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183）-清-永瑢

（本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18/183 部分）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以《仪礼》十七篇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而独无飨礼。然其见於《周官》、《春秋传》、《礼记》者，犹可得而考。元吴澄作《纂言》及《考注》，尝有《补经》八篇，《补传》十篇，独於飨礼之文未有特著。盖缘《聘》、《觐》篇中俱兼及飨食，谓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飨之为礼也，大非一聘觐所能该。有祭帝、祫祭之大飨，复有天子享元侯，两君相见及凡飨宾客之不同。使不自为一篇，则虽诸书可考，亦无自而察其全。因据《周官》宾客之礼，联事而比次之。并取《左传》、《礼记》中相发明者，条注於下，为《补飨礼》一卷。考敖继公《仪礼集说序》曰“《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则是逸之也。”云云，据其所考，则《仪礼》本有《飨礼》一篇，《经》文可证。锦之所补，非属凿空。且是编以《周官》为宗，《经》固《仪礼》纲领。以经补经，固无訾於不类。至於分注之传记，证佐天然，咸有条理，尤非牵强附会之比。至荐笾、不荐笾之异文，庭燎、门燎掌於阍人、甸人之殊说，并两存其义，不生穿凿，亦胜於空谈臆断之学。虽寥寥不满二十叶，而古典所存，足资考证，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废也。
△《礼经本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德晋撰。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丙午举人，乾隆初以杨名时荐官司务。是书前十六卷皆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所辑《逸礼》八篇，皆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间出新义。如《士冠礼》文：“白屦以魁柎之。”郑《注》：“魁，蜃蛤。柎，注也。”盖以蛤灰柎注於屦，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乃引万斯大之说，谓“魁以木为之。明时巾帽以木为范，名曰魁头，盖本於此。”殊不免杜撰无稽。然如《士冠礼》《经》文曰：“即筵坐栉，设笄。”
敖继公以为固冠之笄。德晋则谓：“笄有二种，一是髻内安发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此未加冠，明是安发之笄，继公所说为误。”则亦颇辨析精密，为前儒所未及也。
△《宫室考》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详核。惟谓房东为东厢，西为西厢。北牖、东牖、西牖南户属诸堂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堂上东西墙曰序，序东为东夹室，西为西夹室。南墉、东墉、西墉北户偏诸东，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如其所说，则东西厢在房之东西。东西夹室在堂之东西。东西厢之南，东西夹室之北，则四东西堂矣。然考之经传，实全无根据。《仪礼觐礼篇》《注》曰：“东厢，东夹之前，相翔待事之处。”《特牲馈食礼》《注》曰：“西堂，西夹之前，近南，”《疏》曰：“即西厢也。”《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郭璞《注》曰：“夹室前堂。”据此，则东西厢即东西堂，明在东西夹室之前，而启运谓在东西夹室之后，误矣。《公食大夫礼》曰：“公揖退于厢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注》云：“厢东夹之前，俟事之处，受束帛于序端。”盖东厢即接序端，公当于序端受东帛，故先立于东厢以俟之。地近则事便也。若东厢在东房之东，夹室之北，则南距序端，中间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则往来不便孰甚焉？是证以《经》文，无一相合。又《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於东厢听。”颜师古注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若东厢僻在房东，远在夹北，则又何从侧耳听乎？又《金日磾传》：“莽何罗从外入，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盖从东堂趋室内，故云从外入也。若东厢在房东夹北，则是从内出矣。《后汉书周举传》：“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则东厢不应在房东夹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无一相合。且《仪礼燕礼》：“小臣共槃匜在东堂下。”《注》曰：“为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盖降东阶就槃匜，故共槃匜在东堂下，就近也。启运谓东堂在东夹北，则是公降盥于东夹北之堂下，岂《经》义乎？又《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
《注》曰：“近西壁，南齐于坫。”如东堂在东夹北，则《注》於堂下当云北齐于坫矣。启运不究《仪礼》全经，自立新说，故其失如此。又谓周之为学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东胶，左之后曰东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后曰虞庠。於四郊先为四国学：南之东曰东胶，北之东曰东序，南之西为瞽宗，北之西为虞庠。
今考周太学曰东胶，在公宫南之左。小学曰虞庠，在西郊。见於《王制》《注》。
三代之学，所在无文。至刘敞始谓辟廱居中，其北为虞学，其东为夏学，其西为殷学。至陆佃《礼象》始谓辟廱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启运盖袭其说，遂谓四代之学皆在学中，而不考其无所出。又《三礼义宗》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在东郊谓之东学，在南郊谓之南学，在西郊谓之西学，在北郊谓之北学。故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据此，则周特为虞庠於四郊，而启运谓并立东序、瞽宗於郊，尤为特创，不足据也。他若谓宗庙在雉门内，引《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穀梁传》“礼，送女，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如此之类，则颇为精审，可以与郑《注》相参矣。《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能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中间有疵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穷经之目矣。
△《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是编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於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各为节次。每节皆先撮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较之黄榦所续《祭礼》，更为精密。
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视濯”节曰：“饔人溉鼎，廪人溉甑甗，司宫溉豆笾及勺爵。”今考《周礼天官世妇》曰：“掌祭祀之事，帅女官而濯溉，为齐盛。”
贾《疏》谓：“《少牢》濯溉以饔人、廪人、司宫者，彼大夫家无妇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礼，有妇官，与彼异。”启运此书，既推天子之礼，而仍据《少牢》之文。则《世妇》“帅女官濯溉”之文，遂无归宿。又“列位”节，启运谓：“同姓皆在阼阶，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则於一世中自西而东，以尊卑为序。
盖世异则子不可先父，世同则弟不妨先兄。观《中庸》於燕毛言序齿，则昭穆不序齿可知。”案同姓之位，旧说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庙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谓：“同姓无爵者从昭穆，有爵者则以官，与公侯列西阶。”孔意盖欲使《中庸》与《文王世子》二义并归一义，其说尚为意测。《祭统》曰：“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舆穆齿，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之序。”
《注》曰：“昭穆犹《特牲少牢馈食礼》之众兄弟。”则兄弟赐爵以齿，其位亦以齿，确有明文。启运不用孔义，又不用郑义，别创昭穆不序齿之说，与《经》义殊为不合。又《正祭篇》有“荐币”节，自注云：“据薛氏礼图，郑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礼诸侯迁庙礼》为据。”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与宗庙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祼将之事。”贾《疏》云：“赞玉币爵，据祭天。
而下云祼将，是据祭宗庙。”则赞币非祭宗庙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币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据祀五帝也。惟《诸侯迁庙礼》有云：“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今考宗庙之礼，惟告奠有币，而祭无币。故《曾子问》曰：“凡告用牲币。”《注》曰：“牲当为制字之误也。制币一丈八尺。”
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币。”《诸侯迁庙礼》明云：“成庙将徙，敢告。”
又云：“告事毕，乃曰择日为祭焉。”则告礼而非祭礼明甚。而启运以之证宗庙正祭，亦为牵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笾二，糗饵粉餈，羞豆二，酏食糁食。内饔赞荐。”自注云：“孔《疏》但云内饔荐，兹据薛氏《礼图》。”今考《内饔职》曰：“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无荐内羞明文，孔《疏》亦无所出。又《春官内宗》曰：“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笾。”夫加豆笾隆於内羞，王后已不亲荐，况内羞乎？启运沿薛图之误，亦为失考。然大致综核诸家，首尾融贯，极有伦要。如后荐朝事豆笾，启运列在纳牲之前，薛图列在三献之后。今考《内宰疏》曰：“王出迎牲，时祝延尸于户外之西，南面。后荐八豆笾，王牵牲入。”则启运之说确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其下云：“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据此，则朝事荐豆笾贾《疏》列在纳牲之前甚确。薛图舛谬，亦复显然。又后荐馈食之豆笾，启运列在五献之前，薛图列在五献之后。今考郑《司尊彝注》曰：“馈献荐孰时，后于是荐馈食之豆笾。”云“荐孰时”，则其时初荐孰而未及五献甚明。故《少牢礼》主妇荐韭菹、醯醢、葵菹、蠃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馈食荐豆笾必不在五献以后。凡此之类，启运考正薛图之误，俱精核分明。存而录之，与《续仪礼通解》亦可以详略互考焉。
△《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朱子《仪礼释宫》一篇（案《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於朱子集中。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其原书所称，而附著其故於此），为之详注，多所发明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而考证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郑《注》谓大夫、士无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决。考《诗正义》曰：“《乡饮酒义》：‘尊於房户之间，宾主共之。’由无西房，故以房与室户之间为中。又《乡饮酒礼》：‘席宾于户牖间。’《乡饮酒义》曰：‘坐宾于西北。’则大夫、士之户牖间在西，而房户间为正中明矣。”此大夫、士无西房之显证。
永乃谓：“宾坐户牖间，主人自阼阶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宾於西北。其实在北而正中。”不知《乡饮酒义》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东北。”若以永说推之，则《乡饮酒礼注》所谓主席阼阶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其东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乡饮酒礼》所谓僎席在宾东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东北也。其说殊有难通。且《乡饮酒义》亦云：“主人坐于东南。”即知坐宾西北。自据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
又《诗斯干》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郑《笺》谓天子之寝左右房，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永谓《诗》“南东其亩”，谓或南其亩，或东其亩，与此“西南其户”，语势正同。此燕寝室内或开西户以达於东房。考燕寝西户之制，不见於《经》。《玉藻》曰：“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则燕寝也。而《注》以当户为向明，则燕寝之户南向也。即以汉制考之。《汉书龚胜传》云“胜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若为西向之户，则入户即东行矣。然则燕寝户皆南向，同於正寝。西向之说，略无所据也。其他若谓东夹、西夹不当称夹室，《杂记》、《大戴礼》夹室二字乃指夹与室言之，本各一处，《注》、《疏》连读之，故相沿而误。又谓门屏之间曰宁，乃路门之外，屏树之内。邢《疏》前说为得，其后说又以为路门之内，则误。又谓李巡《尔雅注》“宁，正门内两塾间”，乃与《诗》之“著”义同，非门屏间之“宁”也。如此之类，不可殚举。其辨订俱有根据，足证前人之误，知其非同影响剽掇之学矣。
△《仪礼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书取《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为之疏笺，各数十条。每篇后又各为监本刊误。卷末附《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颇为精核。如谓牲二十一体兼有髀，《周礼》《内饔》及《士昏礼》两《疏》，乃不数髀，陈祥道则去髀而用觳，殊为舛误；又谓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胁、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记》云“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膉”；折亦谓之折俎，则脊胁亦折可知；又辨万斯大解缁布缺项及庙寝之误；又辨《士丧礼》“众主人在其后”郑《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为众子，是斩衰之亲，敖继公谓齐衰、大功之亲殊误；又谓“妇人侠床东面”郑《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谓死者之妻，万斯大乃云凡《仪礼》丧祭称主妇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郑义：凡斯之类，其说皆具有典据，足订旧义之讹。其中过於推求，转致疏舛者。如《士冠礼》注：“今时卒吏及假吏也。”彤谓《后汉志》司隶校尉、州刺史并有假。刘昭注引《汉官》：“雒阳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后汉书光武纪》有“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百官志》谓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廷尉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司隶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假佐。佐即吏也，故《志》称佐吏以下，则郑《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误。又《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注》云：“荣，屋翼也。”《释宫》引《说文》：“屋梠之两头起者为荣。”梠即檐也，檐之东西起者乃曰荣。彤据此，指郭璞《上林赋注》所云“南荣，屋南檐”者为误。考《景福殿赋》曰：“南距阳荣，北极幽崖。”是南檐通名荣之显证，亦不得云郭《注》为误。又《士丧礼》：“牢中旁寸。”《注》云：“牢读为楼。”彤虽深信郑《注》，而终以牢读为楼无他证。考焦延寿《易林》曰：“失志怀忧，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补牢，无益于忧”为韵。《淮南子本经训》：“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高诱《注》曰：“牢读如屋霤之霤，楚人谓牢为霤。”盖萧肴豪尤四韵，古音本通，郑《注》即从当时之读。又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至鄯善，入牢兰海。”牢兰即楼兰，尤与郑《注》暗合。彤疑无证，是未深考。
又《丧服》曰：“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斩衰括发以麻，则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卻绕紒，如著惨头焉。”彤不取此《注》，别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之说，谓斩衰麻髽、齐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则髽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条《注》中“紒，露紒”之文以证麻布二髽外别为一露髻之髽。不知郑《注》虽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丧礼》亦同。盖《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项却交於额，则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丧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郑《注》以髽服三年之髽为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诬矣。彤安得据以攻郑耶？然自此数条之外，则大抵援据淹通，无可訾议。盖彤三《礼》之学亚於惠士奇，而醇於万斯大。此书所论，亦亚於所作《周官禄田考》，而密於所作《尚书小疏》焉。
△《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龙里县知县。是书成於乾隆丁卯。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浙江遗书总录》作十七卷，且称积帙共二千馀翻。为卷仅十七者，案《经》篇数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横隔也。
然此本目录列十七卷，书则实四十卷。盖终以卷轴太重，不得已而分之。《总录》又称末附《勘正监本石经》，补顾炎武、张尔岐之阙。此本亦有录而无书，岂《总录》但据目录载之欤？其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经》、《传》混淆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编《经》自为《经》，《记》自为《记》，一依郑氏之旧。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写混淆者，则从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锢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证尤详。虽持论时有出入，而可备参考者多。在近时说礼之家，固不失为根据之学矣。
○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车垓撰。垓字经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从兄若水皆受业於季父安行，安行受业於陈埴，埴受业於朱子。故垓是书，一仿文公《家礼》而补其所未备。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凡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皆推阐明晰，具有条理。牟楷《序》谓《家礼》著所当然，此释其所以然。盖不诬也。朱彝尊《经义考》曰：“车氏书，余所储者阙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緦麻》。卷九为《深衣疑义》。”其标题则仍称九卷，注“存”，而不注“阙”。盖未敢断后二卷之必佚。然今所传写，皆与彝尊本同，则此二卷已佚矣。据马良骥所作垓《行状》，其《深衣疑义》本别为一书，特附录於此书之后。良骥所举，用皇氏广头在下之《注》，以续衽为裳之上衣之旁者，说亦颇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第二，官至刑部尚书。是编乃其家居读《礼》时所辑。归田以后，又加订定，积十馀年，三易稿而后成。於《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於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立纲统目，其大端有八：一曰丧期、二曰丧服、三曰丧仪节、四曰葬考、五曰丧具、六曰变礼、七曰丧制、八曰庙制。丧期历代异同则有表，丧服暨仪节、丧具则有图。缕析条分，颇为详备。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於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殁。然是书蒐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於是焉。
──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於《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
卷二十一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虙撰。虙，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虙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虙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虙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亻朁圣之议。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云庄其号也。是书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初，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书，又在延祐之后，亦未为儒者所称。明初，始定《礼记》用澔注。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澔注为主，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於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颇为论者所讥。然朱子注《诗》“騋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汭”引《尔雅》“水北曰汭”，《尔雅》无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澔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以陈澔《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鈇之疑。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陈澔《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彖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后。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延祐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澔《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
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惟《礼记》一经，於陈澔《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己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后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袪，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袪，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袪。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袪，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是编因陈澔《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澔所误者谓之“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并不载焉。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诘者亦多也。凡澔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澔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月令》“群鸟养羞”，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澔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爱不能割之故。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澔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澔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澔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酳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緆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悫曰：“褎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