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10/56）-梁-沈约

（本文为《宋书》第 10/56 部分）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始四岁，傍亲服制有疑。”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并云“宜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由追赠，异于已受茅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觿，未阙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殇礼。”诏：“景远议为允”。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参议并同。
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文、景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
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系于木表，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既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夹，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临轩，遣使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太常丞虞愿等同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称：“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于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参详休仁议为允。诏可。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于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燮之议：“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妃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于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余亲。况皇太后妃贵亚相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参议以燮之议为允。太妃于国亲无服，故宜缘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体例，王合如国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议：“‘母以子贵’，虽《春秋》明义，古今异制，因革不同。自顷代以来，所生蒙荣，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嫔御，故宜见尊于蕃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国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硃膺之议以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谓传国君母，本先公嫔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绩重勋，恩所特锡，时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议参议，以蔚之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丧，无嗣，求进次息为世子。检无其例，下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案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连卒，以次子辑拜世子。先代成准，宜为今例。”博士傅郁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斯行。仲子舍孙，姬典攸贬。历代遵循，靡替于旧。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孙之谓。愚以为次子有子，自宜绍为世孙。若其未也，无容远搜轻属，承纲继体，传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称情典。”曹郎诸葛雅之议：“案《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均则贤，义均则卜’。古之制也。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据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窃所允安。谓宜开许，以为永制。”参议为允。诏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无国母除太夫人例。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下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博士程彦议以为：“五等虽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号得从，子男于亲，尊秩宜显。故《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固知从子尊与国均也。彦参议，以兴之议为允。除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诏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并为应以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立锴。右丞徐爰议谓：“礼后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诸侯世及，《春秋》成义。虔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薨没无子，犹列昭穆。立后之日，便应即纂国统。于时既无承继，虔季以次袭绍。虔嗣既列庙飨，故自与世数而迁，岂容蒸尝无阙，横取他子为嗣！为人胤嗣，又应恭祀先父。案礼文，公子不得祢诸侯。虔嗣无缘降庙就寝。铣本长息，宜还为虔季世子。”诏如爰议。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既无尽然定则，准承有疑。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诏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翙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翙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盘，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黄皞，前史无其义。史臣按，《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贱，与君同，不嫌也。”夫硃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皞，以示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张超与陈公笺，“拜黄皞将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度门阃乃纳屐。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及《汉旧仪》，然则并有敬也。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板入皞，至坐，蕃不夺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皞宜省。”然后敬止在门，其来久矣。
志第六礼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礼官博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于礼，自可从实而阙。臣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瓚稞尸，大宗伯执璋瓚亚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怀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稞，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
太常丞硃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于礼未详。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并同膺之议。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谓膺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曰：‘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圆丘。是犹用圆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祀不异，愚谓不宜重告。”
曹郎硃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圆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所谓禘也。祈谷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已告日，而以事不从，禋祀重敬，谓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右丞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郊克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血告泬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众议不同。参议：“宜依《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尚书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参议为允，诏可。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议。”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议：‘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于义为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缘谘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议：‘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已，未显后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通关八座，同延秀议。”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还复同日，间年一修。
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则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鲂告高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
晋成帝立二郊，天郊则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则四十四神，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祗，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蒸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飨帝严亲，今实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祗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跻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宣摄内外，详依旧典。”诏可。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时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诏曰：“郊祀礼典所重，中间以军国多事，临时有所妨废，故每从奏可。自今方外事简，唯此为大，亲奉禋享，固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顾和启：“宜还，更克日。”诏可。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飞声。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圣灵昭俗，内穆四门，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裁礼兴稼穑之根，张乐协四气之纪。匡饰坟序，引无题之外；旌延宝臣，尽盛德之范。训深劭农，政高刑厝。万物棣通，百神荐祉。动协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纬上灵，动殖下瑞，诸侯轨道，河溓海夷。朕仰凭洪烈，入子万姓，皇天降祐，迄将一纪。思奉扬休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姬典，经始明堂，宗祀先灵，式配上帝，诚敬克展，幽显咸秩。惟怀永元，感慕崩心。”
有司奏：“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頠，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頠之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巳，爽垲平暢，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降，至于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禋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乃依頠议，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来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寻旧南郊与明堂同日，并告太庙。未审今祀明堂，复告与不？”祠部郎王延秀议：“案郑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异处，以避后稷。’谨寻郊宗二祀，既名殊实同，至于应告，不容有异。”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
魏明帝世，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从所由于前，谨遗迹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其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
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魏舒、尚书刘实、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瓘等又奏：“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自黄帝以前，古传昧略，唐、虞以来，典谟炳著。三王代兴，体业继袭，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汉、魏，而质文未复。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唯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之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号前载，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图》、《洛书》之征，不是过也。加以驺虞麟趾，众瑞并臻。昔夏、殷以丕崇为祥，周武以乌鱼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应，备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代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瓘等又奏：“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茫茫禹迹，今实过之，则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礼地祗，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政刑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期，天命之应；济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可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民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礼。至于克定岁月，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请写诏及奏，如前下议。”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乂，与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勿复为烦。”瓘等又奏：“臣闻唐、虞二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协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弘治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复纷纭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民省方’，《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蕃，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言，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壹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民望绝塞，以为分外，其日久矣。大业之隆，重光四叶，不羁之寇，二世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奉大化，目睹太平，至公之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上复诏曰：“所议诚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惟皇天崇称大道，始行揖让。迄于有晋，虽聿修前绪，而迹沦言废，蔑记于竹素者，焉可单书。绍乾维，建徽号，流风声，被丝管，自无怀以来，可传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灭，鲜义浇而德宣，钟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丘》、《索》著明者，尚有遗炳。故《易》称先天弗违，后天奉时。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风化大洽，光熙于后。炎汉二帝，亦踵曩则，因百姓之心，听舆人之颂，龙驾帝服，镂玉梁甫，昌言明称，告成上灵。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终素德，山龙启符，金玉显瑞，异采腾于轸墟，紫烟蔼于邦甸，锡冕兆九五之征，文豹赴天历之会。诚二祖之幽庆，圣后之冥休。道冠轩、尧，惠深亭毒；而犹执冲约，未言封禅之事，四海窃以恧焉。臣闻惟皇配极，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临黔首，协和穹昊，膺兹多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振八区，拯已溺之晋，济横流之世，拨乱宁民，应天受命，鸿徽洽于海表，威棱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述业兴礼，正乐颂，作象历，明达通于神祇，玄泽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运屯否，三才湮灭，乃龙飞五洲，凤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断出人鬼之表，庆烟应高牙之建，风耀符发迹之辰，亲翦凶逆，躬清昏，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承业继绪，拓复禹迹，车一其轨，书罔异文者，同年而议哉！今龙麟已至，凤皇已仪，比李已实，灵茅已茂，雕气降雾于宫榭，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积穗于殿甍，连理合干于园御，皆耀质离宫，植根兰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赪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涂之谒，抗驿绝祖之奏，彪炳杂沓，粤不可胜言。太平之应，兹焉富矣。宜其从天人之诚，遵先王之则，备万乘，整法驾，修封泰山，瘗玉岱趾，延乔、松于东序，诏韩、岐于西厢，麾天阍，使启关，谒紫宫，朝太一，奏《钧天》，咏《云门》，赞扬幽奥，超声前古，岂不盛哉！伏愿时命宗伯，具兹典度。”诏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绝业，德薄勋浅，鉴寐崩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恧乎犹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礼祇谒神，朕将试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
臣闻崇号建极，必观俗以树教；正位居体，必采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圣，咸由厥道。玄勋上烈，融章未分，鸣光委绪，歇而罔臧。若其显谥略腾轨，则系缀声采，征略闻听。爰洎姬、汉，风流尚存，遗芬余荣，绵映纪纬。虽年绝世祀，代革精华，可得腾金彩，奏玉润，镂迹以熏今，镌德以丽远。而四望埋禋歌之礼，日观弛修封之容，岂非神明之业难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讫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详固洪声。岂徒深默修文，渊幽驭世而已。谅以縢非虚奏，书匪妄埋，击雨恕神，淳廕复树，安得紫坛肃祗，竹宫载伫，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宝纬初基，厌灵命历，德振弛维，功济沦象，玄浸纷流，华液幽润，规存永驭，思详树远。
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景望震凝，采乐调风，集礼宣度，祖宗相映，轨迹重晖。圣上韫箓蕃河，伫翔衡汉，金波掩照，华耀停明，运动时来，跃飞风举，澄氛海、岱，开景中区，歇神还灵，颓天重耀，储正凝位于兼明，哀岳蕃华于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系发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饰令详仪，纂综沦芜，搜腾委逸，奏玉郊宫，禋珪玄畤，景集天庙，脉壤祥农，节至昕阳，川丘夙礼，纲威巡止，表绥中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风。于是涵迹视阴，振声威响，历代之渠，沉□望内，安侯之长，贤王入侍，殊生诡气，奉俗还乡，羽族卉仪，怀音革状，边帛绝书，权光弛烛。天岱发灵，宗河开宝，崇丘沦鼎，振采泗渊，云皇王岳，离藻□汉，并角即音，栖翔禁御，衮甲霜味，翾舞川肆，荣泉流镜，后昭河源，故以波沸外关，云蒸内泽。若其雪趾青毳，玄文硃彩，日月郊甸，择木弄音，重以荣露腾轩，萧云掩阁，镐颍孳萌，移华渊禁，山舆伫衡，云鹣竦翼，海鲽泳流，江茅吐廕。校书之列，仰笔以饰辞，济、代之蕃，献邑以待礼。岂非神勰气昌，物瑞云照，蒱轩龟轸，□泉淳芳。