「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不似西汉语。
「去者日已疏」、「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三首，《诗品上》：「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从《诗品》的上下文看来，似乎后两首也包括在「
四十五首」之中。
「迢迢牵牛星」，诗中有句云：「盈盈一水间。」顾炎武《日知录》：孝惠讳盈，枚乘诗「盈盈一水间」，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同样的情况还可以适用于
「青青河畔草」，因为诗中有「盈盈楼上女」之句。同样也适用于
「庭中有奇树」，诗中有「馨香盈怀袖」之句。
「行行重行行」，诗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徐中舒说西汉有「代马」、「飞鸟」对举的成语，然并不工切；东汉则有以「胡马」「越燕」对举者，有以「代马」「越鸟」对举者，均较工稳，《十九首》中亦有「胡马」「越鸟」之对，其非西汉人手笔可知（见《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
「生年不满百」，范注引朱彝尊《曝书亭集玉台新咏书后》云：「就《文选》第十五首而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则《西门行》古辞也。古辞：『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生愁怫郁？当复待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辞：『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而《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古辞：『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而《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明月皎夜光」，《诗品讲疏》云：「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这是根据《文选》李善注的说法，认为孟冬指夏历的七月，因为汉初是把夏历的十月作正月的。历来以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的，这句诗是重要的客观的证据。俞平伯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辨》，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他的结论说：「『玉衡指孟冬』指的是夏历九月中。说『指孟冬』该是作于夏历九月立冬以后，斗柄所指该是西北偏北的方位。这和诗中所写别的景物都无不合处。」劳干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解》，也根据古代天文算法，证明本诗时序先后一致。可见并不能根据这句诗证明为太初以前的作品。
根据以上各家考证，《古诗十九首》中时代可疑者，就有十四首之多。且《十九首》从表现方式来看，是那样的委婉曲折；从表现出的形式来看，虽然不像魏晋诗那样讲究对偶，但句法调法已经有一定的规范可寻，音节也比较流畅，这些都和西汉的四言诗大为不同。我们看到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倘若西汉景帝、武帝的时代已经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自然应当继续发展，绝不致中断二百年，到建安黄初年间才复兴起来。
观其结体散文〔一〕，直而不野〔二〕，婉转附物〔三〕，怊怅切情〔四〕，实五言之冠冕也〔五〕。
〔一〕「结体」，谓结构文体。「结」用作动词，如《时序》篇「
结藻清英」之例。范注：「散文犹言敷文。」颜虚心《文心雕龙集注》：「《广雅释诂三》：散，布也。」「布文」，即铺陈文采。
〔二〕《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第三条：「《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刘勰所谓「直而不野」是说《古诗十九首》虽然纯任自然，还是有一定的文采，并没有到「质胜文则野」的程度。
〔三〕本书《比兴》篇：「比者，附也。」「婉转附物」是说委婉曲折地比附事物。《物色》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胡寅《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曰：「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
皎然《诗式》：「《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汉魏人诗语，有极得《三百篇》遗意者：……『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衣带日已缓』，『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弃我如遗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弦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愁多知夜长』，『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出户独彷徨，忧思当告谁』，此《国风》清婉之微旨也。」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诗之妙在托，托则情性流而道不穷矣。……夫所谓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
「附物」的意思是说古诗善用比喻，如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等等，随手寄兴。至如「迢迢牵牛星」一首，纯粹是假借牛女为象，没有一字实写情感，而情感就寄托在其中。
〔四〕《御览》作「惆怅切情」。「怊怅」、「惆怅」义同。《楚辞七谏谬谏》：「然怊怅而自悲。」「切」，切合。「切情」谓深切表达内心的感情。
陈祚明《古诗选》卷三：「《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情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五〕《诗品上》：「《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沈德潜《说诗晬语》：「《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至于张衡《怨篇》〔一〕，清典可味〔二〕；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三〕
〔一〕《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见《文选》注、《太平御览》。」原诗云：「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远，我劳如何？」《御览》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
〔二〕《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雕龙》（《明诗》）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何焯云：「『典』，阎（若璩）作『
曲』，此以新刻校古书之弊。」赵万里《校记》：「案黄校改『曲』作『典』，与唐本及《御览》五八六引均合。」范注：「案作『典』字是。《怨诗》四言，义极典雅。」「清典」，谓清丽典雅。明梅鼎祚《汉魏诗乘》卷七引作「清曲可诵」。
《宋书谢灵运传论》：「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三〕「仙诗缓歌」无考。范注：「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一〕，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二〕；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四〕；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五〕，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六〕；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七〕；此其所同也〔八〕。
〔一〕《玉海》卷五十九引「踊」作「踊」。徐复《文心雕龙正字》：「按『踊』本当作『涌』。《程器》篇有『江河所以腾涌』句是正字，此以声同假用。」按《程器》篇的「腾涌」是形容江河的，此处「腾踊」二字不必说是假借也可以通。唐写本「踊」字作「跃」，意思也是一样的。
〔二〕「节」是节制，指挥。「纵辔以骋节」，就是放开辔头任意驰骋指挥，充分发挥笼络作用。
〔三〕《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魏志王粲传》：「王粲，字仲宣，……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咸着文赋数十篇。」《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四〕《集注》：「《文选》卷二十：曹子建《公燕诗》一首，王仲宣《公燕诗》一首，刘公干《公燕诗》一首，应德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卷二十二：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南齐书文学传论》：『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卷二十九：王仲宣《
杂诗》一首，刘公干《杂诗》一首，魏文帝《杂诗》二首，曹子建《
杂诗》六首，《情诗》一首。」
曹丕《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而不知乐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时序》篇：「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五〕谢灵运《拟邺中集刘桢诗序》：「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时序》篇：「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诗品》评刘桢诗也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建安之初，诗尚五言。七子之作，虽多酬酢之章，然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隐意蓄含，余味曲包，而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
〔六〕「造怀」，犹言遣怀。「指事」，叙述事物。感情强烈，自然不去追求纤巧。
《典论论文》：「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诗品》评刘桢诗也说：「雕润恨少。」
〔七〕唐写本「辞」作「词」。元刻本、弘治本「晰」作「哲」，徐校云：「当作晰。」自梅本以下改作「晰」。
〔八〕黄侃《诗品讲疏》：「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文帝弟兄所撰乐府最多，虽体有所因，而词贵独创，声不变古，而采自己舒，其余杂诗，皆崇藻丽，故沈休文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言自此以上质胜于文也。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英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见诸品藻，至文帝《与吴质书》始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盖五言始兴，惟乐歌为众，辞人竞效，其风隆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数可得而论矣。」
骆鸿凯《文选学》：「此则建安时代五言之蔚起，以及游览之作，公燕之篇，充盈艺苑，皆由魏文、陈思所倡导，七子和之，新进复步其后尘，雷同祖构，由是丕然成一代之诗风也。」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提出的看法不同，其中说：「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而露造迹。」皎然《诗式》：「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王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
及正始明道〔一〕，诗杂仙心〔二〕，何晏之徒，率多浮浅〔三〕。唯嵇志清峻〔四〕，阮旨遥深〔五〕，故能标焉〔六〕。若乃应璩《
百一》〔七〕，独立不惧〔八〕，辞谲义贞〔九〕，亦魏之遗直也。〔一○〕
〔一〕《校证》：「『及』原作『乃』，据唐写本、《御览》改。作『乃』，与下文『若乃』复矣。」「明道」，明老庄之道。
〔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时序》篇：「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仙心」，道家思想。
〔三〕《集注》：「《魏志》卷九《曹爽传》：『晏，何进孙，……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范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着五言诗以见志。」他的《拟古》诗，如鹤游太清，逍遥于五湖之间。所以说「诗杂仙心」。「率多浮浅」是说这种诗貌似深奥，而意实浮浅。
《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诗品序》：「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意思是说：从正始以来，玄谈之风盛行，诗艺就比较差了。
〔四〕「志」字，元明各本俱作「旨」。何焯校本「旨」改「志」，黄叔琳本从之。唐写本正作「志」。《文选》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
《诗品中》：「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清峻」，就是本书《风骨》篇所说的「风清骨峻」。《体性》篇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清」是清远，「峻」是峻烈。所谓清远，就是一种空灵高洁的境界。从《赠秀才入军十九首》之十六及《酒会诗七首》之一这两首中可以看出来。峻烈的诗可以《幽愤诗》为代表，这一篇是他入狱所作，心境愤慨，情不能已，秉笔直书，自然就脱去清远之气，而入于峻烈一途了。
〔五〕《集注》：「《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能属文，初不留意。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所重。」
《文选》阮籍《咏怀诗》李善引颜延年沈约等注云：「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世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江淹《拟咏怀诗》：「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诗品上》谓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诗晬语》卷上：「阮公《
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艺概诗概》：「阮嗣宗《
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陈子昂）《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嵇阮之诗，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阮诗之体也。」其实「遥深」即是《体性》篇所列八体之一「远奥」的风格。「阮旨遥深」是说阮籍为了避祸，写诗多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满，很难理解。鲁迅先生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六〕《太平御览》引无此句。《才略》篇：「皆文名之标者也。」「标」指标举，高出于众。
《中国中古文学史》：「《诗品》……与彦和所评相近，亦嵇阮诗体不同之证也。要之，魏初诗歌，渐趋清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故彦和评论魏诗亦唯推重二子也。」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正始中，何晏，嵇阮之俦也。嵇兴高邈，阮旨闲旷，亦难为等夷。论其代，则渐浮侈矣。」
〔七〕唐写本「一」作「壹」。《训故》：「《魏氏春秋》：齐王芳即位，曹爽辅政，多违法度。璩作《百一诗》以讽。」
《文选》应璩《百一诗》李善注：「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又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
〔八〕《易大过》象辞：「君子以独立不惧。」《注订》：「指讽谏曹爽，不惧其权势也。下『魏之遗直』句亦本此。」
〔九〕《诗大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本书《论说》篇：「必使时利而义贞。」
李充《翰林论》：「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本书《才略》篇：「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
《诗品中》谓应璩诗：「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黄庭鹄《古诗冶》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云：「
本讥朝士，而借己以讽，亦微而婉矣。」
〔一○〕《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
遗直」是说一个人直道而行，有古人遗风。
晋世群才〔一〕，稍入轻绮〔二〕，张、潘、左、陆，比肩诗衢〔三〕，采缛于正始〔四〕，力柔于建安〔五〕，或文以为妙〔六〕，或流靡以自妍〔七〕，此其大略也〔八〕。
〔一〕「世」字，《玉海》卷五十九引作「出」。
〔二〕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也可以代表当时人的看法。
〔三〕「张潘左陆」唐写本作「张左潘陆」。《诗品序》：「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但又云：「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与此所谓「比肩」稍异。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茂先、休奕，莫能轩轾；二陆、潘、张，亦称鲁卫。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锺记室季孟于潘陆之间，非笃论也。」
〔四〕《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五〕《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晋世尤尚绮靡。古人云：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御览》五八六引《三国典略》：「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诗品上》评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古诗源》评陆机诗云：「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曾毅解释其中的原因说：「汉魏之诗，多起于患难流离之际；两晋以后，则主供恬安娱乐之为。凡人当困穷之境，其操危虑深，发之于文学者，每多幽婉感怆，可兴可观。反是而乐丝竹，盛燕游，从容文藻之中，自镂肝斲肺，倾于精巧，故其所作，恒致密而少气骨，整秀而乏精神。风会之所趋，常足以致文章之升降，虽有豪杰，犹无奈何。晋代之文渐即繁缛，有由然矣。」（曾着《中国文学史》）
〔六〕「」同析。范注：「『文』，唐写本作『析文』，按『
析文』是。张迁、孔耽二碑『析』变作『』。《丽辞》篇：『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
〔七〕《校注》：「颜延之《庭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御览》五八六引）沈约答甄琛书：『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是『流靡』谓辞韵调和也。」《时序》篇：「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诗品中》评张华云：「巧用文字，务为妍合。」《诗品上》评张协云：「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李充《翰林论》：「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绣縠。」《世说文学》篇注引孙兴公云：「潘文澜若披锦，无处不善。」（《诗品》引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
〔八〕《孟子滕文公》：「此其大略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一〕，嗤笑徇务之志〔二〕，崇盛忘机之谈，〔三〕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四〕，而辞趣一揆〔五〕，莫与争雄〔六〕，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七〕。
〔一〕《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盛，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时序》篇：「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骆宾王《和学士闺情诗启》：「爰逮江左，讴谣不辍。非有神骨仙才，专事玄风道意。」《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于此句下注云：「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
〔二〕唐写本「嗤」作「羞」，「徇」作「侚」。按「徇」与「殉」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献身。司马迁《报任安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徇务」，献身于急务。干宝《晋纪总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三〕《校证》：「『忘』原作『亡』，唐写本、梅六次本、徐校本、张松孙本、谭校本、《御览》作『忘』，……今据改。」按作「
忘机」是。「忘机」指忘记人世一切机巧之事的一种淡泊宁静的心境。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四〕《训故》：「《晋书》：孙绰，字兴公，太原人。领著作郎，迁廷尉卿。《文选》又有晋孙楚诗，然此云江左，乃绰也。」《才略》篇：「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世说文学》篇注引《晋阳秋》：「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兹引袁、孙诗各一首以见一斑。
袁宏《从征行方头山》：「峨峨太行，凌虚抗势。天岭交气，窈然无际。澄流入神，玄谷应契。四象悟心，幽人来憩。」
孙绰《答许询诗》其一：「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五〕「揆」，道也。《孟子离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文辞趋向于同一的道路，指「溺乎玄风」而言。唐写本「辞」作「
词」，「趣」作「辄」。
〔六〕唐写本「与」作「能」。《世说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学者悉化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下》：「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南齐书文学传论》：「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江左诗文，溺于玄风。辞谢雕采，旨寄玄虚。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故孙、许、二王，语皆平典，由嵇、阮而上溯庄周，此南文之别一派也。」
〔七〕唐写本「俊」作「」。《才略》篇：「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世说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诗品序》：「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凡仙游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陈祚明曰：「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乃在选语奇杰，非关命意。《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若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
《艺概诗概》：「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遯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黄侃《诗品讲疏》：「东晋玄言之诗，景纯实为之前导，特其才气奇肆，遭逢险艰，故能假玄语以写中情，非夫钞录文句者所可拟况。若孙、许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伽陀；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览《兰亭集》诗，诸篇共恉，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达志抒情，复将焉赖！谓之风骚道尽，诚不诬也。」
按郭璞所作《游仙诗》十四章，直抒胸臆，变永嘉平淡之体，无潘、陆华丽之风。虽然题作《游仙》，而实际上和阮籍《咏怀》、左思《咏史》同一用意。《诗品中》评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翫，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实，「词多慷慨，乖远玄宗」正是郭璞《游仙诗》的优点。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三〕，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四〕此近世之所竞也〔五〕。
〔一〕《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晋世尤尚绮靡，……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憔悴矣。」
〔二〕《诗品序》：「谢客山水，……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王士祯《渔洋山人文略》卷二《双江唱和集序》：「《诗》三百五篇，于兴观群怨之旨，下逮鸟兽之名，无弗备矣。独无刻画山水者，间亦有之，亦不过数篇，篇不过数语，如『汉之广矣』，『终南何有』之类而止。汉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刘勰认为宋初山水诗的兴盛，正是对萌芽于正始，滥觞于江左的玄言诗的否定。再者，山水诗的发生，和庄老思想也不是没有关系。《缀补》云：「案谢灵运诗喜用老、庄，而此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盖山水诗化庄、老入山水，一扫空谈玄理，淡乎寡味之风也。」加上江南佳丽之地，诗人多放浪山林，漱流枕石，习染既久，刻画自工。这对于山水诗的形成也有帮助。
〔三〕《诗品上》评谢灵运诗云：「尚巧似……颇以繁富为累。」《诗品中》评颜延之诗云：「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按雕镂之巧，始于颜谢，对偶之习起源于此。
〔四〕「情」在此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情感等等。《诗品上》评谢灵运诗云：「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皎然《诗式》：「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黄庭鹄《古诗冶》卷十三引冯时可评曰：「康乐设奇托怪，钩深抉隐，穷四时之变，极万物之类。」
黄侃《诗品讲疏》：「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洗荡庸音，于此假涂，庶无迷路。世人好称汉魏，而以颜谢为繁巧，不悟规摹古调，必须振以新词，若虚响盈篇，徒生厌倦，其为蔽害，与剿袭玄语者政复不殊。以此知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矣。」表面看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似乎有伤刻饰，流为繁巧，但这是对于玄言诗矫枉的必然结果。
〔五〕本书《定势》篇：「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物色》篇：「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李谔《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江左齐梁……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刘勰对于当代文学的新趋势，看得很清楚。在这趋势里，虽然也创立了一些新鲜的局面，而主要的弊病是缺乏内容。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一〕；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一〕赵氏《校记》谓：「唐写本『监』作『鉴』。按《御览》五八六引亦作『鉴』，与唐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